畅销书里的中国⑥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6本
“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于任何事情的真相，有相当的饥渴。文革结束以后，从前被遮蔽和掩盖的很多事情，人们需要知道。所以《唐山大地震》，（作家）理由说‘这是一个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它）是新闻，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闻。因为它被封冻，冻在冰箱里面了。现在拿出来解冻，一解冻后就引起了解冻效应。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前宣传的核心不是灾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灾难中人的命运，而是救灾，是外面的给予。外面的给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对于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其实报道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能够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死了 24 万人的唐山大地震，究竟发生了什么——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地震发生后有着百万人的唐山和周边震区人们是如何渡过灾难的？
地震过了将近 10 年的时候，《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成为 1986 年的十大畅销书。再隔多年，钱钢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谈了这本从此成为他身上一个最重要标签的书的写作初衷。
这一切，始于 33 年前《解放军文艺》杂志的编辑陶泰忠“一个大胆的决定”。 1984 年，陶泰忠邀请当时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四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杂志则为每个人拿出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
那年，钱钢 31 岁，是四位被邀请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前，他和江永红合写了《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两篇报告文学。前者写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后者记录当时的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两部作品先后获第二届（1982年）和第三届（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时，陶泰忠建议，两年后恰好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钱钢可以试着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文章主题则和当时的时代气氛相吻合，写唐山的重建，突出改革。比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改革推行责任制。那这家企业就应该作为重点采访对象报道。
此时，钱钢从《解放军报》离职进修，刚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久。那时，著名作家徐怀中任系主任，擅长教学。班里共 35 人，气氛自由。除了钱钢，还有如今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的成名作《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也是在这个班学习过程中写就的。诺奖演说中，莫言还特地感谢了徐怀中。
正在思考毕业作品的钱钢自然也把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 8 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 23 岁的军人钱钢就来到了灾区救灾，“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当时，钱钢只是上海《朝霞》杂志的一名编辑，是个完全“长在红旗下”“又红又专”的文学青年。《朝霞》则是一本认真执行文革理念、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文学刊物。
不过，在灾区待了近三个月的他，有着太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难忘的当属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后来，钱钢也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书中的第六章孤儿们。不仅如此，钱钢还保留着救灾时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了当时人们说的一些话和当时故事的一些线索。而且，他父母的朋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那几年间还常常寄资料给他，提醒他“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
“我记不得是他（指陶泰忠）叫我写，还是我也主动说了我对唐山这个事情有兴趣”，钱钢对《好奇心日报》回忆道。总之，两人最后一拍即合，确定了写唐山大地震，主题也从“毁灭和新生”变成了只写“毁灭”。
就这样，钱钢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他利用了寒暑假、国庆、元旦和春节等假期来到唐山，核实当年发生的事实，收集新的素材。比如钱钢下决心找到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地震刚发生时的目击者。最后凭着毅力和运气，还真让他找到了 10 位。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赶急诊的医生，上夜班的火车站服务员，夜里值班的发电厂工人，担心有雨、起来收衣服的市民等等，这些人生动还原了地震刚发生时的场景。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钱钢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些对于目击者和幸存者的采访。这里的幸存者特指那些“在地底下存活了很多天”的人。钱钢在书中称他们为“渴生者”，“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8天：‘小女孩’王子兰”、“13 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和“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钱钢觉得，这些人“不仅是生命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钱钢还采用了当时看来“不拘一格的文体”，比如“稍经整理的笔记”、“原封不动记录下来语无伦次的谈话”。“（卢桂兰）老妈妈的谈话语无伦次，但我觉得最能反映她在地底下的感觉”，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这时，“新闻专业主义”正在成为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内容。文革结束后，新闻界开始大量引进国外的资料。身在《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就收到了当时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和美国大学里的新闻教材，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如饥似渴。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 W ’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钱钢在《<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一文中写道。这篇回忆文章曾于 2009 年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具体到唐山大地震的写作，钱钢称，他直接受到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的作品《旧金山毁灭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写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六个普通人经历和记忆的《广岛》和捷克作家基希《基希报告文学选》的影响。其中，《广岛》这本书当时还没完整出版，钱钢是在街上买的一个节选小册子《广岛浩劫》。写作时，《基希报告文学选》则一直放在钱钢旁边。正是因为这些养料的影响，钱钢才决定把主题定为“毁灭”。因为他觉得，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只有写人性的作品才是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的作品。他要成为中国的“赫西”和“基希”。
“当时就是受别人的影响特别大，而且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这个速度特别快”，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当然，这个高速不得不“归功”于文革十年的精神贫瘠，大多数中国人都处于思想饥渴的状态。
人们不只是对思想饥渴，还有对真相的饥渴。 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文革尚未结束，那时几乎没有不带宣传的如实报道，更不会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人性，人们依然处于政治的狂热中。比如当年的钱钢也写过类似的文章。他写一首名为《烙饼的大娘》的抒情诗，讲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省送来的。
而且，地震灾区实行了封锁，拒绝了国际援助，出现了像“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他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等标语。人们也不能带相机，禁止拍照。所以，迄今为止，有关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大多是关于破碎的建筑物等照片，鲜少有人的出现。因为这些照片原本只是研究者为了收集地震的科学资料才拍摄的，而不是为了新闻报道。
1986 年 3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 10 年后，《唐山大地震》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个月后，同名图书出版。两者共同引爆了市场。今年 64 岁的钱钢回忆，当时北京的报摊上特别火，到处都在说这本书。王府井新华书店卖《唐山大地震》书的时候，排的队伍排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6 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和“1987 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奖项。最后，杂志连同书，销量达七八十万册。
当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都把《唐山大地震》作为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播送。这也是最开始被广播的报告文学之一。而在互联网没有兴起、物质贫乏的 80 年代，广播担当了重要传播媒介的职能。“当时好的长篇小说应该都广播过，听长篇小说的人非常多，是一种生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人们对真相的饥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山大地震》的畅销。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评价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著名作家、钱钢的老师徐怀中则在 1986 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叠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七·二八’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而且，之前大多数报道关注的是救灾，是宣传，《唐山大地震》关注的是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关注的是灾难中的人性。写作真正回到了对人和人性的关注，这一下打动了大多数人。比如钱钢写了大地震中的孤儿、幸存者、盲人、精神病人和医生、看守所的犯人和警察、访华的外国友人等各种人的际遇。
除了人性的崇高，钱钢也写了人性的卑劣一面。比如大地震时期有人发“灾难财”，哄抢物资。民兵抓了超过 1800 人。其中一个老妇人在不同的男尸前哭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然后摘取手表，最后多达十几块；“方舟轶事”中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 1976”所体现人们的反常思维和心态等等。
最后一章，钱钢对“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的“调查报道”，更是满足了大家对“临震预报”这一敏感问题的疑问。尽管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解答。
所以，“《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 1976，也留下了 1986 的印记。1976 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 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钱钢在今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而那些现在看起来可能“不节制”、“偏煽情”、“偏热血”的文字，当时却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从（文革）那种虚假的、愚忠的、被迫的情感变成一种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宣泄是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曾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向军队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治部主任随后批示，钱钢同志可以补充采访。所以，相比杂志上的文章，书里多了对胡克实的采访和青龙县当时情况的补充。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青龙县提早进行了防范，所以全县只死了一个人。
《唐山大地震》“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一章也引起了地震局的不满。钱钢称，当时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反映《唐山大地震》有问题。领导则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让他去地震局和持异见的同志座谈和解释。但是，地震局还是向正在播送《唐山大地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了公函，要求停止播送第七章。后来，中央台照办，全书播到第六章就结束了。
但总的说来，这是经过文革十年，“拨乱反正”后，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有着最大的共识——“绝不能往后走”，“绝不能退回到那个蒙昧、黑暗的时代去”。而《唐山大地震》的发表和出版就得益于当时的“宽容、宽松、宽厚”的气氛。钱钢觉得，这个时间窗口难能可贵。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1983 年）；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1987 年）又开始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气氛也使新闻界开始松动，有了更多对事实真正的报道，甚至出现了批评报道。比如 1979 年，《解放军报》转载了一篇根据真实故事写作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批评了一位拆除幼儿园，使用外汇为自己兴建楼房的将军。 1980 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点名批评了时任国务院商业部长王磊企图享受特权，到餐馆吃饭只付象征式的“汤钱”，最后遭饭店厨师陈爱武举报到中纪委等。
不过，零零星星的突破性批评报道并没有改变整个新闻业的发展，一些记者开始转向报告文学。“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报告文学”， 80 年代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
于是， 80 年代兴起了一场“报告文学热”。它们的创作主体从作家变成了记者。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孟晓云的《胡杨泪》、黄宗英的《大雁情》、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等都在那时涌现。这些作品大多带有较强的现实批判色彩，宣扬民主自由思想，而且比当时的新闻更真实。比如当时钱钢先写了一篇名为《裂变》的报告文学。后来被领导直接拿过去，在报纸上重新当作新闻又登了一遍。
“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平台，既承担新闻的功能，又承担一定学术的功能，还承担新闻里面部分政论的功能”，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麦天枢则觉得，报告文学当时成为了“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成为了“中国学术思潮的一个晴雨表”。所以，当时还流行一种所谓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借用很多社会学里对社会问题分析来报道现实，包括学生的高考问题，人们的婚姻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人们也接受了这种新的样式，热切地阅读着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
《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仅在国内畅销一时，影响还到了海外，出了英、法、日、韩等译本，并被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些美国大选列为新闻写作的教学参考书。有意思的是，《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久，钱钢在北京还收到一封来自香港教育署的信件。信中称，香港教育署正在编撰将沿用到 1997 年后的香港中学语文课教材，想把《唐山大地震》的引言《我和我的唐山》收入其中，希望得到授权。
由此，从 1988 年开始，这篇序言就进入了香港中学的课本。后来还成为了香港中学会考三本推荐书目之一。钱钢称，除了国际学校以外， 80%香港的学校都把《唐山大地震》选为读书报告的候选书目。所以，在网上检索《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读书报告或者读后感。“钱钢是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之类的题目也成为不同届的香港学生都需要回答的题目。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戏仿这篇序言，写了篇《我和我的高考》。因为课文里的篇章作者大多作古，所以当 2003 年钱钢前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任职时，“别人很惊讶，怎么他还活着呢？”，钱钢说。
后来，钱钢又写作了《核火：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和他的事业》（1987年）、《改革：1987年秋在苏联》（1988年）和《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1989年）等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关注当时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改革。无论是想从国外借鉴（比如苏联改革），还是从历史借鉴（比如北洋海军），都是如此。
“当时受改革的刺激很大，都想追问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搞不下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所以，在写北洋海军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海葬》时，钱钢还把新闻加进去了。书里有两个章节的名字都叫 88 年，第一个是 1888 年，第二个是 1988 年。 1988 年那章则是当年中国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
1990 年，钱钢离开《解放军报》。先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和央视的《新闻调查》，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间还担任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从 2003 年秋天开始，他来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新闻史，致力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话语分析。
1999 年，钱钢编写了一本《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约请 70 多名记者记录了自 1900 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 100 个最大的自然灾害。其中，里氏 7.8 级的唐山大地震犹如 400 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突然爆炸。 24.2 万人死亡， 16 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元以上，一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这也是 20 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亡人数是东京大地震（1923 年，8.2 级）的 2.4 倍，智利大地震（1960 年，8.5 级）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1964 年，8.4 级）的 1300 多倍。“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钱钢在序言中写道。
而回看 31 年前这本写成的《唐山大地震》， 64 岁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称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书只有那个时候能写”。“一个是整体的氛围，还有就是整个人的心态，还有体力，还有年轻。在当时的人来说，物质条件比现在贫乏得多，可是心里面那个乐观的劲儿，那种希望，似乎比现在要多。就写作这件事情来说，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别太大了。”
好奇心日报
201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