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1927~2018)

人生困境,如何应答?

第一个问题是,当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须做抉择时,我怎么办?这里所谓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难题不一样,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难做抉择,因为它对人生的未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下面要谈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岁以前发生的。

第一个大的困境,是离家出走,我是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跑到台湾来的,家里没人知道。第二个大的困境,是我在台湾曾当新闻记者,后来实在觉得自己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工作,就辞去工作跑到山区去隐居,住在一间茅屋里面,像古代隐士一样过了三年半。第三个大困境,是决定脱离师门,离开了对我恩重如山的老师。

你看我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困难的抉择,假如当时遇到这三个问题,我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我的人生就会完全改观。

面对第一个难题时,如果我不离开家乡,下场会是怎样?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出发,当我们这支军队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基隆的时候,就得到消息,共产党的军队前一天已经渡过长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后一班。你看人生就是这么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后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了。我家里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时算标准的黑五类,黑五类子弟的命运,你们都知道,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第二个难题时,如果我继续留在新闻的岗位上,当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

面对第三个难题时,如果当时不脱离我的老师,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这个韦政通。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都是非常困难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这种难度。

离家出走,追求崭新的人生

我现在开始谈第一个困境,我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从我小时候,我们父子之间就不和,因为我父亲是个商人,我有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儿子。父亲希望我们三兄弟都继承他的事业,但我从小对我父亲的这个行业,就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到父子不和,我们也从来没有严重的冲突过,但是我从小就感觉跟这个家庭格格不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后来我想其中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一种潜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呢?你们可能很难想像,我这一辈子认识的朋友,许多是出身书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个连一本书都没有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黄历,查风水用的黄历。现在不是都强调人生起跑点吗?那我这个起跑点是等于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种潜在的求知欲,跟这样的商人家庭就自然会格格不入。我是这样解释的,也不一定对,但有些现象你总要尝试去解释。

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一种窒息感。我上过四个私塾,过去私塾的教育,现代青年人是完全无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学校,很晚才放学。在私塾干什么?先背昨天教的书,再讲几行书,然后写一张字。你想,老师教我背书,我几分钟就背会了,老师给我讲书也不过就是半小时,剩下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在私塾里要干什么?一天的时间很长,还不能看闲书,非常无聊。一个孩子在那样的教育环境,简直是被残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学,宁可挨父亲的打,也受不了这样的教育。

我想就是这两个环境,家庭的环境和私塾的环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没有一本书,我家好多代里面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十几里,也没出过一个重要的读书人。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我,却一辈子爱好知识的追求,使我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倾向的,这个天生的倾向如果很强烈,却又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自然就会引起反抗。

我讲几个具体的经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请一位中医来家里,我还记得他姓杨,这个中医像是我们的家庭医师,我们家的病都是他看的。这个中医的国学程度不错,父亲就请他出个题目让我做。这个杨医师就出了个“我的自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写自述。医师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亲讲:“这个孩子你大概养不住了。”因为我在〈我的自述〉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父亲当然很不高兴,心里就有了嘀咕,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这么野、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呢?

我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你想做什么”。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问孩子“你想做什么”,你真心想做,我就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是我们做父母、做老师应该要有的责任。我父亲从来没有,我父亲就是那种标准的知识水平不高、很威权的老式家长。他们做生意,挣了钱,生活便过得自在,用我家乡镇江人的说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里面泡个澡,躺着享受一下,让人家揉揉脚、按按摩什么的,就是“水泡皮”。这是江南那一带的风俗,有一点钱的人都是这样享受,然后朋友之间见面,就是抽大烟。我小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

第二点要讲的是儿时被父亲责罚的具体经验。一般常见的小责罚当然有很多,像是拿鸡毛掸子打呀什么的,每逃学一次他一定会打一次。此外,他还喜欢扭耳朵,即使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骂我父亲,说你怎么这样野蛮。另一种常用的责罚就是罚跪,叫你去罚跪,不准吃饭。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学,就被罚跪在小镇的商店柜台里面,店里面还有几个店员,我那时候已经十多岁,这就完全让人感觉是种羞辱了。

这两次责罚对我来说非常严重,终身难忘。所以我这一辈子在台湾几十年了,脑子里很少有我父亲的影像,因为我必须把我父亲的影像给忘掉,才能减少一点痛苦的记忆。你们很年轻,将来会结婚生子,我想劝告各位,不当的责罚孩子,孩子是会记仇的。有的孩子会原谅你,有的孩子会永远记得,所以责罚的时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来责罚。这两次责罚我一直都在脑子里记得。平常我很少谈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纪这么大的老年人来谈这些问题,心中还是多么难受的呀!谈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无趣,但讲到个人的人生经验,它就很重要了。我离家出走,什么原因?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业的压力

到了十六岁,父亲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钱庄里当学徒。我父亲的目的是,你学了这个本事,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到上海去开钱庄。在他的价值观里,就是满脑子都是挣钱。我的大哥比我大十岁,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当学徒,当时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这公司到现在还有,只是所在地现在叫南京东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么书都没有人管了。当时张爱玲才刚开始写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苏青;电影明星李丽华那时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做学徒做了一年,在我长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读中学。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是十七岁,在现在已经是高中毕业的年纪了。

本来我想念上海一间很好的中学,叫做圣约翰中学,但上海在那个年代,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的,我没有念过英文所以它不收。后来我到私立大同中学,因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务主任,我告诉他,我想读书。我们谈了以后,他知道我没有念过英文、没有学过数学,于是他叫我写一篇东西,又是“我的自述”,这是第二次写我的自述了。我写了以后,他看过就说,你可以来念,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国文程度已经不错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说,我们有个约定,口头的约定,在一年之内,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数学,你就自动退学。

于是我开始进中学读书,后来父亲知道这个事实,他没有理由反对,但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书读完了必须回来管店。父亲的意思,这个店是要小儿子来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闯,你要到家里来管店。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后来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女生来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赶上了。数学困难一点,一年后也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跳级,中学我一共读了四年,然后用同等学历考大学。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那时候叫光华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东师大。我一九八八年到华东师大去讲学时,那地区面貌已经完全变得不同了。

离家的勇气

我离家出走的背景,还有一个刺激的因素。有一个经常到我家来送药的护士,是个山东小姐,我还记得她是山东莱芜人。因常常到我家来送药,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欢她。她后来到台湾去,留了一封信给我。她是跟着军队去的,在军队里当护士。她说她到了台湾,会驻扎在什么地方,那个军队是什么番号,都告诉我了。这给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个女孩子都有这么大的勇气,只身跟着军队去闯天下,我是个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她的勇气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传第二次出版的时候,我曾提到,我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没有她,我是不是能做这样的决定?实未可知。

那个时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军。蒋介石到台湾去的时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为这些老兵都腐败得很,也常常吃败仗,所以他征了很多新兵到台湾去。当时青年军二○七师在上海的“大世界”,挂了很大一个广告写说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学生,我刚考上大学,恰好勉强够资格,所以我就去报名。因为那个时候,正遇逃难潮,你有钱也买不到船票,更不要说飞机了。

我就是这样跟着军队到台湾的。到了台湾,我在二○七师驻扎的湖口住了一个月。连长跟我讲:“你不是当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气离开的话,我可以帮你。因为你头发剃掉了,我可以帮你买顶帽子、买套老百姓装,我送你出去,但以后的命运你自己负责,你敢不敢?”我当然敢,有什么不敢的。

那个连长真是帮了我大忙,后来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当我工作挣了钱,那个连长恋爱的时候,会到我这里来拿恋爱费。我们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他结婚后,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们三个可以睡在同一间榻榻米上。那时候从军队里当逃兵是非常冒险的,因为前几天还捉到两个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枪毙。当时这个连长叫他的勤务兵出来买菜的时候,我充当伙夫跟着出军营,然后让我换装,把我送上火车。

接着下面讲第二个困境,为什么我会年纪轻轻就毅然选择辞去工作,过着山居生活。

我当新闻记者后,除了当记者,还进到中国广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国之声”(后来中央广播电台的前身)写广播稿。写什么稿子呢?写反共的稿子,在广播里播出。一个星期写两篇广播稿,每篇大约是一千字。广播公司会提供资料,让你去选题目,被指定写的内容就是骂共产党。这段新闻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说了,因为每天就吃喝玩乐,对我来讲,一点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一点人生的远景都没有。

台湾苗栗有一个佛教圣地,叫狮头山,上面有很多寺庙,我在担任新闻记者的最后半年,突然对这种糜烂的生活深感厌恶而自责,好多次一个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庙里,郑重地思考未来的问题。想着: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这样过?

回想这一年,我在〈王贯之先生与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澜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外在的原因,才帮助我走出了波澜。第一个原因,是我在这正焦虑不安的时候,认识了劳思光先生,他当时靠着写稿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范围很广,东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逻辑实证论、近代中西思潮等,无所不谈。劳先生不修边幅的外表、爽朗的谈笑,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仪。藉由劳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触如此新奇的世界,并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个原因,我在书报摊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杂志,读了以后很有启发。这本杂志是最早宣扬当代新儒家的一个重镇,当年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他们的文章,比较理论性的都发表在《民主评论》上,比较通俗的文章都发表在《人生》杂志上,所以《人生》杂志蛮受当时青年人欢迎。我看了这个杂志几期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杂志的负责人,他叫王贯之。他很快就给我回信,然后我们就开始通信,我就把我心里的苦闷告诉他。他支持我,他说:“你应该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奋斗。”他鼓励我,他说:“我不能帮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给我的稿子,我就给你登。”《人生》是一个私人的杂志,所以稿费不高。王贯之先生赞成我改变生活,至于该怎么改变?当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岁月

我第一次接到贯之先生的来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顾一切地辞去记者工作,在台北郊区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间小茅屋住下,决心做个卖稿维生的文人。这个《人生》杂志,是我面临第二次困境时,能够下决定离开新闻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辞职后我可以继续写稿子维生,不至于饿肚子。

廿世纪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对友爱的描述是:“对任何另外的一个人有一种责任、关怀、尊重和认识的感觉,并且希望促进他的生活。”就我亲身所感受的,贯之先生对我的友爱,每一点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这一千多个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费收入,我没有做其他工作,稿费收入大部分来自《人生》。《人生》是个穷杂志,有时连印费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费却很少拖欠,我就靠着这点若断若续的稿费苟延着生命,住在茅屋里专注苦读。

那时候写什么稿子呢?写小说。我在入山以前写过一些小说,当时还没能力写理论性的文章,所以初期发表的,仍以小说为主。我在《人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长夜之光》,漫漫长夜中的光芒,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宣传儒家思想的现代小说,王贯之先生好喜欢,因为它弘扬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欢,他说在新文学里从没有人把儒家理想写到小说里面去的。我就写过这样的小说,这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是我后来最反对的文学观。接下来的四、五年当中,我在《人生》发表了十多万字,文章不论好坏,贯之先生从没有退过我的稿,甚至连我给他的信他都在杂志上发表,然后算点稿费给我。

当时除了《人生》以外,我试着向《民主评论》投稿。《民主评论》是由徐复观先生主编,最初是蒋介石拿钱办的。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总统下野以后,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复观曾是他的机要祕书。当时蒋介石就说,将来在大陆失败的话我们到台湾去,你到台湾或香港办一本宣扬中国文化的杂志。《民主评论》于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销售台湾,在当时是台湾最好的思想性杂志,也是稿费最高的杂志。

我们长辈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学得到的,开始的时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给我,后来他知道我的生活情况,知道这年轻人有决心向学,所以后来的稿子他就给我改,改了以后给我发表,然后把稿费给我。那个年代有这样的长辈,知道你既然有志于向学的话,我就帮你。

由于当时我写小说,也偷偷地看过一些三○年代的小说(当时在台湾是禁书),什么巴金呀、矛盾呀,这些小说我年轻时也看过,所以对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新文学我有一点了解。我最早投给《民主评论》的文章是〈中国三十年来文艺的回顾与前瞻〉,结果徐先生给我改了两次,才勉强发表。我记得我在里面称赞鲁迅,但徐复观先生很不欣赏鲁迅,他就给我改掉。徐复观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从梁启超以后,并不多见。他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论,他一辈子写了很多政论,写得非常好,文章有见解、有才气。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用的一些秘书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后来我还因为在《民主潮》投稿、发表文章,而认识了劳思光,因为《民主潮》是青年党办的,而劳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党。那时的劳思光也卖文为生,每个月写一万字,稿费是一千块(这在五○年代算很优厚,我后来开始教中学,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认识劳思光,在《人生》投稿认识王贯之,在《民主评论》投稿而跟徐复观有往来,都是文字的因缘。

理想的火焰

我的运气不差,我一辈子的贵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劳思光带着去见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着劳思光,一起参加牟宗三先生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自己办的一个讲座,叫“人文友会”。人文友会的记录曾在香港的《人生》杂志发表过,后来在台湾也出版成书了。我记得那次,我跟劳思光是以来宾身分参加的,此后随着持续参加人文友会,开始接触、亲近牟先生。

同时我到台湾大学哲学系去听方东美先生的课,他是唐君毅的老师,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校址。我听方东美的“人生哲学”一年,听他的“印度哲学”一年。还有陈康教授,他是中国的希腊文专家,我听他的“希腊哲学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东美,一直很称赞他。牟先生不喜欢方东美,我跟牟先生亲近以后,他知道我在听方东美的课,就有点不以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课堂里学到东西不容易,因为他的学问很博,胡天盖地的、古今中外的纠结在一起,比较没什么条理,但是内容很丰富,语言很美。你听他的课很过瘾,可听完了,不容易得到具体东西。他讲“人生哲学”,第一堂课就在黑板上写四个大字,叫“天人旷照”,你们懂这意思吗?具体的内容就是柏拉图和歌德。那个时候台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级是一起上课的,当时刘述先是哲学所一年级,我们坐在一个桌子听课,所以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就在这个时期,生活慢慢的困难,有时我没钱坐车,必须从火车站走到台大和师院听课,大概要走半小时;人文友会是在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个茅屋里住三年半,最苦的时候,就是买一个馒头分三次吃,然后拿开水把肚子灌饱。夏季院子里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来充饥。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艰难到了这个地步。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寿时,于东海大学寓所前与弟子合影。作者位于前排右二。

下面讲三个困境,谈的是关于我决定脱离师门的原因和心情。

牟宗三先生对我的影响

我从一九五四年认识牟宗三先生,然后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后的三年,因为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我在台中第一中学,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们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是五十岁才结的婚。每次我去他家里吃饭,在他家里睡一夜,交谈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东海大学后,也办了一个私人的讲座,他有讲学的热情。为什么要办私人讲座呢?那是因为平常教学,教室里面的学生不是他能选择的,你缴学费我上课,是交换的行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学的学生,所以他自己在学校开私人的讲座,愿意来的学生,都是后来容易跟他发生私人情谊的。东海大学当时夜间教室不开放,讲座是在学校餐厅举行,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讲康德、讲黑格尔,当时是由我做记录。我记录得很辛苦,每次讲座结束以后我就把记录整理出来,然后每个星期一次到老师家里,由老师再用红笔稍加删改,他说我记得不错。我听牟先生一年的“中国哲学史”,我也有课堂记录,至今仍保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练,训练我如何做哲学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有层次、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带上学术道路的决定性力量,尽管有人在前面启发了,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也改变了我的治学方向,原来我在教中学的时候,我自发的兴趣是中国文学,想搞中国文学史。因为中学的那个图书馆这方面的书相当丰富,我就把有关美学的书和文学理论的书读了很多,并把好的给摘录下来,我摘录了十多万字,现在那些稿子还留着。原来也想研究中国的美学,我对美学有兴趣,当时有一篇美学的文章,是发表在《民主评论》上面的。

当时我的小说,王贯之先生很称赞,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欢,但后来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铁口直断说:“你写小说没有前途,因为你的笔调不对。”后来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学笔调,就是要有艺术性。牟先生把我自发的兴趣给打掉了,在他的诱导下,我就慢慢进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随牟先生时,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人生》杂志上。当时《人生》杂志弄了两期专号,让牟先生最早在台湾的五个学生各写一篇文章。我记得牟先生还为了我们的专号写了个序,序文里面有一句话“一叶知秋”,似乎表示这些年轻人都这么向往儒家,大概儒家将来可以复兴了,我想是这个意思吧。在专号里我写的文章都跟道德有关系,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审核过,然后寄到香港发表的。

脱离师门,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跟着牟先生的经过,后面再详细谈,现在我只谈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脱离对我有恩惠的老师。我脱离师门,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也还有一个催化剂。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离开东海大学到香港大学去了。当时的东海大学还没有成立哲学系,徐复观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陆时期,徐先生曾参与国民党高层机要,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来台后,他一向是对国民党公开批评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牟先生离开东海大学,实际上是因为跟徐复观先生处得不好,他不喜欢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离开,给我的感觉就像早年离开我父亲时一样,浑身有一种舒适感,因为当时他让我感受到庞大压力。他离开了,管不到我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成为我脱离师门的外在原因。

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我跟着他最后的几年,我开始想儒家的缺点。这也是我一种自发的兴趣,我想:“你们把儒家讲这么好,难道儒家就没有缺点吗?”我就把五四以后批评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间开始中西文化论战,当时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杂志发表后,徐复观先生曾约我们以《民主评论》和《人生》做地盘写文章反击。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文星》,就找了前几期来看,结果李敖的文章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鼓舞,最后不但没有参加徐先生的论战,反而让我从《文星》的读者变成《文星》的作者。我对儒家的缺点发现得很多,后来我对儒家的批判在《文星》杂志发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后就说:“你超过了过去陈独秀他们对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过的,入乎其内然后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发表的文章,后来收在《儒家与现代化》里面,那些文章,在我现在看来是有些太情绪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催化剂。所谓催化剂,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台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级,我教高中三年级。因为当时社会很保守,徐复观先生知道我跟一个有夫之妇在谈恋爱,其实人家早就在闹离婚,只是没离成。徐复观先生说这种事情他不管,却写信告诉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后就给我一封很严厉的信,命令式地说:“赶快、立刻断掉,太不像样了。”他说我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就作怪,把我痛骂一顿。他的话是没那样讲,但意思明显得很,就是假如你不听的话,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拉倒。你看这个给我的压力多大呀!这个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对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欢的对象,但师恩如山的老师给你开出条件来,你该怎么选择?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回想起我这一生啊,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价”,我就是有这个冒险的勇气。

我离开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后,本来有一个可能和好的机会,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开朱子学会议的时候,陈荣捷也请了牟宗三先生。那时傅伟勋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关系,后来傅伟勋就告诉他的老师陈荣捷。他们就出了个主意,说等牟先生来开会时,他们出面给我们和解。在外国教书的人认为,这事很平常,这个不算什么嘛,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恩怨,何况你这个学生离开老师以后,这几十年,已开创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后来这个会,牟先生可能是因为身体受不了坐长途的飞机,所以最后他是推荐蔡仁厚参加。

走自己的路

我后来开始出书,现在看到我的著作目录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变重新出发以后写的。我后来的文集都没有收录在牟先生门下那个阶段的文章,之前的几十万字也都让它埋葬了,没有让它流传。

讲到这里,各位心里可能会问:“你脱离师门,内心有负疚吗?”坦白说,有的。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如此出格的行径,在德行上是很严重的问题,这问题困扰着我,使我很长时间内心难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才使我比较坦然,原来这中间纠葛着中西哲学传统里一个核心问题。

当我蕴育脱离当代新儒家氛围的过程中,希腊哲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并未理解到,受希腊影响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在方法上、心态上、价值取向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中国思想传统以“传道”为第一优先,“授业”、“解惑”这类知识层面的事,只是为传道服务的,在知识真理探索上,根本没有发展出如西方哲学的独立性。西方哲学则很早就摆脱了道德价值的纠葛,为了追求无限可能的真理,抱持着批判的态度,甚至冒险、叛逆的勇气,成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以传道为优先的中国思想传统里,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圣成贤),成为终极价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范,后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险叛逆当然被视为罪恶。

至此,我终于了解传统孔家庙的设计,以及后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学家个个都想独建庙堂的道理。可惜百年来的哲学界,包括当代新儒家,并未把这个时代性的大谜题加以厘清。我脱离的当代新儒家,虽以复兴儒家为职志,他们一生的贡献毕竟是在建立新的学统,早已偏离了儒家原来的轨迹。

刚才讲的离家出走、更换跑道、脱离师门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择,经过半个多世纪再来反思,离家出走难免是由于少不更事的冲动所驱使,缺乏人生多艰的风险观念;更换跑道、脱离师门似乎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生活的实际境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从我的经验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据我读传记的经验,凡是天赋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择,是人生最大的难题,问题是人若非经由不断的抉择,又如何赋予生命意义呢?

回想前尘,我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长所付的代价。在此过程中,既有失落的旁徨,也有重生的欢欣。当我过了八十岁,生活上仍能独立自主,和年轻时的这段历练,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争取做为异端的权利的历史。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漫长岁月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扮演异端的角色。基于这种理解,使我十年来,对历史上迫害异端的事件,以及当代异端知识分子受难的命运,保持高度的关注。

写杂文、写时论,有的是有感而发,有的是临时起意,当然非计划之作,但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会发现某些文章仍有其关怀的焦点,此不仅与自己的专业专长密切相关,也与平常选择性所关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因此,从异端问题的思考,而关怀到现实生活中的异端知识分子,不过是问题的延伸和扩大而已。

殷海光、徐复观、雷震三人的专业完全不同,但在五○年代的台湾,扮演异端知识分子的角色则相同。

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后,我写〈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悼念他,内容包括“第一印象”、“他这个人”、“影响他的几个人物”、“海光与新儒家”、“海光与中国文化”、“未了的心愿”、“自我批评”等七个项目。在那年代,这样的文章很难找到地方发表,我送到改组前的《大学杂志》,开始编者也很犹豫,后来几经磋商,改了一些文字之后,才勉强刊出。

一九八七年,桂冠图书公司为《殷海光书信集》出台湾版,要我写序,我写了一篇相当感性的〈寄天堂〉代序,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你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你,有的甚至当面都不肯相认,我与你,就在那至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相当黑暗的年代,不但心灵相通,且建立起难忘的友谊。”那段友谊,真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少数经常和他往来的年轻人,行动都被监视,我就是从那年代开始,逐渐习惯了被孤立和孤独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自立报系主办“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写〈殷海光先生的志业与悲剧〉一文,在开会当天《自立早报》发表。另一篇〈“自由”和“存在”的对决──略论殷海光先生悲剧的形成〉是会议的论文,论文内容包括四部分:(1)自由的捍卫者。(2)白色恐怖年代的个人遭遇。(3)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4)“内在力量”的来源。其中比较具有新义的,是对“内在力量”来源的探讨和分析。

我认为殷海光能扮演异端知识分子的杰出角色,其力量主要的来源,除了“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此语出自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与心仪的几位自由主义大师如罗素、海耶克、卡尔·波普之外,另一位对他有“感召力”的历史人物,是先秦儒家中的孟子,这一点似乎被大家所忽略。在一般的印象中,海光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攻击不遗余力,一向采取否定的态度。如注意到他对孟子的景仰,今后这方面的论定,应有所鉴别:以传统文化中的儒家而言,他所攻击和否定的,是儒学中某些特定的思想,如孝道,大部分是与专制结合后的儒家或儒学,他对当代新儒家所表现的心态,也特别讨厌。但对历史上真正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如孟子者,他不但心向往之而有精神上的契合,他实已把他心目中的这位“道德英雄”内化为一己人格的特质。

社会的良心,历史的见证——徐复观

徐复观先生于一九八二年逝世,和殷海光一样,他们都是在寂寞含恨中离开人间。在生前徐氏曾主持《民主评论》杂志,殷氏曾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主将,两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看法虽然对立,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去世前一月,党外康(宁祥)系杂志《暖流》,以徐复观为封面人物,我写〈社会的良心,历史的见证──徐复观教授〉一文配合刊出。他除了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方面,成就斐然之外,政论文章更是包罗万象,古今中外,理想现实,表现机智与卓见,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鼓舞着一代的心灵,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

在大陆时期,徐先生曾参与国民党高层机要,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幕历史性的悲剧,目击党内的纷争与腐化,他有资格为这一段历史做见证。来台以后,他一向是对国民党公开批评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指出国民党竟以绝对优势而一败涂地,是因国民党在大陆虽统治着地面,共产党早已统治了头脑。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国》为庆祝蒋中正总统七十寿诞出祝寿专号,他“站在一个国民来检讨国家兴亡成败的立场上”,写〈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轰传一时,被学者称为具“大儒的风骨”,但也使他一时陷入险境。

一九八六年,《中国论坛》主办“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研讨会,十二篇论文中包括四位人物,他们是胡适、殷海光、徐复观、陶百川。我写〈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先生的志业〉,指出他工作进行的方式,是以“道(理)尊于势”的观念为基准,一方面凭藉儒家的“道”,批判历史传统中的“势”(专制政治);一方面是根据现代的“道”(自由民主),批判现代中国的“势”(海峡两岸的政治);他的感愤之心,他的不畏权势,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就在这双重而又目标一致的批判中,获得充分的展现。

徐先生对《自由中国》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一向不以为然,但当《自由中国》因祝寿专号而引起一场围剿风波时,他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为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当你们假借‘毒素思想’之名反对自由主义时,这实际是在反对人权,是在反对宪法,是在反对政府在艰难中所凭藉的合理合法的基础。”又说,“现在政府也感到有增加团结的必要了,假定连自由主义也在反对之列,政府还想向谁团结!”

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雷震

被徐复观称之为“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的雷震先生,是一九七九年去世的,十一年后(一九九○),自立报系与澄社合办“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研讨会纪念雷先生,我应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词,题目是:〈雷震在台湾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他与殷、徐二人不同,他不止于撰文,他是位行动型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雷震与胡适、王世杰等人发起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中国运动”,希望藉以从事长期反共救国的工作。运动尚在酝酿之际,大陆已解放,后来这个运动唯一落实的工作,是由雷震于同年十一月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

《自由中国》的内容,其重点除了思想启蒙和以民主宪政为主导的政论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要算“反对党问题”的讨论。中国近百年来,从没有一份报刊,像《自由中国》那样重视反对党问题的。一九五○年四月,雷氏就发表了〈反对党之自由及其如何确保〉一文。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在三年五个月中,共刊载七篇朱伴耘讨论反对党的文章。同年八月起,一连七个月以社论讨论“今日问题”,最后一篇即归结为〈反对党问题〉。到一九六○年五月,雷氏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专文,终于揭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序幕,不久即因领导组党而发生震惊中外的“雷案”而坐牢十年。

以上在台湾扮演异端知识分子角色的三位先生,在国民党中都曾是拥护领袖的忠贞之士,到台湾后竟被当局视为叛徒,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转变?他们在台湾战后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选自《异端的勇气》

译者秦传安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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