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穆木天）
2015-03-29荞麦子在“文学评论”网上发了一篇《穆木天的“变脸”：从新诗“纯诗化”到新诗“大众化”》。分析得还算到位，只是有意回避了“穆木天”在现实中的“借鉴”意义。于是就此，匆匆写了如下跟帖：
文革中，喜欢新月派和象征派诗歌。因此，我编的《中国新诗大概选（1917—1927）第一分册》选有穆木天十首新诗。在我心目中，他属于二流象征派诗人，名次排在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废名、穆旦之后。但他的《谭诗》却是中国新诗最初十年裹，第一篇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探索文章，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新诗向来缺乏“理论”，尤其“象征主义”，几乎还是空白。所以，纵然是涓涓细流，也算一流；纵然毫无体系、浮光掠影、一鳞半爪，也算“理论大家”。
穆木天是留学日本的。他从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26年夏回国，一共六年。前两年算大学预科，故只是普通学士而已。而且他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等知识，全系二手货，日译本，这点，较梁宗岱差远了。但梁只充当了“传声筒”，而他，则纯然是自己的声音，是自己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的领悟。加之中国新诗最初十年，口语化（白话化）、民众化（普罗化）必然表现出的苍白与无味，使穆木天的“诗歌理论”文字有一点“荒漠甘泉”与“暗夜流萤”的味道——稀有而且珍贵。其悟性，决不在《人间词话》之下。
然而，上天注定，他的成就仅限于此。
他1926年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几乎从诗坛隐退。到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标志着他的“变脸”已经开始。1931年他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加入“左联”，从此“变脸”昇级并完成，甚至，走上“大众化”的极端：
我们在自由的天地中，
欢呼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中国全世界劳动人民万岁！
全世界全中国劳动人民领袖
伟大的斯大林，
伟大的毛泽东万岁！
——穆木天1949-9《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诗
当然，“变脸”的又岂止于一个穆木天！比如同是象征派二流诗人的峩伽，一转脸就变成有无产阶级情怀，歌颂“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大诗人艾青。只是这些“变脸”者没得穆木天在诗的“纯粹化”、“唯美化”中吼得那么出名而已。
当然，所有这些“变脸”者即穆木天、艾青们，都没有好果子吃。1957至1958年统统都当了右派，都经历了二十多年地狱般的艰难生存。虽然艾青平反后写了不少有“峩伽味”的反思诗，捞回一些诗名；而穆木天晚年仅以“儿童文学翻译家”鸣世，安全得就有点世故了。其对生命的悟性，就比投湖自尽的王国维差远了：王之死，像一首纯粹又唯美的象征主义诗，而得享晚年的穆木天、艾青等右派们的死，则绝大多数与俗众无别了。
诗，本来就是小众中的小众甚至是天才的语言竞技游戏，“大众化”是诗的死路一条。而悬在一切文学头上的逹摩克利斯剑其中一把就是“大众化”。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