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以“变脸”著称的穆木天

Share on Google+

(晚年穆木天)

2015-03-29荞麦子在“文学评论”网上发了一篇《穆木天的“变脸”:从新诗“纯诗化”到新诗“大众化”》。分析得还算到位,只是有意回避了“穆木天”在现实中的“借鉴”意义。于是就此,匆匆写了如下跟帖:

文革中,喜欢新月派和象征派诗歌。因此,我编的《中国新诗大概选(1917—1927)第一分册》选有穆木天十首新诗。在我心目中,他属于二流象征派诗人,名次排在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废名、穆旦之后。但他的《谭诗》却是中国新诗最初十年裹,第一篇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探索文章,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新诗向来缺乏“理论”,尤其“象征主义”,几乎还是空白。所以,纵然是涓涓细流,也算一流;纵然毫无体系、浮光掠影、一鳞半爪,也算“理论大家”。

穆木天是留学日本的。他从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26年夏回国,一共六年。前两年算大学预科,故只是普通学士而已。而且他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等知识,全系二手货,日译本,这点,较梁宗岱差远了。但梁只充当了“传声筒”,而他,则纯然是自己的声音,是自己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的领悟。加之中国新诗最初十年,口语化(白话化)、民众化(普罗化)必然表现出的苍白与无味,使穆木天的“诗歌理论”文字有一点“荒漠甘泉”与“暗夜流萤”的味道——稀有而且珍贵。其悟性,决不在《人间词话》之下。

然而,上天注定,他的成就仅限于此。

他1926年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几乎从诗坛隐退。到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标志着他的“变脸”已经开始。1931年他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加入“左联”,从此“变脸”昇级并完成,甚至,走上“大众化”的极端:

我们在自由的天地中,
欢呼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中国全世界劳动人民万岁!
全世界全中国劳动人民领袖
伟大的斯大林,
伟大的毛泽东万岁!

——穆木天1949-9《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诗

当然,“变脸”的又岂止于一个穆木天!比如同是象征派二流诗人的峩伽,一转脸就变成有无产阶级情怀,歌颂“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大诗人艾青。只是这些“变脸”者没得穆木天在诗的“纯粹化”、“唯美化”中吼得那么出名而已。

当然,所有这些“变脸”者即穆木天、艾青们,都没有好果子吃。1957至1958年统统都当了右派,都经历了二十多年地狱般的艰难生存。虽然艾青平反后写了不少有“峩伽味”的反思诗,捞回一些诗名;而穆木天晚年仅以“儿童文学翻译家”鸣世,安全得就有点世故了。其对生命的悟性,就比投湖自尽的王国维差远了:王之死,像一首纯粹又唯美的象征主义诗,而得享晚年的穆木天、艾青等右派们的死,则绝大多数与俗众无别了。

诗,本来就是小众中的小众甚至是天才的语言竞技游戏,“大众化”是诗的死路一条。而悬在一切文学头上的逹摩克利斯剑其中一把就是“大众化”。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9/2019

阅读次数:1,73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