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2)不肯赎掉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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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向往之的本来是上海,却来到了北京。我读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写的,因而上海在我心中成了自由的象征。正如我四十年后喜欢上纽约一样,我爱从电影上看到那种热热闹闹、丰富多采而又变化多端的大都市生活。北京却正和上海相反。这里一切都透露着周而复始的停滞。我讨厌北京比比皆是的灰墙,甚至对它小巷中的幽静和闹市的嘈杂我也同样不抱好感,因为它们永远代表着中国的过去,我似乎能闻到陈腐的气味。我感到窒息。

然而北京也不喜欢我。

我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我不能老是自学。我产生了去解放区追随共产党抗日的愿望,但找不到去那里的途径。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才能够和我自幼的同学邓迈一起来到天津,有人答应从那里把我们带入解放区。但后来我们得知天津也需要人从事地下抗日斗争,便答应留了下来。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天津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数不多的年在二十岁上下的、大部是未读完高中的学生,便是这个组织的骨干,这时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必须自己混饭吃。那时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并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从小学起最要好的五个同学,只有我一人是家境贫困的,其余四人甚至都可以归为资产阶级,然而几年之内,竟有三人自愿投入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都成为共产党员。四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并不比共产党坏多少。我见到汪精卫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尽管知道这旗上端那个写着“和平建国“的三角形黄布条已表明它是汉奸政权的旗帜,却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北京冒险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更激动万分,并不认为国民政府的声音就不代表苦难中的祖国。然而我毕竟没去西安参加战干团,虽然在姐夫的家里不难找到这种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而国民党却始终拿不出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

一九四三年冬天,天津的市民通过我们散发的传单知道了“抗联”这个组织的存在。这些传单,有时从天津劝业商场(市中心一处很高的建筑)向下撒,有时是在拥挤的有轨电车中把一迭传单悄悄塞进车的门缝,行驶中的电车便会顺风使传单撒得很开。我参加的几次行动,是趁黑夜把传单贴到街旁墙上,或塞进人家的门下。有时情绪激动起来,我们就忘记安全,把传单塞进行人手中,甚至打开贫民区居民的房门,径直把传单送到居室之内。经我提议,我还承担了向日本侨民投递日文传单的工作。这项任务,整个过程由我一人包揽下来:我自己草拟传单文稿,自己刻蜡版,由我从当时我在那里工作的日本银行偷出一种印有表格的纸张,自己油印,然后找一个晚上,把一张张传单塞进日本侨民门下。

竟然没有想到可能暴露和被捕,也没有商议过一旦被捕,应该怎样对付日伪当局。在这种活动中,也几乎没有感到恐惧:心头倒是充满一种庄严感和因为冒险行动而感到的激动和喜悦。

这时倘若有人问我们为了什么目的聚集到一起,第一句回答就会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倒它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爱这个即使没有日本人的中国,因为它也是不自由的。

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放自己,实现自我。我并不清楚这个“自我”是什么,只不过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好像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虽然还不成熟,但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那时我便会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我老是在为这么一个模糊的目标做准备,同时老是觉得自己不行,但将来却会很“行”。我认真地从事我必须做的工作,同时不放弃一点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

然而革命却是从否定自我开始的。我们学会的第一个政治词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和“个人主义”是同义语。以后几十年间从没有人告诉我合理的、甚至应予鼓励的个人利益到哪里结束,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哪里开始。那时我们同志之间是友爱的,大敌当前造成的“同生死共患难”处境也造就了这种感情,因而没有相互猜忌或倾轧。然而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又都是很严格的,因为彼此都有“原罪”,都必须经常进行无形的忏悔。这时我当然不会知道按照毛泽东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只在知识分子身上才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免疫,因而“思想改造”的任务便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像十字架般背负起来,直到每个人走进坟墓。

我的问题,是“有点像俄国没落的贵族”,并不是严厉的批判,甚至带点同志式的戏聂。但是“不愿去公共厕所,害怕那里的臭味”以及一次长时间步行中我比别人更觉干渴,却是作为缺点提出来的。我也承认,但心里始终不解:我怎么会像个俄国贵族呢?我的长相有点像俄国人倒是真的,但怎么会“贵族”呢?我只能认定自己“工农化”倒是真的还差得很远。还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这可能是由于我常常有几分忧郁。不知为什么,我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个时候对于我的环境或对于我自己完全满意过,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在奉献上我并不落后于他人。我能完成一切交给我的任务。我刻过几年毛泽东著作的蜡版。我亲自撰写和刻印向日本人宣传反战思想的传单,张贴和投送抗日传单。我的勇敢使自己都有些吃惊。我们的饮食之艰苦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清水煮白菜加玉米面的窝头,有时因技巧太差,还是半生的。我也不觉其苦。

对于我们工作的对象,要求也很严格。那些人多是商人于弟,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反反复覆地思量,仍不放心。所以几年之中,“抗联”的会员和会员中的党员都发展很少。其时已是抗战后期,国内外形势于我们很有利,敌人的控制又相当松弛——他们把监视和惩办的重点放到有利可图的经济犯上去了,因而我们是可以放开手发展的。

对于人缺乏信任,对待自己的同志缺乏宽容精神,这时就已经感觉得到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因为别无住处,暂时又没有生活来源,最初就寄居在我们的一位同志杨昌炎家里。这里又是“抗联”的活动中心。

主人的父亲是一个大盐商。他既要从经济上接济我们,又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中学生杨昌炎自然不会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我们却全然不予理会。这样,当我们的主人和同志在父母压力下不得不要求我们把居住和活动地点移到他处时,他的这个举动就被认为是背叛了,从此变为路人。

在我们和杨昌炎的关系中,早有危机潜伏了。在我到达天津以后,在杨家免费食宿的光棍汉至少有三人,白天还有更多的人到此白吃白喝。在百物昂贵的一九四三年,这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此外每日来来往往到此聚会的抗联成员有十来人,有时还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前来联系事情。一个个都是学生打扮,大摇大摆,进步政治书籍甚至解放区的印刷品就放在书包里。离这条粮店后街一里之遥,便是天津伪警察局。那些日伪特务哪怕只有中共特务百分之一的“除恶务尽”的热忱和本领,也早已把我们这些小子一网打尽了。杨昌炎一家能冒风险准许我们在那里活动半年之久,已经很不容易了。杨老先生对于他的长子和儿媳一定早有微词,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房客也不是毫无察觉。但是因为第一,杨昌炎既已献身革命,牺牲就必须是无条件的;第二,杨老先生既然是大盐商,是剥削者,耗他一点不义之财,又有何不可?但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当我们发觉杨家父子关系因我们而紧张化时,并不设法去减轻他们负担和减少给杨家带来危险的可能,却要求杨昌炎夫妇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待他们经不住革命的这种考验时,便把他视为叛徒。迈出这一步并不困难,因为日常的观察早已发现杨昌炎有严重的问题:他曾在一天夜里,大雨滂沱之中,一个人站在海河边上朗读诗句。这分明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狂热性的表现。他曾喜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要作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一个人最后背叛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假如有人不这样想,又怎样呢?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

离开杨家以后,我们四个单身汉迁到同一条街上一间木制小楼中居住(脚下是一条小街的出口)。十年以后,即中国已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时作为一个小学的校长的区政协委员,他?应该至少是爱国民主人士了。但当我们到他家作客时,不但仍然不觉得我们对过去的决裂负有责任,还念念不忘他当年的“背叛”,自视高他一等。

四人中间,除一名残疾人外,三人分别、轮流有过短期的职业,靠这点收入和家在天津、家境较为殷实的同志不时给予一点接济维持生活。生活的困苦和不稳定,并不使人愁苦,反倒增添了生活的浪漫情调。我们的工作是传播进步思想。分别对一些个别人或组成读书会的几个人进行工作,先是把进步的文学作品给他们看,然后组织对进步政治书籍的学习。这两类书,绝大部分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的,现在仍然能成为共产党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思想武器(可见国民党也和日本人一样太不成熟了。既然执掌政权,有武力和特务在,为什么就不能把报刊和出版印刷业牢牢控制起来,只准宣传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呢)。最后,见对象可靠和比较成熟了,我们才把解放区印刷或我们自己刻印的毛泽东著作拿出来。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们那间光棍楼里发生一个事件,使我大为震撼。

一个可怜的舞女引起了我们几个光棍的同情。她姓蒋,幼时被拐卖到上海,受过很多虐待,后来流落到天津,以伴舞为生,常受人欺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委身的人——一个商人子弟,先是同居,后又嫁到他家。但那人的父母嫌她出身低贱,不肯承认这门婚事,她被逐出家门。我们四人出于同情,收留她暂住到我们的小楼里。用一张床单把一个角落隔开,就是她的居室了。

这时我们四人中有三人早出晚归,只有一个人因患肺病,休养在家。他是我们这个“抗联”支部的主任G,比我年长两岁,相互之间情同手足。蒋做为我们之中唯一的妇女,照顾病中的G,很是周到。一切都很自然。

忽然,我们被告知:G犯了严重错误,不能留在我们中间了。原来他病中与蒋产生感情,并发生了性关系。此外,他还向蒋透露了我们的政治身分。不久,G就去了北京,然后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了。

没有一条明文纪律,规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不能恋爱和结婚。也许,婚前性关系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接受了对G的处分决定,我还继承了他的职务,但心中却留着一个疑问:是否处分太重了呢?他和蒋之间发生的事,是我第一次在自己身边有这样的经历。我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既不觉其悖理,也不觉有什么肮脏。我只有谅解和同情。

几个月以后,我随同四位同志一起跨越冀中解放区,到平汉路以东的阜平县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去接受任务。人间太少这样的奇遇了:我们正在太行山中向西步行,忽然在一个小树林中遇到了G!我又惊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握手,急切地问他别后情况。他说现在华北联大学习。当我重回到同行者中时完全出我意料,那位领导我们并主持惩办了G的同志,竟疾言厉色地斥责我不该去见G!我愕然了。对待一个同志和友人,怎么可以这样无情呢?无论如何,G并不是敌人呀。

还要过很多年,我才得知G当时从天津的撤离是很惨的: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由天津的组织介绍他去解放区。他是完全被逐出了组织,无依无靠,个人到北京重新找到门路只身去解放区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党的决定发生抵触,也是第一次暴露了我的人道主义感情同革命需要的矛盾。要到我身在解放区以后,这种矛盾才会频频出现。我不得不常常警戒自己必须同这种“资产阶级”的感情疏远,因为不然它就会使我同无产阶级专政疏远,而那是很危险的。我心中逐渐出现一条自我警戒线:不要轻易同情别人的悲哀与痛苦,这种同情和爱只能寄予整个被剥削阶级,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个人,而对于党,则应该绝对信任。

就是在这次太行之行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住到阜平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山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部就设在这里。我们一到,就有人叮嘱我们平时在村中活动都必须戴纱布做成的口罩,以免被他人认出。后来我们在村中见到许多年轻人也都带着口罩。原来这时有许多在北京、天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青年集聚在这里,分别接受指示和训练。为了提防归去后这些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同时也担心这些人中现在就混有敌人的特务),不致使他人被出卖,才采取这个措施。

同行的三人中,有两位是代表天津“抗联”总部领导我们这几个人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早已是共产党员,甚至可能是从解放区来到天津的老党员。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自认离党员的条件还远吧: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也并未想到在此停留期间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看来,同行的三人一直在等待我主动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却迟迟没有表示。最后他们才告诉我他们已完成了入党手续,问我有无此意。我自然表示愿意入党。这样我便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同行的三同志先我而走,我必须多留一些时候,一是等候入党审批手续,同时也因为城工部长刘仁有意派我到我的故乡哈尔滨开展抗日工作,须和我谈一次话。我的年龄正是“满州国”服兵役的年龄,因而我若回哈尔滨,很可能被征入伍,因而刘仁放弃了派我去的打算。一天晚上为我一个人举行了在党旗下宣誓的入党仪式。我朗读了入党誓词,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永不叛党”。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途。行前,告诉我一句暗语:“我是余先生派来的”。我到天津后,要把这句话告诉我的上级,这才能证明我在西柏坡村真正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穿着蓝布大挂,走进天津的一家贵族学校——耀华中学。以我的初中毕业的学历,我本应来此就学,然而我却成了几百个学生的教师。靠一张伪造的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文凭,我当上了地理教员。

我的实际年龄二十岁,比假文凭上的年龄足足少六岁。为了显得老一些,我常常点起一支烟来装相儿。后来就上了瘾。

我必须每天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否则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地理课一周只有两个课时,这就使我能够把这个中学男生部六个年级十二个班都作为我的讲课对象了。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

我发觉我虽然生性有几分怯弱,但在课堂上并不怯场。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是由于我能把听众的注意力立时吸引到我身上来,促使我很快地进入角色。原来我是有一些讲演才能的,而这种才能又和表演才能很近似。一个好演员和好教师都善于镇住自己的观众和听众,使他们聚精会神地看你和听你。这种素质,对于我今后为共产党争取群众和十余年后、四十余年后两度散布“反党”的影响无疑都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我面前是几十人、几百人或几千人,我都能够使他们连续几个小时鸦雀无声地听我演讲。同时,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情绪饱满地讲下去。会场上一个人打瞌睡或退场,都立即会破坏我的情绪。很多人给公众讲了一辈子话,还感觉不到台上台下之间的这种情绪交流,所以他们能把听众讲得一个个走光。

学生们喜欢我的真诚、热情和无拘无束。在这个管理极严、师生关系刻板的学校里,我的到来显然是带进了一股新的气流。我在课堂上讲世界地理时过于坦露地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大约也使他们既觉得新鲜,又惊奇我的大胆。

几十年后我仍被人称为“嘴上不设岗”的人,从不善于矫饰和伪装。二十岁时,我自然更为稚嫩。日本人统治的后期政治上相当松弛,我认为学生中不会有敌人的特务,并没有猜错。我的年轻、真诚和全无老师架子,立即换来了学生的信任感,而我又把这种亲近看作对我的期待,于是便忘记我的使命是以教师的身分从事秘密工作,情不自禁地想把这个世界的真情告诉他们,学生的反应——聚精会神、屏气敛声又使我兴致更浓。两三个高中学生曾故意站起来提一些显然是刁难我的问题,我也不看作政治上的敌意,以为是顽皮,一笑置之,照旧按既定方针讲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投降前不过几天,我忽然接到从哈尔滨发来的电报:“母故速归”。我像遭到雷殛一样,木然良久。我丝毫没有关于母亲健康状况的预感。怎么办呢?哈尔滨属于“满州国”,归去须办入境手续,而我又是一个有政治使命在身的人,还要经党组织同意。况且,母亲既已故去,我归去又有何用?但是,住在青岛的姐姐也接到噩耗,她决定和寄居她家的父亲一起返乡。

那天晚上,我痛哭了一场。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满面愁容。由于父亲既缺乏生活能力,对家计又很少用心,全家的忧患便由母亲承担起来。五年前我到北京上学,母亲送我到车站,便分手了。一九四三年这一次分手,她却送我到车上。车开了,她没有下车,一直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乘了一站车才下去。现在回想,她似乎预感到那将是我们的诀别。

我不记得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分手时她不过四十三岁,已经显得很老。三十年后每当我见到四十几岁的女子还很年轻而富有魅力时,我便会想到母亲,她老得太早了。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里有了三青团组织。我的窗子几次被石块打破。三青团学生公然在课堂上擦枪,有时甚至拿着棍棒追随我身后,直接进行威胁。我不觉恐惧,因为眼见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到共产党一边来了。

特务学生每天到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密报我的形迹。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命令:敌人即将进行大逮捕,我是主要对象之一,必须撤离。我丢下全部财产,只携带两本托尔斯泰小说的英译本,匆匆离开校园。

在躲避在一个学生家阁楼里的一个晚上,我和耀华中学的一个进步女学生相互倾吐了爱恋之情。我们站在窗前默默看着天上的明月,约定日后相会。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我本来早已成熟,不知是什么力量约束着我,使我迟迟未能越过中国人古老道德规定的界限,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孔夫子的信徒。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应该在两个月之后再回到天津。那时华北的党对于国共和谈是抱着希望的,甚至还准备了与国民党竞选天津市长的人选。很难想象倘若国共两党真能在和平竞争中共存,或分别统治中国的半壁河山,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两党本身又会怎样。我想,谁要吞并谁恐怕都是困难的,相互竞争和互相监督只能阻止或减缓党的腐败过程。后来的中外历史也证明了和平土改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样,几千万人将不致死于内外两场战争(不算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的饥馑。而只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能够正常地发展,中国人口疯狂大繁殖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然而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决定到哈尔滨和久别的父亲与姊姊一起度过暂短的假期。

哈尔滨这时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森严的军事管制,使萧条的城市更显得陌生,好像所有的窗和门都封闭起来了。这种景象似乎象征着市民在心理上对于共产党的猜疑和疏远。他们在暗暗期待国民党的到来。

回到哈尔滨,最令我震惊的便是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犯下的奸淫中国妇女和抢劫等暴行的传说。起初,我不肯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出兵的目的又是为了从日本人占领下解放中国人,这怎么可能呢?然而那么多的人都众口一词,有些人还目睹了苏军在哈尔滨的抢劫活动,这就不能不相信了。学生和市民们对于共产党的疏远和对蒋介石的出于正统观念的崇拜和向往,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哈尔滨本地的年轻共产党员都为此感到困窘。中共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什么苏共的军队竟如此野蛮而毫不顾及政治影响呢?一种解释是:因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惨重,兵源匮乏,进入东北境内的军队是从刑事重犯中募集的:第二种解释是:苏军兵士把中国人当作了日本人。然而这些理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服。

我冒称自己是回乡探亲的北京大学学生,配合地方党组织到青年中进行工作,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宣讲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的统治从未到达过这个省份,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和地下组织却在日本占领时期还活动过几年。然而青年学生和市民们把国民党视为正统、崇拜蒋介石的观念却很顽固。

我又一次发现自己有演说家的才能。在“东北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上,我的演讲使我赢得了最多的选票。由于我共产党员的身分还留在天津,我只能作副主席。

我想,我演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真诚。我真正相信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我和两名共产党员在天津耀华中学几个月的工作就能使几百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是军阀、汉奸和大官僚的孙男孙女,或商人的子女)改变政治态度,倾向共产党或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使我对党最终会在全中国取胜毫不怀疑。但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哈尔滨的演讲活动也遇到一个大难题:对于家喻户晓并引起当地居民极大愤慨的红军一年以前的暴行,怎么办呢?必须使人们相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好的,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是好的,然而它的军队却对中国人进行抢劫和强奸,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只能搪塞了,唯一拿得出来的解释是:那支军队是苏联的死囚,不能代表红军。这时我和我的听众还都不知道那些并非死囚的红军在东欧和德国做了些什么。

我到哈尔滨不出十天,国共两党军队的全面内战就开始了。我回天津的计划已经告吹,地方党委决定我留下来工作。我此后的职业也仍然是和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生打交道:当中学教导主任、青年干部学校的辅导员,同时作“东北民青”和青年团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的轻信,使我几乎犯下一个大错误。有一天在街头,我忽然见到一个自称过去曾和我在中学同学的人,姓田。他正受失业之苦,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我轻率地介绍他参加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去学习,之后又介绍他到新华通讯社工作。这时正逢军事形势于我方不利,我军准备撤出哈尔滨之时。田某为保险起见,暗地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挂上钩,而我还在相信他,把一本为准备入党的人而写的小册子交给他看。我为此受到批评,但并不严厉。

我把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当作好人予以轻信并倾吐衷肠而无任何戒备的毛病,此后也没有改,但回顾几十年生涯,我因轻信个人而上过的当并不很大,因轻信党组织而遭受的损失却不知要大出多少倍。 .

然而对于党组织我又不是没有怀疑的。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参加哈尔滨郊区的土地改革。一进村,我们那个工作队的队长就下令把一个地主吊起来毒打,逼使他招认与土匪勾结、隐藏枪支,并要他交出浮财。那人说没有,便打个不停,直至血肉模糊。这是我头一次目睹人对人如此残酷的场面。我没有权力制止,只能躲开。彻底搜查的结果,并未找到枪支,也没有浮财,只搜出一堆破破烂烂的旧棉花(絮)。那个所谓地主也很可怜,不过占有十几亩土地。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个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以激起农民仇恨的地主,他是这种需要的牺牲。

一个疑问将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决:从理论上说,中国无地农民渴望得到土地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地主是经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以自己的储蓄购置了小片土地,同时贫农中也不乏游手好闲因而一文莫名的人。和许多地方一样,我们进行土改的地区,穷苦农民也须经过工作队员反复发动,苦苦劝说,才肯到大会上去诉苦和要求平分土地。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恐惧,担心国民党军队可能打过来,害怕遭到报复(这种报复确实是很残酷的)。然而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认为以暴力手段平分并非靠剥削致富者的财产是有悖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财那一天,我参加了。那场面很像美国家庭的“车库售货”(garage sale)。几家地主的服装、日用品等摆在一排桌子上,最贵重的无非是皮袄、座钟之类,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必须品。事先已经议定,各家农民应该分到什么东西,我们分别发放就是了。场上并没有什么欢庆气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我又一次发觉自己缺乏党所要求的“阶级感情”。

我早就有一个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也许是必要的。但浮财,特别是并非金银财宝那一部分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土地毕竟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浮财则同作为人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有更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为生活所必需,同时,有些对象为纪念品等等,还可能带有很多个人感情色彩。我想马克思倘若在世,他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主管这次土改的领导干部蒋南翔曾一再叮嘱不许对地主动用肉刑,然而那个违背这条禁令的工作队长也未受到任何惩罚。倘使他在这个村庄找不到一个斗争对象,打不开斗争的热闹局面,他就要被指责为“右倾”了。

来自延安的干部把解放区的传统带进哈尔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敬服。但是我隐约觉出他们带来的那些在长期战争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要求中,有一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求人们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我觉得这种气氛是对我的一种限制,内心里暗暗抵制起来。

我从来不喜欢打扮,也无意诱惑漂亮的少女,但不知为什么,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十年里,我常常想穿一穿红色的衬衫。这是不是对于单调环境的一种逆反心理呢?大家只能穿同一种色彩和同一种式样的衣装,这不仅是军事生活留下的痕迹或苦行生活的传统,而是表现了维持人们精神生活的统一和单一的要求。我本能地不喜欢这种要求。在青年干部学校工作时,有几天我竟穿起一套父亲的蓝色西装,与周围的人显得很不协调。倒是没有人干涉我。但我对于别人受到的干涉表示不平。哈尔滨的夏天很热,本地姑娘都穿裙子。由于参加了革命,女青年不能再穿裙子了,还得在衬衫外面再穿起干部服来。天热,就卷起袖子。有些延安来的人连这点都看不惯,我觉得就未免过份了。他们也看不惯我的作风,甚至还在会上批评过我不该走路、上下楼的时候都唱歌,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照旧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岁。回顾那二十二年的政治囚徒生活,我还庆幸自己有这么个习惯呢:经常低声吟唱一定是排遣了我内心的许多悲哀和忧愁,并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给了我一种自由感。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举办的“青年之家”大约可以算作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后最早开展的青年工作。一个月以后,成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一年后才建立青年团。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那时,由于政权很不稳固,国民党军随时可能打过来。哈尔滨的学生们又不愿和中国共产党靠近,充满疑虑,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年轻人的兴趣,尽量用歌咏、放电影、读书、体育等活动把他们吸引过来。四六年冬举办的寒假学习班,是为了进行政治教育,但也尽量运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表达出来,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青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信赖,青年团的活动就越来越政治化,内部生活的民主就越来越少,青年团本身的官方色彩也就越来越重了。

伴随全国解放,青年团和学生会就变成了党的“工具”,它的活动方式与内容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像全国人民一样,青年们以入团为荣,现在是由青年团选择他们,而不是寻求他们的支持了,青年团组织的生命力从此便走向衰落。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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