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6)我坠入为百万人设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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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在这以前或以后我的一生中有过如此欢欣和振奋的时刻。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威望升到了最高点。在《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和编辑中间,反应也同样热烈。好像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即将开始了。

主题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的讲话,等于是宣告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列入此类》则上升到主要地位,而在这一类矛盾中,又主要是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就等于说:必须把党放在一个接受监督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应成为经常的头等大事。毛泽东还郑重宣告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重申双百方针:主张开展批评,老干部也不能拒绝批评。对于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也许是引起重视》的一系列的罢工罢课事件,他反对镇压和压服,认为首先应克服官僚主义。

用现在共产党的语言来说,这就等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宣布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如此。我后悔我不该把最高国务会议的那张票给了我的副手,失去亲逢这一盛举的机会。

毛泽东所说的话,大体上也就是长期来郁结在我心中未讲出的话。听了毛的讲话,我心中几年来逐渐增长的对于党内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与保守倾向的忧虑烟消云散了。北京的空气和知识分子的心情顿然发生了变化,从天空到土地都显得可爱多了。因为毛泽东实际上又是在提倡扩大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自由化,这样,我这个在新闻与文学领域工作的人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第二个月,我到哈尔滨和长春采访。一个情况使我惊异:地方党委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与知识分子迥异,他们抱等待和观望态度,并不急于行动。哈尔滨市委还在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市委书记并且说官僚主义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反对资产阶级也就反对了官僚主义。他还在继续压制报纸上对于党的干部特权现象的批评。

另一件我难以理解的事是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与意图竟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理解。三月间哈尔滨与长春都在传达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有的认为毛的讲话是要在全国反“左”,反教条主义,另一些人则以为不然。毛在讲话中批评了一月初在八人民日报》发表反对文学艺术自由化的陈其通等人。但后一种人却认为这种批评并不是反对他们的意见,不过是嫌他们动作太早、太笨拙了。

三十一年后我重读毛关于两类矛盾的讲话(不是经过大修改的公开版本,而是当时的记录),才发现我们当年只注意了他的主要论点,而忽略了隐藏在讲话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比如他尽管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很不客气,但仍坚持对他“三七开”,他把民主贬低为一种手段,并且认为“大民主”只能用来对付敌人,同时不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并未承认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有什么重大错误,认为肃反和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并无失误,甚至比其它国家的党好得多——“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我们”则只是历史上犯过“左”的错误。他两次批评电影评论家钟惦蜚(注一),认为钟关于电影界严重问题的文章是“否定一切”,“台湾很喜欢”。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并没改变,他在承认共产党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会犯错误之后,立即补充说“文化高的也不见得不犯错误,知识分子犯起来就厉害得多”。后来他还说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要出问题”。

注:著名电影评论家与理论家,他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年底的论文《电影的锣鼓》对于解放后教条主义的束缚造成中国电影业的衰落提出锐利的批评,他后来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事实上那篇文章却是应周扬的要求,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反右运动后对锺施加野蛮压力,不准他泄露这一秘密。

年轻、天真而轻信的我们,都没有识破毛泽东的这些固有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他现在宣告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些观点指导下造成的。这些导致一九五七年那种局面的基本观点并无变化,而只是改变了方法和策略。批评教条主义于毛泽东无损,那笔账是算到斯大林头上的,毛则是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的。看来他所说的教条主义指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盲目学习苏联那一套东西,而并不包括生硬贯彻毛本人的教条。可以看出,他并不以为他本人和中共中央本身有什么错误。他洋洋自得要以他的《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新思想、新政策来树立自己在中国的更高权威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对钟惦的一篇仅仅批评电影业不景气的文章如此计较,用最严厉的词句谴责钟,就表明他是容不得别人对建国八年来共产党的成绩提出一点怀疑、否定和批评。

而我们这些儍瓜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这就难怪我们要落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政治陷阱了。

我很依恋我的家,所以每次出差或出国之后,总不愿很快就再离开北京。这一年春天也是如此,从东北归来已是四月下旬,我一时不想离去了。

一件大事使我改变了主意。编委会上社长张黎群传达刘少奇的一个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

罢工历来被认为是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手段,因而工人一旦对共产党的政府或厂长罢起工来,就是很不体面的事了,同时也很危险,因为它等于把党的错误公开暴露在人民面前,并且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所以,共产党的报纸竟可以报导在自己领导的地区里反对共产党干部的罢工,这个决定表明党中央既有充分的自信纠正引起这起罢工的错误,也有勇气在全国范围内克服破坏党与群众关系的那些党的弊端。我为此兴奋异常。当这次采访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时,我更是喜出望外!我决定和本报驻上海记者陈伯鸿一起尽快起程,奔赴上海。

到了上海,我和伯鸿一头就栽到永大纱厂。我们必须按时发出关于这起罢工事件的报导。比起这篇必定会轰动一时的报导来,推动我埋头于这个工厂的更重要的动机,是我对于某些党组织这几年是如何从工人一致拥护的先锋队蜕变成他们憎恶的对象这个过程怀有极大的兴趣。

在报纸上的各界“鸣放”会上,对共产党的批评已经开始。我觉得一个清算“左”的错误、纠正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大 好时机已经到来,中国进步的速度必将加快。接连几个夜晚,我兴奋得难以入寐。有时刚刚入睡又醒来,头脑里的思潮此起彼伏,如波涛汹涌,不可遏止。我常几次披衣起床,在灯下疾书。一个讽刺风派文人的短篇小说,一篇写新闻记者的现时境况与应有地位的散文以及给《中国青年报》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告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我和陈伯鸿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和许多工人、各种政治态度的党员与干部、群众、领袖分别谈话。我们认为这个工厂党组织的危机对于唤醒全党警醒,痛切正视执政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极有意义的。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们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这是因为党只发展两种人入党:听话而不说话的人,并无入党要求因而也不起作用的、为分享执政党的利益而巴结干部钻进党内的人。前一种人帮不了党的忙,而且纷纷退了党;后一种人则只能害党。党员中也有好的,愿意为工人的合理要求说话,却遭到领导的申斥,被认为“党性不强”。同时工人又认为党员们应对各种不合理的事情负责,骂他们是“白鼻头”,把他们当作工贼。在工资、借款、评级、困难补助、竞赛评奖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困难所迫要自杀了,工会仍然不管。一个洗澡用水的问题就不知喊了多久。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

工人们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党员不能代表工人,便有一位非党员、会计丁喜康成了工人的代表。他被指为罢工的罪魁祸首。资本家当权时,他因主动监督其非法活动和为工人谋利益,被资方称为“神经病”。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也因同样原因骂他“神经病”。丁喜康本是个孤儿,一九四九年第一个加入工会,也要求过加入共产党。他像同资本家斗争时不怕恐吓和危险一样,现在“一个人对付一个组织”、“与党团组织处于宣战状态”了。

工厂党总支认为这个厂的问题在哪里呢?“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厂内思想状态紊乱。对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须加强。”“应在职员中揭发经常散布谬论、公开传播反动意识者(只有一个丁喜康),使之在群众中孤立。”“党团组织必须服从行政、支持行政,搞好生产。”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唤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每天我只有很少的时间看报纸,但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看到当天的报纸。我不能看得很细,往往只能看看标题,这已是够使我感觉到上海前所未有的气氛了。人们在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到政治制度,那些抑制着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妨碍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通过各界人士的鸣放在报纸上公开化了。生活本来应该更可爱些,人们的心情本来可以更快活些,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可以更和谐、更亲密些,然而没有。党的政策的僵硬,党的很多干部从公仆逐渐向享有特权的官僚的转化,党的领导干部对非党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把它同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一种力量能制止这种倾向的发展。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报纸第一次有可能把人民的不满、顾虑和渴望表达出来。

我注意观察街上行人和车中乘客的表情。《文汇报》、《新民晚报》和《新闻日报》的读者激增,几年来沉睡在人们心中的政治激情被唤醒了,一向被认为只能由执政者去决定的许多问题,开始成为他们思索和议论的中心。

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新的趋势。有人觉得他们赖以安身立命因而坚信其不可动摇的东西受到了威胁,在那里冷冷地观望。社会低层开始了动荡,蓄积已久的不满可能会以意料不到的形式迸发出来。

上海电台的青年记者王浣芳再三请我到那里讲话,我很是犹豫。这时已接近五月下旬,从上海市委领导人讲话的调子里,从某些干部阴郁的面孔和对我缺乏善意的面孔里,我多少觉察到一些不妙的迹象,不愿让那些人从我的讲话中抓到什么把柄。但我又很想到据说是斗争相当尖锐、复杂的上海电台去做些调查和采访,那里的青年编辑、记者的盛情又很难推却,于是我便住到那里去了。

大约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座谈会气氛很热烈。我讲了自己这几年在新闻工作中的经历和思考的问题,也介绍了波兰新闻改革的情况。大家提出很多问题,我一一回答了。

我一向的、也是今后也难改掉的毛病又犯了:在回答问题中间,我并不是不清醒的,我的理智不停地提醒我必须谨慎,不可大意,但我的感情又很难抑制,不愿说假话,不愿敷衍搪塞。一位同志问到《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在开展批评中遇到的阻力是什么时,我已意识到这会引出与党中央和某些高级领导干部有关而不宜公开的情况,我必须注意回避,但我还是吐露了真情,说道:“我们报社的遭遇是复杂的。最可怕的阻力不是别的,而是党内保守力量,特别是党内权威人士的保守力量,以各种方式干扰你。”我仅仅没有说出那些高干的名字而已。但我接着又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不属于保守派,但他不占优势,因而团中央也不能支持我们。下面的问题是:党中央对于鸣放、整风的决心如何,我更加谨慎了,先说了一句:“毛主席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决心很大。”我若到此打住就好了,但我又觉得这不完全,因而是个不真实的答案。我想起三月以来我在几个城市看到的省、市委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决策的抵制,想起毛本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高级干部十个有九个不赞成百家争鸣,或是不太通。真正通的是少数”,这么重要的事怎能不说呢,于是我沉吟片刻之后又迟迟疑疑地补充说:……但是党中央别的人嘛,还要走着瞧,党内一批高级干部是整风的阻力。”这时,本可就此打住,但我又禁不住会场上那许多友好的、全神贯注和对我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引诱,于是又放开思想的闸门,滔滔讲了下去:

“过去听毛主席说党内高干十个有九个是反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还觉得可能是夸张。其实一细想,我们报纸几年来遇到的阻力就是这些人。他们处于特殊地位,动不得。报纸批评最高只能到政府的部长,已经很难。刘少奇日前说封建等级制要铲除,我现在仍然不很乐观。最需要监督的人却不可能受到监督。

“特权阶级,从工厂到中央,已经形成。有人自己不愿意成为特权阶级分子,但把他往那个位置上一摆,他慢慢就变过去了。”

我的讲话还没结束,传过来一个条子:“看见你,我就想: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人!可否给我一点时间……”

散会后走过来一位漂亮的妇女。她约我单独一谈。我们后来在近处的一家咖啡馆里长谈几个小时。她一面不住流泪,一面倾诉她丈夫、著名文学理论家何满子的不幸遭遇——一九五五年被无辜地定为胡风集团分子坐牢,解放后并不真正平反,全家人备尝痛苦……我只能安慰她,劝她等待。

几个月后她等来的却是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她曾向之求助的这位记者也成了他们的难友。

在这天的座谈会上,我还说过这样的话:“不能低估党内保守派的力量,但也不要低估我们的力量。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渠道制造空气,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去扭转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我们也可以制造空气——通过我们的笔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央。毛主席每天都看《文汇报》,下情可以上达……”

在我说这些话时,上海的局势已经不稳。后来的几天,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中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币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上已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导。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又听说毛泽东将于六月一日就这一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我猜想柯庆施一定会是劝说毛泽东刹车,那一来中国大好的民主化形势必将逆转。我忧心仲忡,五月廿五日晚间,我便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起草一封信,试图以直接向毛泽东进谏来阻止局势的逆转。

“中共中央办公厅

请尽速转交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中共党员,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几年来跑过东北、西北、中南各省市,党内与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时常引起我的忧虑。我衷心拥护扩大民主生活与整风的方针,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说过:’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这种傻瓜在我们党内是大有人在的,至于连煮饭的火也畏惧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党内那种保守势力必然要对这一方针加以抵抗,希望您无论如何不要轻信这种人的意见以及他们所反映的情况,他们不仅不能代表群众,甚至也远远不能代表党。上海的情况固然有不健康的地方,但整个说来是非常好的。

请您注意:

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

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涣散状态。东北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

三、党内比较高级的干部中,存在‘变色龙’。这种人划不到三大主义的任何一类中去。他们永远‘正确’,十分安全,这次整风也未必整得到他们的头上。

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写了这许多您一定早已了解到的情况,无非是出于一种忧虑:在上海和哈尔滨与一些负责干部接触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与中央和群众的感情之差异已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而这些人在掌权,他们是‘势力’,他们有最大的发言权……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是非常非常难发生作用的。需要中央采取措施。”

其实并不需要对他施加影响,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并且布置妥当了。我的命运也在十几天前就被他决定了。我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第一篇报导《上海在沉思中》于五月十二日见报,毛泽东看了,就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

这个“乱”字份量很重。他的意思是我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他怎么会看得这样重呢?那通讯主要篇幅写的是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为什么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了呢?”这个问题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更使毛泽东恼火的大约是临近文章结尾的一段:“上海的放,还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人们注意看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一定认为我这段文字有挑动知识分子与党对抗之意,同时,也因为我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其实我若稍有一点心计,那“不说话、没表情”早就应该引起我警惕,我就不会写这篇通讯了。

四月末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中共上海市委报到。接待我的是宣传部副部长周而复。我认为他本应有一点笑容。我介绍了自己和我的来意。他始终没有表情。我只当他就是这么个人;或者因为他的创作道路与我不同,不喜欢我写的那类东西。十来天后,我又在作家茶社会见了当时并无显赫地位但因毛泽东赞扬过他的一篇文章而小有名气的评论家姚文元,他也是没有表情。我向他打听上海文学界鸣放的情况,他守口如瓶。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会面,桌上的茶点一点都没动,就分手了。

我实在是太痴,也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呢。不过,按照毛泽东的组织原则,这个只透露给党内极少数人的机密,姚文元也不该知道,他的级别比我低得多。

写完致毛泽东的信几天之后,我便动身返回北京了。我的心被不祥的预感所笼罩,一片黯然。

在回北京去的列车上,我看到了五月卅一日《人民日报》上对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的揭发。报导说他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在鸣放会议上对党恶毒攻击,并宣称他要杀共产党员。我初次见到如此露骨地表示对党的仇恨的言论,吃了一惊,但并未怀疑。

这篇报导的作者,即谎言的制造家,为毛泽东立下一功。葛佩琦的言论为反右派斗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二十余年后才真相大白:葛佩琦是位资格很老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派进国民党军队负有特殊使命的。他根本没说过要杀共产党的话。他原话的大意是:他曾亲眼见过国民党如何取得政权和如何垮台。他现在看到共产党内一些干部的腐败很痛心,担心共产党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

这时,我确信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了鸣放向党进攻,企图取而代之。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也许不无道理。但我为因此而可能发生的大逆转会使中国失去走上一条新路的机会而忧虑万分。我根本没想到我会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但也不是毫无顾虑。我回忆自己在上海的言行,觉得五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电台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能有一点问题。

回到北京,在青年报的小环境里看不出明显的变化,但我的心情很是烦躁。我不希望、也不许自己相信形势会发生逆转,但我又不能不觉察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上边尚未明令刹车,还在鼓励继续鸣放,我便决定沿着我选定的路继续走下去。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就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后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一事,向全国发出第一个信号,从这封恐吓信“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表明“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右派分子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两天以后,这家报纸又发出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正式发出号召,击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这篇社论说在两篇社论之间的两天里(实际上从第一篇社论到达读者手中到第二篇的写作,只有一天的时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见,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全国为之震动。接下来报纸上便连篇累牍地揭发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些人虽然曾反对过国民党,但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因未分享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权力而有所不满,是可以想见的。报纸宣传中又揭发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比如“章、罗联盟”等等。因而,我也认为这些人很可能真正可以算作右派分子。然而即使如此,我觉得他们的有些意见,如储安平所指出的中共视中国为自己的“党天下”的问题,也不无道理。随着报纸上所揭发和批判的人的增多,我原先的忧虑越来越重了:这个运动继续搞下去,会使我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民主浪潮被扼杀,中国又会回到一九五六年前的状态中去。

同时,我也隐隐感到:我和与我持相同观点的党员,也将被这场运动波及。我不相信那些党员和我会被定为右派分子。但想起一月间那次讨论王蒙作品的会议,又觉得追究我们言论、作品中问题的责任,也是很可能的。

我的心情非常烦躁。可怕的大火正在我面前燃烧,火势越来越猛,它可能把去年以来政治空气中出现的自由和希望统统烧光!怎么办呢?所有报纸已被一种意见占据,政治气氛已不允许我公开宣扬自己的政见。

编辑部中年轻的编辑、记者也和我一样焦灼不安。他们找我商议怎么办。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显然使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党员决定召开党支部大会,继续发动党员鸣放。

我是几个月前被选为编辑部第二党支部书记的。副书记——一位年轻的女编辑也主张开会。

于是,在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支部大会便在大会议室召开了。

发言的人并不踊跃。显然,反右运动已经使一些人不敢讲话。这种气氛反而刺激了我,使我更大胆了,把反右运动可能带来的于我不利的后果置于不顾。我起来鼓励大家讲话了:“不必顾虑,我们是在按毛主席的要求整风。我知道,党内有人反对,有人害怕听不同的意见,而这正是我们必须整风的原因。再听任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发展下去,这个党就危险了!我们党员都不敢讨论党的问题,党外的人又怎么敢提意见?”

我的话起了作用。几个党员对于肃反中青年报党委的错误提出批评。那些本身当时就受到不公正审查的人发言时心情很激动。有一位平时比我严谨得多的老党员也对党内生活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我稍感意外。

会议结束时,我以为这就完了。不料几名党员认为应使这次会议对全报社的鸣放和整风起一下推动作用,主张把会议纪要写成简报贴出去,也有人认为不妥。我犹豫片刻,赞成了前一种意见。这种作法是反常的,又是一次冒险。

几天以后,胡耀邦(当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编辑部来听取意见,我又毫无保留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质问。

在距离我那不幸的日子只有几天光景的党小组会上,我提出了一个疑问:“现在把我搞胡涂了:左和右怎么分界;主张进步、反对保守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人应该是左派,现在倒成了右派了;反对变革、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反而成了左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颠倒,到八O年代也未纠正。

这是我在党内的最后一次发言。可以问心无愧的是我入党以来从未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从不搞阴谋诡计。

七月八日晚间,在大饭厅召开报社全体人员大会。我和平时一样拿着扇子去了。党委书记佘世光主持会议,团中央一个书记也来了。党委书记说:“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一个时候了,揪出来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有人说我们团中央系统,我们青年报社没有右派。究竟有没有呢?”接着他大声宣告:“有!刘宾雁就是一个!”

我的心顿时一沉,奸像停止了跳动。这是真实的吗?我是否在梦中?!!有几秒钟我确实感到似在云端。但我立刻冷静下来,确认一个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正在向我逼近。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我不相信它会成为现实。这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怎么会是敌人呢?

不仅我,场内绝大多数人都为之愕然。显然是事先布置好的几个积极分子相继发言,愤怒谴责我的反党言论。第二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印刷厂的一个工人,身材高大。他表示赞同党委书记的观点,说:“刘宾雁这个人从来就不像个党员!他的气味就不对!”我有点吃惊,两天以前我们全家在王府井街口上碰见过他,那时他还十分热情,非要给我的孩子拍一张照片不可呢。再一想,也不怪,这些最先发言的人一定是事先布置的……。几位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思想倾向与我一致的人,也起来讲了话。他们很难唱出足够高的调子,有人甚至在批评我的错误之后还说了我两句好话,引起“左”派的不满。

最后,轮到我发言了。

我缓缓站起来——因为我坐在会场的左前方边上,全场的人都转何了我。我压住内心的冲动,从容地说:“这个会不仅对于我,对很多人都很突然,因为大家一向并不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有缺点和错误,但我能是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分子吗?”我对会上一些人的指责作了反驳:“有些与事实不符。说我写的全是批评稿,是故意找共产党的毛病,是这样吗?我是出于一种忧虑才写这些稿件的,并不是为了拆共产党的台。”我知道,按常规,明天报纸就会把这件事报导出来,那就更难挽回了。于是我又说:“希望不要急于见报。”

有一个什么人站出来,喊道:“不要听他的,不要上他的当!”但这个积极分子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报导还是推迟了几天。

直至散会,我也不相信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我仍然相信会有人听我证明我不是一个右派,而那一定是驳不倒的。我担心的是妻子。我没有用目光去寻找她,但我知道她在场,她受到的震惊一定不下于我。我应该安慰她。

我走出会场时,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只有朱洪在门外等着我。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就去团中央书记处找罗毅(负责这次运动的书记)。”她同意,鼓励我说:“不要担心,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关东店罗毅的住所。此人曾是一九五O-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成员,因而我们彼此早就认识。他和颜悦色地接待了我,仿佛一个小时以前那件大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我坦诚地表达了我的态度:你们弄错了,我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右派。我请他们审查我的全部言行,然后再做出结论。罗毅始终面带笑容,告诉我不要急,要相信党组织,不会寃枉一个好人,一切都会得到妥善处理。我相信了他的话,心情平静下来。

这要经过将近十年,我才得知我的政治命运早在五月间就已由毛泽东决定了,任何人已无力改变。罗毅的那番话,纯粹是为了安抚我。

从罗毅家出来,已是半夜。没走多远,就碰见朱洪,她正在找我。我问她为什么要来,她说,有一位朋友告诫她注意规劝我冷静,千万不要走自绝的路,她这才着了急,生怕我今晚出事。我笑了:心想这怎么可能?既然我根本不可能是右派,他们怎么能把我定为右派呢?

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会是小型的,仍然在青年报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开——一九五五年为了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曾多次在那里批判我。

我认为,这是给我机会为自己辩护。我认定:只要我把自己全部真实情况向党组织摊开,他们就会认清我不是一个敌对分于。于是我把近两年自己全部的思想和言行毫无保留地做了报告,甚至详细到我在何时见过什么人,相互交谈了什么。十几名与会者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

朱洪并未向我谈起她应该做什么,但我们想到一起来了。她把我给她写的一些信交给了党支部。几年以后我才见到被退回的这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是我在湖北采访时写的,朱洪还特地用红笔勾出我在信中写的关于匈牙利事件的一些话!!我见到中国报纸报导匈牙利暴乱分子把公安人员吊死在电线杆上的暴行,在信中表示了我的愤慨。

人们静静地、耐心地听我讲了足足两个半天。他们并不打断我的话,但我诚恳的态度,我列举大量足以证明我非但不是敌人,并且是一心想使中国的事情办好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参加会的是编委会、党委会的成员和几个部主任共十几人,当然都是党员,真正认定或亟欲把我定为右派者,至多不超过二三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编辑部的大多数人亦是如此)实际上对于开展反右运动并没有想通。从总编辑张黎群起,至少有五六个人这时还正在为自己一年来的言论可能招来的惩罚忐忑不安。但很多人都不能表明自己真实的政治态度——除了少数几个死心塌地“紧跟”党中央的人以外。

对我的坦诚的自白的反应一概是“不老实”、“美化自己”、“必须坦白交代”等等。

我承认在上海期间所写的文章和讲的话,可能有过头的地方,可能被党外右派所利用,但我入党以来的全部言论和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社会主义和党吗?再说,在入党以前我已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我个人的成长、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从物质条件到名望,无不是党所给予的,我的全家人都从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得到了好处,我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不是也不可能是党的敌人吗?

和九年后的文革不同,没有人拍桌子瞪眼,大声恫吓,喊口号或制止我发言,更未对我施加人身侮辱。人们心平气和地批判我、质问我,我也可以继续为自己辩护。然而在“和风细雨”《这是毛对整风运动所应采取方式的指示》的后面,却是不可理喻的武断和强词夺理。

这时,全国所有报纸上都是铺天盖地的对于各种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仇恨”的右派分子的批判,和“工农大众”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对右派的揭发和声讨。声势之大,为十几年来任何政治运动所未有。我的事情也已见报,《中国青年报》每天从头版起不间断地刊载揭批我的报导与文章。 青年报院内,拉起几条绳子,挂上越来越多揭批我的大字报。编辑部内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曾持有与我相同或类似观点的人,都不能不表明态度,与刘宾雁“划清界限”。

当《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的社论时,我知道上海当时至少有三十家工厂的工人在罢工——那绝不是为了表示拥护党中央。再说,中国的工人中有几个人是真正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并自觉地站到党的一方的呢?然而从现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看,全国工人群众都站到中共一方视右派为死敌了!

我心里对这一套宣传手法是很清楚的,因为十几年来我就是干这个的。我甚至能够明白,为什么我当年在天津拜为义母的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也在《中国青年报》上写文章批判我——那显然是出于其它考虑。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这种舆论优势,以及在我的单位里一个人也不敢和我说话这种气氛,仍然不能不使我感到孤立。

于是,我的自信开始动摇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像自己迄今所想的那样正确。我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而所有缺点都可以习惯地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入党时,难道纯粹是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吗?难道一点为个人的动机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争取一个对个人也更加自由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才能。我的写作,难道一点为个人名利的念头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

会议已举行多次,进展很慢,因为我始终不能承认我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你说我的某些言行客观上不自觉助长了右派进攻党的声势,可以。说我因此就是反党分子,我不能接受。这时,对方搬出毛主席的教导。他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不能离开效果看动机,“我们是动机舆效果统一论者”。既然如此,你刘宾雁又怎能例外呢?

我想不通。动机在我心中,难道还会有人比我更了解我想过些什么吗?

在北京城的另一角,一个北京新闻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议也在进行。那是在北京日报楼上的礼堂里召开的。两个月以前我参加过一次,那时我还不是右派。那次会专批《大公报》社长非党人士王芸生。据说后来被认为应属于被保护之列,所以未定为右派。

那次会议的休息时间,我遇到《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我和他没有说很多话,从他的脸色,我猜想他也在为这场运动而忧虑。五月间在上海,我曾寄过一篇文章给他,没发表。他把文章退还给了我。那是一篇为中国记者缺乏应有的地位鸣不平的文字。按照常规,邓拓应该把它交给青年报的党组织或中央宣传部,这可以证明他对党忠诚。然而他却没有交,而是交还给了我本人。

现在“新闻座谈会”的对象轮到我了。礼堂大厅里摆了几排桌子,座位仍然不够,会场显得很拥挤。

仍然是我发言检讨自己,众人批判我的错误,只不过规模、范围扩大了几十倍。

正如一个人已注定要在水中沉没,却还计较一块石头会碰痛自己,我对一个青年女人的发言颇感不快。她是《北京日报》的团委书记。大约一年以前,她曾请我去给北京日报的团员和青年讲演。现在她站起来,声嘶力竭地揭发批判我,用词很重。我心想:明明是你死乞白赖请我,我谢绝再三之后才勉强去的,怎么现在说我“费尽心机寻找机会,到北京日报向青年放毒”呢?真是岂有此理!我甚至暗暗发誓,从今以后无论什么人邀请,我再也不做任何讲演了!可见,我这时并未想到今后再也不会有人请我去做讲演了。

当我刚走进会场,我觉察到似乎有一种像波浪的东西从门口向整个会场扫来——人们好像被什么惊动了。散会之后我才得知,有一个人从这栋建筑的楼上坠楼而死——显然,他是特意选定了开会之前,特意选定了这个地点——他最后的身形扫过会场的窗子!

戚学毅原是北京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因“个人主义”错误而被开除党籍。一九五六年到《中国青年报》在我领导的部门工作。由于那一年的政治气氛很好,他受到的党籍处分也可能纠正,他工作很卖力,出了很多的点子。由于与我思想一致,过从较密,又写过赞扬我的作品的文章,我被指为右派后,他精神很是紧张,以为他也难逃厄运,便决定以他的一死为中国即将丧失的大好良机殉葬了。

戚学毅在北京并无亲人,他被匆匆火化了。他前次到我家夜谈时忘掉的一件西服上衣却依然挂在我卧室的墙上。它在那里悬挂了很久,直至我的政治命运被最后决定以后。

党为了表明它意志的坚决和权力的不可抵抗,在戚学毅死后追定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我四十年代的好友,天才的剧作家与小说家范政也被打为右派,这时没有死,但在一九六八年文革高峯中,即划为右派十年之后第二次遭受迫害与侮辱时,愤然自尽。他死得更惨:卧轨身亡,尸分三段。

在中国青年报内,对我的批判继续进行。继我之后,一个又一个编辑或记者被指为右派。有的人昨天还在批判我,今天就从会场上消失,到另一个会场去接受别人的批判了。这张右派分子名单上的不幸者逐渐增加到十七个人。所有的人罪过都比我轻得多。最后一个是画家路西坤,他仅仅是由于不服从调动到外省工作,态度比较顽强,也成为右派分子。

假如我不是右派、那么中国国青年报所有这十六个人就都够不上右派。甚至团中央各单位总共一百余名右派分子中的任何人,罪恶也不及我严重。我因自己那两篇特写,以及一九五六年以来在多处所作的讲演,已在中国新闻界、文学界和共青团系统产生很大政治影响。很多人视我为社会的先驱,很多青年人愿步我后尘(其中很多人由于写了类似的作品,或仅仅说了我的某一篇作品“好”,或对于把我定为右派表示反对或怀疑,也被定为右派)。反右派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必定是有了必须打击的对象,才会有必要发动这场运动。我若不是右派,这场运动至少在团中央系统就落空了。不是我错,就是毛主席他错了。而他是不可能错的。即使错了,也是不会承认和纠正的。总之,我的命运已不可更改。既然如此,没完没了地开这种会,消耗精神,徒费唇舌,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应该找到一些理由使自己屈服。”我决定认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又要尽量使自己心悦诚服。

现在事情卡在“动机”的问题上,必须在这里突破。别人的批判说服不了我,我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判决自己死刑的理由。在一次会议上,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是一个右派分子。“我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已经很久,因而我的头脑已彻底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行为和言论的动机,只能来源于头脑:既然头脑已经烂掉,又怎么可能有好的动机呢?可能正好相反,我认为好的,恰恰是坏的。”说这些话时,我如释重负。听众也似乎松了一口气。

然而事情尚未完结。主持会议并在决定我政治命运上起重要作用的党委副书记,本来是我从一九四六年就相识的人。但在气质和性格上我俩正好相反,因而从无往来。他又猜疑我的《本报内部消息》中所写的马文元是以他为原型,所以对我颇有看法。此刻,他平时就少有一丝笑容的脸变得更加严峻,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应该交代在你这许许多多反党罪行后面的政治野心!”

我吃了一惊。这不仅是逼我进一步退却,而且简直是迹近陷害了。他要我承认我有意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这也太离谱了!我严词表明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野心。

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僵持了两天。我不肯做任何让步,而他也不肯放弃他的“假设”。我暗暗猜测,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有政治野心呢?这里一定有什么名堂——一定是出于对我具体处理上的某种需要。

话题自然而然被引到究竟什么叫政治野心上来。“你一言一行总不会没有什么目的吧?”某位与会者说。我答曰:“当然有。从总体上说,我企图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我曾力图使他人接受我的观点。”

“对!这就是政治野心!”党委副书记说。我表示怀疑,因为如此说来,每个宣教者——教士、教师和宣传家,从孔夫子算起,就都是野心家了。他自然不肯接受我的论点。为这么一个词,开了两天会了,真烦人!我知道,他也是在奉命办事,何必同他为难呢!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说政治野心就算是他妈政治野心!反正脖子上这一刀是躲不掉了,还管流血多少干什么?这样,便在“以自己思想影响他人”这个限度上,我承认了自己有政治野心。

作业到此结束,彼此都感到轻松。从此再无人打扰,我每天按时上班,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办公室读书,让别人去料理我的后事。

结论是在半年之后做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我在三千余字的结论一式五份上分别签了字,同意政治死刑判决。心情出奇的平静。

我犯的罪共有六条:一、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诬蔑丑化党的干部,污蔑党的政治生活;二、否定党领导的文化艺术事业成就;三、诬蔑肃反政策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说“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四、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竭力想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五、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六、鸣放期间兴风作浪,进行一系列猖狂反党活动。

最后一条罪状里,包括我在上海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结论中是这样写的:“他生怕停止鸣放,连夜写信给毛主席,狂妄地企图以他的思想影响毛主席。”

这封信足以证明,我这六条反党罪状都是在他老人家号召下,忠实地按他的吩咐照办的。

三十一年以后,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翻阅当年文件,才在一个关于右派分子如何分类的规定中发现,“有政治野心”是定“极右分子”的一个条件。难怪那位党委副书记当年那么认真呢!

我被定为右派的事在报纸上公开后,曾收到哈尔滨一个中学生的来信,写道:“假如你是个右派,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右派。”信上写了真名实姓。我为他的大胆吃惊,觉得言之有理。然而,伟大领袖难道能犯错误吗?

几个月以后,我得知我的“长姊如母”的姊姊、小学教员刘放,因为我鸣不平也被打成右派,且是“极右分子”,我非常痛苦。

得知我的厄运,我的朋友苏联作家瓦连钦.奥维奇金(Valentine OveChkin)来信表示惊诧和愤怒,认为我和丁玲绝不会反对社会主义。我连忙写信劝说,表示我虽然主观上并不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客观上和党外右派分子站到一起攻击了党:我已想通了,望他放弃这个观点。他仍然不通。这时,苏联的《文学报》发表了关于我的报导,奥维奇金大为恼火,来信告诉我,他已写信向这家报纸抗议,决定与它决裂。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对于一九五六年以来中国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动向,苏联持怀疑态度,担心中国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很少转发中国这方面的消息。但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们来劲了,连篇累牍地报导中国开倒车。这和几年以后中国对于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所持的冷淡猜疑态度,后来确认那一套是修正主义相对照,就很有意思。

奥维奇金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和我的通信继续到我下乡劳动后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后来忽然没有消息了。我还以为他是因与一个中国右派通信受到批评和制止呢。到一九六二年我才得悉真相,他为我的事曾给中共中央写信为我鸣不平,惹得周恩来大发雷霆。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据说,正是这封信,使我的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中国人都会猜到中共中央会怎么想:这一定是刘宾雁唆使俄国人为他说情。

若干年以后我才对于这场运动的全貌有了更多的了解。现在官方数字是总共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实则超出一百万人。真正有见诸报章的言论者,不会超出一百人。领导号召之下在会议上的发言,私下闲谈中的片言只语,日记或信件上的一两句话,都足以划为右派。还有很多人则是并无任何言论的,只因上面规定了一个百分比,必须凑足这个数目(往往按惯例还要争取超过,以表明领导这个工作的人之忠诚和干练),也被以各种手段定为右派,比如在反右高峯已过,很多人为了“靠近组织”或奉命“汇报”思想,写到自己对某一右派的某一观点曾有过共鸣,或对反右派运动曾有过怀疑,现在纠正了。这种一闪之念就可作为定右派的依据。更荒谬的则是连这种“言论”或念头也没有的人会被指为“由于对党仇恨或不满,才守口如瓶”,也够当一回右派的。

掌权的人藉此机会伤害无辜以谋私利者,也不在少数。一些人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弄得妻离子散,到一九七九年给右派平反时一查,根本没经过必办的手续,只是档案中塞了一个条子,因而并未定为右派。我在河南省罗山县还见过这样的事:一个小学校长看中了一位体育教员的漂亮的妻子,弄不到手,把那教员打成右派,逼得夫妇离婚,那女人就被他占有了。

在批判和追查我的最初的会议上,我曾表示过一种忧虑:“希望党中央不要因为一个人被定为右派而无视他的合理的批评。否则,我担心全国会出现普遍沉默的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幸被我言中了。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从此,知识分子和干部将只有很少数人有勇气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党组织腐败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将畅行无阻。党内与全社会的民主将不是逐步扩大而是不断缩小,直至实行法西斯专政。继一九五八-一九六O年人为的经济大灾害而来的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人为的政治浩劫,将使中国远远落在世界中等国家之后,并在一九七六年以后漫长的时间里继续咀嚼苦果,为每一步缓缓的前进,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一经丧失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历史提供的良机,便将再三地错过这种机会。

一百万知识分子及其家族被投入黑暗的深渊,这个损失是可以计量的。六亿人民的大国一旦走入歧途,它遭受的以及它给世界带来的损失,则是永远无法计(估)量的。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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