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我的事登上了全国各大报刊
由于我的争取，加上狱警班班长的关照，每天一份的《北京日报》由送饭的狱工首先送给我所在的牢房，个把小时之后再转给其他牢房传阅。
今天反常，不但没首先看到报纸，全天也未看到。下午送饭时，我问打饭的狱工为什么不送报纸？打饭的两个狱工好像没听见一样，不搭不理只顾忙活。
这时，站在旁边监视的某狱警说：“今天的报纸你们号暂时不能看，过两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别再问了！”
吃完晚饭（一天两顿），最后一排的六七个人开始议论纷纷，猜东猜西。驼背青年思路清楚，说的话符合逻辑：“如果是突发事件或者政局有变，为什么其他号可以看今天报纸，唯独咱们号不能看？我推测，今天的报纸肯定登了相关不利的消息牵涉到咱们号的人。”
大家用沉默表示认同。
“咱们号的？谁有资格上报纸？”斜眼儿提出问题。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我。
我自已也做出了判断：有半个多月没让我出号打扫卫生，狱警班长也没请我吃西瓜，事情八成闹大了。翘首盼释放的我，心情不免有些沉重起来。
“王大哥，我猜今天的报纸八成与你有关。”驼背青年有些歉疚地微笑着说：“登报未必是什么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众目睽睽之下，按政策依法处理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默然无语。
第三天，A的白班，我又被叫出去打扫卫生。在淋浴室，A递给我一支点燃好的香烟，有些急促地告诉说：“你上报了，全国几乎所有官方报纸都转载了，但没点你的名。按政策，没定性敌我矛盾就不点名。这份《北京日报》你拿回去看就明白了，不多说了。”
A把预先叠成巴掌大的半张报纸交给我，又说：“前些天电视直播了在军事博物馆搞的‘平暴展览’，一进门的院子里有你借给学生的轿车，里面有你让学生用的印表机、影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所里有交待，你是重点关照对象，今后你出来散心的机会少了。”我烟一抽完，A便匆匆把我送回了号里。
回到号里，我平摊开半张《北京日报》。第一版下方是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署名叶光，黑体标题很是醒目。事后知道，这篇文章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
我专注地读着。文章末尾，有一段文字，被圆珠笔勾划过了：“援助是有条件的。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一万八千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我从字里行间隐约嗅到，文章作者是在小骂大帮忙。本来广大学生和民众对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争斗以及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不甚明了，经作者点拨，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就泾渭分明真相大白了。
近期释放看来要成为泡影，我的心情凝重起来。根据披露的事实，若论法，我并不触犯刑律。可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时期，谈何法律？！再者，如果改革开放的成果前功尽弃，如果保守派真的重新主持朝政，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毛独裁专制时期的黑暗暴虐，我早有领教。于是我开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交待周围几个可信、案情又轻的人，出去后与我的妻子联系。一旦开庭，让我妻通知大学生和持不同政见的朋友去旁听（实际上根本不许旁听）。我准备义无反顾地直陈不同政见，并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想到这一层，我坦然多了，甚至增添了几分悲壮。
自此以后直到转走，我再没有得到出号打扫卫生的机会，也不再有出号抽烟、闲聊、吃西瓜的“福利”，而且也没有再被提审。唯一保持的优待便是每天能首先看到《北京日报》。只有一次例外，那个五短身材的预审员把我带到大牢内的值班室，当面问我：“你在厦门的公司问你，厦门控办批准了你们买轿车的申请，可以买一辆桑塔纳，底价十八万，问你买还是不买？”
我迟疑片刻，回答：“都什么时侯了，还顾得买车。请转告他们，不买了！”
直到几年后，我也搞不明白这破例征询买车一事究竟隐含着什么资讯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