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时代，克格勃总部旁边有一个让人人都谈虎色变的地方，那就是克格勃直属的卢比扬卡监狱。该监狱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使用，在斯大林大清洗的年月，若干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关押于此，进去的人多半没能活着出来。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被关闭，后来被改为克格勃工作人员的食堂。但是，长期以来，卢比扬卡监狱仍然被视为苏联极权制度最突出的象征。而在中国，有一座比卢比扬卡监狱的规模更加庞大、运作时间更加漫长的监狱，那就是秦城监狱。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出一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这是一个让中国知识分子羞愧的事实。但是，让人欣喜的是，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写出了一本名为《秦城监狱：中国的政治监狱》的专著，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这个中共专制制度的活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一面哭墙尚不可得，但一块精细的马赛克已经镶嵌在墙上了。
中国乃至世界都再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像秦城监狱，关押过数不胜数的著名人物：从国民党高级战俘、抗战名将杜聿明，到中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组部部长饶漱石；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从作为该监狱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彭真与陈希同；从著名的左翼文人胡风，到藏人的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中央委员鲍彤，到拒绝中央军委开枪命令的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将军长徐勤先；从“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的人作茧自缚、罪有应得，有的人光照黑暗、彪炳史册。经过秦城生涯，有的人精神失常，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学”毕业生的名单，若一一罗列下来，比黄埔军校、北大清华还要多姿多彩，简直就是一部微缩版的当代中国历史。
列宁式的政党，苏联式的监狱
中共从国民党那里夺取天下，并不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实际上离不开苏联老大哥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援助。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斯大林，签署卖国条约，从苏联那里换取援助。其中，苏联第一批援建的有一百五十七个大型工矿、军事、交通等项目。当时，对外公布的是一百五十六项，双方有意掩盖的一项，就是秦城监狱。
中共从创立之初，便以列宁式的政党来打造。此后，中共对苏共亦步亦趋。既然是由列宁式的政党控制的政权，就要建立更加先进的、苏联式的监狱。中国近代的监狱和警政制度，始于清末袁世凯的直隶新政。袁世凯仿效日本设置新式的监狱管理部门，在民国得以延续。与其他领域那些让人追忆的“民国范”一样，民国时代监狱中政治犯的待遇相对较好。比如，即便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这样的“钦犯”，在狱中亦能订阅外文书刊，从容地将囚牢当作“研究室”。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早年都坐过国民党的牢，对其管理之松懈深有体会。因此，在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迅速着手建立一套严格而冷酷的监狱制度，以此威慑乃至消灭潜在的反对派。
那么，什么样的监狱才能成为“铁桶的江山”的奠基石呢？有现成的“样板”可以“拿来”——那就是虚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秦城监狱从建筑图纸到管理制度，都由苏联人一手规划和传授。中共为一党之私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苏联对中国内政介入之深，俨然将中国当作殖民地。其中，从苏联照搬而来的一个关键的监狱制度，就是“组织劳改队”。《秦城监狱》一书引述苏联专家法捷扬诺夫的话说：“一切劳改队之生产劳动与政治教育制度、表扬制度，都应当根据劳改政策来制定。”由此，“劳改”成为中国监狱制度的核心。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中共几经嬗变，放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改以十分光鲜的混合市场经济，其面目在普通民众和外国人眼中日渐模糊。然而，秦城监狱还在，就足以说明中共列宁式独裁政党的本质没有改变。正如《金融时报》记者马德利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北京仍然维持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政权许多该有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铲除或阉割了政治对手，废止了司法和新闻自主权，限制宗教和民间社团活动，抹黑不同调的国家定位说法，中央集权，建立无孔不入的安全检查网，将反动分子打入劳改营。”瓶子是旧的，里面装的酒也是旧的。
请君入瓮：谁能脱离绞肉机？
《秦城监狱》一书，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其中若干人物的身份和遭遇如过山车般起伏变化，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便是擅长写作魔幻故事的《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亦难以写出如此荒谬而怪诞的情节。这本书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究之作，而如同一本兼具魔幻、悬疑、侦探等特质的小说般引人入胜。我不禁设想，倘若法国思想家福柯还在世，读到这本书中的材料，其“监禁与规训”的理论将会更加丰富与深邃。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读者，与其去读那些漏洞百出的盗墓和穿越题材的小说，还不如读这本《秦城监狱》，因为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仍然栖息在人们身边——它离天安门广场仅仅一百多公里。
中共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王立军事件之后，有人研究中共历任公安部部长的生平，发现绝大多数都死于非命。或许，《秦城监狱》再版时可以补充一个章节：其历届监狱长的生死荣辱。如果说秦城监狱是“中国的古拉格”的缩影，那么冯基平就是秦城的枢纽所在。冯基平是罗瑞卿的得力助手，中共建政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秦城监狱的修建项目便由他具体负责。“文革”当中，冯未经审判便被关押在这所自己修建的监狱中长达十年时间。同囚者因吃不饱，埋怨冯当初将伙食标准定得太低。冯尴尬地解释说，当初没有想过犯人要吃饱这个问题，现在十分后悔，如果标准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饱肚子。冯在狱中长达四年半时间被加上脚镣手铐，并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注射。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共给冯基平平反。地点就在当年宣布逮捕他的首都体育馆。而宣布平反的，竟然还是当年在大会上宣布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此种戏剧性，恐怕连莎士比亚也要瞠目结舌。在遭受诸多惨无人道的虐待后，冯基平并未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更没有致力于改变中共之苛政。相反，他疯狂报复那些对自己施加迫害的人员。一九七七年，冯基平奉彭真、罗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统“沾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和审讯员，对其中的十七人内部审讯后秘密枪决，并向他们的家属宣布为“因公殉职”。
冯基平是绞肉机上一颗忠诚的螺丝钉，但忠诚并未让他幸免于难。同样的剧本还在继续：江泽民时代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胡锦涛时代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都在重复冯基平的人生轨迹。操作绞肉机者，最终被绞肉机粉身碎骨，并成为绞肉机新的动力，这就是中共体制最邪恶之处。余英时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监狱在中国极权体制中是一个发挥着世纪作用的独特机构。最确当地说，它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却隐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个重大的关键，可以引导我们去真正认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只要秦城监狱存在，就表明胡温与毛周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告别秦城监狱，才有民主中国
秦城监狱未必比中国其他的监狱更加糟糕，许多普通囚犯甚至以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而自豪。总体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监狱尚能获得某种程度的优待。比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很少谈及那段经历。他说，比起许多在地方监狱中关押的、饱受折磨的囚犯来，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
既然中共的司法制度靠“人治”维系，监狱管理的宽严便完全凭上级的好恶确定。《秦城监狱》一书介绍了若干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中共高官的遭遇，其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曾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便是这座活地狱中的亡魂。《秦城监狱》中的描述，可以跟《邱会作回忆录》中的若干细节相互参照。林彪集团成员、原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在秦城监狱时，王洪文告诉他，专案组对其施加各种酷刑，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王洪文说，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写道，有一次，他亲眼看到王洪文因身体衰弱摔倒在地，狱卒仍然不许旁人前去搀扶。几分钟后，王洪文才挣扎着站起来，已是血流满面。
在“文革”后期火箭式窜升的王洪文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邱会作描述的王洪文的惨状，仍然让常人顿生恻隐之心。一个不能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的制度，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权。毛泽东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残酷斗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发动政变掌握权力的“老近卫军”的代表邓小平则动用司法系统加倍报复王洪文等人，毛与邓的手段同样卑劣、同样下流。邓小平可以对王洪文不择手段，当然也会下令军队对学生开枪。倘若《秦城监狱》一书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出版，当时的大学生看到此细节，就不会对中共心存幻想，最终无辜丧生了。
吴宏达是研究中国的劳改和监狱制度的权威，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监狱是一个国家制度的缩影，它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状和文明程度。秦城监狱犹如一面硕大的镜子，照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六十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秦城监狱同时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集权制度下点点滴滴的历史。告诉人们这段真实的历史，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这段历史，远离集权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是为了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确实，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让更多同胞放弃对中共之幻想，起而捍卫自由与人权，因为只有告别秦城监狱，才有未来之民主中国。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写于美国北维州群樱堂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