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矢板明夫著《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书封面(网络资料)

图片:矢板明夫著《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书封面(网络资料)

习近平站上顶峰,君临天下治理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有史以来向心力最弱的时刻。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早已无人相信创党初期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或马列主义。官员贪污腐败、横行霸道的状况日益严重,共产党高官的子弟利用特权垄断商机,将国家资源占为己有的例子比比皆是。人民的不满已将濒临极限。

矢板明夫《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台北接受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访问,也得到他赠送的近著《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矢板明夫的中文极为流畅,是我遇到的中文最好的日本朋友。经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二战留华孤儿,他在十五岁之前都居住在天津。矢板明夫是我的同龄人,他告诉我,在幼小时的记忆里,就有打倒“四人帮”的全民游行、胡耀邦主导的老干部大平反、华国锋一派的下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等,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之后他随父母回到日本,求学于庆应大学,再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课程,毕业后进入《产经新闻》,担任北京特派员。横跨中日两国的成长、求学经验,以及驻北京多年的记者工作,使作者历练出对中国政治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谈到对习李体制的看法,我们的观点都很一致:在外界大都对习近平抱着过高期待之际,我们对习近平接班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却持有悲观的、负面的评估。

习近平刚一上台,在外交上即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于中国当局操弄民族主义狂潮的伎俩心有余悸,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亦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因此,矢板明夫的这本书刚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媒体、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记者岛田学评论说:“本书将习近平定调为‘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并非哗众取宠。在中国称霸国际社会的重要时刻,却是由被前后世代暗中揶揄为‘缺乏教养、视野狭窄’的一代进入领导班子。不了解这种历史的讽刺性,就无法正确理解今后的中国。”日本《正论》杂志评论说:“本书的强项在于作者采访取材的功力,不愧是资深北京特派员。书中充满外部无从得知的共产党王朝内部情报,如同小说般有趣。”记者的敏捷与学者的严谨,在这本书中得到完美融合。

开明的父亲并不必然有开明的儿子

《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一书,以“最强大的中国”与“最弱势的领袖”之对比,点出未来十年中国的矛盾处境。作者认为,各方势力妥协下出线的习近平,执政初期非常可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直爽而强硬的作风,也为其执政走向埋下不确定的因子。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深入浅出分析习近平为何被选为接班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元老之一。作者认为,身为“太子党”一员的习近平,靠着父亲光环,以及各方势力折冲妥协的机运,爬上最高领导人大位。他的权力基础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最弱的一个,习近平的接班,恐怕正是共产党中央权力斗争愈趋恶化的开始。

那么,习近平与他的父亲习仲勋究竟有多大的“共性”?在几年前,习近平接班人的地位刚一确立,去世数年的习仲勋亦“父以子贵”,受到热切关注。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在五十年代即受到毛泽东的整肃,被隔离审查十六年之久,其中有八年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之中。“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得以复出,主政广东,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也是党内元老中少有的开明派。在一九八六胡耀邦遭到邓小平非法罢黜之时,他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在“八九”民运中,他坚决反对邓小平出动军队血腥镇压的决定。那么,长期受父亲的熏陶,习近平有可能是改革派吗?

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随侍父亲多年,极少出现在公开媒体上,此时也在报刊上撰文回忆父亲晚年的生活。齐桥桥谈到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刚一结束,习仲勋临危受命,南下广东。经过十年动乱,原本富裕的广东,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很多人以命相搏,游水偷渡到一河之隔的香港去寻求“人间乐土”。但是,幸运地逃走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偷渡者都被边防部队抓住。

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送到收容站关押。当年八月,全省共发现并抓获偷渡外逃人员六千七百零九人。鉴于事态严重,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习仲勋实地察看一个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农民们被捆绑着像猪猡一样关在一起。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骨瘦如柴的农民,习仲勋情不自禁地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那一刻,习仲勋面对偷渡未果的广东农民所流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品格,如果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又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效忠呢?民众没有用手来投票的权利,只好用脚来投票。齐桥桥回忆说,当时习仲勋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大陆这边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习仲勋由此下决心,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声称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知习近平是否具有乃父的泪水和乃父的远见?

习仲勋是中共高级官员中少有的将民众的生计看得比国家的面子重要的人。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那么,他愿不愿意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以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呢?他愿不愿意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拓展经济自由度,而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不仅注重民生,而且尊重民权?那么,习近平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可能超过乃父。习近平有这样的胸襟和志向吗?

习近平黄袍加身之后向毛泽东时代致敬的讲话,使他与习仲勋历经磨难之后痛定思痛的决心背道而驰,让那些对体制内改革存有幻想的人们终于失望了。在这些言论中,极左阴风袭面而来。由此可见,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一个开明的父亲,未必就能养育出一个开明的儿子来。

军方背景与玩火自焚的激情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家庭成员、成长、求学、兴趣及朋友等各角度,描绘出中共官方密而不宣的习近平的真实面貌。作者指出,习近平虽贵为高干子弟,历经父亲垮台入狱、下放农村的少年时期,透过推荐入学挤进名校清华大学,随后在重回政坛的父亲庇荫下平步青云,更拿到博士学位,但实际的学识却饱受质疑。母亲隐身其后俨然为军师,妻子是将军也是国民歌手,政治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是将习近平推上领导人地位的最大助力。

作者分析说,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习近平比起胡锦涛拥有更多军方的人脉;他至今为止在外交场合上的作风强硬、政治立场则倾向保守。曾任《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马利德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指出,比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有理由担心自己能否依赖军队的忠诚,他们在登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前,从未在军队中担任实质性的职务。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政治领袖,也是职业革命家和军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打破模式,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由文人领袖控制政治和军事体系。在江泽民上任时,邓小平给他的建议自然是:“五个工作日中,有四天要放在高级将领身上。”江泽民显然谨记于心,上任后两年内,亲自巡视了一百多个军事据点。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样靠运气和察言观色获得提升的平民子弟相比,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在仕途上的发展是父辈精心筹划的结果:一九七九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由此与军方有了密切联系,甚至被军方视为“我们的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国经济周刊》发表耿飚的女儿耿焱的一篇耐人寻味的访谈。耿焱说,习仲勋与耿飚早在陕北期间就是好友,“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耿焱在访谈中借已故父亲的口称赞习近平:“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三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反正耿飚已经去世了,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根本无从考证。耿焱又说,在习近平三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这段在军方高层工作的经历,是习近平战胜诸多竞争者而上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矢板明夫在分析习近平的军方背景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部门”的说法。该说法获得不少中国朋友的回馈,一位精通日语的中国学者,称之为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在谈‘军队非国家化’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简洁易懂的语言概括过。”这位学者又说:“这样一概括,大家会自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像台湾一样施行了民主选举,共产党失去了政权,那么解放军也会和共产党一起下野。由一个在野党掌控军队,那将是十分恐怖的局面。”既然习近平有远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为深厚的军方背景,而解放军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部门”,那么,一旦国内统治遇到危机,习近平更有可能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或者对外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换言之,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有玩火自焚的激情,而日本和台湾肯定会被塑造成首当其冲的“敌人”,这一点尤其不可等闲视之。

前车可鉴:习近平愿意学卢泰愚和李登辉吗?

本书的第三部分从军权、外交、少数民族问题、言论箝制及两岸关系五大面向,分析习近平接班后的政策走向。习近平接收的中共政权,如同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体量庞大,漏洞虽然一时还不足以致命,却已呈现不可收拾之态势。矢板明夫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当下的现实:二零一一年春天,有一名维吾尔族的中年男子打电话到位于北京市东边的《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办公室,说想前来拜访。在电话里窃听到此消息的中国政府竟出动十几名便衣警察,在办公室周边严阵以待,准备逮捕这名“上访者”。依照中国的法律,上访人士与外国记者见面并不违法,当局却做出如此过度的反应。从这件事即可看出,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统治是多么没有信心。有着相同感受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恩?强森在《苛税、胡同和法轮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并非一直缺乏自信,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其实颇得民心。而在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今天,“中共反倒丧失了自信心,中国的统治者紧张兮兮。中国境内失业率攀升,贪污和腐败渗透日常生活,他们的对外关系屡屡导致危机。……这个国家的心理日历已经成为一连串的疮痂与痛处的叠合。”

那么,习近平有能力扭转这一颓势吗?过去在香港与日本等地出版的各类《习近平传》,通常都大篇幅、详细地介绍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的政绩,矢板明夫却把这类内容割爱不提。他认为,习近平在进入中央以前,的确长期担任地方首长,但和其它同一世代的地方首长相比,在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等重要领域,习近平留下的成绩绝不是特别亮眼的。一位前共产党消息人士在评价习近平担任地方首长时的能力时,只给了个“中等中的中等”的评价。在地方上的政绩的平庸,必然导致习近平位居中枢之后的弱势地位。

不过,矢板明夫指出,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发生变化,习近平不是没有机会成为最强势的领导人。写到这里,矢板明夫将目光转向东北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走过相同的历史。第一代独裁领导人建国,第二代领导人实现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增长趋缓、出现瓶颈时,即开始转向民主化发展。以韩国和台湾为例,李承晚与蒋介石是完成建国使命的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政治魅力,从暗杀到战争,为所欲为。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向心力衰退,朴正熙与蒋经国都致力于经济建设,让国家实现高度经济增长,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之后接班的卢泰愚与李登辉,在刚接掌政权时都曾经是相当弱势的领导人,但是他们选择改变体制,采取直接问信于民的投票选举方式,让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这两位总统不仅让自己成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也都成为在世界史上留下功绩的政治家。

回过头来看,中国将如何发展?毛泽东建国,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上台时被视为最弱势领导人的习近平,会如何因应人民的不满,维持政权的正当性?当然,和卢泰愚或李登辉做出同样的决定,也可以是他的选项之一。这是矢板明夫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最独特和最具前瞻性的洞见:矢板明夫不像某些观察家那样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蒋经国”,而是更加切中肯綮地将卢泰愚和李登辉推荐为习近平的老师。但是,习近平本人有没有向卢泰愚和李登辉学习和借鉴的智慧和勇气呢?

矢板明夫《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台湾天下杂志,2012年。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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