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婷婷:莫里森《宠儿》中人物的自然主义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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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 是当代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先锋, 她写下了多部经典之作, 主要作品有《最蓝的眼睛》《苏拉》《所罗门之歌》《宠儿》《恩惠》等。自她的第二部小说《苏拉》在1973年问世后, 其作品开始慢慢受到文学批评者的关注, 国内外对其作品进行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百花齐放、方法不一的特点。最初的文学评论一般倾向于挖掘其作品中的传统文学价值, 比如1975年琼·毕肖夫曾在论文《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灵敏度受阻研究》中将莫里森和美国文豪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进行对比, 分析了莫里森文学创作的特点。随后, 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兴起了对莫里森作品的心理研究, 逐渐发展为之后的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心理批评。20世纪末期以来, 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逐渐从欧洲传统文学批评视角向后现代批评视角转变, 主题涉及黑人传统文化、历史构建和寻找自我等。林登·皮奇在他的修订版专着《托妮·莫里森》中就曾提到:“近年来, 莫里森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记忆和创伤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受到评论者的关注。”[1]172

尽管莫里森的作品常因其时空错置、叙述模糊、多声部等特点被公认为是后现代小说的典范, 但她的作品始终保留了传统文学创作的风格, 充满了自然主义色彩, 正如路易斯·J·布德所说:“一直以来, 自然主义长盛不衰。它已经渗透到不同时期的小说艺术中, 比如, 约翰·D·帕索斯、海明威……托妮·莫里森……作品中的自然主义色彩就很浓烈。”[2]43本论文将分析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自然主义元素, 论证小说中的人物由于受到传承和环境影响而遭遇的悲惨命运。

《宠儿》的故事取自真实的历史:黑人女奴塞丝在携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 因不愿看到孩子重又沦为奴隶, 她毅然杀害了自己的幼女;18年后奴隶制废除, 但塞丝由于自己的弑女行为遭到社区排挤, 并一直被孩子的亡魂纠缠, 往事有如梦魇, 挥之不去。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具有自然主义的悲剧色彩, 笔者将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一、黑人文化历史的重现

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左拉 (Zola) 认为, 小说家应当像科学家一样观察自然与社会, 反对用超自然和超越历史的观点来解释世界, 拒绝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或自由意志。在自然主义小说家的笔下, 自然现象和人类体验应当是客观的存在, 是不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自成因果的有机过程[3]47, 他们的写作是真实客观的叙述[4]141。不言而喻, 这样的写作风格似乎与莫里森小说《宠儿》的情节格格不入。《宠儿》中所描写的闹鬼场景, 可能是主人公塞丝的真实经历, 也可能只是她的主观臆想, 不管是哪种情况, 小说中的“亡灵”都似乎与上面提到的自然主义写作风格背道而驰。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也曾提到:“鬼怪与幽灵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存在。”[1]249这样看来, 其与自然主义小说家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似乎要将本论文的落脚点推翻了。但如果能深入了解莫里森想诠释的“鬼怪和灵魂”在黑人文化传统中的意义, 不难看出, 正如左拉所言, 其所刻画的美国黑人对死亡世界的想象体验, 的确是黑人特有文化传统下一种人类体验的客观存在。“西方人眼中的迷信与魔法在莫里森看来, 或是在所有的美国黑人看来, 只是认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5]342从这个角度看, 《宠儿》的描述是客观的, 作为一名代表美国黑人文化的小说家, 也作为美国黑人传统文化的社会观察者, 莫里森描述了在黑人传统宗教文化和认知方式传承影响下的黑人个体和社区面貌, 深入刻画了个体在客观环境影响下不可抗拒的心理体验。

莫里森致力于挖掘美国黑人的生存历史,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 她曾作为兰登书屋的编辑, 完成了《美国黑人之史》一书的编辑工作, 历时18个月, 该书全面记载了美国黑人移民的生活, 力图真实叙述被粉饰或遗忘的美国黑人生活。莫里森系统编纂该书的经历, 让她的文字能够客观再现他们自己的世界。她曾说过:“小说中的人物保罗·D就像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黑人男性一样, 像我的父亲或叔叔, 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6]264与其说莫里森是在创作, 不如说她是在记录真实的黑人社区, 将所闻所见的点点滴滴编织重组, 塑造能够诠释某个特定时期下美国黑人气质的典型人物, 利用小说人物展现了美国黑人群体的心理全貌。作为整个社区的一员, 小说主人公塞丝的家折射出美国黑人先辈的心理创伤和同辈人的生存状况。此外, 莫里森也指出, 小说主人公宠儿的碑文意义模糊——“六千万或更多”, 这是她查阅从非洲到美国新大陆的奴隶运送数量的研究中大概计算得来。据研究, 每条船上大概有近半的黑奴会死于海上。宠儿的墓碑上刻有莫里森怀念的美国黑人先辈, 小说中客观严谨的数据也显示了莫里森的自然主义写作风格。

另外, 笔者认为《宠儿》展现的是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们在非洲传统认知观影响下的观念和行为, 其重点刻画了主人公在深受奴隶制迫害后在传统时间观影响下的心理创伤。在非洲传统时间观念中, “时间是两面的, 他们所关注的仅是过往和当下, 对于未来毫无概念……没有发生过的或未来不会立即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毫无意义”[7]21。从小说中的人物状态来看, 这样的时间观让他们无法脱离过往。对于塞丝的母亲贝比·萨格斯而言, “她的过去就像她的现在一样——不堪忍受——”[8]4她觉得有些回忆就算死去也不能抹去。同样地, 对于塞丝而言, 尽管保罗·D劝她离开女儿阴魂不散的家, 她却拒绝道:“不想逃离——任何东西。”[8]18塞丝仍沉溺于过往之中。保罗·D的过往也像梦魇缠着他:一位好友被活活烧死、其他朋友被吊死在树上、他的兄弟们被出售卖走、自己也饱受白人折磨。获得人身自由后的他宁愿住在潮湿阴冷的教堂地窖中, 也不愿意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居住, 他还沉浸于过往中, 未能恢复对未来生活的正常渴望。当丹佛听到自己可能会因妈妈塞丝弑女而和妈妈一起坐牢时, 她一时间失聪, 其生理失常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丹佛因不能承受过往之沉重而希望时光停止在当下的潜意识, 因为未来对于她而言毫无希望, 就像艾拉说的:“未来犹如日落。”这些都无一例外与非洲传统时间观念吻合:过往犹如幽灵打扰当下, 而未来遥不可及。

莫里森致力于挖掘特定时期的美国黑人生存状态, 小说呈现其文化特有的传统观念, 她的文字是黑人文化历史的重现, 也是对客观存在的人类体验的叙述和诠释, 具有自然主义色彩。

二、环境使然的悲剧

自然主义者认为“人类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制约, 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 气质不一”[3]47, 他们关注的是社会体系如何摧毁人性从而导致个人迷茫和人生挫败的。在自然主义者眼中, 环境因素影响并制约人类一切言行, 其所激发的兽性本能也左右着人类的行为。《宠儿》中的人物正如左拉所描述的一样, 他们焦虑紧张、冲动异常, 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 任凭自我走向灭亡[3]47。

小说中, 被链子锁在一起的黑人们、温馨之家的黑人男子们、塞丝、贝比·萨格斯、斯丹普·佩德和艾拉在经历了被奴役的苦难后都是无助绝望的, 温馨之家的黑人男子们被剥夺了拥有性生活的权利, 只能和奶牛苟合, 奴隶制下非人道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他们生而为人的尊严, 再加上兽性本能作祟, 人性进一步沦丧。作为其中的一员, 保罗·D即使逃离了南方, “年轻时的那些小牛”[8]194仍给他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当他质问塞丝到底是“两条腿的人”还是“四条腿的动物”时, 他将厌弃自身兽性的情感转嫁到塞丝身上。同样, 塞丝自小时候接受白人老师的教育——“黑人就是牲畜”开始, 就一直处于崩溃、压抑之中, 她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女儿的爱, 激发了她用嗜血的弑女行为来扞卫女儿的自由。尽管塞丝从未后悔自己的弑女行为, 却还是要忍受社会对她的谴责和排挤。斯丹普·佩德也承受着妻子被白人抢走的屈辱, 他虽考虑过自杀, 但最终放弃, 带着屈辱的精神创伤活了下来。豪尔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白人强暴却无能为力, 在男性的尊严和懦弱之间挣扎求生。黑奴们在奴隶制环境下暴露出人性的恶——嗜血、淫乱、懦弱, 但这些恶行却又无关乎道德, 是超越了道德评判的环境使然的悲剧。

小说中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奴隶制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创伤, 也关注了奴隶制取消后黑人社区内的集体记忆作为环境给个体带来的伤痛。“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由社会集体所构建。从表面来看, 或是从生理上来说, 记忆的主体是个人, 但决定哪些东西要被记住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忆是由社会集体影响并决定的。”[9]44有时, 当个体的遗忘本能想要抹去痛苦的记忆时, 集体记忆却反其道而行之, 个体必须更加努力地压抑记忆的本能, 从而使个体更深地陷入心理压抑。集体记忆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社会仪式、剪报等方面强化。在《宠儿》中, 个体人物之间的交流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记忆, 124 (主人公的居所) 的宗教聚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奴隶解放后, 小说中的黑人社区定期举办自己的宗教聚会, 大家有着相同的为奴经历, 可作为布道者的贝比·萨格斯却遭到其他黑人的嫉妒, 他们认为她也曾为奴, 但是现在却拥有上帝的力量, 并且他们觉得贝比看上去已经轻易地把过去甩在脑后了, 这让其他人心中不爽, “她 (贝比) 把朋友和邻居惹怒了, 因为她不安守本分, 热情过度, 无节制的爱冒犯了他们”[8]163。贝比坚强地从精神上支持社区的其他人, 但她的坚强和若无其事引起了其他仍沉浸在伤痛中的人们的嫉妒, 使得贝比努力摆脱阴影而不得。小说中黑人社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环境, 影响了个体对过往的记忆。同样地, 塞丝曾告诉女儿丹佛, 不仅她自己忘不掉过往, 社区其他人也会让她想起痛苦的过去, “有时, 你走在路上会看见别人, 听见别人说话。脑海中便画面清晰。你认为是自己忘不掉。尽管只是画面。但并非如此, 那是因为遇上了和你一样有回忆的人”[8]43。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 小说中的人物本来就不堪痛苦记忆的纠缠, 而黑人社区的集体记忆作为记忆环境却又进一步勾起了过往, 加深了这种痛苦。另外, 社区内承载的历史和文化的集体记忆也提供了严格的道德评判, 决定着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和回忆的悲喜。尽管塞丝从未承认过弑女行为是犯罪, 但人类集体记忆中所共有的伦理认知——弑子是触犯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大禁忌, 使塞丝饱受良心的谴责。保罗·D与牲畜、与宠儿乱伦, 艾拉被一对白人父子强暴, 斯丹普·佩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白人强暴, 他们都在人类共有的对禁忌与不伦的谴责记忆中挣扎。

小说中各人物的悲剧是环境使然的悲剧, 这里主要探讨的环境是极端的奴隶制和制约个体记忆和自我道德评判的集体记忆。

三、心理遗传的悲剧

自然主义者把人类看作是外部环境和内部本能的受害者, 外部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内部本能指的是人类生来所具有的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下面笔者通过心理分析来论述《宠儿》中的人物是如何成为自己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的受害者的。

人忘记痛苦的本能来源于渴望快乐的本能。小说中的人物想要忘却痛苦的过往而不得, 其主要经历了心理变化的两种状态:压抑和重复。根据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 人本能地会忘记不快乐的过去, 但是他也认为“忘记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一个人不会总是能如愿忘记痛苦的过去”[10]21。对于痛苦的记忆, 忘记的本能和记忆的本能会进行对抗, 尽管“自我”想要忘记痛苦, 在对抗中, 忘记的本能变成了“‘自我’不可或缺的一块……而记忆的本能则被压抑的过程从‘自我’中排挤出去”[10]22。莫里森在小说前言中说:“用尽洪荒之力想要忘记过去, 可记忆仍然挣扎着求生。”[8]XIX小说中各人物也在压抑中痛不欲生:对于贝比而言, “过去跟现在一样——痛苦不堪”[8]4, 再加上经不住塞丝弑女的打击, 最后抑郁而死;保罗·D用揣在怀里的烟草盒来封存过去, 烟草盒象征着他的压抑状态;斯丹普更改名字, 想要遗忘过往而不得, 更名是要切断与过往联系的行为。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认为, 人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重复, 人下意识地会重复自己想要忘记的过去。弗洛伊德也认为个体记忆是可以被重建的, 可以通过重复过去对其进行更新, 他从心理治疗的案例中发现:心理疾病患者一般不记得自己忘却的事情或压抑的情绪, 只是用行动来表现或发泄, 对记忆或情绪越抵触, 越有可能用行动来表现或发泄——重复过去[10]150-151。在弗洛伊德看来, 对过去的重演是确有的经历, 但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并且具有暂时性。因此, 《宠儿》中的人物压抑越严重, 越有可能重复过去, 通过重复过去, 他们可以主动重建记忆, 彰显权力, 获得对人生的控制感和满足感。重复过去作为治疗压抑的一种方法, 符合弗洛伊德提出的快乐原则。保罗·D为奴时, 曾习惯于“从山茱萸盛开的地方逃到桃花遍开的地方”[8]133, 他日夜仓皇逃窜, 即使恢复人身自由, 也无法安生度日;住在124时, 他不管是在楼上睡、在摇椅上睡还是在贝比的床上睡, 都无法入眠, 最后保罗·D干脆搬离了124, 住在潮湿的教堂地下室[8]134。保罗·D获得自由后焦躁不安、自我流放的状态与为奴逃跑时的状态并无二致, 是对过去的重复, 仿佛自己从未真正自由过。但主动重复与被动受苦不同, 保罗·D在主动重复中满足了自我对权力 (power) 的渴望, 修复过去的创伤。

此外, 让过去重演的还有塞丝。当塞丝弑女时, 她让女儿宠儿受难;可当宠儿的灵魂归来时, 塞丝却心甘情愿地被她欺负:“宠儿抱怨, 塞丝道歉。塞丝刻意努力地让自己没那么快乐。”[8]283在这种情况下, 塞丝的另外一个女儿丹佛也经历了从保护宠儿到保护妈妈塞丝的转变, 塞丝和宠儿之间仍然重复着“加害者和受难者”的关系, 虽然两者变换了角色[8]283。 而从身形上看, 塞丝越来越瘦, 宠儿却越来越胖, 后者对前者越来越肆无忌惮, 但塞丝百般纵容, 她甘做母女关系上的受虐者, 把宠儿宠成一个骄纵的施虐者。塞丝在同样的关系重复中让自己沦为一个受害者, 重塑记忆, 寻求心理的解脱。

弗洛伊德认为, 重复过去具有心理疾病的治疗作用, 通过重复, 受心理创伤的主体可以修改过去的经历, 满足主宰自我命运的权力需求。在小说中, 当善待黑人的白人鲍德温先生来接丹佛时, 塞丝又陷入当年被白人追捕时的歇斯底里的发狂状态。对于塞丝来说, 相同的场景再一次出现——宠儿在侧, 白人又要带走女儿, 可这一次, 发狂的塞丝并没有转向女儿, 而是扑向了白人鲍德温先生。同样的场景和发狂的症状, 但诉诸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重复过去的同时也通过当下的行为对过去进行了修改, 这样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治疗。在这之后, 塞丝变得异常平静, 小说倒数第二章也表明塞丝和保罗·D已从心理阴影中恢复过来了。

小说中的人物虽获得了人身自由, 但又在压抑和重复的心理机制中对悲剧重演, 悲剧重演使得各人物沦为心理遗传的受害者。莫里森对奴隶解放后黑人的生活体验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再现, 并着重刻画了各人物是如何沦为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环境和内在心理机制的受害者, 这些都诠释了小说的自然主义悲剧特色。但各人物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个人苦难中, 在对过去的重复中, 他们可以主动地重塑记忆, 修改过去, 重建自我权力, 进行自我治疗。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并不全然带着悲剧色彩, 主人公最终的平静与重生也呈现出美国式的乐观与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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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淮海工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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