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但今天香港的现实是，根本不存在一条统往这一目标的道路。2007年胡锦涛时代，当时北京拟定了一个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实行普选。
一个政府，与一个人一样，要遵守自己的承诺，说话要算数。一个人不遵守承诺，只有少数人知道；一个政府不遵守承诺，千百万民众都知道。即使这个政府表面上说遵守承诺，实际上背信弃义、不守承诺，对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掩饰过去，面对千百万民众，是无法掩饰的。这是常识，如果一个政府不重视这样的常识性问题，怎么可能有效地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呢？
胡锦涛时代作了香港普选的决定，是遵守《基本法》第45条的承诺的行为。在胡锦涛离职后，到规定实施普选前三年，也就是从2014年8月31日起，北京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用多种手段，发布决定、办法，把2007年的决定，改造成了香港人所说的“假普选”。这一改变的核心是，在行政长官的选举中，1200人的“提名委员”和提名办法，是一种北京操纵的“官方候选人”制度。在“官方候选人”制度下，“自由选举”变成了“受控选举”。
“官方候选人”制度，由来已久。在19世纪50年代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法国，议会中也有许多“官方候选人”当选的议员，当时的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就利用这些议员，控制法国议会，把议会变成他个人专制独裁的工具。中国大陆内地的“官方候选人”，由“控制程度”不同的“官方候选人”组成。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省市县委书记、省市县长只有一个“官方候选人”。各级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人数，才可以多于“当选人”人数。在共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与各级人大，控制程度也是不同的。全国人大对候选人的控制高于省一级，省级高于县级。县级人大代表由直选产生，既有“官方候选人”，也有自由提名的候选人，少数自由提名的人也能够当选县人民代表，但到全国人大一级，几乎只有“官方候选人”才能当选。全国人大全部代表，都是由省、自治区一级的代表选举产生的。通过选举前非常复杂的筛选程序，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人，是省级人大代表，他们几乎都是由县级人大会议上的“官方候选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被选举人，更是“官方候选人”。如今，北京把内地的这套复杂又复杂的“受控选举”办法，移植到香港来了。与内地不同的是，行政长官正式的“官方候选人”，是二、三人，而非一人。这一不同，对专制的中国来说，非同小可，等于内地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有二、三个候选人。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这种事在内地从未出现过。因为，当选后有实权的候选人只有一个，党指定谁，就是谁。
“受控选举”这套办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看穿，知道这是一种取消自由选举的程序手段，公开表示反对。然而，香港《基本法》对行政长官的选举，从选举办法制定的程序、候选人产生的程序，整个繁琐不堪的过程形成一个产生行政长官的曲折而又漫长的“通道”，又在其中散布了荆棘、铁钉，甚至陷阱。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投票，70名立法会议员，缺席34位，只有36位在场参加投票，以28票对8票否决了香港行政长官新的产生办法。
这一否决，把“普选”的可能性封杀了。这就是，香港不到半数的立法议员──28名议员，在6·18投票中，废除了香港《基本法》第45条明文规定的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的原则。28名议员按自己意愿投票是他们的权利，看上去，似乎是立法会自己否定了普选原则，实际上是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及其后的一些办法，造成胡锦涛时代通过的《普选问题的决定》不可能再执行，而玩弄的手法。这是一种不遵守承诺、欺骗人民的行为，是近代历史上独裁政权利用程序，扼杀自由选举的行为。
2017年，林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的777票，从弯弯曲曲的“通道”中爬了出来，成为新一届行政长官。在民众眼里却是，由于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普选之路被封杀，林郑才得以上台，而且是历届行政长官中首位当选时民望净值为负的特首。
《基本法》中有规定普选的承诺。因此，香港民众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就怀有对普选的希望；十年后的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相应的《决定》，香港民众似乎觉得已经走在通往普选的道路上，盼着在2017年实现由500万香港选民直接投票的普选。然而，这一希望，在胡锦涛离任后的2015年6月18日被改变了，到2017年则被完全扼杀了。2019年，林郑企图让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这一条例不仅动摇香港司法独立的体制，而且，破坏了基本法中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北京一贯不遵守承诺，没有法制，不讲信义的所作所为一直是香港和内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一场、两场、三场、不知道多少场的、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民众自发的和平示威抗议就在崇尚法治的香港发生了。在北京有关部门的授意下，把一些带面具的人的有意行为作为暴动的所谓“证据”。这种事，几个人能够挑起吗？能够藉口极少人损毁物件的暴力行为，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和平示威抗议说成是动乱、暴动吗？能够以此作为在香港实行“紧急状态”的理由吗？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要尊重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个政府，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对付数百万民众，想有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香港问题的解决办法，直到现在还掌握在北京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手里。面对香港现实，通过一个新决定，取消行政长官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把《基本法》45条的普选条款，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实施。而《基本法》关于普选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在条文上明文规定。建立香港行政长官对香港人民和立法会的政治责任制度，这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真正出路。
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