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宠儿(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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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第13章

“我出去叫辆大车。”警官说着,终于走进了阳光。

可是无论斯坦普·沛德,还是贝比·萨格斯,都不能让塞丝把她那”都会爬了?”的女孩放下。走出棚屋,走进房子,一直抱着她不放。贝比·萨格斯已经把男孩们带了进来,正在给他们洗头、搓手、扒开眼皮,自始至终嘀咕着:”请原谅,请你们原谅。”她包扎好他们的伤口,让他们吸过樟脑,然后才开始对付塞丝。她从斯坦普·沛德手里接过哭闹的婴儿,在肩膀上扛了足足两分钟,然后站到孩子的母亲面前。

“该喂你的小宝贝了。”她说。

塞丝接过婴儿,还是没撒开那个死的。

贝比·萨格斯摇了摇头。”一次一个。”她说着用活的换了死的,把死的抱进起居室。她回来时,塞丝正要将一个血淋淋的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贝比·萨格斯一拳砸在桌上,大叫道:”洗干净!你先洗干净!”

于是她们厮打起来。仿佛在争夺一颗爱心,她们厮打起来。都在抢那个等着吃奶的婴儿。贝比·萨格斯一脚滑倒在血泊之中,输掉了。于是丹芙就着姐姐的血喝了妈妈的奶。她们就那样待着,直到警官征用了一辆邻居的运货马车回来,命令斯坦普来赶车。

这时,外面的一大群黑脸孔停止了嘀嘀咕咕。塞丝抱着那个活着的孩子,在他们和她自己的静默中走过他们面前。她爬进车厢,刀锋般光洁的侧影映入欢快的蓝天。那侧影的明晰使他们震惊。她的头是否昂得有点太高了?她的背是否挺得有点太直了?也许。否则,在她从房子门口出现的那一刻,蓝石路上的歌声就会马上响起来了。某种声音的披肩就会迅速地裹上她,像手臂一样一路搀扶她、稳住她。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一直等到货车朝西掉头、向城里开去,才唱起来。然后也没有歌词。哼唱着。一句歌词也没有。

贝比·萨格斯本来想跑,跳下门廊的台阶去追运货马车,尖叫着:不。不。别让她把那个最小的也带走。她本来要这样做,也已经开始了,可是当她从地上站起来,走进院子,运货马车已经没影了,而一辆大车隆隆而至。一个红发男孩和一个金发女孩跳下车,穿过人群向她跑来。男孩一手拿着吃了一半的甜椒,一手提着一双鞋。

“妈妈说星期三。”他提着鞋舌头,”她说你得在星期三之前修好。”

贝比·萨格斯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大路上拽着缰绳的女人。

“她说星期三,你听见了吗?贝比?贝比?”

她从他手里接过鞋—高靿的,沾着泥—说道:”请原谅。主啊,我求你原谅。我真的求你了。”

视线之外,运货马车吱吱呀呀地驶下蓝石路。里面没有人开口。大车已经把婴儿摇晃得睡着了。炎热的太阳晒干了塞丝的裙子,硬挺挺的,仿佛尸僵。

那不是她的嘴。

素不相识的人,或者也许只从餐馆的门洞里瞥见过她一眼的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她的嘴,但是这事保罗·D更明白。噢,的确,前额上还笼罩着那么一点东西—一种安详—能使你想起她来。可是你单凭这个就说那是她的嘴,那可不行,于是他就这样讲了。告诉了正在审视他的斯坦普·沛德。

“我不知道,大叔。反正我看着不像。我认识塞丝的嘴,可不是这样。”他用手指抚平那张剪报,凝视着,丝毫不为所动。从斯坦普打开报纸的庄严气氛中,从老人用手指按平折痕,先是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在树桩劈裂的顶端将它摊平的慎重中,保罗·D知道,它该搅得他不得安宁了。无论那上面写的是什么,都会震动他。

猪在滑运道里嚎叫着。保罗·D、斯坦普·沛德和另外二十多人一整天都在把它们催来赶去,从运河到岸上到滑运道再到屠宰场。尽管由于粮农迁往西部,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现在吞并了许多企业,但辛辛那提在俄亥俄人的印象里仍旧是猪的港口。它的主要职责是接收、屠宰和向上游运去北方人离不开的肉猪。冬天里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有流浪汉都有活儿干,只要他们能忍受死牲口的恶臭,一连站上十二个小时。这些事,保罗·D都令人惊叹地训练有素。

他冲洗干净身上所有够得着的地方,还剩一点猪屎粘在他的靴子上;他站在那里,意识到这一点,一丝鄙夷的微笑卷起了他的嘴唇。他通常是把靴子留在棚屋里,回家之前在角落里换上便鞋和便衣。一条路正好把他带进一片天空一样古老的墓地中央,路上充斥着死去的迈阿密人①骚动的亡灵,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在坟堆下面安眠了。他们的头顶上走动着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土地枕头被公路切开;水井和房屋将他们从永恒的憩息中撼醒。与其说是由于安宁受到搅扰,不如说是他们对土地之神圣的愚蠢信仰令他们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在黎津河畔怒吼,在凯瑟琳大街的树上叹息,并乘风驶过宰猪场的上空。保罗·D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但仍旧留了下来,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个不赖的工作,尤其是在辛辛那提作为屠宰与河运之都的地位得到确立的冬天。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里,对猪肉的渴望正在演化成一种癫狂。倘若猪农们能养足够的猪,再把它们卖得越来越远,他们是会赚大钱的。在南俄亥俄泛滥的德国人带来了猪肉烹调术,并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运肉猪的船只阻塞了俄亥俄河;在水上,船长们彼此的吆喝声盖过了牲口的哼叫声,这就像鸭群飞过头顶一样寻常。绵羊、奶牛和家禽也在河上往来辗转,而一个黑人只须露个面,就会有活儿干:捅、杀、割肉、剥皮、装箱,以及储存下脚料。

距离号叫的猪群一百码远,两个男人站在西线公司的一间棚屋后面。现在清楚了,为什么这一个星期的工作中斯坦普一直盯着保罗·D看;为什么轮到上夜班时他就停下来,好让保罗·D的动作赶上他的。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向他出示这张纸—报纸—上面有一个女人的肖像,酷似塞丝,只不过那不是她的嘴。一点也不像。

保罗·D从斯坦普的手掌下抽出那张剪报。上面的铅字他一个也不认得,所以他根本就没瞥上一眼。他只是看了看那张脸,摇头说不是。不是。嘴那儿,你看。不管那些黑道道写的是什么,也不管斯坦普·沛德想让他知道些什么,反正不是。因为即便在地狱里,一张黑脸也不可能上报纸,哪怕那个故事有人想听。你在报上刚看见一张黑人的脸,恐惧的鞭笞就会掠过你的心房,因为那张脸上报,不可能是由于那个人生了个健康的婴儿,或是逃脱了一群暴徒。也不会因为那个人被杀害、被打残、被抓获、被烧死、被拘禁、被鞭打、被驱赶、被蹂躏、被奸污、被欺骗,那些作为新闻报道根本不够资格。它必须是件离奇的事情—白人会感兴趣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值得他们回味几分钟,起码够倒吸一口凉气的。而找到一则值得辛辛那提的白人公民屏息咋舌的有关黑人的新闻,肯定非常困难。

那么这个嘴不像塞丝、但眼睛几乎同样平静的女人是谁呢?她的头以一种令他如此迷恋的姿态从脖子上扭开,看得他热泪盈眶。

而他还是这句话。”这不是她的嘴。我认识她的嘴,可不是这样子。”斯坦普·沛德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这样说,甚至在斯坦普原原本本娓娓道来的时候,保罗·D又说了一遍。噢,老人的话他全听见了,可听得越多,画像上的嘴就越陌生。

斯坦普先从宴会讲起,贝比·萨格斯举办的那个,又停下来,倒回去一点,讲起了莓子—它们在哪儿,以及是土里的什么东西让它们长成那样。

“它们生长的地方朝阳,可是鸟又吃不着,因为鸟知道底下有蛇,所以它们只管长—又肥又甜—除了我没人去打扰它们,因为除了我谁也不下那滩水,再说也没有什么人愿意滑下悬崖去摘它们。我也不愿意。可是那天我愿意。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愿意。它们可把我抽了一顿,我跟你说。把我划了个稀巴烂。可是我还是装了满满两桶,把它们带到贝比·萨格斯家。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你再也见不到那种场面了。我们把上帝赐给这地方的所有东西都又烤又炸又炖。大伙儿全来了。每个人都撑着了。那顿饭做得太多了,没给第二天剩下一根劈柴。是我自告奋勇去劈劈柴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过来了,我答应过的,来干活儿。”

“可这不是她的嘴,”保罗·D说,”这根本不是。”

斯坦普·沛德看着他。他要告诉他那天早晨贝比·萨格斯是怎样地坐立不安,她是怎样地侧耳倾听;她是怎样地透过玉米凝望小溪,搞得他也忍不住去看。每抡一下斧子,他就望一眼贝比·萨格斯望的地方。所以他们俩都错过了它—他们看错了方向—向着溪水—而同时它却从大路上赶来。四个。并排骑着马,像是一伙的,而且铁面无私。他要告诉保罗·D那件事,因为他认为它很重要:为什么他和贝比·萨格斯都错过了它。还要谈谈那次宴会,因为宴会能够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提前跑来;为什么看见城里来的四匹马饮着水、骑马的问着问题时,就没有一个人派个飞毛腿儿子穿过田野来报信。艾拉没有,约翰没有,谁都没有沿着或者朝着蓝石路跑来,来跟他们说有几个陌生的带”相”的白人刚刚骑马进来。每个黑人一降生就跟妈妈的奶头一起认得的那种铁面无私”相”。早在公开发作之前,这种铁面无私就像一面高举的旗帜,流露和显示出荆条、鞭子、拳头、谎言的迹象。没有人来警告他们,他也根本不相信是一整天累死人的胡吃海塞让他们变得迟钝了,而是别的什么—比如,唉,比如卑鄙—使得他们袖手旁观,或者置若罔闻,或者对他们自己说,别人可能已经把消息传到了蓝石路上一个漂亮女人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那所房子里。她年轻、能干,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她到那儿的前一天自己分娩的;她现在正享受着贝比·萨格斯的慷慨和她那颗伟大苍老的心灵的恩泽。也许他们只是想知道贝比是否真的与众不同,比他们多点什么福气。他想对他讲这一切,可是保罗·D大笑着说:”啊不。不可能。没准脑门周围有点相像,可这不是她的嘴。”

所以斯坦普·沛德没有告诉他她怎样飞起来,像翱翔的老鹰一样掠走她自己的孩子们;她的脸上怎样长出了喙,她的手怎样像爪子一样动作,她怎样将他们一个个抓牢: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进了满是阳光、由于没有木头而只剩下木屑的木棚屋。木头都被宴会用光了,所以那时他才在劈劈柴。棚屋里什么也没有,他知道,那天一早他去过了。只有阳光。阳光,木屑,一把铁锹。斧子是他自己带来的。那里除了铁锹什么也没有—当然,有锯子。

“你忘了我从前就认识她,”保罗·D说道,”在肯塔基那会儿。她还是个小姑娘哪。我可不是几个月前才认识她的。我认识她好久了。我敢向你保证:这不是她的嘴。可能看着像,可这不是。”

所以斯坦普·沛德没有全说出来。他就吸了一口气,凑近那张不是她的嘴的嘴,慢慢读出那些保罗·D不认识的字。他念完之后,保罗·D以一种比第一次更莽撞的魄力说道:”对不起,斯坦普。哪儿出了岔子,因为那不是她的嘴。”

斯坦普望着保罗·D的眼睛,眼睛里面那甜蜜的坚信几乎使他怀疑一切是否发生过,在十八年前,正当他和贝比·萨格斯看错了方向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女奴认出了一顶帽子,然后冲向木棚屋去杀她的孩子们。

“我到这里的时候她都会爬了。我把她放在大车上时,她还只会坐着和翻身,一个星期不见,那小宝贝已经会爬了。不让她上楼梯可真费了牛劲。如今的娃娃一落地就会站、会走路了,可二十年前我是个姑娘的时候,娃娃们好长时间还不能呢。霍华德生下来九个月没能抬起头来。贝比·萨格斯说是吃的问题,你知道。要是你除了奶水再没什么喂他们,那他们就不能太快开始做事情。我从来都只有奶水。我以为长了牙他们才可以嚼东西呢。没人可以打听。加纳太太从没生过孩子,可那个地方只有我俩是女人。”

她在转圈。一圈又一圈,在屋里绕着。绕过果酱柜,绕过窗户,绕过前门,另一扇窗户,碗柜,起居室门,干燥的水池子,炉子—又绕回果酱柜。保罗·D坐在桌旁,看着她转到眼前又转到背后,像个缓慢而稳定的轮子一样转动着。有时她把手背在背后。要不就抓耳朵、捂嘴,或者在胸前抱起双臂。她一边转,一边不时地揉揉屁股,可是轮子一直没停。

“记得菲莉丝大妈么?从米诺村来的那个?每一回我生孩子,加纳先生都派你们去请她来帮我。只有那时候我才能见到她。有好多回,我都想到她那儿去一趟。就去说说话。我本来打算去求加纳太太,让她去做礼拜的时候在米诺村放下我。回家的路上再接我。我相信,要是求她她会答应的。我从来没问过,因为只有那天黑尔和我才能在阳光底下看见对方。所以再没有什么人了。能去说说话的,我是说,谁能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开始嚼点东西喂他们。是因为嚼东西才长牙呢,还是应该等牙长出来再喂干粮?唉,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贝比·萨格斯喂她喂得特别好,一个星期之后,我到这里的时候,她已经在爬了。拦都拦不住。她那么喜欢那些楼梯磴,于是我们涂上油漆,好让她看着自己一路爬到顶。”

回想起那件事,塞丝笑了。微笑戛然而止,变成猛的一抽气,可她没哆嗦也没闭眼睛。她转着圈子。

“我希望多知道些,可是,我说了,那地方没有个能说说话的人。女人,我是说。所以我试着回忆我在”甜蜜之家”以前见过的。想想那里的女人是怎么做的。噢她们什么都懂。怎么做那种把娃娃吊在树上的东西—这样,你在田里干活儿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没有危险。她们还给过他们一种树叶让他们嚼。薄荷,我想是,要么就是黄樟。也可能是雏菊。我至今还是不明白她们怎么编的那种篮子,幸亏我用不着它,因为我所有的活儿都在仓库和房子里,不过我忘了那种叶子是什么。我本来可以用那个的。我们要熏好多猪肉时,我就把巴格勒拴起来。到处都是火,他又什么地方都去。有好多回我差点儿丢了他。有一回他爬到井上,正好在井口上。我蹿了过去,刚好及时抓住了他。于是我明白了,我们在熬猪油、熏猪肉的时候不能看着他,没法子,我就拿一根绳子拴住他的脚脖子。绳子的长度只够在周围玩玩的,可是挨不到井架或是炉火。我并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可我没有别的办法。挺糟心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全靠你自己,没有别的女人帮你熬过去。黑尔好是好,可他还到处有还债的活儿要干。他好不容易停下来睡一会儿的时候,我不想用那些烂事打扰他。西克索可帮了我大忙。我估计你记不得这个了,可是那回霍华德进了牛奶房,肯定是红科拉①踩坏了他的手,把他的大拇指扭到了后面。我赶到的时候,它正要咬他呢。我至今不知道我是怎么把他弄出来的。西克索听见他的尖叫声就跑过来了。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吗?一下子就把他的大拇指掰了回来,在手掌上把它和小拇指绑到了一起。你瞧,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法子。怎么也想不到。教了我好多东西呢,西克索。”

他被弄得头晕目眩。一开始他以为是因为她转个不停。像绕着话题转一样绕着他兜圈子。一圈又一圈,从不改换方向,否则他的脑袋或许还能得救。然后他想,不对,是因为她的声音,太近了。她转的每一圈离他坐的地方都至少有三码远,可听她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孩子对着你的耳朵低语,这样近,以致你能感到嘴唇翕动却听不出个子午卯酉。他只捕捉到了只言片语—那没关系,因为她还没说到主要部分呢—还没回答那个他并未直接提问,却放在给她看的剪报里的问题。也是放在微笑里的。因为他是微笑着把剪报递给她看的,所以,他都准备好了,当她对着这个笑话放声大笑的时候—她脸上的迷惑本该出现在另外的某个黑女人脸上—当然,他就会马上和她一起大笑起来。”你能相信这种事吗?”他会问。”斯坦普真没脑子,”她会格格笑着,”一点儿脑子没有。”

但是他的微笑一直没有机会发展。它悬在那里,又小又孤单;而她仔细看了看剪报,然后就把它递了回来。

也许是那个微笑,也许是她在他眼里看到的时刻准备着的爱—轻松而不加掩饰的,小马驹、传道士和孩子们看人的那种眼神,充满着你并不一定配得上的爱—驱使她开口道出了她从没告诉过贝比·萨格斯的事情,她从前觉得只对她一个人有责任解释一切。否则她会只讲报纸上说她讲过的话,而不再多说一句。塞丝只能认出七十五个印出来的词(一半出现在那张剪报上),可她知道,自己不认识的字不比她要解释的话更有力。是那微笑和不加掩饰的爱驱使她来作一次尝试。

“我不用给你讲”甜蜜之家”—它是什么—可也许你不知道我从那儿逃出去是什么滋味。”

她用双掌遮住下半边脸,稍作停顿,再一次在心里掂量那个奇迹的大小,它的味道。

“我成功了。我把大家都弄了出来。而且没靠黑尔。到那时为止,那是唯一一件我自己干成的事。铁了心的。然后事情很顺利,跟设想的一样。我们到了这里。我的每一个宝贝,还有我自己。我生了他们,还把他们弄了出来,那可不是撞大运。是我干的。我有帮手,当然了,好多呢,可还是我干的;是我说的,走吧,我说的,快点。是我得多加小心。是我用了自己的头脑。而且还不止那些。那是一种自私自利,我从前根本不知道。感觉起来很好。很好,而且正确。我很大,保罗·D,又深又宽,一伸开胳膊就能把我所有的孩子都揽进怀里。我是那么宽。看来我到了这儿以后更爱他们。也许是因为我在肯塔基不能正当地爱他们,他们不是让我爱的。可是等我到了这里,等我从那辆大车上跳下来—只要我愿意,世界上没有谁我不能爱。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保罗·D没搭腔,因为她并没指望或者要求他回答,可他的确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佐治亚的阿尔弗雷德听鸽子叫的时候,他既没有权利也不被允许去享受它,因为那个地方的雾、鸽子、阳光、铜锈、月亮—什么都属于那些持枪的人。有些是小个子,大个子也一样,愿意的话,他可以把他们像根树枝似的一个个折断。那些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男子气概藏在枪杆子里,他们知道离开枪连狐狸也会笑话他们,却不因此感到羞耻。要是你随他们摆布,这些甚至让母狐狸笑话的”男人”会阻止你去聆听鸽子的叫声或者热爱月光。所以你要保护自己,去爱很小的东西。挑出天外最小的星星给自己;睡觉前扭着头躺下,为了看见壕沟的边缘上你最爱的那一颗。上锁链时在树木中间含羞偷偷瞥上一眼。草叶、蝾螈、蜘蛛、啄木鸟、甲虫、蚂蚁王国。任何再大点的东西都不行。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个兄弟—在佐治亚的阿尔弗雷德,一个那么大的爱将把你一劈两半。他准确地理解了她的意思:到一个你想爱什么就爱什么的地方去—欲望无须得到批准—总而言之,那就是自由。

转啊,转啊,现在她又嚼起了别的事情,就是不往点子上说。

“加纳太太给了我一块好东西—印花布,竖条中间夹着小碎花。大概有一码—只够做一条头巾的。可我一直想用它给我的女儿变个花样。颜色真漂亮。我简直不知道你应该管那色儿叫什么:玫瑰红里带点黄色。我花了好长时间准备给她做出来,可你不知道,我像个蠢货一样把它落在那儿了。连一码都不到,我一直放着它,因为我又累又没工夫。所以我到了这儿以后,在他们还不让我下床的时候,就用一块贝比·萨格斯的布料给她缝了件小东西。唉,我只是想说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自私自利的乐趣。我不能让那一切都回到从前,我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手底下活着。那已经一去不返了。”

塞丝知道,她在房间、他和话题周围兜的圈子会延续下去。她永远不能围拢来,为了哪个刨根问底的人将它按住。如果他们没有马上明白—她也永远不会解释。因为事实很简单,不是一长串流水账,关于什么变花样、树上挂篮、自私自利、脚脖子上的绳子和水井。很简单:她蹲在菜园里,当她看见他们赶来,并且认出了”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她的耳边响起了鼓翼声。小蜂鸟将针喙一下子穿透她的头巾,扎进头发,扇动着翅膀。如果说她在想什么,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不。很简单。她就飞了起来。收拾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蜂鸟的翅膀扇个不停。塞丝在转的圈子中又停顿了一下,向窗外望去。她记得,当时院子曾经有道带门的栅栏,总有人在开门闩关门闩,那个时期124号像个驿站一样门庭若市。她没有看见那些白人孩子把它拆毁,拽倒了柱子,砸碎了门,正好在所有人停止过访的时刻让124号变得荒凉而光秃。唯有蓝石路路肩的野草仍向这座房子爬来。

当她从牢里归来时,她很高兴栅栏不见了。那正是他们拴马的地方—她蹲在菜园里看见的,”学校老师”的帽子从栏杆上方飘来。等到她面对他,死死盯住他的眼睛的时候,她怀里抱着的什么东西止住了他的追踪。婴儿的心每跳一下,他就退后一步,直到最后,心跳彻底停息。

“我止住了他。”她凝视着曾经有过栅栏的地方,说道,”我把我的宝贝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保罗·D脑袋里的咆哮没能阻止他听到她强调的最后一句话。他忽然发现,她为她的孩子们争取的东西偏偏是124号所缺乏的:安全。这正是那天他走进门时接收到的第一个信号。他以为他已经使124号获得了安全,驱逐了危险;把那个混账鬼魂打出家门;把它赶出门去,让它和其他人都看到一头骡子和一张犁的区别。因为在他之前她自己没有干这一切,他就以为是因为她干不了。她和124号生活在无助、愧疚的屈从中,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失去了丈夫、儿子、婆婆,她和她的迟钝的女儿只能孤单地住在那里挨日子。这个浑身是刺、眼睛冒火的”甜蜜之家”的姑娘,他认识的黑尔的姑娘,曾是那样顺从(像黑尔一样)、害羞(像黑尔一样)的一个工作狂(像黑尔一样)。他错了。眼前的这个塞丝是全新的。她房子里的鬼并没有让她烦恼,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穿着新鞋、白吃白住的女巫也在家里受到欢迎。眼前的这个塞丝像所有其他女人一样谈起爱,像所有其他女人一样谈起婴儿的小衣服,可是她的本意却能够劈开骨头。眼前的这个塞丝谈起一把手锯带来的安全。眼前的这个全新的塞丝不知道世界在哪里停止,而她又从哪里开始。突然间他看到了斯坦普·沛德想让他看的东西:比塞丝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她的动机。这把他吓坏了。

“你的爱太浓了。”他说道,心想,那条母狗在看着我;她正在我的头顶上穿透屋顶俯视着我。

“太浓了?”她回道,又想起了”林间空地”,贝比·萨格斯的号令在那里震落了七叶树的荚果。”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

“对。它不管用,对不对?它管用了吗?”他问。

“它管用了。”她说。

“怎么管用了?你的儿子们走了,可你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一个女儿死了,另一个不肯迈出院子一步。它怎么管用了?”

“他们不在”甜蜜之家”。”学校老师”没抓走他们。”

“没准儿倒更糟呢。”

“我才不管什么更糟呢。我只知道什么可怕,然后让他们躲得远远的。我做到了。”

“你做错了,塞丝。”

“我应该回到那儿去?把我的宝贝们带回到那儿去?”

“可能有个办法。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长了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他说道。就在这时,一座森林骤然耸立在他们中间,无径可寻,而且一片死寂。

事后他会纳闷,是什么驱使他那么说的。是年轻时代的小母牛?还是因为他确信屋顶有人在盯着他?他从自己的耻辱跳到了她的耻辱,多快啊。从他的冷藏室秘密,直接跳到了她的过浓的爱。

同时,那片森林在锁定他们之间的距离,给它规定了形状和重量。

他没有立即戴上帽子。他先是用手指碰了碰它,盘算着他应该怎样离去,怎样才能算是退场,而不是逃脱。更要紧的是,不能不看上一眼就离开。他站起来,转过身看着白楼梯。她倒的确在那儿。背对着他,站得笔直。他没有向门口奔去。他慢慢地蹭到那里,打开门,然后告诉塞丝晚饭别等他了,因为他可能晚一点回来。直到这时他才戴上帽子。

真可爱,她想。他肯定以为我听他说出来会受不了。以为在我全告诉了他之后,在对我讲了我有几只脚之后,”再见”会把我打个粉碎。那不是挺可爱吗?

“别了。”她在树林的远端嘟哝着。

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

对我来说,听故事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我相信那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主要途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以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老的和我们从童年以来最早记得的一句老生常谈来开始我的这次演讲:”……在从前某个时候……”

“在从前某个时候有一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或许是个老头?也许是个巫师什么的。或者是哄孩子的教师。这个故事或与之非常类似的故事,我在好几种不同文化的古老传说中都听到过。

“从前某个时候有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

在我用的这种说法里,我知道这个老妇是个奴隶的女儿,黑人,美国人,独自一人住在镇外一座小房里。她的智慧远近闻名,毫无疑问没人可与之伦比的。在群众当中她代表着法律又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主宰。人们对她的尊重与敬畏不限于她的近邻,可以涉及很远的地区,一直传到一向取笑农村中所谓先知者的智慧的城市里去。

有一天一伙似乎想要揭穿其实她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洞察力、使他们认为她的智慧其实是骗人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的年轻人访问了这个妇人。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想走进她的住所问一个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她和他们的一点差异,一种他们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差异:即她是盲人。于是他们站在她的面前,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问道:

“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那人又重复问了一次。”我手里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是个盲人,看不见来访的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手里握着什么了。她弄不清他们的肤色、性别以及国别。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那老妇人静默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些年轻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是柔和而坚定的。”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们手里握着。它在你们手里握着。”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发现它时它就是死的,就是你们把它杀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们是仍然可以杀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于你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全是要由你们负责的。

在把他们的力量和她的无助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来访的年轻人受到了谴责。他们被告知,他们不仅要为他们捉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牺牲的小生命负责。于是盲妇便把注意的焦点从显示力量转移到展示这种力量的那个工具上了。

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那只鸟(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躯之外)象征着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着把我带到这种场合来的我的工作。我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作家。她关心着在她梦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时就赋予她的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如何为了某些恶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奸、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①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

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①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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