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下”来说，自己原本就一“游民”，尽管腾挪空间有限。近几年有了微信，又游走于微信，认识不少“微友”，包括一些写作高手。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乃至方家们不说，仅就我们这些普通网友而言，把文章当学术来做，且极为认真者，当推网名“氿乡孤舟”的沈先生。这位沈先生在微信中跟我说他的身份就是当地银行一小职员，过几年将退休。
开始没注意。总觉得，网络嘛，到这儿来的，都是像我这种写些不入流的东西，直到后来他在微信中发一篇几千字散文给我，虽粗粗浏览，也能感觉到作者写作能力很强。
说话转眼到了今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位沈先生又推出他完全堪称学术文章的《我看“民贵君轻”》。全文分上下篇——大概才做出一半，作者就希望读者能早点读到，因此读者这边读着，作者在那边做着下一半。
《我看“民贵君轻”》全文13000多字，自然要称长文。整篇文章就是围绕孟子的“民贵君轻”来论，事实上批判了孟子之后一些自以为也站在“民”的立场者一直对孟子这四个字的歌颂赞美，认为孟子虽没讲民主，但他讲了“民本”，而民本是民主的前提，民本离民主很近。甚至连周有光先生也认为“中国有民本思想”，而证据便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因此，“民贵君轻”是“儒家的民本信条……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民主制度服务”（见周有光《如何弘扬华夏文化》）。好在周有光先生毕竟是清醒的，在《华夏文化的光环》一文中又强调：“中国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制度。”
可《我看“民贵君轻”》的作者通过坚实而可信的论证告诉你：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没有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民本思想”，孟子更是从来没有站到过今天意义上的“民”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维护“民”的利益。孟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君主，为了贵族。
在孟子时代：民不是人。因此孟子的思想里也不可能把民看作人，更不说看作“现代人”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看字面，就会欺骗自己，美化孟子。正如作者在微信中所言：“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民贵君轻’所迷惑，而失去了见识和良知。”而这种情形，大概在孟子身后，已持续了两千三百年！后世称他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很遗憾，“教育”出的竟是这样一个国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又过去近二十年，才有一位自称“银行小职员”的沈先生持论批驳，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作者对“民不是人”，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大量考证，从而证明，孟子的“民贵君轻”中的“贵”，不是后世乃至今天所说的“贵”；这四个字中的“轻”，也不是后世乃至今天所说的“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不一定会去读沈先生原文，因此本人不能不在这篇短文中引一点，一为自己行文方便，二也顺便宣传沈先生的质疑精神。
他文章开篇就说：“要考察‘民贵君轻’，我们先得来看看‘民’在上古时期表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民”一开始就指奴隶。古代奴隶主对比较驯服的战俘刺瞎左眼强迫劳动使之成为奴隶，这种被刺瞎了左眼的奴隶便称为“民”。紧接着作者仍继续考证——容这里省略，有兴趣者可读沈先生原文。总之，民的“本义指奴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就像朝鲜人民，与美国的人民，与欧盟的人民，与日本的人民，含义绝不相同。
文章中还说：“古代‘民’是有别于‘人’的。”“从奴隶之民（盲民）到草民、野民、流民、饥民等，再逐渐演化，最后泛指老百姓。这个‘老百姓’有别于君主、群臣百官、士大夫和人，一般也可称作庶民、黎民、黎庶等。”作者这里原本已说得很清楚了，大概担心有人仍不认可，遂又举《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或者说天地间最尊贵的是人，一如当年“伟大领袖”所讲：“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然而，由于民不是人，因此，作者指出：“只有君主、群臣百官和士大夫以上身份的尊贵者才可被定义为‘人’。‘民’不算‘人’，它与‘奴’、‘盲’、‘氓’、‘甿’、‘萌’等，都是一种对平民百姓的贱称或蔑称。‘民’虽有‘人’形，但实际和牲畜无异。野民与野兽杂处，草民与杂草为伴，流民疲于奔命，奴隶还要戴上镣铐耕作……他们实际就是力畜或曰役畜，是畜类和兽类中的一种。”
既然“民”不是“人”，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以对“人”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民”。打个有些天天养尊处优的中国人未必认可的比喻，就像我在这里说“中国人”，可要知道，中国人的待遇颇不相同，有退休的中国人每月可领丰厚的退休金，而另外一些退休的中国人所领到的退休金只是前者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样是中国人，且也已到“退休年龄”的乡下农民，前几年只能领到区区几元钱，后来听说有所增加，然而“增加”到今天，也还是只能领到88元钱，还不够买稍高档一点的一包香烟钱。为什么会如此，正是缘于中国退休制度所决定。地球人都知道，即使搞了“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也还是没有“退休”一说，这样一来，中国农民也就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到老死方休！可见，从孟子时代算起，又是两千三百多年过去，所谓的“民贵”，不过如此矣。
承认孟子时代“民不是人”，那么，为什么孟子又强调“民贵君轻”呢？设想一下，如果孟子所讲真是后来及至今日我们认为的这种意思，那么，孟子也确实太伟大了，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知道“代表人民的利益”。可如果孟子当真“代表人民的利益”，君主，还有贵族们，能饶了他吗？现在的好官为什么少，为什么做不下去，就因为你要做好官，就不要去做官，不然，那些坏官一定让你做不成，这一点，连“最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也不能不承认。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和贵族知道孟子所说的“民贵”是什么意思，也知道孟子所说的“君轻”又是什么意思。否则，一定等不到明朝朱元璋下手，早在孟子时代就将他那些文字毁了。
可见，孟子始终代表的都是——也只能是君主和贵族的利益。
什么意思？作者沈先生因按学术文章来做，故有很多考证——包括举《红楼梦》中十分生动的例子：送赋税的人因年成不好送得稍晚了些，到了贾府就心里打鼓，在那里长跪不起，等着主子数落——而我这里写“读后感”，不必按照作者那种方式来做，只要敷衍成篇就行，否则，一些不喜欢长文的读者不肯浏览下去。
孟子“民贵君轻”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了这些贱民，那么，君王的税赋从哪里来？而没有了税赋，国家还怎么运转，拿什么保卫领土，或者拿什么保卫统治阶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谁来统治都需要有民为他们辛勤劳作，为他们创造财富；而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贱民们始终牢记的是：谁来统治，他们都是贱民——贱民们不敢有别的奢望。
君主是万民景仰的“最贵”的人，那些贱民与君主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贱民”，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没有他们创造的财富，卫不卫统治者的领地且不说，君主的“尊贵”又从何而来？君主的尊贵没有了，他还能像先前那样“君临天下”吗？至于贵族，道理与君主相同：没有贱民为他们服务，贵族也就不成其为贵族。所以说，事实上，孟子说“民贵君轻”，还应该包括贵族，同样可以说成“民贵贵族轻”。
这让本人联想到在读鲁迅时，他提到在他死后几十年一直被一些人称之为“农民起义领袖”其实是个杀人狂的张献忠。鲁迅说他知道张献忠喜欢杀人，也确实杀了不少人。可他一直不明白张献忠为什么要那么杀人。直到后来一天，鲁迅在一本书中看到说，张献忠那么杀人，是发泄。发泄什么呢？他气不该皇帝让李自成抢先一步得到。于是能想到的就是杀人，张献忠的想法：谁当皇帝都需要百姓，我把百姓都杀了，看你这皇帝还怎么坐。
张献忠是否读过孟子不得而知，就算读过，估计也不会像沈先生和本人现在这样理解，但人在有些方面又确实可以无师自通。孟子十分清楚，没有贱民，什么君主，什么贵族，统统都要“喝西北风”。而张献忠虽然绝不会有孟子那样深的思想，但他明白一个最基本常识：坐皇帝需要人即需要贱民，没有大量的贱民，这皇帝你就坐不成。
你说君主和贵族不懂这些吗？应该也懂，只是他们的认识很模糊，至少没有孟子这么“清醒”。所以经孟子一强调，君主和贵族可能要打一个激灵：是啊，原来怎么就没认识到呢——如果没有了贱民，我们也就“重”不起来了。
做为“银行小职员”的沈先生，本职工作自然不是搞学术，但他却有胡适所说的那种敢于质疑的精神，而且一反两千三百年认识。别看质疑的“民贵君轻”只有四个字，胡适在《庐山游记》要结尾处说得明明白白：“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同等的考虑价值。……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这种质疑精神，是一个读书人最可宝贵的理念。没有这种精神理念，书读得再多，再有知识，也只是个书厨，对人类文明进步不会起什么作用。
末了，还想啰嗦的是，作者比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比单本辞书都要解释得更令人信服。作者毫无疑义地推翻了儒家有“民本思想”，或者说，儒家的“民本思想”，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本思想。这一点，连大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也犯了“糊涂”。
孟子确实强调了“民贵”，但绝非后世所解释的“民贵”。孟子根本就没有站到过民的立场上说话，他的出发点都是替当时的统治者、替贵族们着想。难怪王小波非常不喜欢孟子，而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难能可贵。
先前不明白王小波为何不喜欢孟子，你看孟先生“民贵君轻”那几句说的多好啊。直到这一次读了《我看“民贵君轻”》，又联系到王小波那篇知名度较高的杂文《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才算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疑惑。王小波在文章中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其实，孟子也不过是继承了“圣人”的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因此，把鲁迅评价孔子的话放到孟子身上，虽不能说毫无违碍，也差不到那里去。
那么鲁迅是如何评价孔先生的呢？《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虽也表扬了孔子一句：“孔丘先生是伟大的，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紧接着就说他“但可惜太聪明了，……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肚皮里的反对来。”
鲁迅与胡适一样，对孔子和儒家总体上都持批判态度，因此认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老调子已经唱完》里鲁迅又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可见，孔孟所创造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早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出历史舞台，更不能还要所谓继承、发扬光大。尤其一想到那么多大知识分子对两千三百多年前孟子的“民贵君轻”四个字都没能正确解读，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我们怎么还能希望用“孔孟之道”来“教化”现在的中国人，甚至以“儒家文化”而自豪，强调我们有“文化自信”呢？
2019年10月上旬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