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五十年代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司机乐伯伯，解放前是给一个资本家开车的，技术特别好，而且很动脑筋揣摩坐车人的脾气心思。1979年爸爸平反后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时，乐伯伯已经退休，但是还在部里的招待所看大门，常来家看我们。他对我说，“当年你爸脾气特别急，你看见他从大门出来，就要打火，他上了车，关车门的同时你就得挂上挡，不待他坐稳，就得踩油门走车了。”乐伯伯说，他那时老深更半夜开车送爸爸去中南海，爸爸在里面跟毛主席谈话，他就在车里睡觉。不论何时，只要爸爸从院里出来，他都会自然地惊醒。爸爸进得车来，不待发话：“老乐咱们走吧。”车子已经开出去多远了。乐伯伯说他从来没有挨过爸爸的训。乐伯伯说这些话时，我可以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的笑容，感受到他为自己那时的陪伴李部长出入中南海，为自己的机敏和得李部长的赏识而骄傲，深深地怀恋那个夜不能寐的时代。他说：“可惜了，你爸爸本来是要当总理的接班人的。”我也不反驳他，尽让他的回忆去温暖那颗年老、善良的心。爸爸说：“老乐，你还来给我开车吧！”乐伯伯说：“不行了，老了，不让开车了。”可是“文革”过后，要再找到一个像乐伯伯一样的司机已经是谈何容易了。
乐伯伯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只记得有一次爸爸回来神情很紧张，乐伯伯的脸则刹白。妈妈追问，乐伯伯说是在鼓楼有人撞了爸爸的车，人已经被送进了医院。记得大人们甚是惶惶地熬过了那一夜。第二天，局里大概是保卫科打来电话说是没事了。原来警察去医院向被撞人了解当时事故现场情况，那个人说：“我想试试是我的头硬，还是汽车的头硬。”方知是个神经有毛病的人，才相信了确实如乐司机所说，是人撞的车，而不是车撞的人。
我两岁半进了燃料工业部办的白米斜街幼儿园，两个礼拜回家一次。爸爸、妈妈几乎从没接送过我，他们总是在外地出差，一年里见不上他们几面，通常是蔡阿姨坐公共汽车接我、送我。大概有过可数的几次，阿姨好象有什么事耽误了，差乐司机来幼儿园接我。爸爸、妈妈不在家，家里主事的是阿姨。那时乐司机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对蔡阿姨很有点意思，既然李部长不在，没人用车，自然愿意听命于蔡阿姨了。记得有一次乐伯伯接我，把我放在前面的座位上，不知因为什么一个急刹车，我叽里骨碌滚到座位下，乐司机吓得差点没了魂儿。看看我没有受伤才放了心，嘱咐我千万不要对阿姨提起此事。无论我如何哀求，自此以后他是再也不让我坐在前边的座位上了。
爸爸平反后，我们一起去看过乐伯伯，他孤身一人住在西单附近一个平房院的一个小单间里。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像个单身宿舍。他告诉爸爸有一个儿子在天津工作，希望爸爸帮忙能把儿子调到北京，好对他有个照应。爸爸一口答应了。但真正办起来方知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等待平反后进京的大干部、大知识分子在部里排成串儿，哪就轮到一个退休的老司机的儿子了！
爸爸没有分到房子前，在府右街水电部招待所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逢上乐伯伯值班的日子，我下了班总要和他打个招呼，他总是吩咐我照顾好爸爸，还常常买只烧鸡或其他什么熟食，非塞给我，说我爸爱吃这些。后来我们搬到了二十二号搂，起先乐伯伯还接长不短地拎着烧鸡来看我们，吃顿饭，和蔡阿姨唠唠嗑，后来看着将儿子调回北京没希望，就不好意思常来了，怕我爸觉着他来我家是为着催儿子的事，有压力。最后乐伯伯自己实在一个人生活太闷了，就回了天津。那时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已经搬出二十二号楼，是一次路过府右街招待所进去看乐伯伯时才知道的。传达室的人说他走了有些日子了，我心里不免怅怅的，差点当着那人的面掉了泪。后来听说他回天津不久就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
记得爸爸去北大荒后，乐伯伯开始常来看我们的，一次对妈妈说：“范同志，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们，想开一点。”妈妈说：“老乐啊，你那都是旧社会的一套，李锐就最喜欢你这些，你要好好改改，你也要揭发李锐的问题。”乐伯伯挨了训，以后就不再来了。后来爸爸说，部里开他的批判会，确实有人逼乐伯伯揭发他，可是乐伯伯什么都没说。
有一年，《今日名流》上登过一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一位李工真先生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想想乐伯伯，这话说得是太对了，要是那时的人都如乐伯伯一样，是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
文章来源：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