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
1949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支持中共的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北平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代表团团长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副团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我是秘书之一。代表团成员中有新疆的主席鲍尔汉和伊犁等北疆三区革命领袖赛福鼎，原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最高长官陶峙岳，青海省主席赵寿山，是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副主席喜饶嘉措，是活佛的经师，是藏族的大学者；宁夏副主席马鸿宾，是国 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的堂兄；甘肃主席邓宝珊，原来是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在陕西省的负责人韩兆鹗，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长和盟报主编成伯仁等。
起先，我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起草建设西北的提案，记得有造林问题，水利问题，修建横贯西北五省的大铁路问题，建设纺织工业基地问题，等等。后来都没有用上，因为新政协根本不讨论这些问题。
当时，华北地区在内战中被破坏的铁路尚未修复。西北代表团走了九天才到北京。第一天乘汽车从西安出发，过黄河，过运城，住在临汾晋南行政公署。临汾战役打得比较激烈，我们到临汾时，街道还有些残破，晋南行署的设施也比较简陋，勉强给政协委员们安排了房间和床铺，我们工作人员都是打地铺，路过运城时，不知是未装电灯还是电厂尚未恢复，街道上一团漆黑。
第二天，在临汾休息一天。
第三天，车过洪洞、赵城、霍县。洪洞县有个“万户村”，虽然没有一万户居民，但却比长安县那些江村、刘村、贾李村要大。傍晚到灵石，上了阎锡山的窄轨小火车，小巧玲珑，别有风味。当时，车上尚无餐车，代表团只好在车站上买些零食。小火车走了一夜，第四天上午在榆次停车。在榆次吃拨鱼、削面，是比西安的山西面馆做得地道。当天，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汽车把我们接到太原。太原最繁华的街道粉巷也比较残破。接待西北代表团的人，我只记得有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因为他是“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其他人，我都不记得了。当天晚上，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招待代表团看丁果仙（艺名果子红）的山西梆子。那是我终生唯一一次看山西中路梆子的舞台剧，丁果仙那天唱的是朱文登放饭，的确是声情并茂，响遏行云。只是剧场设施很简陋，前排也只摆着条凳，不如西安的易俗社和三意社有靠背椅子。
第五天，代表团休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太原城溜达，街道和房屋都不如西安。古人说：“官不修衙”，阎锡山连街道都不修。太原城里唯一的风景名胜是“海子边”，海子，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周围的树木、花草也是稀稀拉拉的，据说：郊外的晋祠很好，战时遭到破坏，尚未修复开放。
第六天，我们乘正太路火车到终点石家庄。石家庄比较繁华，虽然解放已有一年，普通饭馆里还有涂脂抹粉的女招待，我们都不习惯，吃饭时，或是扬头、或是低头。在石家庄休息一天。
第八天，我们转到德石路，到了山东德州，免不了尝一尝德州扒鸡。
第九天，我们又转到津浦路，到天津未停，转车到北平。
到北平后，西北代表团住在六国饭店。我们随行人员住在前门外打磨厂一家中档的客栈。当时，北平大饭店和客栈的服务人员都是男性，他们穿着长布衫子，对客人迎进迎出，服务周到，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张口就是“您哪！”
我们初进北平，都是灰一色的粗布中山装，赤脚穿上又厚又土的军鞋，服务员和老百姓都把我们叫“老八路”或是“土八路”。代表团想改善随行人员的形象，发了一点补助费，要求每人买两双袜子、一双鞋。东交民巷附近就出现了一批卖假货的，警卫员们上当的不少，买回一些纸做的皮鞋和穿一水就破的袜子。
新政协的会议，随行人员是不能参加的；我们只能从政协委员们会后的议论中听到一些会上的情况。杨明老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民盟领导人也在他的住处议论。例如：民盟中央有一位领导人说：“中共真是把辩证法用活了。本来，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以后，张澜也下令解散民盟。民盟领导成员已在香港建立以沈钧儒为首的新的中央。现在中共又要我们拥戴张澜为民盟中央主席，这大概同西南几省尚未解放有关系，因为张澜在四川省和西南几省有威信。1941年，中共为了建立第三大党同国民党抗衡，力促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三党三派联合起来，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现在又说为了在政府多安排一些非党的部长和委员，建议把大党化小，而且要把民主党派中的军人分出去，另立一个爱国将领的户头。”对于国号和首都，也有一些议论。有一批民主人士主张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中共不赞成。现在看来，如果当年不改国号，局处台湾的那个政府就非常被动。讨论到首都，委员们曾经提出北京、南京、西安三地，中共坚持建都北京。记得当时的青海省主席，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陕西人）在会后曾经谈到：北京这个地方不宜建都，容易滋生帝王思想。他说：“当年我上军校的时候，对以后的前途要求不高，只要每天能吃一顿油泼辣子夹蒸馍就满足了。后来，跟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了故宫一看，才觉得当皇帝真美，有机会我也要当上几天。”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一些民主人士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政府灭亡了，怎么说旧中国灭亡了。自从西周出现‘中国’这个称号以后，只有改朝换代，中国从来没有灭亡。”当时，我们认为这些民主人士不懂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学说。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那些民主人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新政协会议前后，还有一些花花絮絮
西北代表团住进六国饭店的第二天，高岗就来探望他的老师-杨明轩。我是第一次见到高岗，他不像我原来想像的“是一个土豹子”，而是高大英俊，有一些不显眼的白麻子，谈吐不凡，很有气派。他来看老师这很平常，可是，他还通过杨老的介绍，看望了素不相识的西北的头面人物，例如：新疆的鲍尔汉，青海的喜铙嘉措，宁夏的马鸿宾，甘肃的邓宝珊等等。当时我以为高岗很会做统战工作，后来觉得他大约是在拉关系另有所图吧？
新政协开会前夕，专管接待工作的政协副秘书长金城邀请代表的秘书到欧美同学会去吃西餐。从各解放区来的秘书们大多是第一次吃西餐，不会使用刀子、叉子，有的干脆用手抓。原来的通知是吃饭，没有说开党员会。可是，金城突然出来传达中共中央对与会共产党员的要求。他先说了一句：“今天到会的都是党员同志吧。”我估计高级民主人士的秘书中一定还有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都不说话，只有我一人站起来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话语惊四座，引起全场的瞩目，局面显得尴尬，金城旁边有一位官员出来打圆场说：“他是杨明老的秘书，自己人。”金城才继续讲下去。我回到西安以后，边区政府党组织主动讨论和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可能同这一次的事件有关吧？
有一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约杨老和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到玉泉山去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任弼时（任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之一，名列毛、刘、周、朱之后）。杨老要我同去。王维舟问：“他去干什么？”杨老说：“他也可以去看弼时同志嘛，还有天下第一泉，他也要去品尝嘛。”这又是一次对非党员的歧视和警惕。杨明老虽然也是中共老党员，但是他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极少过党内生活，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作风。到了玉泉山疗养院，他们几个同任弼时寒暄，我有茶瘾，只顾一杯又一杯地饮玉泉水，果然清冽异常。那时，我还没有喝过无锡的惠泉，杭州的虎跑泉，觉得玉泉水是我生平品尝过的最好的泉水，任弼时是湖南人，他那里的茶叶好像是君山银针，喝上玉泉水沏出的君山茶。仅此一事，我到北平一趟也算不虚此行了。任弼时向杨拯民问到杨虎城的情况，杨拯民说：没有什么消息。杨将军在重庆被杀，那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
从玉泉山回城，走到南池子，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我们的司机赶紧刹车，老头没有撞倒却被吓倒了。杨老要我下车把老头送往医院。我看老头浑身没有一处受伤，但他自己却说这里疼，那里也疼，并且说他已经70岁了。我把他送到南池子医院，医院检查后也说既无外伤又无内伤。我请医院给老头开一些补养的药，又给了他一笔营养费，还叫来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回家。南池子的医生说：老头今天是遇上好人了！解放军的首长果然是秋毫无犯，纪律森严！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民间，对解放军确实衷心拥护，把党政人员也称之为解放军。有一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带领美共领导人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正在为那位美国朋友画画，听王炳南说，那位朋友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吓得双手哆嗦，无法下笔。王炳南说：齐老，共产党有什么可怕！周总理不是共产党吗，你为什么不怕？齐白石说：“周恩来是好人，他是解放军，不是共产党。”
杨老本来只是西北地区民主人士的领袖，同外地知识界和军政界联系不多。新政协会后，他同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等国民党将领，同齐白石、梅兰芳等文化界名流，也有了来往。齐白石家里的门官是一个太监，杨老和邓宝珊将军去齐家拜访，门官打了一个千儿，喊了一声：“大人到”。齐老待客寒俭，颤巍巍地用身上带的钥匙，打开柜子，拿出几块硬梆梆的点心和几个水果。客人走后，他又会把点心、水果锁进柜子里去。
据邓宝珊将军说：北平和平交接以后，傅作义并不服气。他和邓宝珊同车遇到庆祝北平解放的秧歌队，扭转头去说：“无耻”！毛泽东邀请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去见面。 毛问傅先生今后愿作那一方面的工作。傅作义带着气说：我做不了什么工作了，愿意出国去考察水利。毛回答：既然这样， 傅先生就作水利部长吧。毛又问： 邓先生愿意作那一方面的工作？邓宝珊说：我想到河西走廊去开荒种地。毛回答： 邓先生就回甘肃去作省主席吧。傅作义和邓宝珊的职务就是这样一言而决的。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个月之前。
开国大典以后，政协还组织代表们去京郊颐和园、十三陵、长城和天津游览。在天津，住在豪华的利顺德饭店，市长黄敬，也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之一，江青的第一个情夫喻启威，请大家吃西餐，竟然上了四十几道菜。西方国家的宴会恐怕没有这样大吃大喝的。
1949年10月中旬，我们才回到西安。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政府相继筹建和成立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很少了。我除了给杨老作秘书以外，还在边府秘书处作研究员，任务只有一条，编《边区政报》。
10月底，边府秘书处党支部开始讨论我入党的问题，党小组通不过，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可是，关中地委和西北局要派我到蒋管区做地下工作时，不是说：“你的社会关系很好”吗？真是一个时期一个标准！边府代主席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参加党小组会做说服工作。刘景范说：我和刘志丹的出身也不好，是地主家庭，我父亲还作过国民党的团总，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亲友里有不少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可是，我们照样闹革命嘛。刘景范还说：我来作林牧的入党介绍人吧。代主席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党支部只好在 11月19日通过我加入中共，但却给我规定了两年的预备期。按照中共当时的党章，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本人入党有两年预备期，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有一年预备期。他们是把我当作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待的啊！入党表格上填写的介绍人，也不是刘景范，而是另两个老干部。可是，刘景范始终说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可见，党支部后来的做法他是不知道的。
1950年春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边区政府秘书处，行政处，自然成为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的班底。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对彭德怀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彭德怀的“党的观念”强烈到严酷的程度。他对非党干部特别是留用人员警惕性很高。他发现有一个留用人员的寝室靠近机要室，他当面向：“你是不是党员？” 那位先生说：“不是”。他又问：“你是不是团员？” 那位先生又说：“不是”。他就毫不客气地当天就要那人搬走。不过，他对文化和文化人还比较尊重。他亲自修改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的报告，文笔半文半白，例如：“踏破千里冰雪，把红旗插遍天山南北。”报告改好以后，他发现有一些标点错了，要求毁板另印，派得力的秘书去校对。他说：“一个标点都不能错，不能让党外人士笑话我们共产党没有文化。”
彭德怀虽然把党和非党的界限划得很严，却能尊重高级非党人士。当西北军政委员讨论增补非党委员时，副主席张治中提出发表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的原国民党监察委员严庄。赵寿山表示反对。他说：严庄是著名的“反共大炮”，常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发表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文章，不能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张治中怫然不悦，他说：只能看现在的表现，不能算历史旧帐。如果算历史旧帐，我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嘛。会场气氛一时剑拔弩张。彭德怀马上插话说：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民主派，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张将军三到延安。至 于严庄先生，既然现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府，历史旧帐就不能算了，我同意张副主席的提议，同意增补 严庄先生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工人、学生、市民、军队、干部都在游行。彭德怀在主席台上看到大学的游行队伍来了，高兴地走到台边，想同大学生们交流一番。可是，大学生们只顾机械地走路、呼口号，并没有很高的热情。
总之，我觉得彭德怀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既有体制造成的严厉、冷酷，又不失天赋的坦荡、正直和淳朴。
从西北文委到陕西省委
西北军政委员会，同华北、东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设置财经、政法、文教、监察等四个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领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局、出版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扫盲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政府文教部门涉及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重要工作均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文教委员会只管文教部门的计划、财务、基建、人事等日常行政工作。不过，杨明轩老人身兼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社会活动和对外讲话很多。这就给我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不停地写讲话稿，为了写讲稿，又不得不去翻书，找材料。加上西北文委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是一个尊重知识，并且喜欢扶植青年的人。当我叫喊写不出报告和讲话的时候，他就给我出点子，教给我怎样找材料，怎样写文章。我的写作能力，正是1950年到1952年在西北文委逼出来的。
1950年下半年，中共的组织人事部门，为了给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培养技术骨干，从理工科大学出身的青年党员中选拔留苏学生，我是符合条件的选拔对象，已经填写了赴苏留学的表格，杨明轩、张稼夫两位老人不赞成我离开，我也没有坚持。我所以没有坚持，是考虑到我的两个上级是难得的知识型宽厚长者。如果转到工业部门，未必能够遇到那样好的上级。
1952年下半年，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从西北宣教部门调走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西北局宣传部又从西北文委调走几个老处长。杨明轩老人感到西北文委的骨干削弱了，想从西北各省文教厅、局长中上调一批中层干部。张稼夫说，不必从各省去调，把林牧提起来作处长就行了。杨明老说：林牧1948年才参加革命资历太浅，西北局组织部一定不会同意。张稼夫说：我们就报林牧，组织部要是不同意，请他们给我们分配比林牧强的老干部。宣传部坚持要提，组织部坚持反对；最后，组织部采用了变通措施，同意林牧担任西北文委计划处副处长，但要加一个代字。副职加个代字，当时在西北只此一例，不知其他地区还有没有？
1954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感到高岗、饶漱石等大行政区领导人掌握三至六个省、市党政军大权，容易尾大不掉，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建制和领导机构。口无遮挡的贺龙元帅开玩笑说：“毛主席杯酒释兵权。”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回事。
大行政区处长以上的骨干，大部调中央工作。杨明轩老人考虑到他到中央是作民盟的工作，对青年人来说“太空”，他表示不要我跟他去。张稼夫老人说：既然杨老放弃林牧，就让林牧跟我去。当时，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要我到科学院编译局任办公室主任。我对组织部门说：继续在稼夫同志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愿意。但是，我的学历和学识都很浅，对于自然科学出版物既不能编，又不能译，不胜任科学院编译局的工作。同时，我既然不再作杨老的秘书，却去为张稼夫同志作变相的秘书，这也不好。我要求留在西安，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去，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组织部门同意我到西大工作，西大准备让我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助理。这时，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宣传部长赵守一又向西北局组织部要人，西北局组织部自然认为省委比西大更重要，就决定让我到陕西省委报到。
1954年11月，我到了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科学处处长、科学高教处处长，同时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文字秘书。省委组织部认为我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任命我兼任潼关县委书记。但是，第一书记不让我去潼关上班，我挂职而未下放，只是镀了一层金，当过挂名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中共党内是一级很重要的台阶。没有作过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干部，一般是不能提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
1960年6月，我被任命为省委副秘书长，分管宣传文教工作。1961年2月，我又被任任命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和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直到1966年3月被免去一切职务，我免职的决议和通知未讲任何理由。但是，知情者都知道那是由于我参与了胡耀邦发动的民主改革并向中共中央三次上书为耀邦辩护而又拒绝刘澜 涛收买的结果。从此，我就遭受长达十二半的政治迫害。
以上是我在195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简单经历。我在这16年中经历的一般事件不值得追记，只写我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吧。
三大“民主改革”运动
乍一听“民主改革”运动，人们会以为它是实行民主化、建立民主制度的运动，其实不然。毛泽东把建国初期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看作“民主改革”运动，看作“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应该算是民主改革的一个内容，“镇反”是以暴易暴，思想改造是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都是反民主的。
三大运动，在西北地区有其特殊性。由于当时的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习仲勋是一位一贯反“左”的温和宽厚的领导人，在三大运动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对人的伤害，比其他地区要轻得多。
关于土地改革，习仲勋依据西北局研究室和陕西省委研究室的百余份调查材料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关中土地不集中，地主占农村总户数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但是，这不等于关中没有封建压迫。关中地区的封建压迫主要来自那些土匪、刀客、流氓出身，拥有武装和黑社会势力，又把持国民党乡镇、保甲政权的官匪结合的大小恶霸。例如：关中地区的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就有“四大恶霸”，最大的是临潼相桥镇的国民党镇长秦颂臣。习仲勋对于反恶霸是坚决的。但对一般地主，只是主张依法没收其土地、耕畜，大农具，不分浮财，不挖底财，不强调批判斗争，禁止肉体上的伤害，因而被指责为“和平土改”。
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规定镇反杀人指标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习仲勋认为：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各项社会改革应该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他建议：西北地区的“镇反”运动实行“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并将“镇反”杀人指标降低为千分之零点五。（实际执行只到千分之零点四）他还主张：民族宗教地区的“土改”、“牧改”、“镇反”等社会改革，既要发动和依靠劳动群众，又要取得上层代表人物的同意。习仲勋的上述主张，均曾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到毛的批准。
对于在青海发动武装暴乱的藏族大头人项谦，习仲勋抓了十次，放了十次，直到项谦表示“口服心服，今后再不造反”为止。毛泽东表扬习仲勋“十擒十纵”，超过了诸葛亮。可是，十年以后，中共八届中全会以后，习仲勋的经过毛泽东批准、并受到表扬的开明、宽厚的政策，却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很不彻底。
三大“民主改革”运动，我亲身参加了其中的两项，即从减租反霸到土地改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冬季，我在陕西省临潼县相桥镇参加了减租反霸运动。相桥镇的镇长秦颂臣是关中第一恶霸。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超过一个加强营，有300多条枪支，他和临潼铁炉镇的镇长韩国璋划分势力范围，统治了临潼全县的农村，拉伕，派款，私设公堂，欺男霸女，鱼肉百姓，的确是罪大恶极，该反该杀。
减租、反霸运动分为四个阶段：一、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二、减租、减息；三、反霸斗争；四、民主建设。在发动群众阶段，不光是向民众宣传政策，解除顾虑，而且要摸清阶级成份、租佃、债务关系，秦颂臣及其帮凶的劣迹。在减租、减息阶段，通过民众确定减租，减息的幅度并签定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合同，对于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完全废除。在反霸斗争阶段，先在各行政村批斗秦颂臣的主要帮凶，然后集中到相桥镇，召开全镇居民对秦颂臣的诉苦会和公审大会，最后由法院和民众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当场判处秦颂臣死刑，立即执行。虽然是由特别法庭审判，但在事前都经过西北和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机关审议。在陕西省没有出现其他地区发生的乱打乱杀现象。
关中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冬季到1951年春季进行的。共分二期，每期三个月。我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区椿林乡参加了第一期土地改革，担任工作组长。我们的工作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律进行的。可是，在200余户的乡，只定了一户兼营商业的杨姓地主和一户张性富农。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一。由于地主本人住在城市经商，农村只有他的家属，不仅没有恶迹和民愤，民众反而认为杨家是乐善好施的“善人”。在讨论如何对待杨姓地主时，我和工作组其他成员主张依法没收分配其土地和多余的房屋以及耕畜、大农具，不批斗，不没收其他财产。工作组内有一位大行政区“三八”式，正地师级干部，虽然家庭出身同我一样，都是地主、资本家，同我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却认为我思想右倾，召开工作组和乡支部的联席会，不指名地批判我的右倾思想。那时候，基层还不懂得什么是党内斗争，以为这只是大行政区派下来的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之间的分歧，大家都不说话。我作了让步，同意把地主家庭的家具和衣服也分配给贫雇农，但仍然不赞成开批斗会。没有人检举、揭发、批斗什么？后来，那位“三八”式干部吃不了苦，托病回西安去了，工作组就由我作主，对杨姓地主，只没收分配，不进行批斗，但地主的生活资料还是按原来的决定分了。杨姓地主有一个当教师的儿子找我提意见说，工作组没收了他家的生活资料，违反了政策。确实违反了政策，我也给人家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对那位教师说：地主家庭的事情，你不要干涉，干涉了对你没有好处。这是大实话。在土改、镇反中，干部、军人、教师如果干涉了家庭的事情，不论有理无理，都会以丧失立场论处的。一期土改已经结束，工作组集中在县上，进行总结、整训，准备在另一半地区开展二期土改。思想偏左的西北局副书记，认为一期土改出了偏差，是“和平土改”，其主要表现是发动群众、定阶级成份、没收分配都没有在严肃的群众斗争中去进行，没有大树贫雇农的阶级优势，大灭地主、富农的威风。对地主只没收不批斗，接受地主自动献地，表彰开明地主等做法都受到批判。经过整训，要求工作组回到原来的工作地区，进行土改补课。我回到蒲城县椿林乡以后，要求农会把杨姓地主从城市叫回农村，开了一次批斗会，由事先组织的几个贫农和中农积级分子进行了内容空洞帽子很高嗓子很大的批判。倒是对一个并非地主、富农的“村盖子”的批判开得有声有色。可见，在农村，有恶迹、有民愤的人，不一定都是地主、富农。同时还把一户富农升为地主。那家富农的户主，既参加农业劳动又从事其他职业。在正式定成份时，我们认为其他职业也是劳动，不应按“有劳不劳”看待。后来，要弥补“定地主偏少”的“偏差”，只好把那家姓张的富农升为地主。升级后，那个乡地主、富农的户数还不到总农户的2%。
反对“和平土改”以后，我才知道：在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内部也有“左派”，也不完全是习仲勋的思想起作用。二期土改我不想参加了，向西北文委要求回去。正好，西北文委也需要我回去，我就离开了土地改革这一条战线。
后来在农村进行土改和镇反的补课，是毛泽东在1964年听河北省委汇报时提出来的。他当时的说法是：“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民主革命还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和“二十三条”都提出了“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以刘澜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先后设置过两个西北局，前一个叫中共西北中央局，1941年5月设立，1954年撤销，主要领导人先后是高岗、习仲勋、彭德怀。后一个叫中共中央西北局，1960年10月设置，1967年初在“文革”中解体，主要负责人是刘澜涛）把“民主革命补课”同“肃清高岗、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流毒”结合起来，使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左”祸高于全国，使西北各地地主、富农和反坏分子的人数和户数也高于全国。以西北局直接炮制的社教样板长安县为例， 1965年6月29日长安社教工作团《关于长安地区民主革命补课情况的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划和原定的地主、富农共5992户，按现在的户数一人口计算，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8.6%，占总人口的9.22%。……同时，在县、区、社、队各级干部中清除了钻进来的漏划地、富、反、坏分子493人，补戴四类分子帽子的2306人，等于原有四类分子的66.6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对全省在“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复查，发现补划的四类分子基本上全错了，全部平反昭雪。这就证明：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局对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决策和实践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按我的切身体验来看，还是“左”了。因为陕南汉中、安康两个地区21县的土改，并不是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的，而是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关中地区的土改，一期比较平和，二期就向左转了。甘肃省关于土改的争论，是以“左”派占优势而告终。王震、邓力群等人在新疆开展的社会改革，连毛泽东都认为是“左倾错误”，1952年才派习仲勋去纠正。由此看来，习仲勋关于土改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西北完全贯彻实行。
为什么关中的地主很少。根据我1965年冬季在陕西高陵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时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大部国土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只能控制西南、西北两个地区，而当时的中国西部，只有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陕西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因此，农村中的许多地主都转而经营工商业，单纯以地租为收入来源的人为数很少。
2、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西北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是关中地区的泾斯棉。泾斯棉，在关中泾惠渠，渭惠渠一带几乎推广到家户户，许多农民因种棉而致富，一些中农家里都有金条。而棉花的锄草、打掐、拾棉等劳动，可以让大量的妇女参加，富裕家庭的妇女也参加植棉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每年参加劳动在40个劳动日以上的就算主要劳动。植棉区妇女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在40天以上。男劳力不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商业、教师、医生等其他职业。
3、关中农村富裕户雇长工者很少，雇忙工者较多。按照土地法计算剥削量，每年雇短工超过40日的算一个长工。
在关中一期土改中，我们把妇女务棉的劳动和男子从事医生、教师、工业、商业等职业，都算作参加劳动，所以“有劳不劳”者为数很少。对于“佃工剥削”的计算也比较实事求是。而在“民主革命补课”中，对富裕家庭妇女的植棉劳动和男子从事商业、医生、教师、公务等职业都不算劳动。对于雇短工的调查和计算随意性也很大，宁长勿短，宁高勿低。这都是提升阶级成份的原因。至于他们还有什么不正当的作法，我就不清楚了。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是亲身参与了的。不是参与受改造，而是参与运动的间接领导，那次思想改造的内容是 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敌思想”加上“民主个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化是反对“崇美、媚美、恐美”，实际上是以“苏化”代替“西化”；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不是把矛头指 向中国君主时代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纲常名教和奴隶道德。而是不分优劣的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是清除国民党的思想影响和组织联系；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最难接受的逆向改造。进行思想改造的方法，是自我批判和大家帮助，辅以查著作、查讲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思想改造又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们这些置身文教领导机关，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处于改造者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是参加革命不久，同被改造者的思想状况相差不多的人，所以，我们深知：这种思想改造的实际作用收效甚微，特别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根本不能改造的。正像毛泽东说的，改来改去，“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思想改造运动所起的作用，不是改造，而是威慑，是打压。它打掉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感、羞耻心，迫使知识分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理性违背良心地骂得狗血淋头；它迫使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词、术语来粉饰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例如：把美国称为“美帝”，把苏联称为“老大哥”，把共产党看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的领导党，把毛泽东称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红太阳”、“大救星”，时刻表示“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服务”等等。当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转化成为郭沫若、吴晗、钱伟长式的“左派”，“歌德派”。
虽然，在西北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是杨明轩、张稼夫那样知识型的开明领导人，但是，他们也要忠实执行中央中共规定的方针和任务，同时，他们不能完全控制中层和基层那些在党的思想和体制下受过长期训练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根据我的体验，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整自由知识分子，比之工农出身的干部更加残酷。因为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他们对大知识分子对自由知识分子。还有由嫉妒出发的仇恨心理。在西北地区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发生过把 居里夫人的助手、著名物理学家岳 吉恒教授限制自由，隔离审查的事件，发生过强迫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 盛彤笙博士脱下裤子进行搜身的野蛮行为。而制造这些事件的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整自由知识分子的残酷性，在建国以后的“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以来无休止的大镇压中，显示得更加突出。
由于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参与。只有零星见闻，没有切身感受。“三反”运动，我们文教部门，也只在财务科和总务科中小打小闹，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东西。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