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和:社会病了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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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网上盛传一篇微博《余秋雨:我病了,社会也病了》,说余秋雨得了重病,住院治疗,花了约30万元。他亲眼看到有的病入缴不起费,医院不给治,拖几天病入死了。不久,余秋雨发表辟谣声明:“该文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件事是谣传,但该文反映的现象确实存在。我花很多时间写了本文,在最近完稿。在“十一”之前中共广为宣传70年建设成就,声称到2025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行列;2049年赶超日本和法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提供治理方案。我推出本文,针锋相对地以客观事实驳斥中共的自吹自擂。

在2018年10月的三天内重庆发生了两起惨剧:(1)2018年10月26日,重庆一妇女持刀闯入一家幼儿园,砍伤14名幼童。据说那个妇女在砍人时大喊:“政府对我不公平!”她因而采取极端措施,报复社会。(2)2018年10月28日,重庆22路公交车在桥上发生交通事故坠江,车上人员全部遇难。11月2日,重庆市警方公布公交车坠江的原因,指刘姓女乘客因未能在前一站下车(22路公交车因修路而改道,不经过该女乘客的目的地站,她应该在前一站下车。公交车公司已贴出通告;而且公交车司机在车上也已经提醒乘客),而与司机激烈争执并互殴,导致公交车失控而发生这场惨剧。这并非偶发事件。在这次坠江事件的翌日,在北京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重庆市的公交车上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还发生过很多起类似的事件。

这两件事说明了,目前在民众中充满了怨气、怒气、邪气、戾气,中国社会的确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这个社会显现出来的病态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也数不清,讲也讲不完。我把这无数的病态大致归纳一下,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很可能有遗漏,若有遗漏,请读者们自己补充):

(一)绝大多数官员贪腐

中共当局传统的说法是:绝大多数(95% 以上)干部是好的,贪腐的只是极少数(不到5 %)。而我们说绝大多数官员贪腐。中共的喉舌就说,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究竟有没有事实根据?海外媒体多次披露了中国权贵、高官的子女、亲属在海外拥有巨额财富,很多权贵榜上有名,这是事实根据之一。其次,我们只须看一下中共自己公布的“反贪”的重大成果。习近平上台以来“打老虎,拍苍蝇”,每年都抓出许多贪官,个个贪腐的金额巨大,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的人数,超过了省部级以上高官总数的5 %,这证明中共当局的传统说法并不成立。而且每年都抓出那么多贪官,人数并不减少。这足以证明,习近平的“反贪腐”对贪官起不了震慑作用。贪官们心里都明白,贪腐并不会被抓,被抓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的贪官只占贪官总数的极少一部分。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绝大多数官员是贪腐的。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以权贵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 3%,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霸占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实行严厉的全面专政,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公、检、法、司部门及整个国家机器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二)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全社会、全民的主流价值观

邓小平上台以后就大力宣扬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一时间“猫论”被奉为办一切事情的金科玉律。“猫论”的实质就是: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弄到钱,就是好道道;为了钱用什么办法都可以,采用伤天害理的办法也理所当然。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一切向前看”,群众把此口号说成“一切向钱看”。这股“一切向钱看”、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邪风一直刮到今天。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腐败社会化、社会上出现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也是绝大多数干部变得贪腐的根源。

(三)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猫论”毒害了中国人的灵魂,全社会“一切向钱看”,大多数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毫无道德底线,《厚黑学》传授的“厚黑经”成了一些人处世哲学的“圣经”,社会风气变坏,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可以说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人们经常谈到“小悦悦事件”,这是证明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一个典型事例。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躺在地上。18个路人经过她的身边都不施救,径直走了过去。第19个来了一个女清洁工,把小悦悦送进医院,可惜耽误时间太久了,小悦悦不治身亡。

“小悦悦事件”说明了人们的冷漠无情,另外一件经常被人们谈到的事情则说明了很多人经常做很缺德的事,那就是“彭宇事件”引起的热门话题:见到路上有老人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来?有人说,被扶老人诬赖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赔偿,毕竟是个别事例。于是有一位记者,从各地的地方报刊及媒体中搜集在路上有老人跌倒、有人把老人扶起来的报道,搜集到一百多个报道。发现有70% 以上的被扶老人指认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赔偿。“70%以上”这个数字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一种诈骗行为,竟有如此高比例的老人进行诈骗!

这是诈骗钱财,还没有到害人的地步。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为了钱会去害人,乃至谋财害命。大家一定还记得十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粉事件”,有成千上万人干着往加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长达数年之久,全国有上百万名儿童受害,其性质之恶劣、问题之严重震惊世界。此外,还有很多人生产出各种各样有毒、有害的食品、药品供中国老百姓消费,如:地沟油、苏丹红鸭蛋、硫磺木耳、毒胶囊(皮鞋胶囊)、各种各样不知其名的有毒食物添加剂、用病鸡、死鸡、病猪、死猪制成的熟食……等等,菜农在被污染的土地里种菜,用被污染的水浇菜,种出来的菜他自己及家人绝对不吃,但是他把菜挑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为了钱就坑害别人,确实是道德沦丧了。

(四)诚信缺失,弄虚作假、讲假话成风,骗子横行

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大多数人没有诚信,说话不算数,签了协议不遵守,讲假话成风,弄虚作假。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骗子横行四方,人人都接到过诈骗电话,遇到过骗子。传销活动屡禁不止。很多集资活动(往往有官方背景)其实是“庞氏骗局”。在媒体上有大量关于假冒伪劣产品、行骗的报道,我在此只讲一件一般人不会遭遇到、我亲身经历被骗的事:

2011年3月我打算到德国旅游,为图省事,我委托一家比较著名的旅游公司替我办理签证。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对我说,必须至少向一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我计划在德国旅游15天,时间较长,最好向两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我请旅游公司替我预定房间,他说每一处预定房间收费人民币400元,我就交了800元。后来旅游公司通知我在4月20日到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interview.4月20日早晨我到签证处门口去排队,旅游公司派人送来一包文件,我查看了一下,内有用英文填写的一式多份签证申请表格及一切必要的文件,包括在波恩和科隆两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的订单。面谈时我把一包文件都交给问询员,面谈结束时她留下一些文件,把大部分文件退还给我。回到家我查看退还的文件,发现预定旅馆房间的两张订单没有还给我。这时我无法再进入签证处,只得给签证处发E-mail;签证处的回复是必须用德文或英文写E-mail;我就发了英文的E-mail,索要预定旅馆房间的订单;签证处又回复,要我列出交给签证处的文件;我用英文列出文件清单,发了过去;此后就没有答复了;我又发了三次E-mail,都没有答复。去德国出发的日子快到了,出发前有很多事情要办,我家离旅游公司比较远,我抽不出时间到旅游公司去,只得给旅游公司打电话,要求再给我打印向德国旅馆预定房间的订单,旅游公司回答说这办不到。我到达德国以后,前往据说替我预定了房间的波恩的那家旅馆,我出示我的证件并说,我在贵旅馆预定了房间;旅馆接待处的人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回答我说:“没有你预定房间的记录。”这时我恍然大悟:我被旅游公司骗了,他们并没有为我向德国旅馆预定房间;而且他们与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的中国籍问询员串通好了,这个骗局才能成功。在签证申请表格中必须填写我到达德国后入住旅馆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问询员理应对表格中填写的内容逐一核实,她只须用几分钟时间打电话给那家旅馆问一下,就会发现那张订单是假的。她大概知道那张订单是假的,不“核”就认为那是“实”的,给我发了签证,并把假订单扣下了。当我发E-mail去索要订单时,她就不予理睬,反正我无法再进入签证处去当面理论。旅游公司也不怕我日后去找他们质问,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他们完全可以耍赖不认账。

我遇到的这起诈骗可以算作国际诈骗,骗子的黑手伸入到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里面去了。由此可见,在当今的中国,骗子已经进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骗子无处不在,谁也躲不过。

(五)教育的溃烂、溃败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导每一个学生怎样做人,也就是说教育的核心是德育。中共统治中国,折腾了70年,导致中国的教育全面溃烂、彻底溃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都停课了,教育全面停顿。文革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学校教育,但是恢复的只是智育,而且是偏重于应试的片面的智育,把学生培养成应付考试的“机器”,并不注意真正发展学生的智力。至于教育的核心——德育,则实际上变成了反道德教育,孩子们从小到大,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受到这样的教育:要听话,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是在各次考试竞争中战胜对手,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考上一个好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赚大钱,更有出息的就是当大官;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采用任何办法,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我们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初进学校,见到、遇到什么都是新鲜的,一放学回家就向妈妈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开学没几天,他回家向妈妈讲了这一天发生的大事,他说:小学校长向全校学生训话,明天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领导会随机地找学生问问题,校长列出了一串问题,并一一给出学生应该回答的答案(这些答案全部都是谎言),校长厉声嘱咐全校学生:“你们要记牢了,不许回答错了,谁回答错了,就要受处罚。”小学一年级新生刚入学,就听到校长教导大家如何说谎。

小学生聚在一起喜欢互相攀比,比什么呢?一比谁的爸爸官大,二比谁的爸爸钱多。小学生选班干部,就懂得了用钱买选票。不仅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懂得叫家长给老师送礼,送礼优厚,会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不送礼,老师会给你“穿小鞋”。

在我的学生时代,有学生作弊的现象,但那是极个别的现象。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弊成了学生的家常便饭。我的职业生涯最后的将近20年是在大学当老师,当我目睹了极为普遍的种种作弊之举,我无语了。中国学生把作弊的恶习从国内带到了国外,在国外获得了“中国学生最能作弊”的恶名。在国外也出现了网上出售论文的网站,大多数客户是中国学生。

我再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从教的大学是列入“211工程”的大学,教育部曾派出工作组到各个“211 工程”大学搞了一次教学评估。对每一所大学抽取一小部分教学单位进行教学评估,我校的物理实验室被抽中进行教学评估,在工作组来评估半年多以前就通知下来了。物理实验室在接到通知以后就忙碌起来了,原来的物理实验室在一座破旧的房屋里,立即搬进新建的实验大楼里;学校拨给几百万元的经费购买实验设备和仪器。教学评估有一项要求:学生们做了每一个实验之后都要写出合乎规范的实验报告,老师必须批改每一份实验报告,实验室要保存五年内的全部实验报告。以前的实验报告保存两年以后就销毁了,少了三年的实验报告怎么办呢?系领导就发动物理系全体学生来补写实验报告(当然,署名是署以前的学生的名字),把五年的实验报告都补齐了。这当然是造假,不过缺失的实验报告以前是存在过的,被销毁了,现在复制出来说是以前的实验报告,这样的造假错得还不是太离谱,毕竟以前曾经存在这些实验报告。教学大纲规定了一系列必做的实验,其中有几个必做的实验,我校的物理实验室因为没有实验仪器、设备,而没有做,这怎么办呢?就让实验老师对每个实验编造出几种式样的实验报告,同样发动物理系全体学生来抄写这些实验报告,署上以前五年学生的名字。于是所有必做的实验的五年实验报告都齐全了,大功告成。几个老师带领全系学生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造假欺骗工程,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在自己作弊的时候会有羞愧感吗?

在教学评估的过程中,我的一位青年教师同事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情况:他的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当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他们学校也要搞教学评估,在准备迎接教学评估时,领导要求他的教研室造假,他不愿意配合,领导就撤了他的职,让另一个同意造假的老师当教研室主任。这件事说明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一个人想完全不说假话,不弄虚作假,是寸步难行的。

中国的中小学(尤其是中学)办各种补习班非常普遍。补习班的老师在学校正规的课堂上故意不讲教学大纲规定必须讲的某些内容,把这些内容放到补习班上去讲。这样逼迫学生必须参加收费补习班才能通过考试。这些老师已经堕落成为不法奸商,残酷地榨取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大学教师也是如此。有一个大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公开宣称:“我的学生在40岁以前必须能挣到至少4000万元。如果到时候你挣不到这么多钱,就不配当我的学生,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学生。”中国有这么一群掉进钱眼里的大学、中学、小学老师,他们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者。中国的大学培养出了一些“精英”,他们是“精明”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者,他们善于用更“高明”、更“精明”的坑蒙拐骗的手段,如此而已。这就是中国的教育!

(六)学术界、知识界的溃烂

伴随着教育的溃败,学术界、知识界自然也溃烂了。在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被中共完全控制,可以说,在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家,只有替中共的政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由西方国家培养、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的社会科学家,不能算作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有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但由于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受中共的控制,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同样充斥着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坑蒙拐骗等恶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界、知识界也溃烂了。

中共的宣传机器喜欢吹嘘以下三件事来标榜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中国每年培养博士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位;(2)中国每年在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3)中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了不起的三项世界第一,很牛,但这只是数量上的世界第一,这些博士、科技论文、专利的水平又如何呢?我们来分别剖析一下。

习近平是中国最著名的“博士”,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假博士,中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假博士,都是中共的高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家,当然也培养不出真正的博士,即便是经过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学习和论文写作与答辩的过程,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情况有些不同,我先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副教授、教授提职的事情。

我曾经在另一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投稿、审稿到论文刊出,我与学报的主编打过几次交道,成了朋友。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个教物理的老讲师,课教得很好,只因为没有科研工作,没有论文,所以一直不能提升为副教授。现在眼看着快要退休了,不赶上这趟“末班车”,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写了两篇论文在学报上发表了。按规定,申请提升副教授的人提交的学术论文中两篇主要的论文,必须通过一个外校教授的评审。主编先生请我评审这两篇论文。他对我说,这两篇论文水平不高,但为了让这个老讲师能顺利地提升为副教授就必须通过评审,写上好的评语,请我在评审时务必高抬贵手,条件是付给我的论文评审费是每篇论文400元(国家规定的论文评审费是每篇论文50元)。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入800元。而且如果这笔交易做成了,以后还可能有类似的“好事”找上门来。但是这样做违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就借口“太忙、没时间”而婉言谢绝了。我谢绝了,他还会去找别人,我相信那位老讲师在那一年提升为副教授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我校的学术委员会交给我三篇论文,请我评审。是另一所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副教授申请提职,按规定他提交的学术论文中三篇主要论文必须通过两个外校教授的评审。我校学术委员会收到该校学术委员会送来的三篇论文以后把论文交给我来评审。我阅读了三篇论文,发现有两篇是错误的,而且犯的是很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第三篇论文只有一个大学生做一道大型理论力学习题的水平。单凭这三篇论文来判断,这个副教授连当讲师都不够格,真不知他怎么混成了副教授。我当然对这三篇论文写出否定的评语。从此以后我校的学术委员会再与没有请我评审外校申请提职者的学术论文了,大概我的这种评审态度是不受欢迎的。那位物理学副教授在我这里碰了钉子,我相信他申请提职的努力绝不会停止,他会锲而不舍地继续申请提升为教授,说不定后来他真的混成了物理学教授。

我被提升为教授以后当上了系职称评定小组的成员,有时候担任组长,多年来,经过我参与评审而被提职的教授、副教授有几十人。说老实话,其中大部分人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教授和副教授只占一小部分。我对我认为不合格的人选投了反对票,但是职称评定小组有五个人,其他四个人投赞同票,我一个人反对没有用。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真理只在你一个人手里,其他四个人的观点都是错的?我多年参与职称评定工作,这真是一幕幕的人生大戏,饱览了人生的种种丑态,就无法在此细说了。上面谈到的两件事只是揭开了外校评教授、副教授工作阴暗面的冰山一角,我校评职称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始终坚持真理的真的只有我一人,我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另一个像我这样始终坚持真理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我参与评审被提职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我大胆地把这种情况推广到全国,全国近年来晋升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的教授能培养出合格的博士吗?近年来中国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据我的了解,各大学滥招硕士生、博士生的现象非常普遍,往往一个教授同时指导许多硕士生、博士生,有一个教授竟带了约30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其实只是教授导师招来的高级劳动力(为教授打工、实习、考察、做实验、查资料等),导师很少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这样能培养出合格的博士来吗?我也见识过一些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博士,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中国每年在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还有一个世界第一,那就是每年在国际科技期刊上因剽窃、抄袭、造假等原因被撤销的论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其后面几位的数量之总和。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充斥着大量的垃圾论文,上面提到的提职报告的五篇论文就是典型的垃圾论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很多大学学报刊登的大部分论文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论文,即便是国内的一流科技期刊也经常出现垃圾论文。

专利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与外国相比,中国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的百分比明显地偏低,后两类专利所占的百分比明显地偏高许多。中国人申请专利,极少有人是为了希望他人应用他的专利;大部分是以提职、评奖等为目的。申请专利如果被批准,在缴纳了一次专利费以后,达到了提职、评奖等目的以后,就把该专利弃之不顾了。中国申请的专利,真正被实际应用的只是极少数。

由于有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在尖端科学技术的某些具体领域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中国的学术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在总体上已经溃烂了,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日益扩大。接下来我们列出一些说明中国学术界已经溃烂的具体事例。

杨玉良,中共党员,复旦大学毕业、博士、教授,曾到德国做访问学者。谎称获得德国莱布尼茨奖(著名的科学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来提升为复旦大学校长。在有人揭发他没有获得莱布尼茨奖以后,宣布免去杨玉良复旦大学校长职务,未对他作任何处理。

何祚庥,中共党员,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纪念普朗克创立量子论100周年》,论文的内容没有必要在此详述了,只引用论文摘要中说明论文中心思想的一句话:“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如此奇葩、荒诞、无耻的学术论文,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来了。一位中科院院士居然发表了这样一篇论文,足以说明中国学术界溃烂到了什么程度。

哈尔滨的一名司机王洪成在1984年3月宣布发明了“水变油”,声称在水中加入极少量的“可燃炔”制剂可以变成为“水基燃料”。“水变油”是一个骗术并不高明的骗局,稍有一点基本科学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破这个骗局。可是中国偏偏有如此多科盲官员和科技部门干部,他们轻易地相信了这个骗局,把王洪成尊为贵宾,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宣传,称“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给他钱办厂、开公司;使这个骗局持续了十年之久。真是天下奇闻,令人匪夷所思。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在2003年2月宣布研制成功“汉芯一号”芯片。经过国内权威专家鉴定,认为这一成果接近国际先进技术,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上海市科委宣称这是中国国内首个具有自由知识产权的0.18微米DSP芯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申请六项专利。随后拨给陈进一亿一千万元科研经费,开展芯片研制工作。2006年1月有人举报陈进造假,陈进在美国购买摩托罗拉的芯片,雇民工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罗拉logo等字样及图案全部用砂纸磨掉,再打上“汉芯一号”字样。经调查后上海交通大学证实“汉芯一号”造假,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他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撤销他的各种荣誉称号及待遇,追缴科研经费及拨款。不过陈进及相关的责任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2017年5月18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我国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地完成了“可燃冰”试验开采工作,在技术上领跑全球。宣称登上了世界科技新高峰,推动了整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可燃冰”是“甲烷气水合物”或“天然气水合物”,存在于低温高压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发现,在世界上多处海域的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开采“可燃冰”并非难事,但是如果进行商业开采(达到一定数量的开采)就会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甲烷气,大大加速全球气候暖化。目前世界上无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目前不能商业开采“可燃冰”。中国并非世界上第一个进行试验开采的国家,2017年5月4日,日本成功地试验开采了“可燃冰”。所以,试验开采“可燃冰”是一件不值得大肆吹嘘的事情,中共官方及官方媒体却把它吹嘘为“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完全是吹牛。

长江三峡工程是长江上游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其水坝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的水坝,建成的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在论证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最终决定暂缓实施三峡工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心要尽快实施三峡工程,国务院召集几百位专业人士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党的领导全面支持正方的意见,大力打压反方的意见。排斥持反对意见的人,不让他们参加论证会;禁止出版表明反对建设意见的书;对反对者提出的三峡工程建成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是简单粗暴地否定,根本不予考虑。1992年李鹏将三峡工程议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

如今三峡工程全部完工已经十多年了,工程总投资约2000亿元,现在回顾一下三峡工程的得失。(1)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这些发电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远不如当初吹嘘的那么大,收取的电费远远超过了预期值。(2)三峡大坝预期可以大大提高抗洪、防洪的能力,事实上大坝建成后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确实减少了,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大坝蓄水后使长江中下游水文情势发生了大改变,使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化及水灾、旱灾的格局出现了新问题,大坝建成的好、坏影响究竟哪个大,现在还很难下定论。(3)三峡工程改变及破坏了长江流域及更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4)大坝周围地区的地质灾害大量增加。(5)移民问题没有解决好,移民中很多人失业,陷入贫困状态。(6)其他的负面结果。(7)三峡大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不管不问的话,三峡大坝终有一天将会溃坝。三峡工程投入了巨额资金,最后只得到发电这么一点收益,两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加上三峡工程的那么多负面后果,完全可以说,三峡工程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我不赞成“马上炸掉三峡大坝”这样极端的主张,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当初绝对应该认真听取反对的意见,对于他们所预期的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现在还必须时时警惕三峡工程可能存在的隐患,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不管不问的话,三峡大坝终有一天将会溃坝。我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独立的三峡大坝监测组,每两年对三峡大坝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监测,根据监测的结果再决定是否需要把监测的频度增加到每年一次。最后总结为一句话:一党专政、坚持党的领导,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大敌。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重大的战略性水利工程,也是在党中央决心要实施这项工程的情况下组织专家论证,在论证过程中排斥和大力打压反对的意见,最后草率地强行通过了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开始施工,东线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和中线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分别于2013年12月8日和2014年12月12日完工并正式通水。已经投入资金1000多亿元。通水以后,调出的水绝大部分都浪费掉了,调运到北方的水只有一小部分在北京市得到了利用,调水的利用率极低。于是南水北调工程处于停顿状态。东线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和中线工程的第二期工程的开工日期遥遥无期,西线工程是永不再提了。整个南水北调工程成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巨型烂尾工程。再一次证明了,一党专政、坚持党的领导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大敌。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暨第一次专家组会议。所谓“天河工程”是指,采取人工干预方法,实现不同地域间大气、地表水资源的再分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空中南水北调”工程。这完全是一个吹牛的工程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性,很多气象学家痛斥它是荒诞的工程计划。可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2018年11月5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悉,已经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研制,计划2020年完成“天河一号”卫星首批发射。天哪!这下子又有至少几百亿元“蒸发”到天上去了。

最后引述两则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1)电子科技大学教师郑文锋在课堂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不可夸大其历史作用”等言论。2019年7月16日,校方因此而对郑文锋作出处罚决定,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属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件事,电子科技大学校方竟作出停职的严厉处罚决定,可见中共对学术界言论管制严到了什么程度,任何与中共官方的标准说法有半点偏差的言论都不允许,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2)2019年7月22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在北京授牌成立,有十多个教授、学者、专家发起成立这个研究促进会,杜钢建教授为会长。他们认为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中国,他们的荒唐观点有:王佩良、李国防教授认为英语起源于汉语;陈兆乾教授也认为英语起源于汉语,还认为英语词组与字母乃至发音都遵循易经原理;诸玄识教授:1755年的《约翰逊英文词典》抄袭自《康熙字典》。

他们荒唐的观点还有:18至19世纪现代欧洲的经济、科技、教育、哲学都是学习中国、拷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起源,源头都在中国;莎士比亚作品是伪作,莎士比亚是一个文盲演员,根本不懂英语,因为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英语还没有从中国传过去;英国人的祖先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一带,而在古代夏朝、黄帝、炎帝时期,印度是华夏的领地、封地,所以英国人也是中国人的后代。如此等等。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些观点是何等荒唐,简直就是神经错乱的一群人在胡说八道。这样一帮胡说八道的人都还是大教授、名专家,还纠集在一起成立了这么一个荒诞的研究促进会。由此可见,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溃烂到了什么程度,荒唐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七)医疗业、医药业的溃烂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在所有的政要、学者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和曲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进行了医疗改革,把全部医院都市场化(产业化),就是停止给医院的拨款,让所有的医院都自负盈亏。这样一来,所有的医院都办成了医店,以盈利为首要目的,治病救人成了达到盈利这个目的的手段。医院怎样赚钱盈利呢?首先想到的是以药养医。很显然,医院卖给病入的药越贵,医院获利就越大。为了有效地推行医院市场化,医生个人的收入也与他开出的处方挂钩(按比例提成),开出去的药越多越贵,医生的收入就越高。这时各医药公司也发现了牟取暴利的大好时机,纷纷派出医药代表进入各家医院去推销高价药品,办法就是给医院和医生高额回扣。这样一来药价就火箭式地往上涨。

现在一个人得了一点小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会开出一大堆贵重的药。现在在中国的医院里还能经常见到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到处都是打吊针(静脉输液)的人,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必打吊针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吊针输入的是抗生素,中国医生特别喜欢在处方中使用抗生素,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根本不必使用抗生素。之所以滥用抗生素、滥打吊针,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多赚钱。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发出禁止滥用抗生素的警告,因为滥用抗生素已经导致很多细菌变得越来越耐抗生素,自然界中耐药(耐抗生素)细菌的大量增加使得抗生素的功效变得越来越低,治病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可怕的是自然界中出现了耐一切抗生素的“超级细菌”,被这种“超级细菌”感染的病入几乎无法医治。中国医生对于自然界中耐药细菌的大量增多与“超级细菌”的出现负主要的责任。这些滥用抗生素的中国医生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在危害全世界人民。

现在到医院去看病,还经常遇到医生让你用昂贵的进口仪器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这些检查收费昂贵,绝大多数是不必要做的检查,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医院的收益和增加医生的收入。这种现象加上上述的开大处方、贵重药的现象,使得看病越来越贵。

现在如果有人生了大病需要住院治疗,即便有大病医疗保险,也只能报销大部分(不是全部!)医疗费用,个人一般还必须支付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普通人生了大病住进医院,付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医院铁定的原则是先缴费后治病,不先缴费医院不给治病。所以在医院的住院部,经常可以看到有病人因为缴不起费,医院不给治,拖了几天病人就死了。这种现象很普遍,而医院在报告中绝不会把真相写出来,总是说病人因病重而死亡。在贫穷的农村,一些老人病了,根本看不起病,他们自知迟早要死,为了及早摆脱病痛的折磨,也为了不因自身生病而连累晚辈,他们选择了自杀。这种现象也相当普遍,中共当局一贯隐瞒真相,在统计报表中只说“病故”,绝不提“自杀”。

医院对待穷人是一副冷漠无情的嘴脸,对待富人又怎么样呢?有一个企业家,他的父亲得了重病,送进医院去治疗,住院一个月,病人没有救过来,还是死了。结账一算,费用竟高达几百万元,比正常的实际花费高出好多倍,这岂不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和抢劫?!

有的医院还干起了骗取医保费的勾当。某医院的住院处有一天招来一群中老年人,收取每个人的医保卡,并且交给每人一叠空白的表格和单据,要求每人在上面签字,然后招待每人吃午饭(一份盒饭),饭后让大家自由活动,大多数人去逛街或逛商店。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拿这些医保卡和签了字的空白表格和单据去伪造这些人住院治疗并已缴费出院的文件,凭这些文件医院可以到医保部门去领取医保费。几小时以后医院工作人员伪造住院文件完毕,这一群人陆续返回,医院发还医保卡,每人发100元并叮嘱他们,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从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因某病在此住院治疗。这样医院可以通过每个人骗取几千元乃至上万元医保费。这种事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医院完全沦为诈骗机构。

2016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暴露了百度搜索发布非法医疗欺诈广告,也暴露了我国很多高级医院将旗下的科室非法对外承包给一些不合格的医疗单位或个人的普遍现象。这样的广告和这些外包的三甲医院的科室,根本就是在谋财害命。魏则西事件曝光以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央有关部门也下令严加查处。可是事情过去以后,非法的医疗欺诈广告和非法医疗机构照样大行其道,没有一点收敛的趋势。

十多年以前接连发生了“齐二药”、“欣弗”、“奥美定”等令人震惊的假药事件,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严重地违法违纪、贪污受贿,对这三起假药事件及其他假药的审批负主要责任。2007年郑筱萸被判死刑并执行。郑筱萸被惩罚、处决了,但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是越来越严重。药监局每年都要审批一大批新药,其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新药”,其实就是原来的药,只是把附加成分稍作修改,或外观修改一下,或稍微改动一下制药程序,就成为一种新创造出来的“新”药。每年上市名目繁多的“新”药,疗效一点也没有增加,药价却飞快地上涨了。任何假药、有毒有害的假食品,只要“公关”到位,“好处费”给足,都能通过食品药品监管局审批的关卡。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就是中国药价火箭式地上涨,假药、假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造成的影响最广、最深远的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它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几起假疫苗事件也非常严重。2007年山西省发生多起儿童注射疫苗致伤致死事件,官方强力掩饰,直到2010年才披露出来;2013年南方发生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事件,官方又掩盖事实真相;2016年发生山东疫苗事件,18个省市都出现问题疫苗;2018年传出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长生疫苗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又披露该公司生产的白百破疫苗不合格,有20多万儿童已注射了这批疫苗;2019年4月报道,有38人被接种了假宫颈癌疫苗。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查严罚杜绝假疫苗,但是假疫苗仍然继续不断地产生。在中共的统治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就是腐败的温床,假疫苗、假药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在今天中国的医院里,大病不治、小病大治、有病乱治、过度治疗等现象非常普遍;做手术时,被手术的病人要向做手术的医生送红包;医骗盛行。这样一来,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很糟糕。很多医生对待病人不是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把病人看作赚钱的对象,首先考虑的不是治病,而是经济利益。其结果当然是医疗事故发生率非常高,医疗事故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病人知道医院和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他们对医生当然是抱着不信任,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出了医疗事故以后,病人及其家属、亲人十有八九会责怪医生;医院则千方百计地为医生辩护。于是往往会发生病人家属及亲人聚众闹事,包围医院,围攻医生的事件。这样的医闹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医闹事件是暴力医闹,一大群人包围医院,砸坏医院的设备,殴打医生。最严重的情况是政府派武警部队保卫医院。医患关系恶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医闹事件,甚至暴力医闹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严重到要派武警部队来维安。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葩现象。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具体事例来,限于篇幅就到此为止了。上述事例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医疗业、医药业溃烂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医生、医药业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其中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说是谋财害命、无恶不作的歹徒。

(八)生态环境严重污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一段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属于所谓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发展模式。高投入是指每年国家都投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GDP的增长;高消耗是指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巨大,浪费严重;低效益是指我国产业的效益很低,我国的GDP是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大量劳动力获得的,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中国的这种糟糕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生态自然环境。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森林被采伐,使得原来就比较低的我国森林面积覆盖率进一步急剧地下降。这导致我国原来就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变得更加严重了,使得我国的水灾、旱灾变得更容易发生了,发生水灾变得更频繁了,水灾的规模也变得更大了。森林覆盖率的降低和我国西北部、北部地区的过度放牧、过度开垦和开发造成了我国土地荒漠化的面积日益增加;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和浮尘、扬沙天气变得越来越严重,每年发生沙尘暴的次数和强度不断地增加,沙尘暴和浮尘、扬沙天气影响的区域也越来越大。

中国的工厂、企业大多缺乏环保意识,它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顾社会的公众的长远利益,它们不愿花钱建立处理废水、废气的设备,或者建立了处理废水、废气的设备也不使用,只是在应付环保部门的检查时启动一下做做样子,平时一直闲置着。由于大量工业废气不作任何处理就排放到空气中去,致使我国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很多地方空气中PM2.5微粒及PM10微粒的含量在很多日子里严重地超标;中国北方很多城市经常笼罩在“雾霾”之中。目前全世界空气污染指数最差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四。一项最新国际研究项目的成果显示,每年全球因空气污染而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550万,中国占160万。

由于大量工业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放到江河湖泊中,中国的水污染的情况更加严重,大部分江、河、湖水及浅层地下水(或称为地表水)被严重污染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一部分深层地下水也被污染了。有些工厂、企业主(当然是受中共领导和控制的)觉得往江、河、湖排放工业废水会被人发现,就往地下打深井,把工业废水往地下灌。江、河、湖水及地表水被污染了,花几年、十几年是可以治理好的;而深层地下水被污染了,是一千年也治理不好的。中共当局干出这种断绝子孙后代生计的缺德勾当,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过度施用化肥以及工业废水、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就置入土地中,我国大片土地的土壤被严重污染了。在这种土地上种出来的农作物也是被污染的,如:镉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大米等。这些大米都轻易地进入了消费市场。菜园的土壤被污染了,用被污染的水浇灌,种出来的蔬菜自然是有毒有害的,菜农及其亲属绝对不吃自己种出来的菜,但他们把这种有毒有害的蔬菜送到集市上去卖。中国有几亿人经常吃这种被污染的农作物及其制成的食品。

(九)中国老百姓被有毒有害的食品所包围,很多地方成了不宜人类居住之地

以上谈到的有毒有害的农作物和食品(镉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大米、有毒有害的蔬菜等)是环境污染导致的,中国人经常食用的有毒有害食物,更为大量的是人为制造的,如:三聚氰胺奶粉、牛奶、黑心米(把发霉的大米作特殊处理,使其外表很象好米)、黑心面(在面粉中掺入对身体有害的增白的化学品粉末)、地沟油、用硫磺蒸气熏蒸过的白木耳、用化工原料化学品加工处理过的粉丝、腐竹等食品、苏丹红鸭蛋、孔雀石绿处理过的鱼、含甲醇的假酒……等等;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熟食品有很多是以病、死猪肉、病、死鸡、鸭、变质的牛、羊、猪、鸡、鸭肉为原料制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各种不知其名的添加剂、化学品,制成的熟食品当然是有毒有害的;在很多餐馆里也普遍存在往食物里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剂、化学品的现象。中国老百姓被这些铺天盖地的有毒有害食物包围着,有好几亿人经常吃有毒有害的食物。

再加上中国的环境被严重污染了,空气、江、河、湖水及地表水都被严重污染了,大片土地的土壤被严重污染了。几亿中国人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被有害有毒的食物所包围,居住在土壤被严重污染的土地上。空气、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地,这些基本条件都出了问题,中国很多地方确实已经成了不宜人类居住之地。中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癌症村,就是一个例证。还有很多地方虽然还没有变成癌症村,但也是不宜人类居住之地,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经常患各种莫名的疾病,人的平均寿命大大降低。

(十)中国成了一个大集中营、大监狱

中共当局在新疆设立了许多集中营(再教育拘留营),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此消息揭露以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其实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处在中共统治集团的严密、全面的监视、控制、管制、统治之下。

共产极权政权建立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的鼻祖是苏联的“克格勃”。东德完全效法“克格勃”,建立了“斯塔西”。“克格勃”和“斯塔西”分别在苏联和东德建立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是秘密进行的。我参观过“斯塔西”博物馆,在两德统一后解密了“斯塔西”秘密档案,有一个原东德公民查阅了“斯塔西”秘密档案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多年邻居是一个“线人”,多年来这个邻居一直在向“斯塔西”告密自己的言行,而他自己一直毫无觉察。而中国的“习卫军”建立全面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已经公开化了,人人都知道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线人、信息员、情报员、告密者、网络监督员,走到哪里都能见到监控摄像头,而且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人脸识别、行为识别技术。习氏极权皇朝对十四亿民众的严密监控、打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在中国的高校中普遍建立了学生信息员制度,严密地监视全体师生的言行,一旦发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迹象,随时向中共领导告密。这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在中国的高校已经发生了好多起学生信息员告发老师、使老师受到处罚的事件。中共在中学甚至在有些小学里也设立了情报员(即信息员)。在居民委员会中历来就安插了告密者。中共在全国全民都建立了严密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共早就建立了“金盾工程”、“防火长城”等网络监控系统,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综合监控;后来,公安、国安、解放军总参谋部建立了中国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中共的网络监管部门招聘了成千上万名网络监督员。中共还在各机关单位、在大街小巷安装了无数个监控摄像头,而且采用了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的高新技术。现在整个中国已经成了一座在中共全方位、全面严密监控下的庞大的集中营。每个中国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处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中共不但对全民实施严密的监控,而且利用公、检、法、司系统及监狱等专政机构来管制、统治、压迫全国人民。在中共专政机构的严密管制下全国人民都必须听党的话,不许乱说乱动,犹如在一个大监狱中。如果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点中共当局不爱听的言论或是转发了诸如此类的消息,立刻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拘捕,这样的事例经不计其数了。任何人只要发表了一星半点中共当局不爱听的言论,立即就会被惩罚、被刑事拘留。例如,南京市市民秦沪辉,只是因为在自己的私家车上写标语,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就被刑事拘留,以“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问罪。“709事件”是2015年7月9日开始,在短时间内中共当局大规模地抓捕了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律师助理及其他维权人士。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在中国又发生了类似“709事件”的“1226大抓捕”行动,大规模地抓捕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乃至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拘留营、再教育营、精神病院中,遭受折磨。所以说,整个中国就像是一座大监狱。

中共的专政机构不但严密管制、统治、压迫全国人民,而且采用法西斯手段,草菅人命,甚至伪造证据冤枉屈死了成千上万人。举几个例子说明之:(1)广东作家廖祖笙,因写作得罪了某些官员;他的儿子廖梦君(15岁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学生)在2006年7月16日被人打死后,抛尸在一高楼下,公安机关谎称廖梦君是自己跳楼死亡;廖祖笙追求儿子遇害的真相,不断上诉,均无果,他本人反倒被非法监控、禁止出境,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2)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政府征收了村民的土地以后,为了维护被征地的村民应有的权益,多次找上级官员申诉,惹恼了上级官员;2010年12月25日钱云会遇害,作案者把钱云会的尸体放在一辆卡车的车轮下,伪装成交通事故的样子;公、检、法机构协同伪造证据,最终将这起杀人案当作“交通事故案”处理了。(3)湖南省邵阳市维权人士李旺阳在刑满释放以后仍然受到非法监控和迫害,于2012年6月6日“被自杀”身亡。(4)2015年5月2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火车站,一名警察开枪击毙无辜的乘客徐纯合;事发后公安机关谎称徐纯合“袭警”,开枪杀人的警察未受到任何处罚。(5)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从家中出发去首都机场接客人的途中被一群便衣警察拦截盘问并拘捕,雷洋被抓进警车,在警车中被打死;公安部门伪造证据,硬说雷洋“嫖娼”,放过了肇事的警察。(6)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判刑关押狱中,刘晓波患有肝病,狱中的医院故意拖延治疗,致使病情恶化发展为肝癌晚期,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病故。(7)有很多精神完全健康的维权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中共当局硬说成患有“精神病”,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中受尽折磨,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严重摧残了被关押者的身体健康,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共极权政权对全国人民实施严密的监控、管制和统治,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拘留营、再教育营、精神病院中受尽折磨,有成千上万人被冤屈迫害致死,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法西斯式的大集中营、大监狱,全社会成为一座人间地狱。

罗列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就到此为止,读者们一定还可以补充列出更多事实来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病入膏肓”意味着无医可治,无药可救。就是说,指望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改变病态的社会,走改良的道路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只有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统治,一切都推倒重建,重建整个社会。

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政权,意味着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进行民主革命。由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全社会全民的主流价值观,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们根本没有要推翻中共政权的念头,对政治漠不关心,所以目前在中国不存在发生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

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运动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广大学生怀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学生运动,继而爆发了百万北京市民支持学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6月3日、4日,发生了中共军队镇压、杀害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惨案。这说明,在1989年绝大多数学生是关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近年来,发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没有在学生中引起多大的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学生只关心今后赚大钱,不关心政治。在短期内、在几年内,绝大多数学生不关心政治这种情况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在近期内中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

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希望实现民主宪政呢?希望还是有的。以前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说明了,中国在几年内必将爆发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GDP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大批职工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总爆发,政府没有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当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发工资、养老金,但是那会导致物价飞涨,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经济崩溃了,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而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也力不从心了。中共政权的政令根本没有人听了,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这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崩溃。当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如果有一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来收拾残局,组建一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国除中共以外不存在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时,中国不存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就可能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以后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许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许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进党必然乘大陆大乱之机迅速实现台独;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独立,新疆很可能发生战争;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内战。如果想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那就必须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吁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

这是民运人士当前面临的最迫切、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2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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