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0）
南昌暴动隐去的史实
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一直为中共高调渲染，南昌至今还有十分隆重的纪念馆与暴动领导人群雕。但这场中共建军的暴动，怎么会失败？怎么虎头蛇尾？后来呢？具体细节呢？中共党史一直语焉不详。本文根据李立三、张太雷当时呈递中共中央的报告，稍述其详。凡引号处，均出自中共中央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发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1] 此外，再参考暴动亲历者张国焘、李逸民的回忆录，以及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
隐去的细节
南昌暴动后，暴动部队在南昌只待了三天，8月5日就誓师东征，其时17个团约三万人。[2]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9月24日，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南昌暴动赤军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万，赤军此时仅剩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两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按：即李济深）收编。」原来，「革命意志」如此脆弱！
10月24日，上海中央发布叶贺部失败〈通告〉，归败因于：
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
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3]
意思是为什么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都不宜标举摇晃呵！
隐身的领导人
1927年7月初，宁汉尚未合流，中共中央就在武汉共和里14号召集党员军事干部会议。瞿秋白作报告，宣布汉口国民政府越来越靠不住，其辖下国民革命军也准备叛变，宁汉合流已成定局。瞿秋白要求中共控制的部队撤出汉口，沿长江流域东进，打到南京去，打败蒋介石的军队。[4]瞿秋白乃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南昌暴动第一发起人。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正在避暑的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报请中央速决、批准，并希望得到赤俄的援助。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张发奎部（第二方面军）如何清党？如何解决第二方面军的中共党员问题。此时，1924年加入中共的叶挺（1896～1946）都动摇了，提出暂时退出C.P（中共）。[5]
21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贺龙、恽代英、彭湃等举行九江会议，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起暴动，因为第三国际命令不得脱离国民党，必须继承国民党「正统」，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目的，反对宁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同日，瞿秋白从庐山回汉。22日，周恩来至九江，传达武汉中央意见：「以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九江简称）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准备暴动，并由邓中夏回武汉详细汇报暴动计划。其余诸人27日齐集南昌，按中共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6]
7月23日，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1897～1935）抵达汉口，多次与瞿秋白、张国焘讨论南昌暴动。7月26日十六时，汉口一所住宅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中常委张国焘、瞿秋白，中委李维汉、张太雷及罗明纳兹与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将军（即布留赫尔）与范克，另有两名翻译。加仑首先发言，说他今天已会见张发奎，张同意所率三个军（4军、11军、20军）不再东进，集结于南浔线，逐渐移粤。罗明纳兹接着发言，说目前无经费提供南昌暴动，莫斯科也电令俄国顾问在任何情况下不参加南昌暴动，并明示共产国际有关暴动的回电。张国焘：
现在莫斯科不准俄国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
瞿秋白等人则对罗明纳兹持令阻止暴动表示支持。当晚，张国焘衔命搭轮东下九江，负责向南昌方面传达共产国际阻止电令。[7]
南昌那边，贺龙26日抵南昌，谭平山、李立三27日上贺龙军部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即暴动。暴动在即，谭平山急电中央征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一致支持暴动。28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一干人从九江赶来，于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8]仅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再发难。其时，南昌「城里『反动军队』不过三万人，而我们的部队有四、五万人，胜利是有把握的。」[9]所谓「反动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军、第六军驻南昌部队。
27日早晨，张国焘抵浔，很快找到贺昌（少共中委）、高语罕（武汉军校教官）、恽代英（前敌委员会委员）、关向应（少共中委）、廖干五（四军政治部主任），举行会议，在浔同志均认为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
因等火车，张国焘29日才与恽代英一起赴南昌。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出席者：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叶挺、周逸群。张国焘传达中央「宜慎重」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暴动主力之一为叶挺的第11军24师、周士第独立团，均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当然与张发生直接冲突。大多数与会者一致反对国际意见，认为：
- 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
- 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绝不会同意中共计划；
- 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不能再依赖张发奎。
惟叶挺认为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隐于第四军之中，也不会遭到暗算，将分裂行为推迟一些，也许是好的。
谭平山见叶挺这么说，很焦急，以威胁口吻说：
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也急促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对于共产国际的电令与罗明纳兹的意见，周恩来甚至表示愤而辞职。[10]
前敌委员会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因贺部第一团滇人赵营副泄密，朱培德侦知，遂改变计划，提早两小时举行。[11]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称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争辩过程中，谭平山大骂张国焘混蛋，为坚持举事，嘱一名师长：张国焘如再坚持反对举事，就杀了张。师长征求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12]
贺龙部警卫连长黄霖（1904～1985），1949年后江西省副省长，忆曰：29日前，张国焘与张发奎曾长谈。30日赶到南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前委紧急会议，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成功，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驳斥：「前委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周恩来以前委书记身分强行通过暴动决议。[13]列出此讯备考。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雕，朱德占有显著一席。文革时，不过独立团见习排长的林彪[14]，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朱德只是隶属朱培德第三军（滇军）的军官教导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挨不上号的人物，叶剑英都比他职务重要得多，九江第四军参谋长。[15] 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1899～1967）：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共产党英文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
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握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16]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长、国府农政部长，中共在国府中最高职务者，暴动又须擎举国民党左派旗号，需要一位标志性人物。李立三：「谭平山因鲍罗廷坚持推荐，实际上但任南昌起义的政治领导。」只没收200亩以上地主土地，也是谭平山提出并主张写入政治纲领（遭大多数中委否决）。[17]
暴动后，赤军对外打出旗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7名主席：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谭被推「委员长」，「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谭平山：
过去中央采取妥协政策，只有八一南昌起义，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从而开创了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它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18]
25名委员还有：吴玉章、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彭湃、林伯渠、朱德、张曙时。张发奎得知后明确反对，因为他与南昌暴动集团本就处于对立地位。将国民党要角列入，「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19]
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刊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等根本不在南昌，事前也不知道暴动。[20]
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李立三也受了处分。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归于「人类狗屎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21]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三位南昌暴动真正领导人，必须「隐身」。彭述之妻陈碧兰认为，开除谭平山党籍、处分张国焘、李立三，乃瞿秋白蓄谋已久的打击异己，瞿想独掌大权。谭平山是在开除党籍后再与邓演达、章伯钧组织第三党。[22]
暴动失败后，谭平山参加普宁流沙会议。10月7日，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到达海丰，相继转移香港。谭平山要求赴苏学习，中央态度冷落。11月9～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沪举行，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大批干部：暴动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南方局、广东省委全体委员；鄂北特委全体委员，均受警告处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委，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时，误传开除毛泽东党籍[23]；还处分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最重——开除党籍，因为有人将谭欲杀张国焘一事捅给共产国际代表。[24]周恩来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25]1928年初，谭平山从香港返沪，才知被开除党籍，他到处寻找党组织，希望留在党内，始终无处申辩，得不到谅解。因不肯投靠国民党，谭平山颠沛流离，东躲西避，靠人接济度日。[26]
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贺龙部20军赵副营长泄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留驻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未经激战便被缴械，清晨结束军事行动。[27]叶挺扣押了第二方面军第11军24师两个团长——欧震、古勋铭。[28]
参加暴动的部队均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贺龙第20军三个师；叶挺第11军24师、蔡廷锴第10师；李汉魂第25师两个团，共五个师两个团。[29]
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上下游宁汉浔均在国军手中，三面受敌，国军将合围。1日晚七时在贺龙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决定全军回粤，希望占领港口，以获苏联军火援助，再向全国发展。
8月4日，叶挺部出发。8月5日，贺龙部出发，共2.1万人。张国焘说2.5万人，枪支1.3万。[30]三天后赶到临川，天气热极，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100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2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沿途全无农民运动，民众闻风逃散……机枪大炮均系自扛。」[31]
10月9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
出发南昌……最困难者为夫役缺乏，故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支二三千支，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士兵不知为什么到广东去。[32]
李立三：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伕等事随时都有）。[33]
第10师蔡廷锴部，在进贤以集合干部训话为名，解决了亲共的第30团，毙团长范荩及中共党员三十余人，全师径往浙江，请求南京政府收编。朱德的第九军出发时千余人，逃亡最多，到达抚州只剩三四百，到达瑞金仅百余人，几天后这百余人被编入其他部队，番号从此不存。朱德愁眉不展，毫无办法。[34]
在南昌得现洋十万，全靠这笔钱供给军需。另劫得七十万纸票，民间不通用。不久，给养无法就地购取，连粥都喝不上，渴饮田沟污水又使病员暴增，无法医治，纷纷沿途倒毙，加之不理解暴动意义，军心动摇，纷纷弃械逃亡，遗弃子弹近半、步枪三千支。[35]
出发时2.1万人，蔡廷锴的第10师叛走，损失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36]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二十军的士兵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37]
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人口近二万，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男女。
二十军、十一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备国军，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余人。此时，会昌已有国军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四个师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余。会昌战役中，黄埔一期生陈赓向张国焘描绘细节：
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暗掉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38]
会昌一役，打垮钱大钧，缴枪五千，粟裕带一个班装船送往东江。因赤军不久失败，这部分枪也丢掉了。[39]
攻下瑞金后，谭平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在瑞金一所小学周恩来监誓入党。张发奎在庐山得到南昌暴动消息，赶下山到德安，再步行至九江，解散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张发奎与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郭沫若有一谈话，并安排一辆军车将郭沫若、廖干五等二十名中共党员送往南昌，不愿去南昌者，无论赴沪或回家，发放路费。[40]郭沫若参加南昌暴动，并于8月南下途中加入中共。[41]
按政策规定，沿途只能向地主征粮派款，没收劣绅财产或罚款。但赣东一带未经过大革命，全无农运基础，根本弄不清谁是地主谁是劣绅，只能沿用旧办法找当地绅士派款。为救急，谭平山下令：「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长汀后，决定沿用国民政府名义，为应付外交，以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委员长，并向全体赤军做了土地革命的报告，平分地主土地给农民，但强调只没收20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但事实上，一路行军，没有固定根据地，土地革命实为一句空话。[42]
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讨论财政问题。根据中共政策，部队军需负担应该从工农移至富有阶级。抵临川后，纸币不能通用，军饷日形严重，急需现金。因赣东全无农运，孰为地主豪绅，茫无所知，只得「只要有钱，不问政策」。至汀州，三日搜括二万，多为贫苦群众。再采取捉土豪、罚款，二日再得四万元。[43]
会昌战斗后，暴动部队在汀州和大浦休整，再向揭阳方向行动。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兵力总计五个师，约1.5万人。黄昏接火，在分水、汤坑的山地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十二人。潮汕失守时，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工会送来），「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像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
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
行军途中，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完全失去联系。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党员从国民党「分共」前的五万余骤降至万余。[44]
27日，赤军战斗兵员仅为八千人。艰苦行军中向士兵动员：
只要到了广东，各县农民一定马上暴动起来，伕子粮食等当然都不成问题。
可进入广东，农民对赤军反而不如福建。汕头原定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号召三天，仅得七十人。周逸群率残部将枪支弃于河中，独自化装至汕头，10月5日乘轮赴沪。朱德率三河残部千余人退往赣南，投靠韶关国军范石生部，改为教导团。1957年大名鼎鼎的章伯钧，此时也在暴动部队中。[45]
黄霖忆曰：10月3日，暴动南下部队在潮汕地区丰顺县汤坑镇被陈济棠第11师击溃，叶贺部伤亡三千余人，剩下两千余人、千余支枪。[46]
陈立夫的记述：
南昌的共党叛军，第三天就被包围了；两天后他们突围，开始流窜到南方，他们过了福建，就往广东的东江流域逃，想在汕头一带建立一个共产党的要塞，后来事败，叶挺就率领共产党的残兵逃到陆丰和彭湃汇合，而朱德和手下余党诈降，然后再叛变，逃到湖南南部。[47]
这些那些，都不符合「伟光正」的尺寸呵！政治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现实需要第一……为此，南昌暴动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淡化」。因此，打响中共武装暴动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便成了纪念馆里的「政治平衡物」——只见虎头不见蛇尾、只见……
中共不便见人的党史实在太多。如广州暴动领导人张太雷，中共为强调国民党的残暴，只说他死于流弹，事实上「张太雷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因为「真正的工人并不拥护共党」。[48]
初稿：2011-3-31；增补：2011-7-23
附记：
张发奎晚年总结——
1927年夏季，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信任共产党，误以为「分共」政策能够兵不血刃地贯彻执行。当时我们既已确立分共政策，就不该同时把军队往东调动以至南昌有隙可乘。我们必须先处置共产党，然后再对付南京。其次，我们应该有力地控制住共产党，它绝非如九江事件中那样不堪一击。至少蔡廷锴师不会通敌叛变，贺龙部也不会易帜。[49]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394～429。
[2] 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记朱德同志〉，《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93。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399。
[4] 《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7。
[5] 瞿秋白：〈八七会议报告〉（1927-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第4册（1927），页399。
[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原载中共《中央通讯》第7期（1927-10-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07。
[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273、281～285。
[8]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6。
[9]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9。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293～294、279、273、295～296。
[11]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一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3。
[12]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6、270。
[13]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6。
[14]《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29。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14～15。
[15]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2。
[16] 〈张太雷报告〉1927-10-15。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22。
[17] 〈李立三自述〉，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382。
[18]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7。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299。
[20] 〈中央委员宣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册，页377～381，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83。
[22] 陈碧兰：《我的回忆》，十月书屋（香港）1994年，页230。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6卷，页442。
[24]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参见《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9～270。
[25]：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3-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73。
[26]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70、273。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1。
[28]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6。
[29]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3。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7。
[31]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5。
[3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年，页427。
[33]〈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08。
[3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306、308。
[3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页25。
[36] 〈张国焘报告〉，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28。
[37] 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年，页417。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9～310。
[39]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3。
[40]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0、96～97。
[41] 邓小平：〈郭沫若同志追悼会悼词〉，《人民日报》（北京）1978-6-19。
[42]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9。
[43]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8。
[44] 原《中央通信》第13期（1927-11-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76。
[4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篇第11章，参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6～27。
[46]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02。
[47]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页114。
[48] 张发奎回忆，转引自周启博：〈傅斯年为何选择去台湾〉？《开放》（香港）2009年11月号，页85。
[49]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67。
原载：《北京之春》（美国）2011年5月号（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