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南昌暴动隐去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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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0)

南昌暴动隐去的史实

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一直为中共高调渲染,南昌至今还有十分隆重的纪念馆与暴动领导人群雕。但这场中共建军的暴动,怎么会失败?怎么虎头蛇尾?后来呢?具体细节呢?中共党史一直语焉不详。本文根据李立三、张太雷当时呈递中共中央的报告,稍述其详。凡引号处,均出自中共中央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发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1] 此外,再参考暴动亲历者张国焘、李逸民的回忆录,以及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

隐去的细节

南昌暴动后,暴动部队在南昌只待了三天,8月5日就誓师东征,其时17个团约三万人。[2]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9月24日,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南昌暴动赤军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万,赤军此时仅剩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两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按:即李济深)收编。」原来,「革命意志」如此脆弱!

10月24日,上海中央发布叶贺部失败〈通告〉,归败因于:

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

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3]

意思是为什么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都不宜标举摇晃呵!

隐身的领导人

1927年7月初,宁汉尚未合流,中共中央就在武汉共和里14号召集党员军事干部会议。瞿秋白作报告,宣布汉口国民政府越来越靠不住,其辖下国民革命军也准备叛变,宁汉合流已成定局。瞿秋白要求中共控制的部队撤出汉口,沿长江流域东进,打到南京去,打败蒋介石的军队。[4]瞿秋白乃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南昌暴动第一发起人。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正在避暑的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报请中央速决、批准,并希望得到赤俄的援助。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张发奎部(第二方面军)如何清党?如何解决第二方面军的中共党员问题。此时,1924年加入中共的叶挺(1896~1946)都动摇了,提出暂时退出C.P(中共)。[5]

21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贺龙、恽代英、彭湃等举行九江会议,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起暴动,因为第三国际命令不得脱离国民党,必须继承国民党「正统」,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目的,反对宁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同日,瞿秋白从庐山回汉。22日,周恩来至九江,传达武汉中央意见:「以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九江简称)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准备暴动,并由邓中夏回武汉详细汇报暴动计划。其余诸人27日齐集南昌,按中共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6]

7月23日,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1897~1935)抵达汉口,多次与瞿秋白、张国焘讨论南昌暴动。7月26日十六时,汉口一所住宅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中常委张国焘、瞿秋白,中委李维汉、张太雷及罗明纳兹与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将军(即布留赫尔)与范克,另有两名翻译。加仑首先发言,说他今天已会见张发奎,张同意所率三个军(4军、11军、20军)不再东进,集结于南浔线,逐渐移粤。罗明纳兹接着发言,说目前无经费提供南昌暴动,莫斯科也电令俄国顾问在任何情况下不参加南昌暴动,并明示共产国际有关暴动的回电。张国焘:

现在莫斯科不准俄国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

瞿秋白等人则对罗明纳兹持令阻止暴动表示支持。当晚,张国焘衔命搭轮东下九江,负责向南昌方面传达共产国际阻止电令。[7]

南昌那边,贺龙26日抵南昌,谭平山、李立三27日上贺龙军部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即暴动。暴动在即,谭平山急电中央征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一致支持暴动。28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一干人从九江赶来,于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8]仅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再发难。其时,南昌「城里『反动军队』不过三万人,而我们的部队有四、五万人,胜利是有把握的。」[9]所谓「反动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军、第六军驻南昌部队。

27日早晨,张国焘抵浔,很快找到贺昌(少共中委)、高语罕(武汉军校教官)、恽代英(前敌委员会委员)、关向应(少共中委)、廖干五(四军政治部主任),举行会议,在浔同志均认为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

因等火车,张国焘29日才与恽代英一起赴南昌。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出席者: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叶挺、周逸群。张国焘传达中央「宜慎重」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暴动主力之一为叶挺的第11军24师、周士第独立团,均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当然与张发生直接冲突。大多数与会者一致反对国际意见,认为:

  • 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
  • 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绝不会同意中共计划;
  • 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不能再依赖张发奎。

惟叶挺认为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隐于第四军之中,也不会遭到暗算,将分裂行为推迟一些,也许是好的。

谭平山见叶挺这么说,很焦急,以威胁口吻说:

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也急促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对于共产国际的电令与罗明纳兹的意见,周恩来甚至表示愤而辞职。[10]

前敌委员会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因贺部第一团滇人赵营副泄密,朱培德侦知,遂改变计划,提早两小时举行。[11]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称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争辩过程中,谭平山大骂张国焘混蛋,为坚持举事,嘱一名师长:张国焘如再坚持反对举事,就杀了张。师长征求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12]

贺龙部警卫连长黄霖(1904~1985),1949年后江西省副省长,忆曰:29日前,张国焘与张发奎曾长谈。30日赶到南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前委紧急会议,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成功,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驳斥:「前委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周恩来以前委书记身分强行通过暴动决议。[13]列出此讯备考。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雕,朱德占有显著一席。文革时,不过独立团见习排长的林彪[14],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朱德只是隶属朱培德第三军(滇军)的军官教导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挨不上号的人物,叶剑英都比他职务重要得多,九江第四军参谋长。[15] 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1899~1967):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共产党英文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

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握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16]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长、国府农政部长,中共在国府中最高职务者,暴动又须擎举国民党左派旗号,需要一位标志性人物。李立三:「谭平山因鲍罗廷坚持推荐,实际上但任南昌起义的政治领导。」只没收200亩以上地主土地,也是谭平山提出并主张写入政治纲领(遭大多数中委否决)。[17]

暴动后,赤军对外打出旗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7名主席: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谭被推「委员长」,「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谭平山:

过去中央采取妥协政策,只有八一南昌起义,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从而开创了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它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18]

25名委员还有:吴玉章、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彭湃、林伯渠、朱德、张曙时。张发奎得知后明确反对,因为他与南昌暴动集团本就处于对立地位。将国民党要角列入,「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19]

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刊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等根本不在南昌,事前也不知道暴动。[20]

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李立三也受了处分。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归于「人类狗屎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21]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三位南昌暴动真正领导人,必须「隐身」。彭述之妻陈碧兰认为,开除谭平山党籍、处分张国焘、李立三,乃瞿秋白蓄谋已久的打击异己,瞿想独掌大权。谭平山是在开除党籍后再与邓演达、章伯钧组织第三党。[22]

暴动失败后,谭平山参加普宁流沙会议。10月7日,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到达海丰,相继转移香港。谭平山要求赴苏学习,中央态度冷落。11月9~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沪举行,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大批干部:暴动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南方局、广东省委全体委员;鄂北特委全体委员,均受警告处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委,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时,误传开除毛泽东党籍[23];还处分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最重——开除党籍,因为有人将谭欲杀张国焘一事捅给共产国际代表。[24]周恩来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25]1928年初,谭平山从香港返沪,才知被开除党籍,他到处寻找党组织,希望留在党内,始终无处申辩,得不到谅解。因不肯投靠国民党,谭平山颠沛流离,东躲西避,靠人接济度日。[26]

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贺龙部20军赵副营长泄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留驻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未经激战便被缴械,清晨结束军事行动。[27]叶挺扣押了第二方面军第11军24师两个团长——欧震、古勋铭。[28]

参加暴动的部队均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贺龙第20军三个师;叶挺第11军24师、蔡廷锴第10师;李汉魂第25师两个团,共五个师两个团。[29]

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上下游宁汉浔均在国军手中,三面受敌,国军将合围。1日晚七时在贺龙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决定全军回粤,希望占领港口,以获苏联军火援助,再向全国发展。

8月4日,叶挺部出发。8月5日,贺龙部出发,共2.1万人。张国焘说2.5万人,枪支1.3万。[30]三天后赶到临川,天气热极,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100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2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沿途全无农民运动,民众闻风逃散……机枪大炮均系自扛。」[31]

10月9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

出发南昌……最困难者为夫役缺乏,故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支二三千支,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士兵不知为什么到广东去。[32]

李立三: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伕等事随时都有)。[33]

第10师蔡廷锴部,在进贤以集合干部训话为名,解决了亲共的第30团,毙团长范荩及中共党员三十余人,全师径往浙江,请求南京政府收编。朱德的第九军出发时千余人,逃亡最多,到达抚州只剩三四百,到达瑞金仅百余人,几天后这百余人被编入其他部队,番号从此不存。朱德愁眉不展,毫无办法。[34]

在南昌得现洋十万,全靠这笔钱供给军需。另劫得七十万纸票,民间不通用。不久,给养无法就地购取,连粥都喝不上,渴饮田沟污水又使病员暴增,无法医治,纷纷沿途倒毙,加之不理解暴动意义,军心动摇,纷纷弃械逃亡,遗弃子弹近半、步枪三千支。[35]

出发时2.1万人,蔡廷锴的第10师叛走,损失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36]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二十军的士兵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37]

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人口近二万,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男女。

二十军、十一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备国军,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余人。此时,会昌已有国军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四个师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余。会昌战役中,黄埔一期生陈赓向张国焘描绘细节:

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暗掉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38]

会昌一役,打垮钱大钧,缴枪五千,粟裕带一个班装船送往东江。因赤军不久失败,这部分枪也丢掉了。[39]

攻下瑞金后,谭平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在瑞金一所小学周恩来监誓入党。张发奎在庐山得到南昌暴动消息,赶下山到德安,再步行至九江,解散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张发奎与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郭沫若有一谈话,并安排一辆军车将郭沫若、廖干五等二十名中共党员送往南昌,不愿去南昌者,无论赴沪或回家,发放路费。[40]郭沫若参加南昌暴动,并于8月南下途中加入中共。[41]

按政策规定,沿途只能向地主征粮派款,没收劣绅财产或罚款。但赣东一带未经过大革命,全无农运基础,根本弄不清谁是地主谁是劣绅,只能沿用旧办法找当地绅士派款。为救急,谭平山下令:「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长汀后,决定沿用国民政府名义,为应付外交,以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委员长,并向全体赤军做了土地革命的报告,平分地主土地给农民,但强调只没收20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但事实上,一路行军,没有固定根据地,土地革命实为一句空话。[42]

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讨论财政问题。根据中共政策,部队军需负担应该从工农移至富有阶级。抵临川后,纸币不能通用,军饷日形严重,急需现金。因赣东全无农运,孰为地主豪绅,茫无所知,只得「只要有钱,不问政策」。至汀州,三日搜括二万,多为贫苦群众。再采取捉土豪、罚款,二日再得四万元。[43]

会昌战斗后,暴动部队在汀州和大浦休整,再向揭阳方向行动。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兵力总计五个师,约1.5万人。黄昏接火,在分水、汤坑的山地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十二人。潮汕失守时,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工会送来),「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像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

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

行军途中,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完全失去联系。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党员从国民党「分共」前的五万余骤降至万余。[44]

27日,赤军战斗兵员仅为八千人。艰苦行军中向士兵动员:

只要到了广东,各县农民一定马上暴动起来,伕子粮食等当然都不成问题。

可进入广东,农民对赤军反而不如福建。汕头原定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号召三天,仅得七十人。周逸群率残部将枪支弃于河中,独自化装至汕头,10月5日乘轮赴沪。朱德率三河残部千余人退往赣南,投靠韶关国军范石生部,改为教导团。1957年大名鼎鼎的章伯钧,此时也在暴动部队中。[45]

黄霖忆曰:10月3日,暴动南下部队在潮汕地区丰顺县汤坑镇被陈济棠第11师击溃,叶贺部伤亡三千余人,剩下两千余人、千余支枪。[46]

陈立夫的记述:

南昌的共党叛军,第三天就被包围了;两天后他们突围,开始流窜到南方,他们过了福建,就往广东的东江流域逃,想在汕头一带建立一个共产党的要塞,后来事败,叶挺就率领共产党的残兵逃到陆丰和彭湃汇合,而朱德和手下余党诈降,然后再叛变,逃到湖南南部。[47]

这些那些,都不符合「伟光正」的尺寸呵!政治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现实需要第一……为此,南昌暴动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淡化」。因此,打响中共武装暴动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便成了纪念馆里的「政治平衡物」——只见虎头不见蛇尾、只见……

中共不便见人的党史实在太多。如广州暴动领导人张太雷,中共为强调国民党的残暴,只说他死于流弹,事实上「张太雷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因为「真正的工人并不拥护共党」。[48]

初稿:2011-3-31;增补:2011-7-23

附记:

张发奎晚年总结——

1927年夏季,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信任共产党,误以为「分共」政策能够兵不血刃地贯彻执行。当时我们既已确立分共政策,就不该同时把军队往东调动以至南昌有隙可乘。我们必须先处置共产党,然后再对付南京。其次,我们应该有力地控制住共产党,它绝非如九江事件中那样不堪一击。至少蔡廷锴师不会通敌叛变,贺龙部也不会易帜。[49]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394~429。

[2] 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记朱德同志〉,《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93。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399。

[4] 《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7。

[5] 瞿秋白:〈八七会议报告〉(1927-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第4册(1927),页399。

[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原载中共《中央通讯》第7期(1927-10-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07。

[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273、281~285。

[8]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6。

[9]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9。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293~294、279、273、295~296。

[11]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一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3。

[12]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6、270。

[13]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6。

[14]《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29。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14~15。

[15]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2。

[16] 〈张太雷报告〉1927-10-15。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22。

[17] 〈李立三自述〉,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382。

[18]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7。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299。

[20] 〈中央委员宣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册,页377~381,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83。

[22] 陈碧兰:《我的回忆》,十月书屋(香港)1994年,页230。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6卷,页442。

[24]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参见《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9~270。

[25]: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3-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73。

[26]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70、273。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1。

[28]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6。

[29]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3。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7。

[31]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5。

[3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年,页427。

[33]〈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08。

[3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册,页306、308。

[3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页25。

[36] 〈张国焘报告〉,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28。

[37]  原《中央通信》第7期1927-10-30。收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年,页417。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二册,页309~310。

[39]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3。

[40]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90、96~97。

[41] 邓小平:〈郭沫若同志追悼会悼词〉,《人民日报》(北京)1978-6-19。

[42] 元邦建:〈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269。

[43]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十一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等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8。

[44] 原《中央通信》第13期(1927-11-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476。

[4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篇第11章,参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转载,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高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印,页26~27。

[46]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02。

[47]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页114。

[48]  张发奎回忆,转引自周启博:〈傅斯年为何选择去台湾〉?《开放》(香港)2009年11月号,页85。

[49] 《张发奎口述自传》,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67。

原载:《北京之春》(美国)2011年5月号(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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