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东方，来自叫台湾的岛上
她远离家乡，只为寻找那理想
青春，像玫瑰绽放
未来，该多么绚烂
可是她的口袋里揣著枪
可是她的兄长不再犹豫是个男子汉
一个女子她选择自己的方式
瘦小的身躯怎会有这样的力量
永和的昨天曾经笼罩着不安
白色的梦魇暗夜里疯狂生长
自由女神，向她召唤
天空蔚蓝，故园东望漫漫
可是她的心系着Grand Army广场
可是她的丈夫要为自由而战
这时间仿佛凝固她不知是不是绝望
她的心跳就像那传来的两声枪响
三十多年后斯德哥尔摩的街旁
一位白发阿嬷正絮叨著家常
人生如烟如云，在她迟缓祥和的目光
背影离去，她和路人一样平凡
可是她的口袋里曾揣著枪
可她为何选择这样的勇敢
可是她的亲人要向蒋家宣战
可是她的一生仿佛都在流亡
五十年前——1970年4月24日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刺蒋”未遂事件，将枪支带到现场交给“刺客”黄文雄的正是他的妹妹，也是同案“刺客”郑自才的前妻黄晴美。
老段发给我这首摇滚乐的同时，看到了在FB上转的纪录片《刺蒋》，查网得知黄晴美已在2018年2月回归天家。这位“白发阿嬷”不仅是“刺蒋”案的全面参与者、革命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瑞典文教师。教授少数族裔学习瑞典语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本土语言和文化。自70年代初流亡北欧后，更加心心念念故乡的热土、台湾母语，关注并支持母语运动，传授自己转换台语、英语、瑞典语的经验，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保护母语的学术文章，用台语写作、记录个人史。
黄晴美流亡北欧后，心心念念故乡的热土，传授自己转换台语、英语、瑞典语的经验，发表保护母语的学术文章。
流亡过16年的巴西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曾提出“解放教育学”思想，一生致力于非洲、美洲、印度贫困部落的语言文字的恢复与扫盲运动。
保罗·弗莱雷的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是“意识化”与“自由教育”、“生成语”，被压迫者的语言和教育的意识化觉醒，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创造和发展过程中，自身就是历史的过程，始终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他指出，任何强制的外来语言和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法，不断内化了压迫者的强权意识，使得被压迫者沉默无声，而自我教育，就是从沉默中爆发的解放教育行动。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试图挑战的是这个将世界上的人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精致的虚假的社会结构正是现代全体主义“归训”体制的本质，其目的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沉默无声。要对这个世界发出抗议的声音，就得恢复本民族的语言，建立属于被压迫者自己的教育学。
数年前中国一位自由派学者就日渐式微的西藏（图博特）语言发表高论：“语言相当于斧头。斧头用于劈柴，语言用于沟通。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因此，在藏地普及普通话就不算是负面现象。
诚然，语言具有工具的实用价值，但更是民族的灵魂与精神的重要方式，是民族认同和个体认同的标识；是个人心灵走向解放和自由的基本通道。当我们论及公正、平等、天赋人权这些大义名分之词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语言的平等、公平是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和图腾的象征，智慧与记忆的归宿，深藏着民族的文化密码与符号。
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慷慨”地普及与推广“大一统”的语言，其实隐含着帝国主义与极权统治的险恶用心—“压迫者必须永远保持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它是这种‘慷慨’的永久基石，而死亡、绝望和贫困是滋生这种‘慷慨’的沃土。”
雪域为藏人的寄身之地，藏语为藏人的寄魂之地，一旦藏语消失了，西藏的文化就失去了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言灵”，意思是语言里凝结著不可思议的神圣威力，象征着民族的灵魂归宿，民间有一种“言灵信仰”。
2008年6月，日本众参两院一致通过了《关于阿伊努民族为先住民的决议》，并就北海道开发过程中对阿伊努族的粗鲁的“和化”行为表示深切的道歉。
一位名叫知里幸惠的少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明治政府对北海道的“开拓”始于1869年。戊辰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明治天皇准奏了《关于虾夷地开拓大方针》。“虾夷”是“和人”(日本人)对包括桦太、千岛列岛、阿伊努族的称呼，始于江户时代。阿伊努族自己称呼大地为“阿伊努默西里”，意思是“人类寂静之大地”。1874年设置屯田兵为开拓北海道的先头部队。1872年颁布《北海道土地借贷与买卖规则》，每个人最多可以拥有10万坪(1坪相当于3•3平方米)，短短10年间涌入近7万“开拓民”，不久，面向富人和华族颁布《北海道地劵发行条例》，1869年仅仅才5万人的北海道到明治末年膨胀到170万。
1871年和1876年，开拓大使两次宣布“清除陋习旧俗，学习文字”的命令，采用罚款和坐牢等刑法禁止阿伊努族男子佩戴耳环、女子身体刺青、人死后烧毁房屋等风俗。
1898年颁布《旧土人保护法》，为阿伊努族儿童设立“旧土人小学”，奖励上学受教育，从1901年－1912年间，全北海道设立21座小学校。
知里幸惠1903年出生于北海道的登别，她上的是文明进化的旭川女子职业学校，当时旭川约有2500“和人”，而阿伊努族只有200人。由于阿伊努族本身没有书写文字，学校当然用日语同化教育。尽管知里幸惠的成绩优秀，日语流畅，但她与祖母说的阿伊努语和她的生活习惯在文明人看来是愚昧的、落后的，受到歧视和嘲弄。这时已有不少阿伊努人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族源和出生，自我否认民族认同。如果可以手术整容，甚至换文明人的血，有人也心甘情愿。
一天，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教授来到幸惠贫穷的家，幸惠的祖母被称为“阿伊努最后的神谣叙事人”，金田一教授从明治政府开拓北海道起，就预感到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他已经收集和研究阿伊努的语言文化20年，他远道而来就是为笔录幸惠祖母的神谣。
幸惠做梦都想不到她感到自卑的母语会被西装革履的东京大教授当做金山宝藏。
“先生，我们的语言和神谣，真的有价值吗？先生您这样与阿伊努没什么关系的外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连我们自己都要鄙视和唾弃的东西呢？”幸惠骨碌骨碌著大眼睛好奇地问。
“幸惠，你们被人傲慢地称作虾夷、阿伊努，其实并没有被当做公民、国民看待。你们的语言和口传神谣、叙事诗，是你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是你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现在不赶快记录下来，后人就不会知道了，甚至没有人知道你们这个民族存在过。我就是倾家荡产，耗尽一生又何足为惜呢？”金田一教授回答。
幸惠流泪了。
分别的时候，金田一教授留给幸惠几个大笔记本，请幸惠用日语的片假名音节收集与记录日渐失传的阿伊努神谣。一年后，金田一教授就收到了几本整整齐齐的原记录与日语翻译，教授为幸惠记录的阿伊努的神谣之多与优美的日语翻译而震撼。幸惠在笔记本中夹着一封信：“我记录的神谣，不奢望成为留给后世学者的礼物，只是那些堆成山一样自古以来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如果与我们这些不堪激烈竞争而走向式微的民族一样消亡，实在是一件悲伤的事。”
金田一教授一方面邀请幸惠到东京修改整理，一方面积极联系出版。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毫无商业与实用价值的化石资料，最后在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帮助下，幸惠的《阿伊努神谣集》终于出版，但是幸惠没能看到，年仅十九岁的幸惠病亡于出版的前几天。
“北海道曾经广阔的大地，就是我们祖先自由的天地。”在《序言》的开头幸惠写道。今天北海道旭川的北门中学立有一块“知里幸惠文学纪念碑”，镌刻着《阿伊努神谣集》的第一句诗：“银色的甘露，落下落下，金色的甘露，落下落下”。幸惠的弟弟后来成为北海道第一位阿伊努语言文学教授，今天，北海道不少市民自治体和学校办起阿伊努语学习班，悄悄地兴起了阿伊努语热。而现在全日本，阿伊努人不到两万五千人。
那位中国自由派学者数年前已流亡海外，不知他在异国他乡操持何种语言？
来源：r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