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思的碰撞
虽然孔夫子老二说过“学而不思则罔”，但是在某些社会，学与思是很难兼容的。兵团期间，我最厌恶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政治学习，当然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兵团创建之初，政治学习抓得很紧，我们也都很虔诚，时刻不忘狠斗私字一闪念，和那些先进典型相比，我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缺点，的确需要认真学习。人家是越学习越进步，我却是越学习问题越多，越思考越糊涂。
报纸上天天絮叨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些人为了几个玉米或几根木头丢了性命，结果成了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要大家向他们看齐。我就不明白，这些人也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他们也应该算是国家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比不上那几个玉米或几根木头呢？毛主席不是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吗？
当时特别强调大公无私，连先公后私都不行，必须彻底无私。可是究竟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呢？在车间劳动毫无疑问是为公，那么吃饭算什么呢？如果算为私，可是不为这个私就无法继续为公。如果说吃饭也是为公，那么拉屎放屁呢？总不好说为革命拉屎放屁吧。就这么个困惑，纠缠了我很久，还与别人探讨过。朋友说吃饭可以算为公，但应以维持再生产所需为限，如果多吃、吃好的就是私心了，上半顿为公，吃土豆为公，下半顿为私，吃牛肉为私。同样是吃，可以是贪图享受，也可以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因人而异。听起来这个问题无聊之极，实际上公与私的界限是不大容易划分的。上个世纪80 年代我曾从事劳动保护工作，在劳动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大家为职工上下班途中遇到交通事故是否算工伤争论不休，直到前几年这个问题才有了明确的规定。至于那些肉食者们的花天酒地，不也是打着为公的旗号吗？前些年连北欧的妓女都会用中文说“有发票”，那些心安理得地享用特供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大公无私呢？
这些牛角尖里的问题还可以和别人探讨，有些问题则不敢说，只能埋在心里。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按照这个精神，全国到处揪斗走资派，却不准揪军内一小撮，理由是军队不能乱，为什么党可以乱，国家可以乱，社会可以乱，军队就不可以乱呢？从逻辑上讲得通吗？
我最大的苦恼是自己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毛主席说形势大好，我却觉得一塌糊涂，到处武斗，血流成河，秩序大乱，毛主席却说是乱了敌人，想到我心中的感觉居然和敌人相同，不由得后脖颈一阵发凉。我怎么就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和主流呢？为什么总觉得这也不对头那也成问题呢？我下决心认真检查自己，挖一挖自己的思想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使我和报纸上的观点有距离。肯定是自己的世界观出了问题。要改造世界观，必须学习，学习就要思考，就要联系实际，可是一联系实际心里就冒出更多的问号，就这样像遇到鬼打墙一样回到了老地方。陷入了死循环。
在那个年代的评价体系中，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远非最重要的指标，甚至会招致“只顾埋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的指责。只有政治觉悟才是硬通货，而这种虚无缥缈的觉悟要靠嘴来表现。起初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挖空心思地寻找自己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源，不停地检讨自己，结果永远是落后分子。后来才明白，先进人物是通过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大胆地自我表扬产生的，而不是检讨出来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政治领域也一样，抛开顾虑撕破脸，鼓足勇气天花乱坠地吹，卫星就冉冉升起了。我们厂的一个哥儿们性格豪放，由于嗓门大，整天咋咋呼呼，因此人称大毛驴。绰号老狗的文书耿升学擅长为别人写讲用稿，他硬是从这个带有贬义的外号里面挖掘出满满的正能量，妙笔拾掇一番，讲用稿就炮制出笼了，题目就是《拉革命的车永不松套》。其中一段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所以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大毛驴。”叫驴转型之后不久，被派到水库参加军管，还当了领导，十几岁的他背着手踱着方步，后面跟了唯唯诺诺的一群人，前呼后拥，很是神气了几天。
大炉班的周经来更是一鸣惊人。化铁炉开炉后要放几次铁水，每次铁水放出后要将出口堵上，如果第一次未能成功，就换一个人继续来堵。别人堵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周经来一堵却闹出很大动静，到了讲用会上就成了挽救国家财产和保护战友安全的英雄行为。这种添油加醋的事迹可以感动外行人，知情人却摇着头不屑一顾地说“蛋㞗事”。
周经来不断地收获各种荣誉，先后成为十三团和二师的先进人物，其先进事迹也日益丰富，不但英勇地堵住了铁水，还奋不顾身地抢救了落水儿童，经历了水与火的考验，成为集黄继光和罗盛教于一身的英雄。当他最终被评为兵团的先进标兵时，抢救的落水儿童已经增加到六位。
为了所谓的政治需要，编造出各种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不仅是对大众的愚弄，也是对当事人的玩弄，他们在外面露多大脸，在熟人中就现多大眼。英雄这个称号就是这样被糟蹋的，这种激励机制下的英雄只能造成巨大的离心力。
除了比赛吹牛皮的讲用会，形式主义的“天天读”也很不招人待见。
“文革”中有一位英雄的名言是“毛主席著作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惭愧的是，我们和英雄有光年级的差距，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按照规定，每天有雷打不动的一小时“天天读”，要求根据当天的活思想有针对性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大家一天到晚累得要死，哪有精力产生那么多活思想。“天天读”就是天天念，最常念的是老三篇，“天天读，猛一翻，翻到哪篇念哪篇。”除了毛主席著作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也经常念报纸。班长付明是包头知青，有诗人潜质。一日大雨，他诗兴大发：“雨啊，你大大地下吧……”第二句还没攒出来，雨忽然停了，只好垂头丧气地加一句“不下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两句短诗，带来了许多欢乐。付明兼具班长和文青双重身份，念报当然责无旁贷。大家听得烦了就悄悄聊天，聊到忘形时，班长念不下去了，提出批评，我们立刻正襟危坐连声称是，几分钟后故态复萌。后来班长就安排大家轮流念，轮到我念时，为了偷懒，我经常乘人不注意时偷偷地跳过一些段落。很快大家都如法炮制，长长的一篇文章几分钟就念完了，班长也佯装不知。有时候实在进行不下去，班长索性宣布今天先学到这里，由于学习的时间不到一小时，每个人再抽时间自学，一定要补上。结果大家一片欢呼，补上之类的话是用来应付上级领导的，自然没有人当真。
毛主席认为有了党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报纸上整天刊登各种各样的奇迹。一个叫张秋菊的女社员在动手术时口中高呼毛主席语录，结果成功地割除了一个重达45 公斤的肿瘤。一个在救火行动中烧伤面积达98%、心脏停跳25 分钟的红卫兵小将也在伟大领袖“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光辉照耀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还有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的315 名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治疗下成功恢复了听力，在这315 个学生中，280 个能够立即喊出毛主席万岁，180 个能够唱《东方红》。面对如此多的英雄事迹和伟大领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指导，任何质疑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恶毒攻击。权衡利害，大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假装相信。我的脑海中经常不合时宜地浮现出毛主席批判某些反动分子时曾说过的那句话：“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政工干部最讨厌别人不按照自己规定的路径思考问题，任何与他们不一致的看法都是离经叛道的幺蛾子，鸡蛋里实在无法挑出骨头，也要给你扣上一顶“思想复杂”的帽子，看似中性词，实际上暗含杀机。如果不认真参加学习，学习时不积极发言，发言时不慷慨激昂，不争先举手拥护领导的指示，平时不主动向领导汇报这，汇报那，常常说些令领导不赏心悦耳的话等等，就会升级为“思想落后”。
我们当时小屁孩一个，哪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些领导也不懂，他们照本宣科，我们囫囵吞枣。有些军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如我们，只不过他们是当官的，有话语权和解释权。指导员申胜章在总结1971 年的工作时说我们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指示，全年取得了如何如何的成绩，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年底刚发表的，指导员却已经执行了一年。实际上这句话早已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他解释说：“举起路线这个纲，眼睛就睁开咧，方向就明咧……”
同样是浅薄，有的领导至少还有一些机智和幽默，也能为大家带来某种欢乐。兄弟单位的连长做报告说“阶级敌人乘风破浪，我们必须狼狼地打击……”有人提醒应该是“狠狠”打击，“狼”字多了一个点，连长回答“狼就够狠了，不在乎那一点两点。”
王副连长负责后勤，尽管在饿肚子的那几天大家对他印象不佳，其实他为人是非常正派的。
王副连长在部队当过司务长，这段经历使他的身体微微发福，他的名字王绪伦古色古香，似乎能使人闻到一丝学究气，其实他是一个胸无点墨和胸无城府的人，也是嫉恶如仇和刚烈直爽的人。生活会上，大家对他的意见就是不爱学习、工作方法简单和作风粗暴。
王副连长诚恳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并竭尽全力地改变自己。
王副连长逐渐有了看报的习惯，有客人来的时候，他总要利用饭前的间隙从铺底下抽出一张报纸为客人读报，每读一段，还要讲解一番，客人们微笑着频频点头，做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连部的通讯员老肥告诉我，其实王副连长念的是一年前的《参考消息》。
王副连长变了，爱学习了，也不发火了。他讲话时开始讲究语法结构，学习遣词用句，追求抑扬顿挫。
谁说傻大姐学不会缝扣子。
他批评我们时不再大喊大叫，而是平静地说：
“我们有些同志，
把高温鞋，
放在通红的铁块上，
进行烧。”
像是在朗诵一首抒情的梨花体诗歌。
在一次晚点名时，王副连长为我们念报纸，他把柬埔寨读成东埔寨，念到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这个词时，又卡住了，平平仄仄了半天，把破折号当作两个连接在一起的一，读成了长长的“yi”，读完后奇怪地问大家：“你们笑什么？野兽的笑声……”，“还笑，塞埔寨都政变了。”后来觉察到了什么，自已也笑了，自我解嘲说：“管他什么埔寨，反正是政变了。”在一片笑声中，领导终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朗诺——施里玛达集团……
东埔寨……塞埔寨
按说班、排组织的小会比较好对付，会议的主持者平时和大家一起流汗一起骂街，他们很少装孙子，但这样大家反而不好意思让他们为难，总要让人家过得去，不能太过分，所以并不轻松。全连大会就不同了，领导管不过来，有的人能打瞌睡决不醒着，有的人点完名后悄悄溜号，针对这种情况，有时散会之前还要再次点名，起初大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后来也学乖了，委托朋友代自己答到。会的规模越大，自由度越高。团部组织的大会最好糊弄，由于参加人数多，根本无法点名，团里的领导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更不会顾及他们的面子，所以尽量逃避。有时基层领导还会为我们打掩护，说什么来的人少是因为大家都在车间加班，当然他们也是为自己开脱。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运气不好撞在枪口上也有麻烦。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所有一切被挂在了政治的高压线上。在一次大会上，团政治处的白干事说：“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东西都是政治，你说什么不是政治？拉屎都是政治，大家开会学习毛主席指示，你在茅房一蹲就是半个钟头，这不是政治是什么？”边说边用目光扫来，吓得我心里咚咚跳。
政治学习简单而又粗暴，需要唯唯诺诺，需要你的服从，不允许有不同看法，不需要开动脑筋，书本和报纸上已经给出了现成的标准答案，把这些东西记住就OK 了，我却总喜欢刨根问底，凡事爱问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也恨自己：你为什么就不能当个顺民，为什么偏要像高家庄马家河子的人那样惹皇军不高兴呢？但又觉得一个思想活跃、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激情的年轻人，却被迫保持在“思想正确”边界里面假装思考，这是何其滑稽和悲哀的事情。这两种想法常在脑子里碰撞撕扯，我在挣扎当中消耗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