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偷窥
可能受家庭环境影响，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看书，遇到生字就连蒙带猜，结果养成了不求甚解的恶习。另一方面看书全凭兴趣，因此虽然看了一些书，但大都是囫囵吞枣且不成系统。对于我而言，翻书的经历不算短，认真读过的书却没有几本。
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不同的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不断地偷看内部文件。父亲在新华社工作，新华社出的内参属于绝密文件，他的粗心马虎使我有空子可钻。
“文革”中被抄家，除了毛主席著作，片纸不留，只好借书看。父亲被打倒后，内部文件也别想了，于是开始听敌台。
1969 年到了兵团后，有了纪律的约束，基本上无书可看。“文革”前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成了毒草，除了毛主席著作，大量发行的只有鲁迅的著作。习惯了搞大批判的人们很喜欢他那种犀利而刻薄的文风。鲁迅不但被称为“三最五家”，还变成毛主席的学生。出于政治目的，收入鲁迅全集的文章经过精心的筛选和注释后，已经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记得看完《两地书》后，胡宝华感到很奇怪，两个人在信中一直在谈论时局，怎么突然就开始报账了？这个变化过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前鲁迅的脸上被涂上了过多的油彩，后来清除这些油彩时又被弄得血肉模糊，无论是过去的崇拜者还是现在的一些批评者，他们看到的未必是大先生的本来面目。
1970年，陈伯达突然成为反共老手，为了批判这个“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提高识别能力，毛主席要求大家读一些马列的书，并指定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共六本。
在六本书中，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最厚的，也是最难啃的。我硬着头皮读了一些，觉得其内容就像梦里嚼树皮时的呓语，不知所云。再读下去恐怕要崩溃，恨不得去揪恩老爷子的大胡子。
《国家与革命》不那么佶屈聱牙，读起来不太吃力。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导师们眼里的国家就是一部镇压机器，没有什么历史、地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涵义，与大家心目中的国家是两码事，我觉得翻译为政权似乎更准确一些。当时认为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才感觉到国家的概念被有意无意地搞得一塌糊涂是有缘由的。
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只相当小学毕业，加上翻译的生硬，读马列原著时难免哈欠连天。前些年听说无法忍受失眠的崔永元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可见他没有读过这些东西。
大家天天把马列挂在嘴边，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这种大实话也就是毛主席可以讲，换个人来说就是对党的污蔑。马列主义不是那么好掌握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毛主席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文革”中各派打得头破血流，口中却都各取所需地念着毛主席语录，每一派都说自己的行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自己也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现在就更加搞不清了，毛主席著作养活了一群专门的解读者，他们垄断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按照他们发明的观点，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这种说法毛主席本人会同意吗？
有些东西就像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与愿违的后果是始作俑者难以控制的。毛主席要大家通过读马列原著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读完后一些人却产生了不少疑问：我们的许多行为符合马列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我们反复强调必须突出政治，天天搞政治运动。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原则概括为两条：普选制与低薪制，我们又做到了哪一条呢？类似的问题不能不想，又不敢多想。我曾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既然研究问题，就不要为得出的结论而苦恼。实际上这种苦恼伴随了我很长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在革命导师的鼓舞下，我又开始收听敌台。我认为崇高的理想会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一个人如果真诚地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伟大的事业，就会有充分的自信，对各种质疑和挑战不是畏惧而是欢迎，当然无须屏蔽其他声音。
读了几本马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马克思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深恶痛绝。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在革命导师的鼓舞下，我又开始收听敌台。我认为崇高的理想会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一个人如果真诚地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伟大的事业，就会有充分的自信，对各种质疑和挑战不是畏惧而是欢迎，当然无须屏蔽其他声音。
“文革”中运动一个接一个，连成了串，不久之后开始批林批孔。林彪倒台之初被称为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此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儒家的继承者，嘴里总是说着“克己复礼”之类的很深奥古朴的话。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中国的祸根原来就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时兴工农兵学哲学，人民日报解释说，什么是哲学呢？哲学就是明白学，学了哲学后一切就都明白了，我却越学越糊涂，后来一遇到这个东西就头痛。
奉命读书也不永远是枯燥无味，搞了一阵儒法斗争之后，忽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始批水浒，为了让大家认清投降派头子宋江，特意印了《水浒传》供人们批判。以前我只看过被腰斩的72 回本，这次竟可以看到全本的大毒草，真是喜出望外。至于宋江“屏晁盖于108 人之外”究竟是影射谁，大家虽然猜到几分，却又觉得实在太可怕，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还是埋头看书吧，机会难得。我们连的王爱民和我是中学同学，平时喜欢分析时政，他得蜀望陇地感慨说，什么时候主席批《金瓶梅》就好了。
爱民通过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的父亲能搞到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有了这个便利，我们读了《春雪》等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也读了一些苏联的小说，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人世间》等。
师云志和我是小时候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朋友，她的父亲在光明日报工作，“文革”中未受到太大冲击，云志用她父亲的购书证帮我买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不少朋友来借阅，孙英还认真地做过笔记，一套24 本，几乎翻烂了。
尽管内部书刊专供一定级别的干部阅读，但出版者对这些人的觉悟并不放心，在前言或注释中再三提醒读者注意批判作者的反动观点，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家也不放过，指责他在《回忆与思考》中散布了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单纯军事主义和唯武器论等观点。遭到最严厉批判的是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为了防止读者中毒，其中讲对华关系的一章干脆被删掉了。上世纪80 年代末期读到了全本之后，才知道当年看到的是回忆录的续集《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是历史中无法绕过去的人物，他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反思的第一人。他的一些同事不同意批评斯大林，理由是大家都是帮凶，这样做会否定自己。而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搬开了压在毛主席身上的大石头。“文革”中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揪出的那位最大的走资派是远远不够格的，和赫鲁晓夫不在一个量级上，另一位多少还有点影子，中国改革初期实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赫氏当年的主张。
《第三帝国的兴亡》也很受大家欢迎，书中的注释一再提醒读者这个是作者的造谣，那个是作者的污蔑，可叹的是现在这些所谓的污蔑造谣已经被一一证实，只有当年的那些抵赖仍然白纸黑字地躺在那里成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一些书的注释也很有意思，“文革”中出版过《各国概况》，其中对美国是这样介绍的：“社会风气糜烂，人们苦闷，彷徨，人心思变，这是美帝国主义腐烂到顶濒临崩溃的前兆。”“流氓猖獗，盗匪横行”、“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身心疲惫，吸毒成风”、“环境污染，民不安生。”“美帝国主义不仅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美国政府要对外发动战争，必将先攻击本国人民。他们已经在攻击美国人民了。”今天复习一遍，不用去美国也会有身临其境的体会。
当时除了正式出版的内部书刊，还有一些专供有关部门参考的书籍，印量很少。日本产经出的蒋介石秘录有几千万字，我看过其中一本，讲的是抗战胜利后中苏谈判的情况，知道了斯大林竟是如此的野蛮霸道，根本不把中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书中还谈到了国共重庆谈判的一些事情，原来当面喊万岁并非林彪的专利。当然也有区别，如果其他人喊过蒋介石万岁，“文革”中早就万碎了。
这些参考资料的目的是介绍情况，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那么多的胡言乱语。在记忆中，我最早看到的《各国概况》是新华社内部出版的，和公开发行的不是一个版本，它为读者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据书中介绍，法国的钢产量和中国差不多，但从业人数只有五万多，只相当于一个包钢。
印象最深的是介绍第四共产国际的一些书刊资料。我们从小坚信不疑的是：苏联的建立开辟了人类新纪元，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而托洛斯基指出俄式社会主义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种由官僚阶级实行的独裁统治仍然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对立，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会被人民推翻。当时读到这些观点后有一种如受雷击般的震撼。十几年前我在某读书网站介绍《郑超麟回忆录》时曾谈到当年的一些感受，几天后收到了第四国际的许多资料，过去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片面的。
历史如同一个女人的小脚，被各种包装缠裹、遮盖，从未轻易向世人展示其真实的模样。一旦揭开裹脚布，扑面而来的是令人掩鼻的恶臭。在任意编织一个神话就可以使亿万人神魂颠倒的年代，一直被奉若神明的主义思想被当作衡量一切的砝码，人们有时抱怨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却没有人想到这些经也应该在实践的天平上称一称自身的分量。
从1963 年开始偷看文件算起，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几十年来，我看到了也听到了太多的本不该知道的东西。它仿佛在黑暗中开了一扇天窗，使我得以窥见真实的世界。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一面之词是万万不可信的，它像“文革”中的大批判。只要另一方的声音被屏蔽，肯定不会有真相。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报纸上发表了双方的观点，罕见地表现出一种理直气壮的自信。
国际歌中有一句敏感词“让思想冲破牢笼”，偷窥正是对牢笼的反叛，在反叛中获得挣脱锁链的快感，这正是我从偷窥到翻墙的最大动力。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