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像在墙毛尸在堂，毛壳虽存毛魂犹飘，“伟大毛时代”总算过去了。毕竟，毛政已亡毛髓尽失，毛时代逻辑已大半否定，毛派叫嚣失去依据，中国已不可能重回毛时代。但毛时代“遗产”庞大，孵出二十世纪中国士林尴尬一代。如何评价他们的尴尬？如何掌握尺度？尤其对那些“学术界的傅作义”，近年争论渐起。
“四大不要脸”版本
“四大不要脸”，最早出处似为周作人给港友鲍耀明的信（1964-10-7）：
现在大学生中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不详，但第一就是他（郭沫若），第二个则是老舍。道聼途说，聊博一笑耳。
港媒首版“四大不要脸”——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
文革后期，香港新版“四大不要脸”——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杨荣国。盖因老舍文革投水，臧克家被“超越”。另一版本则以北大魏建功换下“广东那个教授”杨荣国。1979年，牟宗三先生（1909～1993）在台湾东海大学有关儒家使命演讲，提到大陆“四大不要脸”（郭冯周杨）。
从恶心程度，郭沫若“民愤最大”，段子最多。林语堂：“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细节出处
“四大不要脸”当然得有出处。进了四人帮“梁效”写作班子的周一良（1913～2001），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欣喜若狂——“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冯友兰（1895～1990）：“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更有献谀江青：“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上海复旦教授刘大杰（1904～1977），文革前得老毛眷宠召见，文革后期奉江青之命以“儒法斗争”为纲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列名老毛治丧委员会，悼毛诗：“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圣恩”；“余年岂敢忘遗训，没世犹难报厚恩。”
取媚当世，茍同流俗，得了毛帝一点垂露便没了骨头，硕彦鸿儒一个个沦落如斯，还不让说道说道？虽说，罪在毛氏、责在中共，但这一个个往前凑的“不要脸”，就没一点个人责任？
晚年追悔
失节文人既有被蒙蔽裹挟的一面，也有不甘寂寞，哗众邀幸的一面。就算被蒙蔽，也是定力不够、把持不住，想挤进去。
1984年，冯友兰公开承认：
……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四人帮倒台，“梁效”成员弃如秋扇——均遭审讯审查。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1907～1978）病重住院，立即从广州首长特级病房转入高干病房，再迁普通大病房。[v]1973年挤都挤不进去的“君宠”，1976年成了甩都甩不掉的“污点”。院士、北大教授魏建功（1901～1980）极度抑郁，“心情寂寥，偶读旧笺，辄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万万想不到，老了老了还当了回奴才。”
“临老失节”，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杨荣国等为沾包“梁效”痛悔不已，魏建功、杨荣国二先生郁郁而死。
怪谁呢？九九归一，还是自己不好，彼时缩一步忍一下不就“海阔天空”了？
士子底线
时穷节乃现，所谓“气节”，当然只能由人文知识分子顶扛，难道可以将他们“混同普通老百姓”？
赤难长夜，沧海横流，茍全性命于乱世，一时看不清红朝乱尘，喊了“万岁”，可无论如何“九·一三”后，红色泡沫尽破，普通民众都看清了明白了，学贯中西的文史长者总该有点起码“阶级觉悟”吧？至少，独善其身别往前凑，不开金口，少点炫学邀宠，钱锺书式“不太合作”，这点要求，不高吧？
当年有人劝刘大杰：“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刘回答：“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低一辈的复旦教授吴中杰（1936～ ）评刘大杰：“大杰先生不敢抗命，而且他本身又是个喜欢热闹之人。”
拭镜正冠
古为今镜，拭镜才能正冠。先贤立范，后人思齐。孔孟圣言，士林之则。郭沫若、冯友兰等诚为时代悲剧，但他们的腆颜谀行，至少有别于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顾准、林昭、张春元、刘文辉……有比较才有鉴别，折节媚时的“四大不要脸”映衬出赤难夜空那一粒粒熠熠流星。
如果曲学阿世尽归客观原因，“四大不要脸”滑过后人追讦，那么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等“一代脊梁”岂非成了戆愚“傻二”？时代越糟糕，越需要捍卫历史理性。难道时代越差，就越该统统趴下？为软骨邀宠者寻找“只能如此”的理由，以客观原因遮掩主观责任，合适吗？历史发展难道不是一路走高，而是要求逐阶向低？
不明前人之失，何以规正后人？不拭史镜，何以正冠？毕竟，总得告诉后代“做人要做哪一种人”。否则，〈离骚〉、〈正气歌〉、〈狱中上母书〉……还有什么掂手分斤？
结语
“最后审判”，犹如帝王死后议谥，制约时人重要手段。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大暴君”（方毅语），除了开朝之威，也有大批士林“下跪”之因。检讨赤难，难道不应撩揭一下士林下跪的原因？何况，赤难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