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汇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廖天琪:开篇语六四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们是谁?是许多六四的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台湾、香港、日本的政治家,西藏、南蒙古的人权活动人士,更有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学者等,参加网络会场有88人,在线同时观看总播放980次(明镜电视提供),笔者这一部分整理完稿时(凌晨2点),播放3276次,聚集了遍布全球五大洲的民运和知识界人士参与,可谓盛况空前。

为什么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凶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历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历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著。

二位主持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左),李恒青,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六四亲历者(右)。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社会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中国政府想消灭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一席之地。“人”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每个人仅仅对他的创造者负责,不应当俯首听命于上级,这也许就是宗教受到压制的原因 。有信仰的人,不愿做稳固国家权力的“螺丝钉”。一个个独立的人,和由他们组合成的1989的、以及今天的民运团体,这些就成了中国掌权者的恐惧之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合起来就是力量。我们不可停止抗议、呼吁和忏悔。我们是独立个体,我们团结,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我为每一个人感到喜悦。

我想跟大家一起祝祷: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指出了正义之路,
他为受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献出自己。
掌权之人嫌恶耶稣的大爱,他就必须死。
他的奉献为世界注入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指引了正义的道路。

我们相信,
未来属于那些
为一个没有剥削、饥饿和压迫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
这些人就活在当下,
只要有非正义,他们就争抗,
为了那些被剥夺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们。
阿门!

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

王丹主旨演讲:“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著名学生领袖王丹说: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天来回顾当年那场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对于那场运动与中国后来的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我愿意提供一点个人看法,当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来自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太超前,导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发生逆转,导致后来的中国走上倒退之路。对此,我是不能茍同的。

针对上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彼此联系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19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治对话,就是呼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能够制衡邓小平的独裁地位,那么,后来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我们知道,当时针对戒严的问题,即使是在党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高层领导人,包括七位上将等军方人士,一开始都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但当时的政治体制,仍旧是一人独裁的旧体制,邓小平杀人的决心一下,反对的声音立刻就被扑灭,连赵紫阳本人都失去了权力。1987年胡耀邦在没有经过党内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解职的历史教训没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规定了重大事情由邓小平一人拍板决定,这对民主发展和党内权力制衡是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作为幸存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厘清历史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当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历史记忆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正是向各位提出一个倡议,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

众所周知,在香港,支联会建立了一个“六四纪念馆”,曾经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民众参观;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纪念馆,甚至包括支联会本身,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气氛下,恐怕将无法继续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查封,全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公开展示历史记忆。

而我们更知道,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我想,今天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保存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忆的条件,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因此,我在此呼吁,从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从香港的支联会到台湾的民间团体,从各地的侨团到普通的民众,让我们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团结,最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来一起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在美国的成立。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让我们把“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口号,用这样的方式,化为现实。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著名学生领袖王丹。

王军涛: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推动下一波的转型浪潮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历者王军涛指出:今天的纪念六四,为了明天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他说道:我今天的发言想接著德国朋友的话说,其实我们今天悼念六四意义很大,因为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和中国政治上乃至人类政治民主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追问自己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悼念六四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在未来的结束共产党暴政的斗争中继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责任,绝不像有些人想的是为了争权夺利。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有三点心得,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说,没有时间展开。

第一、中国民主化运动和世界民主化运动一样,还是需要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启动,不管共产党多么严厉的控制,这个政治风潮一定会到来。

第二、在这场政治风潮中,能够起作用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这批六四、也不仅仅是一批我们平常道德上和知识上比较完美的力量,可能相反,很多有缺点的甚至长期和共产党合作的、在最后的关头被共产党抛弃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不能因为过去历史的一些旧怨纠缠在那里,影响转型的机遇和动员更多力量。有时我在思考,当极权品质非常严厉的时候,当有正常思维的人不敢投身到民主运动后,相反可能是一批有缺点的人,可能更果断的地投入到运动中。至于说以后当有选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被淘汰。但是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团结的是什么呢?

第三、为了推动这个转型,我们现在要在组织上以及各方面做好一些工作,不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让我们感到痛心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争斗,我们就放弃这个责任。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又不要放弃推动一场转型所必须的思想组织和人员的准备,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么多,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跟我联系。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历者王军涛。

魏京生:六四唤醒了人民,虽败犹荣!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言道:刚才王丹和军涛讲的很好,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的跟他们略有不同,我是想讲现在世界上流行著很多的胡说八道,很多不好的说法,比如说德国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被中文翻译成“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经常被那些为中共六四屠杀辩护的中外学者所引用。其实这个蹩脚翻译是错误的,联系上下文,人家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与合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例如:对六四屠杀来说就是一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合理的事件。记得在监狱中看学生们在广场的活动,看管我的老警察和我一起坐著说,“青年学生们太傻,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的。”这里说的就是对共产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替共产党辩护,说他们的行为合理。这句话的前提是学生们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他们不懂共产党的规律,所以一定会吃亏。为什么老警察都和我一个观点呢?他们是被挑选来管制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警察,一般情况下,立场绝对是站在共产党一方,但这次他们和我观点一致,是因为连他们也看出来,这场为了改变国家以至于每一个人命运的运动,是会增加每一个人幸福的运动,所以全民都站在了学生们的一边,不自觉的站在了反共的一边,包括被港澳媒体痛斥的所谓红二代。

这场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运动失败了,但也没有失败,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播下了对共产党的反感和仇恨,让大多数人认清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敌人,在为这之后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所以说虽败犹荣。这是89六四民主运动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最大的贡献。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

谢志伟:同舟共济,共同来推倒中共统治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表示: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引进了对台湾隔年、也就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就是在1990年3月学运开始从校园走入社会,从此紧紧伴随台湾几年后的民主化运动。后来我到了德国,我跟德国的民运人士有了接触,我在台湾的时候跟王丹还有吾尔开希就认识了。也就是说,我在2005年担任台湾驻德代表以来,在柏林跟大家一起为自由民主奋斗,吸收自由的空气,我们也确认台湾人不应该也不可以、也不能是只顾虑到自己的自由民主安危,台湾人必须和中国的民运人士,西藏图博人、维吾尔族、蒙古人并肩手牵手,在活动上集合,在舆论上结合,这中间又加入了香港人。今天我们悼念六四亡灵,这是我们提醒自己与世人,勿忘中共政权残暴的血红印记,是六四罹难者家属的痛,六四参与者的痛;是中国人的痛,也是台湾人的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难以原谅中共政权残暴袭击心里的痛。我这里要提一个字,这个英文字是大家很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它叫做smartphone,或者一个城市它叫做智慧城市,smart这个字在德文里面是还留在那里的,可是这个字呢叫做Schmerz,他是痛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里面的smart在德文里面的Schmerz痛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爱尔兰有著一个流传的话语,比如说 when my back began to smart, ‘Twas like a penknife in my heart,那边的smart是痛的意思,不是我被变得聪明一点,是我的“被痛”了,而被痛了以后痛彻心扉,在我们的心脏里面感受得到,那么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如果痛苦和智慧是同一个来源,他跟另外一个英文字sharp—“犀利”同一个来源,也就是说智慧、痛苦跟犀利,这边的犀利的是割舍的意思,那么痛苦跟智慧还有犀利,它是同一个来源,也就是不只是中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意思而已,它更是一种痛苦割舍后的智慧跟礼物,那么割舍就是要麻利,所以smart 跟sharp还有schmerz,我刚说它某种程度形容了当年64天安门罹难者家属、以及后来留在国内或在国外的人的心境。我们今天五湖四海,在网络上相聚,悼念六四,在座各位很多从二十郎当到中年,当年的中年,进入老年,我们相聚是化痛苦转为智慧,割舍枝枝节节,我作为台湾人,作为中华文化跟现代进步的承接者,我跟诸位朋友心灵相通,行动相连。六四屠杀的不幸,跨省30年,30多年之后,我们共同对抗中共政权的荣幸,以慰六四在天之灵,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赢一半了,我们先赢一半再持之以恒,那么中共这种政权有一天就会烟消雾散。

我用一个英文的单词作为结束语,就是company,原意是公司,其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公司,这个com是跟朋友一起,pany是面包的意思,所以company本来是结伴同行,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后一块面包跟你分享,你的痛苦也跟我分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用这个smart、这个智慧、痛苦以及同舟共济,我作为台湾人,作为驻德的代表,我在这个地方祝各位平安如意健康,我们一定要活得比中国共产党政权还要长!我们要活得比它健康,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对抗它,推倒它,然后整个中华民族或者在亚洲,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我相信有一天会实现!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

Kolas Yotata:六四是永恒的不死精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的演讲是:每一年的六四前后,在台湾的媒体、社区网络上都会有人分享坦克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我真的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人都要知道,这张图告诉我们的是30年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强烈的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我们作为一个人,依然不会放弃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是各位用纯洁高贵的勇气,要求中国政府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而且当年的学生并不觉得民主自由只是口号,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理想,并走上了这条道路。20世纪末的天安门运动本身就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我认为各位一定想过我所想过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貌?今天的香港又会是什么样的香港?而今天的世界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呢?现在全世界看中国几乎一边倒:预期中国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我们如果今天还愿意来这里开这个会,就是因为我们还心存期待: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依然有不灭的动能,民主运动的动力显然到目前为止不会来自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而是会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台湾是敬仰民主自由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断地受到中共的干预和骚扰,比如国际活动、外交关系、军事威胁,甚至连最近防疫要采购疫苗,人命关天,我们在国内忙得团团转,对外却还要应付来自于中国的干预。我可以说,台湾恐怕是比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中国赶快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我们期待彼此可以成为好邻居,彼此可以真正公平对待对方。今年非常遗憾,香港朋友不能跟往年一样点起烛光,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也可以带给香港朋友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信仰相同,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以及台湾人民,我们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信仰者。我个人尤其要对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及其家人表示关切,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是勇敢的人。另外我也期待维吾尔族人民、吐蕃人民早日走上民主平等的道路。六四精神不死!

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

胡平:莫泄气,希望是最大的力量!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说:

由于疫情,我们的纪念会议改在网上进行,但也因此我有机会见到更多的朋友。这里,我尤其要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玛丽(Marie Holzman)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十多年来对中国民主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

今天是“六四”32周年, 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纪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

王定宇:人民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终究会倒下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以及后来中共的屠杀及镇压,叫做“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不仅是一件历史事件,它也是一件持续产生影响力却又面对更大压迫的事件。当年六四,中共呈现了强大的压制力量、忘记力量。他们掩盖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谈论、所有的嘴巴、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被遮掩,不准听、不准谈,忘记89六四、忘记天安门事件,这是独裁者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恐惧。可是我们看看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1989年到2021年,追求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是民主、自由或人权,一直徘徊在独裁者眼前。我们看看香港从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管是10年制的普选,一直到“雨伞运动”,“返送中”,一波又一波,他们所面对的跟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面对的是一样的政权、一样的独裁,而香港的民运人士现在也面对当年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压迫,一样的迫害。看看吐蕃人,看看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有时候他们只求自由自在的活著,都不可能。而这个独裁者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更怕的是人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勇于对抗,所以独裁者必须删掉历史,必须遮住人们的眼睛,捂住人们的嘴巴,必须把看懂的人关起来。虽然89“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是面对独裁者的压迫,被压迫的人民始终在那里。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看看隔壁的邻居,不管是香港、维吾尔族、吐蕃人,或者是其他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我们一方面庆幸已走过白色恐怖的威迫,成为自由民主的台湾,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舍得看到周边邻居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能尽最大的努力来给予协助。香港人加油!吐蕃人加油!维吾尔族人加油!所有被压迫的人加油!独裁者最畏惧的就是真相的揭露,人民的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有一天他会倒下的。

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

来源:欧洲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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