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2)
俄国各界的反思(32)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曾担任过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史研究所所长，上将军衔，后因持民主派观点，“给苏联历史抹黑”而被撤职。他于1996年出版了《七领袖》一书。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对苏联的历史作了一个总体的评价。他说，20世纪70多年的时间里，苏维埃俄国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它得以成为超级军事强国。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工业、军事和科学潜力，但并未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这个强国第一个冲破宇宙，但却没能使国内破坏人权的状况有所好转。人民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开始建设“伟大的共产主义”，但却没有获得任何自由和繁荣。俄国在沙皇统治中经历了几百年，在1917年转向了新形式的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至上。苏联存在了七十多年，有七位领袖管理国家，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七位领袖中的任何一位从来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管理国家”的。从现在的意义上说，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不合法的，非法的。经常是经过残酷的、但看不见的上层斗争之后，权力直接地在狭窄的职业革命家的小圈子里完成移交。最高权力永远掌握在于1917年十月国家政变后篡夺了权力的一个党的领袖手里。那些没有合法权力的人长年统治着人民，所有这些人毫无例外地把人民希望的、经常是许诺给人民的好处转移到不确定的未来。
所有七位领袖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斯大林以下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每个人掌握了一整套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僵死教条，诸如CP的领导作用，阶级观点优先，国有制和列宁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大于法，共产国际式思维等等。所有领袖都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认为道德是次要的。由此，群众、阶级和集体绝对高于具体的个人。这些死板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决定了苏联领袖思维的教条主义，只有最后一位领袖是例外。对于领袖(同样对于人民)来说，马列主义实际上首先是需要相信并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宗教。
所有七位领袖都来自外省。任何一个领袖都没有“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虽然所有人都承认并且不停地宣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迅速形成的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在“领导”。领袖全都远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超级“职业党官僚”。所有领袖的知识、教育和文化水平(只有最后一位领袖例外)都很低。即使列宁这个智商很高的人也只具有单维的超强的政治文化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变得乏味。他远离俄罗斯文化，远离俄罗斯文化的杰出思想家所取得的成就。
所有七位领袖都了解自己所统治的国家。但每个人的了解方式不同，因而也决定了他们治国的成就和失误。比如列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是根据书本、报纸和党来了解俄国的。由此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特别是他相信可以立即并直接地“建立共产主义”。还有他对农民的敌视态度，他相信只有消灭了教会等社会团体才能使社会“苏维埃化”等等。列宁丝毫不怜惜地拿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做试验，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制制度体系。他的主要失误是指望并相信原则上能在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是，他希望改革并保存共产主义体系，但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每个领袖都按自己的方法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和人民。但所有人的思维都是对抗性的、阶级性的。共产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处在斗争中: 同内外敌人斗争，同大自然斗争，同其他的体系和意识形态斗争。领袖和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好像都在一个战壕里，即永远的不妥协及同所有人作斗争。这导致列宁创造的体制走向保守，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僵化，从而最终使伟大的人民失去了在社会领域发生文明演进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是七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第一个迫使有思想的人们深思这些命运攸关的大问题的人。
在苏联的权力历史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趋势被明显地忽视了: 第一，从列宁到契尔年科都是布尔什维克正统派，超级保守派，他们进行的即使最小程度的“改造”也没有触及产生于1917年十月政变后的体制的基础和原则；第二，在第三和第七个领袖的活动中得以表现和反映出来的改良主义趋势。如果说赫鲁晓夫改革基本上具有“净化的”、否定个人崇拜(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20世纪(苏联体制)大翻修的始作俑者。七位领袖都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正是由于他们有太多的垄断权力而不受监督，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腐败。
沃氏在上文中指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施政要领。下面论述一下苏联政治体制的障碍问题，这个问题是制约苏联高层领导人施政方针的关键之处。
苏联学者A.米格兰尼扬在其《政治体制的障碍机制及其克服途径》一文中首先指出，苏联政治体制运行上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对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形成问题未能予以足够注意所造成的”。米氏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是从消极方面研究的。而十月革命前列宁则沿袭了马恩的观点。这就造成了在苏联，政治权力的组织问题一一国家机构的形式、各种权力部门的相互作用一一只能得到最一般形式的泛泛探讨。
米氏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写道: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权力的组织问题注意得不够，是由下述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他们观察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最小的国家”。他们预言，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自由人和同国家相分离且可能靠监督“最小的国家”的市民社会，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样的信念，即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发生变革、消灭私有制和各对抗阶级之后，国家会立即消亡。他们认为，由自由人构成核心的、法制化的市民社会逐步取代国家。会发生政治领域一一国家活动领域一一愈见缩小，而同时市民社会领域逐渐扩大的现象，直至国家彻底消亡并建立起非政治的、法制化的市民社会和全面的自治制度。
十月革命前，还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时期，列宁曾持类似立场。然而，革命未发生在英国、美国或者荷兰，却发生在俄国。由于既没有自由的个人也没有同国家相分离的法制化的市民社会，当然就谈不上会毫不延宕地取消国家。在不存在自由人和市民社会的条件下，国家是唯一有能力实现革命所既定的社会经济改造目标的力量。
于是，早在我国政治体制建立的初期，就出现了国家同公民社会之间的功能倒错。在某个阶段，国家既吞噬了个人也吞噬了公民社会，居高临下地全面控制着社会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领域。
米氏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的障碍机制，都是民主及国家机关的范围、政治家、官僚阶层三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后者的结果”。所以，米氏想在文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在制度上产生障碍机制(即沉淀出不受监督、势力强大、控制一切的官僚层)的某些关键问题”。他特别点明，他谨以此文响应苏共中央(1988年)二月全会的号召: 必须“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就完善政治体制制定出范围广泛的建议”。并且试图弄清楚，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官僚化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么回事。
米氏在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仅仅几年，列宁曾注意到在某一政权机关的机构和政治家之间已形成不正常的相互关系后写道:
在新的国家机器建立的初始阶段，在我国政治体制中我们确实有过官僚和政治家(即那些通过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占据国家高级职务以贯彻执政党决定的权力的人)。……报刊曾经有可能把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事件直接通报给群众。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政治家同官僚制度的效果不等的斗争，对反对上下沟通的秘密渠道，反对任人唯亲、依附关系，反对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问题通过重大决策的过程避开公众影响和监督创造出前提。然而，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开始，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由于某种原因，理论和社会科学中失去了活跃的讨论和创造性思维的气氛，权威的评价和说法成了不容怀疑只能阐释的真理”，对于政治体制的发展最为悲惨的是，“出现了某种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绝对化的现象。不但如此，这种观念实质上被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并奉若容不得科学分析的教条”。有必要指出，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或偶然发生的。它是我国政治体制中非常严重的制度改变的结果。
米氏接着指出苏维埃是怎样变成了“橡皮图章”，这在前文已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有关苏联官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在下文论及。
米氏的文章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直言不讳和尖刻之处，这在1987、1988年的苏联还显得有点另类。但正是这样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社会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激发了苏联人民希望进一步深化和彻底实现这一方针的愿景。虽然许多观点是有争议的，但它肯定会唤醒开拓人们的思维，促使人们去重新观察、思考、探索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苏联的改革首先需要公开化、开放性，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者造出改革的舆论氛围，改革事业是很难向前迈进的。
俄罗斯右翼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全盘否定的又一个理由是:
2) 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具有无效性和不适应性
曾经担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并一度出任代总理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盖达尔在《失败与胜利的日子》一书中称苏联是“官僚社会主义”。所谓官僚社会主义就是说，官僚作为一个新阶级产生并高居于社会之上。官僚之所以那么强大，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财产，而国家化了的官僚财产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缺乏对劳动、革新的刺激等构成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上的对抗性矛盾。
盖达尔认为，苏联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无度掠夺农业经济资源，最残酷地剥夺被赶入集体农庄并被束缚起来的农民，以此保证国家获得巨额投资并在短期内建立起工业结构。结果，一旦农业部门的巨大资源消失，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危机就来临了。这在六十年代初最为明显，当时农业人口的比重下降了50%。农业生产的严重危机迫使国家增加向农业的投资，长期的农业问题促使国家首次向国外大量购买粮食，从而使国家依赖于粮食进口。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极为惨痛的附加后果: 经济生活的官僚化，结构僵化，缺乏向最活跃的经济环节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的企业和整个部门的继续存在甚至发展实际上同其工作的效果没有任何联系。本质上，这些企业和部门就像一辆打空转的汽车，光见轮子转，却不见前进。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弊病越来越明显: 不具备经常产生和选择有效革新成果的机制，缺乏对有价值的劳动、提高产品质量和推进科技进步的真正刺激。主要资源被集中到国防部门，只有在这一领域才存在着同潜在敌人的实际竞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其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来看，就像比赛中使用兴奋剂一样: 在某一时期强行提高增长速度，但代价是破坏了有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
社会主义积累由于苏联农村一蹶不振、丧失了资源而出现危机，却在某个时期从西伯利亚异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得到补偿。正是因此又形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幸福安康和稳定的幻想，因此又有可能拖延解决根本改组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愈加明显的是，这个氧气袋也消耗殆尽。石油开采能力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燃料动力部门在投资结构中的份额不断增长，但并没有明显地促进这一部门的发展。农村残破不堪的社会结构，其投入的资金就像泥沙那样流失，其效益很低，许多方面近乎于零。首先靠进口食品来保证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最低的粮食供应。机器制造业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最先进水平。运输业固定基金的损耗加剧。石油化学工业、化学工业远远落后于世界现代化的水平，冶金工业技术也非常落后。
盖达尔认为，不引入市场机制，就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 不进行深刻的市场改革，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并迟早必然达到其尖锐的地步。改革的最低目标是以最小的损失来摆脱社会主义的试验，引导政权向渐进的市场取向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方向发展。
苏联的农业不过关，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苏联的耕地面积世界数一数二，人口不到当时世界人口的5%，为什么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呢？难道苏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下功夫吗？非也！这里让我们回顾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20年里，苏共和苏联政府就农业问题作出的决议吧:
1953年
9月3一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9月21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畜牧业和降低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所饲养的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额》的决议。
9月29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1953一1955年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措施》的决定。
1954年
2月23一3月2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粮食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决议。
8月13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粮食生产》的决议。
12月25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继续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决议。
1955年
1月25一3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
3月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
1956年
1月30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表《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决议。
1957年
7月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取消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私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1958年
2月25一2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提纲，并就这个报告通过了决议。
4月18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定。
6月17一18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收购价格和收购条件》的报告。
6月30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及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和关于农产品收购工作新情况、价格等问题》的决议。
12月15一1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的结果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生产的任务》的报告。
1959年
12月22一2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全会就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今后保证每年至少增产1600一1800万吨粮食。
1960年(无)
1961年
1月10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的经济和财务状况的措施》的决定。
1月10一18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1960年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在农畜产品生产和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方面的社会主义保证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
2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和改进国家采购农品产的组织工作》的决议。
1962年
3月5一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在改进对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对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还通过了告全体劳动者书。
3月2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农业管理》的决议。
4月18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农艺师、畜牧师和其他农业专家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的作用》的决议。
4月2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根据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议成立了农业委员会。
大家看，从1953年到1962年，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政府)除了1960年，9年之中就发展农业颁布了18个决议文件，不能说不关心苏联人民的吃饭问题吧。还要指出，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再也未出现过饿死人的现象，这都是积极的一面。但问题在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始终解决不了群众吃饱吃好的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