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3)
俄国各界的反思(33)
接着上文看苏联高层关于农业问题的决策:
1963年
12月9一1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加速发展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的报告，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加上国民经济化学化”。全会就此通过了相应决议。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竭力为农业困难、大量向国外购买粮食辩解，他说: “如果我们采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人民提供面包的办法，那么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出口粮食。他们采用的办法是: 当他们出口粮食的时候，这个国家某些地区的人民却因为饥饿而浮肿，有的甚至饿死”。
1964年
2月10一1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生产集约化问题。农业部部长沃洛夫钦科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
3月20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计划工作实践中粗暴破坏和不正常现象的事实》的决议。
1965年
3月24一2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他指出，1959年后苏联农业“实质上是在原地踏步”。
4月10一19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议，先后通过了14项决议和法令，规定从5月1日起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还规定集体农庄在自己的纯收入中扣除15%的利润以后，再按12%的税率交纳所得税；责成银行免除集体农庄20.1亿卢布的债务及农庄为购买机器欠下的1.2亿卢布的债务；从1965年起，国家每年拨出款项以补助集体农庄庄员的养老金。
1966年
1月5日，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今后将由银行对集体农庄直接贷款，并从1966年起开始在全国实行广泛试验。
2月20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农业、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的决议。
5月1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建议集体农庄从1966年7月1日起实行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现金和实物)。
5月25一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土壤改良工作是我国建立稳定的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的报告，说“土壤改良是现在极其重要的事情”。
1967年
4月13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
1968年
10月30一3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历届中央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1969年
2月6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吸收妇女参加农业专业技术劳动》的决定，要求广泛吸收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担任拖拉机手等工作。
6月15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证1969年农产品收获和收购的措施》的决议，决定用给粮食、高工资和奖金的办法紧急动员城市车辆和居民下乡每天两班抢收抢运。
1970年
7月2一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在农业方面当前的任务》的报告。
1971年
4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工业基础上发展畜产品生产和进一步扩大蛋类和禽肉生产的措施》的决定。
1972年
2月13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颁布《关于提高甜菜收购价格》的决定，规定从1972年起，“超计划向国家出售的甜菜，按收购价格增加50%”。
6月30日又通过《关于1972一1975年进一步增产甜菜和发展制糖业措施》的决议。
1973年
12月2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进一步发展经济核算制的措施》的决议。
从1963年到1973年的11年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又发布了14个决议文件。这样一算，从1953年到1973年21个年头，苏联最高权力机构总共发了32个红头文件用以指导农业发展。但苏联的农业问题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强国，宇宙飞船能上天，核子潜艇能下海，但最简单的农业生产却一直上不去，岂不怪哉！？苏联的社会体制貌似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其实在许多方面很无能。一个连马铃薯、甜菜生产都要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号施令的社会，谈何活力？有谁听说过美国国会通过什么关于大力生产玉米、大豆的决议？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哪一个是执政党和政府用行政命令促成的？我就不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脱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就不会种地了。要知道俄国在沙皇统治下一直是欧洲的粮食出口大国。怎么布尔什维克一上台就开始闹饥荒，在1921、1932、1946年期间发生三次大饥荒，饿死的农民上千万。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对列宁、斯大林这二位他的学说杰出的践行者不知有何评判。
吊诡的是大量饿死人的事总是发生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国度。上世纪五十年一个东方赤色大国的领袖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号召，结果呢，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了。七十年代红色高棉掌权后，把全国人民都赶到农村进行生产劳动，导致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九十年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因缺粮死去上百万人，而这是一个高唱经济发展“千里马精神”的国度。
看到《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我觉得庆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不会用这种方式发展农业生产。
继续了解俄罗斯右翼为什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具有无效性和不适应性。
本世纪初，在“右翼力量联盟”中颇为活跃的两位经济学家伊.斯塔罗杜布洛夫斯卡娅和弗.迈在《大革命》一书中认为，苏联这种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二战后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性。他们援引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奥.拉齐斯的话说: “20世纪初在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招牌下，完成的是现代化的任务，是探索适合于俄国条件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并建设工业文明的道路的任务。这个任务由所有可能方案中最坏的一个方案来完成了，虽然最残酷，代价最大，但却完成了。当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当下一步的文明任务即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任务来临的时候制度就崩溃了，因为这个制度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认为，从六十年代起，苏联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去适应经济发展不断变化了的要求。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但这一趋势本身还不足以证明制度已经失去效力，因为所有国家的后工业发展实际上都伴随着增长速度的下降。更为本质的表现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
苏联体制在原则上不能保证提供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为消费者提供广泛选择的条件，而这正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特征。本质上说，在否定竞争和个性自由被集中控制起来的社会中，人们的需求也被统一起来了。此外，苏联体制特有的战略是增大生产潜力，牺牲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导致个人收入的减少。即使这样，消费者的选择也受到许多附加条件的限制。如由于加速工业化时期造成的比例失调，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农业经济的极端落后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的食品消费，因而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再如商品短缺，因而进口大量消费品。
不能适应后现代化的召唤除了受到消费者选择的限制外，还有一个是苏联工业模式的潜力及其适应变化了的目标和再生产的资源条件的能力消失了。硬性的预算限制导致对投资资源的无限需求。实际上这是一种投资消耗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增长的方式。因此，苏联形成的工业体制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吸收原始资源的多寡，同时也使投资部门极度膨胀。传统部门继续占据优势，从而损害了代表先进科技进步方向的部门，如计算机、通讯工具等部门的发展。国防工业继续在经济中占据中心位置。投资和消费经济部门技术操作过程落后，合理使用资源、保障资源供应的一系列尝试没有收到成效，所生产的产品没有竞争能力，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是由苏联体制低下的创新潜力决定的。虽然有许多加速把科技进步的成就转化为生产的决定，但苏联经济体系却不能贯彻这些决定。而且原则上有新内容的科技决定通常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对民用产品的影响很小。国家靠进口先进设备等来适应科技进步。因此，国家既不能与国际劳动分工有机地协调起来，也不能保证真正地独立于世界市场。
CP的政治统治、集中计划的体制、对劳动多方面的经济外强制、经济孤立政策、对大量信息毫无根据的保密等，导致现有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条件。同时，适应后现代要求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有限。实际上，苏联社会面临选择: 或者试图保存强硬的经济集中化，在这种经济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以保持供需平衡，保持行政压制以保证不断的发展；或者转向非集中的刺激，这种刺激将能促进达到集中制定的目标，保证宏观水平上体制的运行平衡。但这两种适应方式均被证明是无效的，不能为体制适应后现代过程提供保证。
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集中表现是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并最后导致衰退性经济危机。前面我曾介绍过绝对短缺性经济危机，这里再给大家介绍相对短缺性经济危机。
在苏联经济模式下，不仅存在着就本国范围看的绝对短缺性经济危机，而且存在着横向比较的相对短缺性经济危机。
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再生产循环差异，就会发现社会再生产存在着三级循环圈。
在农业社会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属于以吃穿和一般生活用品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第一级再生产循环。世界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住房和汽车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第二级再生产循环。这时，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第一级循环的产值增长速度放慢，第二级循环的产值飞速增长，逐步形成以钢铁、汽车和建筑业为主的新的支柱产业。依靠这三大支柱产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了几十年。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和发展，社会经济又形成了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第三级再生产循环。在这场信息革命中，美国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高度重视现代高科技的研究，特别是加速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计算机等信息产品生产的飞速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国际互联网的形成与扩展。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第三级再生产循环逐渐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新的重要增长点。
社会再生产循环级次的升转，表明科技、生产、消费水平和社会生活的划时代的变化和提高。而在这方面，苏联经济模式显得毫无活力。这使苏联人的消费对象和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低级阶段。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经济基本处于以吃穿用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第一级再生产循环，第二级循环刚刚开始，规模不大。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吃穿，这方面的支出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苏联职工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用于食品的费用约占30一35%，而发达国家一般只占10一15%。苏联住宅建筑和小汽车生产虽有一定发展，但是人均住宅面积和小汽车拥有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为15平方米，而发达国家达到30平方米；苏联每百户家庭只有14辆小汽车，而发达国家为60一80辆。1990年，苏联小汽车的产量为126万辆，而美国为605万辆，日本为995万辆；苏联工业产值为美国的60%，而小汽车产量仅为美国的20%。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信息产品和服务方面苏联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个人电脑、远距离通讯等极其落后。与信息化相关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如彩电、音响、录像机、摄像机等等，苏联也极其落后，除彩电以外其他几种都不能生产。随着东西方关系解冻，经济开放，与西方的巨大反差一下子暴露无遗。商品短缺、技术落后和生活差距引发苏联社会发生信仰失落的狂澜，短缺性经济危机导致爆炸性信仰危机。
苏联这种短缺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让我们看看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的《官僚主义的报复》一文中的部分论述:
……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潜力正是在于使指针向消费方向移动，而不在于大幅度提高增长的速度。
可是官方的科学却把人们的思路引向速度。加速被理解为急剧地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 说是在停滞时期，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降到了3%以下，这太少了，现在我们应当克服一切困难，提高增长率，这样我们就能够生活得更富裕些。学者们说，只要使国民收入再多增加一个百分点，似乎我国这只大口袋里就可以多出几十个亿用于个人消费。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先算出一年的收入，然后再把它分成两份——这一份吃掉，而另一份拿去盖工厂、住宅、文化宫，总之，积累起来。货币只不过是实物财富的象征性反映，如果价值的增加反映的是机床、联合收割机、火箭，那么这些物品是不能拿去供个人消费的。
这样做是不行的。几十年来，消费品在产品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我们只举工业为例。1928年，总产量的60.5%是消费品(第二部类)。1940年，这个比重就降低到39%。好吧，就算是那是卫国战争来临前的一年，当时要解决生死存亡的问题，顾不得锦上添花。可是事态在进一步发展: 1980年，第二部类的比重下降到26.2%，这又该怎样解释呢？1981一1985年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3.7%。其中第一部类(重工业)增长3.6%，第二部类增长3.9%。1986年，总增长速度提高到4.9%，其中第一部类增长5.3%，第二部类增长3.9%。可以看出，所有的加速发展都是靠生产资料的生产取得的，而消费品生产的速度毫无增长。
结果是第二部类在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缩小，从1980年的26.2%下降到1986年的24.7%。如果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则1986年工业应当比实际产量多生产出126亿卢布的消费品。如果按战前的标准(1940年)计算，则由于第二部类比重下降而造成的消费品减少额将近1200亿卢布，按人口平均约为425卢布。
指针向生产资料方向(向第一部类)的巨大偏移(简直是结构性的偏移)使我们陷入了反常的境地: 发展速度的加快、国民收入较为迅速的增长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极小。经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经济自身而工作。按照经济的现有结构，它确定不移地重复着在完全不适应于和平时期的社会生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是按恶劣的越来越糟糕的方式重复着: 在每一个新周期中，消费品生产的比重都低于前一个周期。
看了以上文字，大家就会明白这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发出这样的诘问: “我国用几代人的劳动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就实力而论居世界第二位，退一步说也是第三位。而结果呢？这个经济甚至在将来，在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也不足以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这是为什么呢？
苏联经济之所以一直偏重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这是与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和斯大林在经济上念兹在兹的就是国家工业化。而苏联的国家工业化是一个被布尔什维克党人赋予了特殊含义的概念，它指的是: 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并由于自己的经济增长而能够成为使各国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广大民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从这种概念出发，布尔什维克在经济发展上当然要以钢为纲，大力发展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重工业，致于轻工业和农业，则只好为此让路，作出牺牲，那怕这是以亿万人民的福祉为代价。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苏联国家工业化的特点。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