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因为受了批林批孔的影响太深，还是受了鲁迅作品的感染太大，我对孔孟之道素无好感，尤其是对孔道几乎嫉恶如仇。因为孟子还有“民为重，君为轻”的仁爱观念。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简直就是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然而，面对今日中国道德的堤坝被滚滚的财富洪流冲击得落花流水之后，我又认识到孔孟之道也有不该抛去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人信奉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
孔子（前551～前479）道德观核心就是是礼和仁。 颜渊问他关于仁的问题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12）。 孔子提倡 克制自己，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 那就是仁德了。在义和利的选择中，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故而孔子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4 ）。 这些话说得多好呀，可惜这些宝贵的观念今天在中华大地已经烟消云散，一切都被利益驱使着。为了利，可以监守自盗；为了利，可以弄虚作假；为了利，可以坑蒙拐骗。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晚于孔子100余年，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仁政等进步思想。如果说孔子注重于仁，孟子则强调于义。孟子对“义”十分重视，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义比生命还要重要。孟子提倡：“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今天，在金钱的驱使和压力下，在法律的糜烂和残缺下，人们失去了恻隐之心，撞了人的司机开车就跑，路旁的行人则熟视无睹。一个无情无义的社会夺走了一个小女孩天真的生命。
中国从古以来，不大信神鬼，至于封神演义，八仙过海，西游记和聊斋，不过是演义和小说，属于文化娱乐，谈不上信仰。中国没有一个信徒众多，旷日持久的宗教，因此，孔孟的仁义思想成为了中国道德伦理的纲领和指南，成为上上下下千家万户的行动准则。忠孝节义，仁礼智信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君臣父子和孝悌使得百姓重亲情，重家庭，重宗室，重传统。“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有了和谐亲善的色彩。遗憾的是，我们把儒学中的一块熠熠发光的传世之宝给扔掉了。这个社会变得如此麻木不仁，不讲信义，成了一个万物无主各自争斗的浑沌世界，一个完全失去控制的Chaos。
孔孟道德观念为什么能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哪？ 第一这些年虽然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封建皇朝的社会体制变化不大，统治者把儒学当成御用的武器，百姓把儒学当成做人的标准。第二生产力相对低下，大部分国人成年累月地在田间操作，没有文化学习的机会，人们被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什么变革的希望，只愿做守法公民，缴纳赋税，过个安份守己的太平日子。第三，家族和家庭的纽带牢固有力，让孔孟之道通过家庭这个环节传播实施。长辈们不希望出个晚辈，不忠不孝，为非作歹，给老祖宗抹黑。第四则是教育的作用， 至少有一部分读书人在不断地学习，研讨孔孟之道，使之不断地被发挥引申。第五，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受到外来思想或学说的冲击。在孔孟之道的熏陶感染下，老百姓爱憎分明，对仁人义士敬仰爱慕，如刘备之仁， 刘关张之义，杨角哀和左伯涛，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友谊。老百姓喜欢杨家将和岳家军的忠良报国的故事，把他们树为榜样。对陷害忠良的秦桧，潘仁美都恨得咬牙切齿。 总之，2000多年来，孔孟之道经久不衰，成了支持中国道德风尚的顶梁柱。他的历史功勋是不容抹杀的。
那么，孔孟的道德观念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就烟消云散了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满清灭亡的时候起，孔孟之道就开始凋谢了。因为孔孟道德观产生于封建帝制的社会，它也适用于封建帝制的社会， 辛亥革命的一大功劳就是摧毁了帝制，从而使孔孟之道失去了赖以 存在的土壤， 开始步入了衰落期，这第一次冲击应当说不那么明显。孔孟之道受到的第二次冲击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学生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展开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然而也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要推翻2000多年的旧礼教、旧道统，
这次冲击明显有力，但是由于没有被当局全部采纳，孔孟之道在民国时期还是继续发挥着维护中国社会谐调的历史作用。五四运动让中国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砸烂孔家店，另一个就是从苏俄引进了共产主义的学说， 这一学说成了摧毁孔孟之道最后防线的洪水猛兽，引发了今日传统道德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立即提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在教育体系上完全普及了新学，使得传播孔教的私塾失去用武之地。在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强调共产主义观念，大公无私，克己奉公， 提倡爱国，爱党，热爱领袖。没人再用孔孟的道德观来律己育人。毛泽东强调的是革命思想，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到了60年代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把中国旧日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当成了四旧，包括颐和园里的小佛爷，当然也包括了掌管中国道德风尚的孔孟之道，他反对的不光是仁义道德，他要推翻的是整个儒学，利用了历史学者杨荣国先生把孔丘全面地彻底地声讨。最后，把孔子和林彪副主席捆在一块儿批判，尽管孔、林从未结成过死党。让孔子在中国永无落脚之地。应当说，文革时，孔孟之道基本上已全面从政治上被摧毁。因为毛主张先破后立，他又没有提出新的能让人接受的道德观念，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从文革时开始败坏。从仁爱孝娣变成了父子反目，夫妻相残， 徒弟打师傅，学生斗老师，栽赃陷害，人人畏惧，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存储于人们头脑中的道德观念不能像计算机的硬盘一样可以随意删除，文革中和文革后，这种道德的惯性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使各级领导都被打倒，药铺里卖的还是真药，饭馆里用的还是新花生油，猪肉里没有瘦肉精，牛奶里没有三聚氰胺。你大可以放心地去喝3分钱一碗的豆浆，去吃 8分钱一个的油饼。孔孟之道在被革职查看后还在履行着它的职责。此外，当时生产力低下，财富几乎没有积累。一个月开的工资90% 都得吃进肚里，张三、李四、王五，甚至教授、干部都过着同等的生活。最高最低工资的差别不过10倍左右，这些经济条件使得人们没啥奢望，都满足于有吃有喝的最低标准。就是有那么几个精明人想贪污，也找不到太多的机会。因而毛泽东对孔孟之道的巨大冲击一时 在社会上还没有明显的结果。
到了文革的后期，道德的失落开始初露头角，领导干部内部开始了不正之风。那时中学毕业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另一条出路就是当兵，将来可以入党提干，会有青云直上的机会。于是被解放的那些革命干部们开始利用老关系或手中的权力，把子女送到部队，免受农村和兵团的劳苦。1970年，毛泽东提出大学要办，可以推选一批工农兵学员，为老干部们又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比当兵入伍还要风光。于是司令的儿子、参谋长的女儿来不及脱下军装，就来到了学校。利用特权， 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开始走上了不正当的门路。然而，毕竟只这只是个孩子成长的出路，离发大财还远着哪。老百姓也没把他当回事，让走后门成了明目张胆，正大光明的动作。 在这些党的干部身上，仁义道德已经率先失去，上梁开始不正。
到了80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土地、资源、材料甚至军火都能带来滚滚的金钱，一双双失去道德底线的眼睛一下子被金钱吸引，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让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像国军的接收大员一样，把国家的财产大大方方地装进他们私人的腰包，他们用双手贪婪地扒着，像吸血鬼一样大口大口地吸进应当属于人民的血汗。万元户，百万元户，亿万元户，他们的财富来的好快，轻而易举地当了大款和富翁。 他们的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堕落。标榜着自己是无产阶级，其实他们是一群连资产阶级都不如的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如果要探求传统道德崩溃得源泉，就是这群披着马克思外衣的窃国大盗。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德的堕落负有全部责任。
这些依靠特权和歪门邪道的一夜暴富的新贵， 骄奢淫逸，贪图享受，随着他们的需求，洗浴中心、娱乐城、酒店如春笋兴起。消灭了多年的娼妓、毒品和赌博死灰复燃，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在这些新富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察觉到财富比道德更重要。有了钱，你可以买房买车换女人，没钱你就得装孙子，像王宝强一样去给冯巩大爷下跪。可是这些人没有门路，没有关系，没有本钱，没有技术，要发财怎么办？于是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斥于社会的有假烟、假酒、假药、 假蛋、假证件、假学历。用曹雪芹的话说，除了天安门前的两个狮子，中国已经没了真东西。中国染上了严重的道德缺失症，国家面临的是金钱的利诱，法律的无能，对贪污腐败的宽容，对土地和百姓的永无休止的盘剥，对道德败坏的庇护。电视节目也忙碌地宣传炒买炒卖发家致富的手段，中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浮躁的猴子，疯狂地跳着，舞着，梦想着把钱给哗啦啦地跳出来。仁义道德的回归之路在哪里？不得而知。一般来说，一个物理过程，从有序到无 序易， 从无序到有序难。孔孟之道之所以会被摧垮，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于100年前。国家停止了闭关锁国，开始开放，中国面向了世界，世界新的进步观念自然也会传播到中国。现代的家庭也成了离散型，农民打工不回，学生留洋不归，靠家庭传递道德已不可能。生产力大大提高，财富像火山一样，不断地喷发着。这些因素使得回归到2000年前的孔孟之道已经很不现实。 与其恢复孔孟，不如提倡自由民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与法制接轨，鼓励人们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做些扎扎实实的事情。取缔封建世袭的官僚机构，建立自由民主的政府；严惩贪官，没收其不法财产，开创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 劳动光荣，贪赎可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第13）要解决中国道德的问题，还得从上层领导开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政治局的大员们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安可解决中国的道德重症。中宣部天天宣传马列，可他们没一个人去学，没一个人真懂，连幌子都变成了假的。 领导们让老百姓学雷锋，他们却是一群马峰，用屁股后的毒刺一个一个地把老百姓蜇伤，你怎么有脸去要求让老百姓保持道德传统。以德治国，口号不错，可是你缺的就是德，能治好这国？中国的回归应当是100年前，孙先生倡导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这个已被废弃的平台上，中国的百姓当家作主，才会重新走上道德的回归之路。
10-26-2011 《雁阵惊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