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很快就要到了，由于中国政府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对“六四事件”历史资料和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绝大部分“八○后”的中国青年无从知道事件真相；那些与极度腐败的政府官员们联系密切的学界、商界精英们对“六四”则选择了故意遗忘。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以及与之利益攸关的同盟者们而言，尽快地使全民族遗忘“六四”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最“方便”的策略。
党外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力量
时间最终将沖涮掩盖真相的谎言。发生在二十年前的那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为世人提供了分析八十年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消长的一把钥匙。在突发事变频发的中国，人们对那场历史事件的深度思考能为分析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借鉴。
只要分析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逐，就不难理解，那一场政治动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壮烈的结局也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党内的改革派和被毛泽东清洗的政治老人结盟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后，中国社会有五支力量发挥著作用。这五支力量的强弱变化以及他们之间不同形式的结盟，引领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一支政治力量是在文化革命中、后期发源的党外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力量。这支力量的主要代表是党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那些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摧残，顽强生存下来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以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包括那些有知识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机会进入大学的青年工人。
这一部分人承接了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在中国最残酷的政治、思想专制下最早觉醒、最勇敢地奋起批判现存制度的一批志士仁人。他们曾经发起组织七十年代各种针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社会运动和八十年代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社会运动。最为著名的包括一九七四年就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广州“李一哲”、一九七六年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包括《北京之春》等在内的各种民间刊物、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等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支力量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体制内；另一部分则由于坚定不妥协的政治立场而被投入了监狱（最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等）；绝大多数人则利用出丛书、办杂志、开学校、建研究所等方式，坚持在体制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著名的有包遵信、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及其旗下的《经济学周报》等等。
党内外改革派缺乏必要的沟通
第二和第三支力量是党内“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是主张政治、经济改革并进的“全面改革派”；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虽然在经济上始终如一的推动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但是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则不断变化。开始时是三心两意、到后来则强硬地反对任何旨在引进以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新闻自由为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党内的“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在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改革的逐渐展开，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一九八七年初推翻胡耀邦的老人政变实际上是这两股力量走向决裂的决定标志。自那以后，“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转向与党内“传统保守派”实行结盟。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主张全面改革的领导人万里和田纪云等人与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失之交臂，为党内全面改革派的最终溃败奠定了组织准备。
第四支政治力量则是坚信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党内的“传统保守派”，主要的代表人物为陈云、李鹏、姚依林等人。这些人认为，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问题主要是所谓的“极左”。只要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所奉行的正宗的列宁、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中央计划等等，中国就能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中走向正规。
第五支力量则是松散的没有组织的社会大众，包括充满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和憎恨腐败的市民。他们的诉求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他们支持党内两种不同的改革派和传统保守派合手推进的所谓“拨乱反正”的政治努力；在八十年代党内改革派和传统派的分歧公开化以后，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全面改革派一边的；对体制外的民主派，他们在八十年代自始至终抱同情的态度，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制度的严格防范，这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沟通。
党内最黑暗的政治势力得手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震荡的大背景，在于政治上继续实行一党专制和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怪异的政治和经济混合形成了官僚对市场化过程中控制和寻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罕见的腐败。再加上由于老谋深算的传统保守派的恶意干扰，党内的“全面改革派”无法正确地把握经济改革的节奏，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越来越窄，最终形成了一九八八年的国家财政困难和高通货膨胀的紧张局面。群众对经济改革效果不彰和权势集团腐败日益严重的不满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党内改革派无法掌控的动荡。
动荡出现后，由于体制外的民主知识分子长期停留在对社会进行思想启蒙的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同时，由于党内改革派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实力去突破体制的限制，不敢大胆地与体制外民主派知识分子公开结盟。而且无论是党内的改革派还是体制外的民主知识分子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体制性的与青年学生和市民交流的渠道。
党内的“传统保守派”则一方面有意地激怒学生，一再破坏党内改革派、体制外民主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和市民达成的脆弱的谅解。最为显着的一个例子是，当赵紫阳在五月初说服示威学生返校后，李鹏等人通过对教育部的控制公开宣扬要对示威学生秋后算账，再次将学生激将出校门，为激化矛盾和全面镇压做准备。另一方面，党内的传统保守派还刻意地离间党内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之间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联盟。成功地促成了掌握军权的“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和掌握党的机器的“传统保守派”的结盟。
一九八九年伟大的群众运动最终以被血腥镇压告终，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停滞和倒退。从一定程度上看，这是党内改革派无力挣脱体制的羁绊，不敢与保守派决裂的结果；也是中国体制外民主知识分子长期将自己的作用局限于思想启蒙，无力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结果；也是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无法与其它更为成熟的政治实力沟通，一步步迈向保守派挖掘的政治陷阱的结果；当然，也是共产党内最为黑暗的政治势力，利用最残酷的手段维护自己利益的结果。
动向2009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