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卫道士”的出现和“大辩论”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的心情很兴奋，只能千篇一律说话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人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来思想了。发现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想问题，是那么敏锐而有活力，包括一些我还没有想到的问题。有的言论虽然一时还无法断定对不对，但是我想只要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讨论，中国人就会越来越聪明而不是越来越麻木痴呆愚昧。党提出“双百方针”不就是要创造这个局面吗？
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做好梦，你认为理所应当的好事偏偏有人和你想得完全相反。而且他们马上表达得那么激昂慷慨、怒不可遏。循着多年来形成的铁一般不可动摇的惯性思维，这一切也来得顺乎自然：立即有“忠贞勇士”“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坚决反击疯狂的反革命叫嚣”。
尖锐的对阵在大字报出现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这足以叫一些“立场坚定的”领导者感到宽慰和自豪，他们会想：“我们这些年没有白费力气，毕竟培养教育出一批好样的”。说来也像是顺理成章，“百家争鸣”嘛，你可以说你的意见，就不允许我反驳和批判你吗？”
我总觉得我那时虽然兴奋，但一直是在冷静地看，冷静地想，没有偏向哪个极端。但是令人反胃的现象立即出现了：
大饭厅附近“海德公园式”的演讲（英国海德公园自由演讲者站在肥皂箱上，北大广场上用中国式的方桌或方凳代替了肥皂箱）带起了现场“辩论”。但我看到的这种“辩论”太像是1955年夏天实习完回校时吓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的肃反斗争会。主动摆开阵势演讲的人不多，大多是贴了“反动大字报”以后被人缠住，令其“站上去阐明观点”的。像谭天荣这样“不信邪”的人可以欣然应命，跳上去就侃侃而谈。另外还有别的一些人先后也上过“肥皂箱”，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个穿旧军装的叫龙英华，因为那特殊形象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好像还有为胡风翻案的刘奇弟也被“架上去”了。有的慷慨陈辞；有的对答自若；也有的不大会讲话，弄得颇为尴尬的。而这些人一讲话，下面总有人不断发出“革命的怒吼”。口号、“帽子”都来了，这些东西后来听得太多，所以都记不清哪些是当时听见的了。还有吼叫：“不许造谣放毒！”、“滚下来！”，甚至有动手拖的。
“立场坚定”的勇士们自己也不放过露一手的机会，也跳上去演讲。从双方的演讲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别：
“鸣放”一方（写到这里姑且这样称呼吧，我不忍比官方更提前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些离经叛道的话，听得出他们是出于一些不吐不快的切身体验，经过了或多或少有一定深度的，严肃的独立思考。他们必须用当时听着非常陌生的字眼努力把自己的道理说清楚。
“捍卫者” （当反方给了他们一个“卫道士”的称号时，他们洋洋自得地说：“对了，我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卫道士！”，但更多的人把他们叫做“保守派”）一方的话语模式十分规范：首先必定追究质问：“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必定针对鸣放人指出的问题“理直气壮”地歌颂一番“伟大成绩”（所以人们当时给他们取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叫“歌德派”即歌功颂德派），然后判定敢对此质疑者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无耻的造谣诬蔑”。过去多年来报章杂志上、文件报告上、政治教材和讲义上“党性”立场鲜明的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和民情、历史、党史的大量材料，给他们准备好了极其丰富的，可以随手拈来的论据。这些东西与事实的偏离、各论点之间的矛盾、逻辑的残缺、武断的风格等，早已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注意到了。但要想真正澄清它们，无疑是面对着一个庞大艰巨的工程。在此之前有些东西你真还碰不得，冒失去碰了难免叫你陷入一种难堪的语言窘境，给人以现成的口实，招来更大的申辩不清的罪名。
但是无论如何，“卫道士”的高论给人的只是压力，而决不是说服力。很叫我遗憾的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还是“肃反”时的老一套。
那段时间我常在疑惑，这些所谓“卫道士”上那么大的劲是为什么？明摆着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确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时已经逐渐透露出发生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和匈牙利拉科西政权下骇人听闻的血腥残暴，那里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共产党的正义性。中国也存在不少明显感觉得到的问题，幸而现在党中央下了决心整风，实行“双百方针”，毛主席一再作报告强调“让人说话”。看来显然是在开始提倡民主，防止朝斯大林错误的路走下去。这些“卫道士”也都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为什么就那样容不得人家说几句自己没有听习惯的话？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来讨论，偏要制造出“斗争会”的气势来？他们“捍卫”的究竟是什么？给党帮的是什么忙？
那时我很幼稚，正因为我的幼稚，反而以为那些人主要是头脑简单愚蠢，思想太僵化了。但是逐渐的我也感觉出另外一些东西。我看得出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在牵强附会地给人打棍子、扣帽子，但却大言不惭气壮如牛。有些人显然是只想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明知说的不讲道理也有恃无恐，明知冤枉了人也在所不惜。这就难免有些卑鄙。
张元勋等的诗《是时候了》贴出来不久就有一些中文系的人联名贴出了一首诗。好像叫做《我们的歌》，与之针锋相对。“歌”当然是美妙动听的，为什么现在要来“唱歌”呢？我相信这里面不见得没有一个人出自真心实意，他（她）们的心情像我中学时代一样，还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还没有想到现在面临着的要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在这种时候那么迫不及待的要出来“唱歌”，其中无非就是一些人们早已听腻了的标准化赞美歌颂语言，以次与张元勋他们诗中的“反革命感情”做“鲜明对比”。我看他们就是急迫地想趁这个时机为自己做一些表白，以谋取一些东西。我在想，究竟孰为“忠”、孰为“奸”？
后来我就越看越懂了。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学生里面，特别是一部分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具有较多社会经验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调干生”，就有一些很工于心计的。他们并不是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也许恰恰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得多。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知道党领导的政权是稳如泰山的，于是何必去忧心国家的是非利弊，何不乘此难得机会大大的自我表白一番？只要是“站稳立场”，管它三七二十一，越是犯一些“可爱的错误”（像陈其通、马寒冰他们一样）就越显得自己“立场坚定”。最后可得到的好处他们心里盘算得非常清楚。
6、“社团”出现和不祥的对立激化
对立的抗争在发展中，“物以类聚”，观点相同的人开始联系在一起。谭天荣打出了“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旗号（后来联合其他观点接近的，合为“百花学社”），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另外一些人也以各种形式和社团名称“联合鸣放”，例如比我们低一年级的气象专业三年级有一些大字报就简单署名“气三团支部一群人”。但是基本谈不上有什么组织，不像后来文革时期的“战斗队”，尽管后来纷纷被扣上“右派集团”的帽子。“卫道士”方面也未曾落后，他们也结伙行动。特别是到后来中央亮出了底牌的时候，他们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声势浩大。
鸣放也出了学校，对此我只略有耳闻，未知其详。一些事是从对方的大字报中透露出来的。就这样，一些真假难辨的谣言、“揭秘”、“揭丑”等人身攻击的事出来了。这种事做得起劲的都是“卫道士”，脏水泼向“反动的”鸣放派。这个特点是承前启后的，在这之前的“运动”中除了运动主题以外附带总是要发动大家把斗争对象从方方面面“搞臭”；后来的运动中这种事就越做越精彩了。
尖锐的对抗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女生林希翎来北大演讲辩论时达到高潮。她来了不止一次，我只参加听了一次。地点在大饭厅，双方都是有充分准备的。我参加那次去得晚了，站在很后面。这个女孩个子不高，好像是扎两个扫把辨儿，俏皮地穿着白翻领的海军服。因为我站得很靠后，听得不太清楚，但已经听得出这个人有思想、有口才、胆子大。乍听很有些出格，细想却切中要害。还听得出她知道的事情比较多，有内幕情况来源。
我觉得她总的立场和我、和谭天荣都是一样，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她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她还明确反对后来被定为“大右派”的章乃器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我们都不能理解这个主张。资本家刚刚被“赎买”，经过几年的过渡使他们尽快转变为劳动者才是正道。凭什么还要给他二十年不劳而获的定息？但是她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不民主、思想领域的不自由、官僚主义的横行抨击得非常尖锐。在苏军坦克已经碾碎了匈牙利民主运动；中共领导已经明确认定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法西斯暴乱”的情况下，她竟敢在讲台上高呼：“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的首领，前总理伊姆雷.纳吉在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送上绞架的时候高呼的是：“独立的，社会主义匈牙利万岁！”，此后几十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是不知道这个情节的）。在当时看来当然是“反动透顶”，会场上的激烈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可想而知。“卫道士”一方显然经过精心准备的辨词依然保持着一贯的风格，苍白、武断、扣帽子、怒吼……。
据近年看到的材料，1979年为了表明“反右”只是“扩大化”而并非整体错误，在当年所有的“右派学生”都被“改正”时，唯独留下林希翎“不予改正”。她后来不知经过什么关系去法国定居了，如果她真的是“反动透顶”的话，有了在国外定居的身份她还有什么不敢说的？但是有一次她被邀请到台湾去参加一个会议时，国民党的人来做她的工作要她发表反共言论，被她坚决拒绝了，在那里她反而对台湾现状作了尖锐抨击。我想换了我，我也会这样，设想如果到了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解放，以我秉性中对社会时弊的批判态度，我也会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打成“赤匪”。 恰恰相反的是我后来见识过许许多多像当年“卫道士”那样的人，每次当他们看到风向转定的时候，他们都能脸不红、心不跳，改头换面顺风高扬，并抢先获得新形势下的实惠。
有一天我偶然经过“广场”西面好像是小饭厅背后（或者是这附近一栋宿舍楼的背后），见到这里贴出一张漫画大字报。上面画着一个老道，他祭起三件法宝，都呈帽子的形状，那上面各写着“立场”、“观点”、“方法”。那老道口中念念有词（就像连环画中那样，写在从嘴巴吐出来的字框里）曰：“贫道毕生别无长技，惟炼得法宝三件，万施万灵，百发百中，天下无敌。今日要叫尔辈知道山人的厉害。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只见那三件法宝件件飞向惊惶失措抱头鼠窜的“敌人”。人物神态画得很生动，令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所以我相信对这几句话我今天记得大体不会错。据知许多出了名的北大右派学生的大字报已有人抄录汇集在案，我的愚见，这张也许被认为“拿不上桌面”的漫画佳作不能埋没了。特地在此记一笔。
7、我发表对校内斗争的立场
我觉得校园里的讨论和“争鸣”无法理智深入地进行下去，愈来愈变成火药味十足的情绪对立。其间闹出一些无聊纠纷和人身攻击。看着这些情况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忧心忡忡地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第二篇稿子。出自我自己的见闻报道了北大学生“鸣放”和对立斗争的情况。我记得我主要说了，我认为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思考起来、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争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民主形势。虽然其中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我当时的确是觉得鸣放中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但是只要真正开动起脑筋来冷静、理智地和他们讨论，真理一定能愈辨愈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才能发挥出活泼生机并日臻完善。为什么一定还要像以往那样采用简单的打和压的办法呢？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形形色色观点论战的时候如果只会打棍子、扣帽子，能创造得出精湛的光辉的革命理论吗？但北大校园里的实际情况表明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习惯势力太厉害。像所谓“卫道士”那样来“捍卫”马列主义的做法太愚蠢，是在那里给想要纠正错误缺点打开新局面的党帮倒忙。我的这篇稿子不比已发表的第一篇短，但我自己从来不留底稿，所以现在只能记住这样一个大概意思了。等到我的稿子寄去时，正如毛主席说的“事情”“起变化”了，“上面”已经一百八十度地转向了（校园里还不知道），所以这篇稿子当然不能发表，而且不久后就被拿回学校来，作为批判我的罪证。
面对这样空前的激烈大论战，思想观点的大交锋，虽然自己过去两年已经思考到许多问题，但到了这时候还是思绪纷繁、心潮起伏。我自己究竟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一切？作为多年的先进的团员、团干，我今天要怎么做才对？我想如果自己还是像在上海中学那时的思想状况，我极可能像现在的“卫道士”（其中真心的“卫道士”，而不是狡猾的投机者）一样起来激烈“捍卫”。而我现在的思想状况决定我绝不会这样做了，我要把这个变化清理出来，看看究竟我是“堕落”了还是成熟、进步了。经过两个晚上的失眠，我急速挥笔写出了一篇“小字报”《在十字路口剖开我的心》。我没有贴到校园里去鼓噪，而是贴在我们班级的宿舍楼层走廊墙壁上，因为至少我在北大近四年的情况只有班上同学是看见的。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卢梭的《忏悔录》，但我同样对自己做了赤裸裸的剖析。我深情回忆了从清心中学最后一年到上海中学时期懂得了共产主义革命道理看清了人生意义那段充实、喜悦、激奋的时光；接着就反省了在上中后期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上幼稚的狂热造成待人的粗暴不近人情，包括对自己的不合情理的苛刻；最后以更多的篇幅艰难地剖析了自己进北大这几年逐渐遭遇的疑问、惶惑、思虑，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引起的疑惑直到反感，一直到对近年国际共运的变化中以及我国政治生活中是是非非的看法。那篇从墙上撕下以后自己就再没有见过的文字我不可能记得更详细了，而比那篇文字更详细得多，我的实际思想过程现在都写在了这本回忆录的上、下篇里。我想那篇文章里我表达了我“目前”（即写它的当时）的立场是：追求理性的、人性的、民主的、有思想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我被批判的时候被有的人说成是我“叛党、叛团的宣言”。但是后来我确信，不是我背叛，恰恰是“上面”有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想，也背叛和糟踏了我们这些曾经诚心诚意信仰的人。
紧接着我在校园里也用“中字报”的形势发表了一篇文章。所谓“中字报”就是用钢笔字写在白纸上，那字比平时写的字大，贴在墙上看得清，但是比大字报的字小。这种形式便于心平气和地细致说理，而不是简单“放炮”或骂人。标题不记得了，倒是记得用了一个副标题：《一支柔和的小提琴奏鸣曲》，表示自己这篇文章遵循的是党对整风提倡的“和风细雨，而不是疾风骤雨”的精神。文章说的问题和观点大致和上面那篇投给《中国青年》而未刊登的稿子一致。
文章贴出来以后立即引起反响。一些人在上面批了赞同的意见（没有看到反对意见），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段署名“林昭”的娟秀的钢笔字。大意是说这真是一支优美的“小提琴奏鸣曲”，太好了，批字者完全有同感。后面还有几句话，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我的印象是此人非常理解我的想法。我对这个批语印象深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林昭这个人已经在校内知名了，她是张元勋他们办的“广场”诗刊唯一的女生编辑。这位优雅文静的女生还在大饭厅辩论中上讲台去当众发表过意见，在平柔的声调中透出抑制不住的激情。她原来也是一个热情积极的青年团员。她如此赞同我的观点，说明她也是希望鸣放和辩论朝着理智的追求真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愿意出现混乱的、消极破坏性的局面。但这样一个少有的纯真而勇于独立思考又心怀大局的姑娘后来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只是因为看不惯对“右派分子”的粗暴打击而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她没有发表其它更多的言论，所以开始对她的处理还不算重。但是由于她坚持真理一直不肯违心认错的倔强态度，她的“罪恶”不断升级，在受尽牢狱中骇人听闻的折磨和凌辱以后在文革期间被判死刑枪毙了。执刑后，公安部门还上门找她孤苦伶仃的老母亲追讨了一角钱的“子弹费”。这是几年前我从《南方周末》周刊上发表的张元勋的文章中看到的。
8、我也卷入了一个“团体”
我的文章贴出来的第二天，有一个鼻子略尖、戴眼镜的男生来找我，他是数学系党支部委员，名叫洪允楣，那时大概是三年级生，但是看来年龄不比我小。他说看了我的文章觉得他自己的观点和我完全一致，他也为言论自由的大好形势感到鼓舞，也认为鸣放中有些错误的观点，但是对说话的人采取传统的压服办法是不对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决不能采取这个态度。他对“卫道士”们的做法导致的结果感到忧虑。
他说据他所知在党团员和干部中有一股“健康的力量”，也就是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也真正拥护“双百”方针，支持“大鸣大放”，主张独立思考的。应该把这种力量集合起来，大力宣传我们的主张，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所以他特地来找我商量，由我们两个发起把这股“健康力量”团结起来，发出我们共同的声音。我听了也为得知有许多和我有同感的人而鼓舞，但我对于去组织团体并没有多大兴趣。我倒不是有顾虑，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我们自己会带来什么可怕后果。但我觉得个人的观点是自己的，没有太大的必要“集体行动”。他说人多在一起可以互相探讨，而且一起分工合作出墙报等等力量大影响也大。他还说组织和联系人的事由他承担，我“理论强、笔头好”，可以负责写东西。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脾气，人家恳求的事，只要不过分的违背自己的想法，结果总是盛情难却。想拒绝，抹不下脸来，于是就同意了。
我已记不清是我们两个先就商议好的还是召集了人以后一起讨论决定的，我们先办起一份墙报，刊名叫《探索》。这个刊名表现了我们的基本态度，我们不是极端偏执于某种倾向，而是抱着客观的、科学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探索真理。发刊词是我起草的，无非是表达了上面说的那些意思。洪允楣找来的人大概有十几个，一大半我不认识，据说绝大部分是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我认识其中两个是气象专业三年级的团干部，一个叫吴佶宁，是气象专业的团总支部（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从原来的物理系总支部独立出来了）书记。另一个叫褚宗祥，记得是三年级分支部组织委员。因为我当时已经坚决辞了班上的团分支书记不当，理由是四年级了，太忙。但组织上还是动员我不能什么也不干，于是调任比较清闲和超脱的总支部宣传委员，所以和他们有接触。平时在团的工作中听不到他们对重大政治问题持什么观点，现在得知他们思想也很活跃。还有几个气象专业三年级的团员，即他们写大字报时署名的“气三团支部一群人”。有一个叫潘家威的上海人不是团干，但他已贴出几篇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在校内已赫赫有名。他的大字报主要涉及对运动，特别是对北大当前鸣放和斗争情况的看法，他们访问了团中央胡耀邦，在大字报里透露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上层内幕”，当然他也难免遭到围攻。其中还有一个人，当时我不认识，而且在校时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叫马鹤年，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秋，我去贵阳参加全国“高原气象”学术会的时候才认识他。他只比我小一两岁，那时我已四十三岁，但是他看上去特别年轻，好像三十刚过头的样子，却稳重儒雅。后来得知他也是“右派”，而且是参与了我们那一伙的。他毕业后工作分配在陕西省气象局，北方省份来一个北大学生很不容易，所以领导对他们“犯错误的”甚至“戴了帽子的”还不算过分亏待。他们在业务上能有机会发挥一些作用，积累了较多的业务经验。在右派问题“改正”之后他先后当上了省气象科研所长、省气象局长。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国家气象局发现这位当过“右派”的陕西省局长肯动脑筋，有当时所需要的改革意识，就提拔他当上了国家气象局副局长。不久后就遇上了“89年动乱”（有人叫做“六四民运”）正好事隔不久他到湖北省气象局来检查工作，在处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话。我当时是暴雨研究所所长，也在座。这个时候上级首长对大家讲话不能不提到“六四”问题，他做了“立场坚定”的表态。他当了将近十年的副局长，似乎没有什么叫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只是外表看起来十分稳重，言语谨慎。我和他直接交往很少，九十年代初期他又一次来湖北，特意登门来拜访我这个“师兄”，谈了一个多钟头。记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劝我不要单纯搞研究，要在创造性地贯彻气象业务方针上下些功夫，我已记不得当时提的一个什么业务方针方面的口号大概是他在主持贯彻。他动员我的意思是要我配合他创造和“探索”经验。此外他得知我仍旧坚持把兴趣和精力放在天气动力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他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认为人在“地方上”搞理论完全是吃力不讨好。劝我千万改变方向，在实际业务技术建设上下功夫。我觉得他说的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对的，但我实在无法改变自己的兴趣。因此仍旧我行我素，面对的环境当然和以前一样艰难，但应该说结果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糟。此外还有一个叫陆一强，他也是“气三一群团员”之一，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后来他当然也被打成右派了，曾被送到东北一个农场去监督劳动。很滑稽的是据说他在那里还被领导指定在什么地方讲马列主义课，这位领导也真是“官僚主义”得可爱。但无非是一个例子，说明那时许多人内心都知道“右派份子有头脑、有水平”。他后来进了辽宁省气象局，八十年代也当上了省气象局长。我出差北京的时候在国家气象局招待所洗脸间（那时一般招待所还只有楼层公用的厕所和洗脸间）见过他一次，简单的说了几句话。我们实际上是初次认识，即使知道曾经有那样特殊的共同经历，但以我的性格不大会和别人“见面熟”，看来他也和我一样。
我记得数学系张景中也来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他也在“大鸣大放”中出了名，是他和谭天荣共同发起“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虽然他本人的大字报说了些什么我已完全不记得，但知道他在数学系也是一个“天才”。此人瘦小、光头、其貌不扬，“卫道士”曾经揭露他在辩论时情急动武，有一张漫画上画着他用自己的光头去撞人家的肚子。到“反右”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这样的政治太肮脏，没有意思了。当然后来他绝对逃不脱一顶“右派”帽子。九十年代他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是杰出的院士。我想，后来他的机遇大概比其他右派都好。我想证实一下我这个“我想”，于是利用现代化的方便，在网上输入关键词“张景中”，关于他的信息竟不少于五百条，但是这些几乎都是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方面的，当然足以说明他的成果之丰硕和影响之巨大。而且许多材料表明他不单纯是个数学家，还是数学界的思想家，这正是“典型右派”（我要这样说的意思是被共产党戴了帽子的还有许多是“非典右派”）的一个共同特点。至于他的经历，我只见到一个被多次引用的小传，称他1959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紧接下来就是197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任教。其间的二十年好像是被冰冻起来了，但是我可以从这一点猜测出以下结论：他在这二十年内活得当然不会好，但是也不会特别坏。既然他1979年一旦“解冻”就可以到堪与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去教数学，说明此前二十年所受的摧残还不是特别致命，其间所处的环境还允许他拿出巨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推导艰深的数学问题，因为除了他的杰出天分以外这也是必要条件。当然另一方面，搞数学有一个特点，除了吃得饱肚子而且有时间和相对安静的环境以外，不需要特别的设备、经费、任务、合作者等条件。
在政治大风大浪中，群众喜欢热闹，“中间路线”总是不太引人注目，所以我们的言论没有激起什么波澜，我们自己也虎头蛇尾了，我大概只参加过两次会。大概是第二次会上曾提出我们“探索”是不是要参加“百花学社”的问题（张景中很可能就是以“百花学社”代表的身份来参加会的），结果好像是议而不决。
9、附记三则
此外，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我还记得几件事情：
1、青年团北大团委会副书记石幼珊也在一个炎热的晚上参加了大型的露天辩论会。我早在一年级开团干部会的时候就认识了她，我记得那时团委会设在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有的会议是石幼珊主持或讲话的，她剪的短发，很朴素的旧人民装，但长得清秀，眼睛亮晶晶的。记得她不是大学生出身，可能是工人出身，不过看得出是有文化的。说一口北京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很厉害”。有时来开会的基层团干部有什么做得不好或者说不清问题的时候，她“刮”起人来毫不留情。好在我还未曾撞到她“枪口上”。马嘶在他的《负笈燕园》里却说她平时参加中文系团支部活动时平易近人，“大家都把她当成是一位大姐”。但又说她在整风期间团支部的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些出格言论（其中就包括林昭说的“党性与良心有矛盾”）时竟愤怒和激动得流了眼泪。她在那个晚上的辩论大会上具体说了什么我记不得，唯一的印象是她作为团委领导在没有“上面指示”的时候就亲自上阵参加斗争，这个精神是很可贵的，虽然我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我觉得她和那些令人恶心的强词夺理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投机者不一样。那天她在台上也是激动得声音发抖，和马嘶说的她在中文系三年级支部座谈会上的情绪一样。从这些情况看，我感到她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充满革命激情，而且原则性特别强的人。但那时站在她反面的林昭（且不说类似我这样的人吧）在性格的这一个方面却和她是一致的，同样充满纯真的激情、对真理的认真追求和执著的原则性。不同的是石幼珊很可能由于本身的经历等各种原因，本能地排斥对一些问题作“离谱的”思考。但事物的复杂是需要人思考的。
整个“鸣放”期间，甚至后来“反右”期间，没有看到团委书记（第一把手）胡启立出过面。
2、有人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抄了公布出来了，地点是在大饭厅通往南校门那条大路的西侧报栏上。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是看了这个以后才知道有这回事的还是在这之前已经听说过有这个报告。材料太长，仰着头看太累，我也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去细看。至今所知道的一些内容还是后来逐渐听别人说或者从一些报刊文章里零零星星看到的。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道义上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把正义的形象丧失殆尽，在这之后很长时间我对此都难以完全置信。
3、学生中的鸣放和辩论，教师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我看到的唯一例外是有一张大字报上醒目地写着一句话：“何其芳何其不芳！”原因是何其芳发表了指责攻击林希翎的言论。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何其芳当时格外有名，像我这样的理科生知道他的名字，主要是在一年多以前报纸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这些“反革命分子”来往信件中常有对他和林默涵两个人不满的话。指责他们两个人打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大旗盛气凌人压制不同意见。由于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同情心很有点偏向“反革命”一方，所以我对何、林二人印象不好。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默涵又被毛泽东钦定为宣传部“阎王殿”的“黑帮头子”。那个时候指责的“阎王殿”当然不是指他们搞了严厉的“左”的文艺专制，如果是这样，“阎王”上面的“阎王”就是毛泽东自己了。恰恰相反，那时候毛泽东是嫌他们有点阳奉阴违，不够听话，没有更坚决地贯彻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凡不够听他的话就是“阎王殿”，这就是毛泽东自我膨胀到最高峰时的逻辑。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