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学纯正的北京话了。那时，它刚刚被定为国语（全国使用的语言），这使它有了更高的地位。但是我却立刻就陷到管理的细节里，使用的多半是英文；不久，我又开始花很多时间旅行来往于、并且停留在美国；这样，我就忽视了好好练习北京的发音。再说，北京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我也很少能和真正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起密切、从容不迫地闲聊。一直在加强中国的教师队伍，它意味着大多数教师都是在国外学习过的，他们使用英文，远比长大后学习中文的西方人所能希望使用中文的熟练程度好得多。我们改善了英文教学，学生理解得也就更好，我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更常是讲英文，以便让他们多多练习。老师和学生一样，大多数来自其他省份，有地方口音，他们的中文发音可能对我学习北京话的热心有些妨碍。我越来越发现我自己不是留在使用英文很自然的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就是旅行离开了北京。但是我还是尽力使我的国语在听和发它那优美、清晰、动听的声音上有些进步。北京话实在值得成为全国使用的语言。
学习读中国的象形方块字当然是学中文的一部分。和大多数学中文的西方人一样，我觉得方块字是中文最迷人的特点。但是不能过于强调这个方面而忽略了说好中文。【83】即便只是为了说得好，对汉字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书写每一个汉字，来试试看我是否能够认识它们，是否理解它们构造的原理以及书写的笔划顺序。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用中文写作，因为要想用中文写作好，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困难，对于外国人，那几乎不可能不显示出那些外国人的毛病。
学习语言之后自然会接着学中国文学。我们的差会要求的语言课程包括了四书（儒家的经典著作）和一本小说（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传》）。因为必须阅读这些书，使我第一次见到这大量伟大的文学。差会做这样的要求是明智的，无疑是为了激发起读书的习惯。但是实际的压力却反对了它。美国人关心实际的结果，加上对宗教的责任的曲解，使得大多数传教士忙于传教活动的细节。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优越感的情结，还由于我们不能理解即便是对如此丰富的一种文学做粗浅的涉猎，也会对我们即便是当前的目的有何等的价值，因而更加重了这个情况。它能够帮助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基督教福音的反应，他们对待我们的交往态度。荣耀应该给予传教士中极为少数的特殊人物，他们不顾所有的困难，不顾他们的同道诚心诚意的批评，坚持学习，达到了真正顺利阅读中国书籍的地步，从而洞悉了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我对所有的这些都有感受，并且决心要系统地阅读，但是我却常常违背了自己的决心，部分原因是由于让位于我紧急的那些“工作事务”，【84】部分是由于我对坚持阅读的好处缺少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文体文言和现在完全建成的简单容易的会话白话之间，我坦率地承认我喜欢文言。我知道这是相当逆潮流、反动的，也是老古董的，但我也知道我常常是站在另外的那一边。在胡适和他的同道开始他们英雄般的文学革命的时候，我就热心赞成地注视着这个运动，并且盼望它成功。它在难以置信的短期内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欧洲各个国家的学者停止完全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使用本国的语言写作，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国的这个发展和欧洲的那个运动是一样地合理，一样地进步。我只是记记我喜欢文言，因为它是美妙、简洁、优雅、并富于表现的文学体裁，精于表现微妙精细的思想，在暗示意念上有说不出来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工具。所以，多少世代以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为掌握它投入了心血，这是毫不为奇的（即便不说它还能够提升人的仕途）。对于外国人，文言的困难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中那极其大量的经典的暗示隐喻。如果不理解所说的引语，就无法理解那个行文。但是要熟悉那些引文，即便有字典的帮助，也需要多年不懈的学习；所以任何外国人如果不和中国的学者基本经历同样的科班学习，是无法掌握它的。
回头来看我在中国的生活，我很遗憾我没有坚持更为系统、更为广泛地阅读这个丰富文学宝藏的极品。我除了读过那些重要“经典”之外，还读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全部或部分著作、最著名的小说，以及近代【85】的和其他的作品。即便只是如此，它已经足以使我感受到了存留下来如此甘美的文化，和道德和精神上的理想；最卑微的文盲到学者，所有的人都至少能够原则上明了并接受这些文化和理想。
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我最钟情于孟子（因为他的先进的社会意义的教导）和王阳明（他将一个活跃的管理官员的生活，和具有难得的精神内省的一位教育者、思想家的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墨子著名的但是有些教条的鼓吹兼爱（普遍地爱），离开基督教的立场并不太远，他敦促在婚葬中要俭朴节约，那几乎像是现代人所说的。荀子因为常使用特别的字眼而使他的书很难读，他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而是需要对它进行良好的教育和管理，在这样的议论时，他比正统的孔门弟子还要孔门弟子，而且也更合理，更有逻辑性。
这些阅读既使我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我相信，它也造就了我的个性，尽管我很难说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和是以何种的方式。它使得我更能容忍，使我更关怀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我至少学着去钦佩、赞美中国文化、温文尔雅的人道主义；它对个人之间的关系、忠诚、公正、权力的重视；它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衷心信仰，以此并以自己的社会组织来努力使个人与之和谐。
2
我提到中国的艺术并不是我对它有什么真知灼见，我从来也没有对它下过功夫。我提到它只是作为学着对他欣赏和赞扬。只要学汉字，就一定会导致欣赏书法。绘画和书法是密切相连的。我没受过任何技巧的训练，【86】但是我沉醉于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山水画似乎在明代的柔和棕色中达到了最佳的境地。我对青铜特别喜好，有时也曾想收集一些，但是总有事务缠身，又被经济所限制，使我没有着手。欣赏瓷器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我所有的大部分都是珍品，因为它们是中国朋友经心挑选给我的，各自都有内在的美。
我对戏曲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由于一般的演出常常和寺庙拜佛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似乎都该远离它们，传教士也不能太公开去看戏。偶然的一瞥引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和兴趣。伴奏的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嘈杂声音。在宗教的偏见不再限制的时候，我仍然十分忙碌，也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但是去到北京不久，在一次慈善演出中，梅兰芳演了一小段京剧，我立刻就被他细腻优美的动作吸引住了。过了很久，我方才能够有点真正欣赏中国当时这位最著名的男演员的唱腔。直到最近以前，女性不准演戏，梅兰芳总是扮演女角。时间一久，我们熟悉了。在他到美国出演的计划有了眉目的时候，他不仅向我咨询事务的安排，也征求关于选什么剧目和如何适应美国人的口味。我说不行，我对中国的戏剧一点也不懂，对美国的也所知甚少；但是他坚持，我只好去看他的演出，有了这个刺激，也就仔细审视了一下那些剧本。梅先生荒唐地听从了我的意见，为他的旅美演出做了准备（后来证明非常成功），这使我研读了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戏剧，在明白人的指点下观看了最好的演出，同时还和这位当代戏剧泰斗有了个人的友情。【87】
我们决定用改良的中国式样来建造燕京大学校舍，这时候，建筑学就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除了杭州西湖周边非常优美的宝塔，和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寺庙之外，我从来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中国的建筑，直到后来搬到北京，我和所有来访的人都一样，迷上了北京那些无与伦比的建筑。北京和西山附近的宫殿和寺庙都有它们那轻拂掠过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把这种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特殊的美妙在于它所有的线条都很有比例、均衡。在这方面，领人进入古老的紫禁城的天安门是最好的例证。还有一个不是都注意到的特点，就是用所谓的人造的自然，像亭台、小桥、甚至将房舍有意地散布成不规律的型式，建在真山或假山、山谷或池塘之间，来缓解主建筑的僵硬、对称所带来的单调和严肃，一切都不遵循罗盘的各个正点，毫不看齐于线条。在燕京大学，我喜欢将中国的外表和近代的内里，看作是我们将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二者的精华结合在一起的象征。
在谈论中国艺术的末尾，我不能不提到，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形状和色彩的巧妙。无论是精巧地为寺院或宝塔选择最独特的位置，或是在“百般手艺”里的艺术修养，斯文、优雅的服装，尤其是男人的服装，即便是在卑微的店铺和家庭中，都可以见到整洁、条理和优美，固着在各种工笔的书法里，或者在情绪轻松的时候变成了极富想象的个人表现。这使得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喜好艺术是民族的一种遗产，它相当广泛地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88】
3
我父亲在一九一三年故去，我母亲就搬到南京和我们同住，自然也就和我们一同去了北京。最初，她以为她自己是个无用的老妇人，远离了她过去常去的地方和活动，但是实际上她却成了在我们团体里极为忙碌的人。她留意新闻，从来不错过参加她可以去的聚会，也愿意和到我家里来的各种人谈话。她是在一八七四年圣诞节那天来到上海的，之后很快就帮助开办了中国第二个女子学校。那时，只有穷人中最穷的人才会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些不可思议的外国人那里；那里从饭食、衣着到书籍、纸笔一切都免费。所教的尽量基础、浅显。入学只有两个条件：没有缠足，学校有权废除她的（当然是父母包办的）婚约。五十年后，我妻子和我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把家门打开，让学生来祝贺我母亲来到中国的五十周年的金庆。这些老练的女大学生高兴轻快地带着男朋友（她们和他们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家庭）来了，为我母亲展现了最初在杭州的那种简单的女孩子的教育进步的情况。
两个星期后在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生了病，几天后故去。中国的和西方的情结都使我要将她埋葬在杭州我父亲和一个弟弟的旁边。但是那时正值内战，我不得不从天津走海路。政府好意地提供了一个原是为慈禧太后设计、因此上面浮雕着几个巨大镀金的龙、装饰华丽的专用火车车厢，从北京去了天津。【89】我母亲一定会对她如此在中国走完一生心怀微笑，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点哭笑不得的幽默。
燕京大学的教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写我母亲：“她的和蔼可亲和欢乐的气质，对我们认识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她不忙忙乱乱，似乎总是精力不衰。她是温良慈祥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我记得整个燕京大学里的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妈妈’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后我妻子故去。她生我们儿子时受了伤，一直就没有好，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她最关心的是她的软弱和相当经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亲极好地互补短长。我母亲的兴趣在于智识方面和公众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则是在家务上，特别是在把餐后甜点做到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赏中国美好漂亮的手工制品上，在帮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的善行上。那年，我们计划将提前结束学期的活动，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她的日子邻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毕业典礼以后。她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一个星期的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学向新校舍搬迁的时候。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行，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仪式由刘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体，进行得十分优美。灵柩送到了新大学校舍附件的新大学墓地，她是葬在那里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婚姻生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组家庭。我个人的不愿意可能并没有其他损失。燕京大学很快就越来越成了我的家。【90】学校的学生总是说他们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我也很有父亲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这一项有趣的工作。几个教员的太太轮流来查视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
在燕京大学，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费城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夫妇的捐赠、为我个人建造校长住宅。他们约定要把它建成中国式样，邻近湖边，处于校园生活的中心。由于我妻子故去，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现在可以住在学生宿舍的单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学、办公楼里。但是他们却依然愿意捐赠一座校长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这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厅、饭厅、和两三个卧室，要归大学使用，将一小套房间作为我的私室。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在这之后，大家理解，我去费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燕京大学有了一个极为漂亮、舒适的正式校长住宅，同时我也结交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独儿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国读大学，以后就留在美国居住。他没有像我那种儿时从中国的生活转变到美国生活的灾难；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使他有所准备，更由于在他成长的南京和北京的情况，和我少年时期杭州的情况全然不同，以及美国人的见解也更有国际性。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敏感阶段，由于他有和中国的关系，他的同学和朋友可能对他有屑少激动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长似乎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不久，问我对他今生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会、传教方面。我建议他【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读大学课程的时候再看。在他说他已经倾向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劝他先等等；他应该防范，不要因为他的家庭血统，而向阻力最小的那条途径漂流。但是，后来我知道并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比让他继续这个事业更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华盛顿·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以及协和（Union）神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理士满[Richmond]），我儿子“Jack”似乎将正常的宗教行为和健康地度过青年人一般的欢乐和人性结合得很好。他对我们那个时期的神学压力，和对做传教活动的召唤的态度，使我特别满意。先不用说我的偏见，只就他的个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方。他从和我的联系以及从他在北京的环境里吸收了一种见解，要比设若他生长在纯粹南方环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宽广，他学到了独立思考。我也曾告诉他我自己的意见和经历。结果是他对争论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处放到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的传道和教会活动上。他当然面对了要去传道的召唤。他没有我对它的那个厌恶。相反，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把到外国传道看成是光荣的自我奉献的最大考验，这时已经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鉴于他的资历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我觉得我儿子明智地决定了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是这并没有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内心斗争。特别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两人尽管身处异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常亲密。我们经常通信【92】，我觉得我对我儿子内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了。我曾经对我自己设想的，现在许多都继续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现在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个教会里。
4
我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战，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有效的帮助。”
5
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过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学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师常常把我带到西山我们喜欢的佛寺里住两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务缠身，就到颐和园的湖里荡舟野餐。
【94】根据中国雅致的传统，我的六十岁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别重视。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建树，只要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能享受这个庆贺。
我不用自己叙述那个情节了，我想不太谦虚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写的“燕京庆贺司徒雷登在华一个甲子”，他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六十年有特殊的意义。从远古的商代以来，按中国历书计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复始。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这些年、月、日周而复始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博物馆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块刻有完整的那六十个名称。在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中，带着这个传统意义的思念，整整一年来，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一直期待他们热爱的校务长约翰·司徒雷登在人生旅程中完成这个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务长生日的前夜和当天，这些经心的准备最后成了盛大的庆祝。在中国各重要大城市，也为那天举行了庆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会的聚会；在上海，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庆祝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六举行的，有二百五十位参加，由会长T T Chang（张天泽或张大同）主持，他是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
“在燕京大学的庆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晚间以盛大的晚宴开始的。波逸德（Boyd）体育馆优美的大厅是此次聚会的理想处所。【95】排成U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宾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燕大理事会的理事；由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妇为首的几位贵宾，包括北平各大学的校长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团体、组织的会长、馆长；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院长；胡适博士；美国老前辈的汉学家福开森（J C Ferguson）博士和其他少数人。送给司徒校务长的灿烂红色（代表欢乐）、漂亮中国书法书写的大批对联和锦旗，美好地装饰了四壁。有四十九个这类的祝词，首先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其他的还有全国各地校友会的、学生会的、特别的是女生富有想象力的一个贺词。在墙上挂的祝贺锦旗对联之间，间隔摆了我们校园里繁茂生长的高大、各种花色的蜀葵。在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放了一枝巨大、美丽的灯笼树，盛开着金色的花朵。
“在宾客进来的时候，接待小组成员上前迎接，送上一份当晚纪念会的秩序单，上面有学校美丽宝塔的剪影，还有那位来宾座席的号码。刘廷芳博士按照中国的传统，准备了司徒博士的大事年表，也放在里面。中式的灯笼高高悬起，餐桌上间隔放了鲜花和鲜红的蜡烛，使得整个场景既美丽又有节庆气氛。
【96】“无拘无束的欢欣祝愿充盈了所有与会者的心，那天晚上的演说将它们表达了出来。美国大使阁下代表西方讲了话；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讲了话。蒋校长说，因为大家都既懂英文又懂中文，他就讲中文。他用措词优美、匹配恰当的词句，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卓越品德，特别谈了他将希腊的智慧哲理、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文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了他那热心、好客、开朗的性格，赢得了关注和友谊，正像春天的暖阳在召唤花叶的萌发一般。蒋校长特别谈到司徒博士的宗教精神在他人品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它毫不狭隘，不像有些批评传教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蒋校长表示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的钦佩和称赞，钦佩他真诚地代表着基督精神，称赞他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特别尊崇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并希望它会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支持、资助和管理。对于我们这些还记得在中国许多地方当时还处在反基督教活动的笼罩下、燕京早期岁月的人，这时会理解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不信宗教的校长，如此通情达理、如此真诚地指出宗教的感召使得校务长和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学里作出了成就，这都意味了些什么。
“当晚宴会的主持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尽管他显然是按照已经定好的计划，【97】在蒋校长发言后要结束宴会，但是客人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司徒校务长自己谈谈。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做了非常有特性的回答，说因为他很难感觉自己成了受到关注的中心，所以对于所有进行的活动，都有一种强烈的梦境般的感受。他说，整个的活动是以中国的殷勤、礼节，对亲切的友情和关怀人和人们关系的另一种优美的表达方式；那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也是只要活了六十年就该有的一个精心安排的庆祝仪式。参加宴会所有的人（燕京大家庭）的这种由衷、自发的欢乐，可能比任何更为正式的祝愿更能表现出对司徒校务长品德、素质的赞许。
“在六月二十四日，很多人开始到校长住宅去造访、祝贺。他那漂亮的中国式庭院装饰得很欢快，在门上挂了一个代表长寿的大“寿”字，鲜艳的彩条从它发射出来。在晚上，彩色的电灯光使得那些装饰更加漂亮。这些装饰，特别是那些彩灯，是发电厂的职工的生日礼物。这又是燕京生活中，特征性的工友、学生和教师密切伙伴关系的表现。但是真正的大事是那天下午学校的佣人、工友和工人给司徒校务长挂匾。挂匾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感谢、鉴赏、评论的举动，是在大漆的木板上，刻上书法优美的赞美词句，在匾被送去之后，把它悬挂在接受匾额的那人的大门上面，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人受到了什么尊崇。【98】
“在匾送到之前，一般先抬着它，敲锣打鼓，沿街串巷，再送到收匾人的住处。这一次，抬着匾巡行了整个校园，锣鼓队使得送匾更有色彩和节律。领头的是校园内工人的领班和住宅区的一个门卫，几乎学校所有的工人和佣人都来了，校内和邻近村落的孩子们则随在后面，兴高采烈的队伍绕行了校园和住宅区，最后来到校务长的住处。在不停地爆竹声中，呈送了匾额。工人被请到屋里，在饭厅里被待如尊贵的校友和贵宾，送上半小时后就要来到的那些宾客也要饮用的同样的宾治茶点。负责茶点招待的女士们说，供应的茶点从来没有那么快就少下去的。那个匾上刻着的字是“有教无类”。
“在工人赠完后，接着就是校园里的孩子们，由打扮成中国士绅的小大人的威廉姆·雷登·黄（William Leighton Wee）还由约翰·雷登·李（John Leighton Li）打头，送上了两个祝贺卷联。
“那个节庆日最后是在贝公楼的盛大表演，时间不短的节目准备得精细，使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很高兴。当校务长被恰当地陪着、手持花束来到楼前时，拉开了大幕。第一项当然是对校务长致贺词，说到他的品德代表了燕京精神，正像他募集到了钱实现了燕京一样。讲话的人继续下来祝愿校友，结束时，对四年级的毕业班告别，特别指出他们带领着经历了困惑和国家困难的那一年，【99】并且祝愿他们在将燕京精神带入更宽广的领域中去、步入他们未来的工作时，事事如意，并且要他们像他们的校务长那样，成为开拓者，成为联合事业的中心。
在讲话之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由两个女生在热烈鼓掌声中从席间过道带过来一幅经心刺绣的图案，代表了“老年精神”，那是学生会送给他的。在这之后，挤满了大厅的人们，站立起来，庄严地对他三鞠躬，表达他们的敬意。校务长用中文做了得体、谦逊、优美的答词。四年级学生的代表为自己的班级做了答谢，然后开始了表演。
“演出七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过了午夜。使司徒雷登受到中国人爱戴的谦恭、礼貌、老练、机智，这天晚上可能表达得不能再好了。经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天，他兴趣不减，一直坐到看完演出。那天整个晚上间间断断在场的你们的这个记者，大约在十一点三十分，见到负责演出的学生会的一个女生，到贝公楼的石阶上喘口气。我问她对演出节目的看法，她声调惊奇但有礼貌地说：“校务长还在第一排坐着。” “应该提到，司徒校务长曾经要求不要送给他个人什么礼物，如果要纪念他、捐赠，就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这个要求无法拦阻那些称赞、祝贺的对联和旗帜。但是，老师、学生和工人对那个奖学金基金会有了很多的捐赠。”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