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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回到祖国，在丹东短暂停留，行装未卸，即随集体乘火车去辽宁海城，这里是我军后方留守处所在地。我们去转建大队集中，这大队在海城南台，附近的一些村庄就成为我们的住地。10月初，庄稼收后不久，农民家里都粮满囤，比较富足。住在老乡家里，看他们吃大葱大酱高梁米饭，吃得很香，而我们都是细粮，白面馒头、大米饭，菜也多，伙食不错。老乡对我们都很亲切，相处得很好。
大队也常开会，听报告，组织讨论。可是这里已没有在部队时那样的严格纪律了，成员来自各单位，又很快要分散走掉，因而这里是个散漫的集体。我曾几次去鞍山玩，当时附近就只有这个“大城市”了。鞍山时有“钢都”之名，发展快，较繁荣，可是好玩的地方不多，加上我一个人没有游伴，兴味便大减了。汤岗子有温泉，但那时不对外开放，是供高干疗养的，我们无法享受。那时海城还只是个一般的县城，规模较小，没吸引人的地方。当时等待分配，心情是浮动的。
渐渐地，我发现我在的这个屯子，虽然也有不少干部，也有不少班级和中士下士等，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复员回家的。怎么把我弄到这里，也是要复员吗？可是我复员去何处呢？湖南？那里根本没有家。南京？父母走了，家也不存在了。复员根本无处可去。而转业的几个主要条件——正排级以上军官，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部队表现良好，这些条件我都具备。我立即给军党委写了一封信申述，来不及字斟句酌，很快寄发了。
大约半个月左右，通知我搬行李到另一个村屯去，那里全部是待转业的干部，我知道那封信起了作用。在这里，情况不同了，差不多隔二天就有人打起铺盖走，到新单位去。有一位以前在师里熟识的同志那天问我，辽阳一所中学需要教师，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不想吃粉笔灰，不加思考地一口回绝：不去。他却去了，以后听说很不错。那时我一心想到工厂去，认为那是建设祖国第一线。不久，这样的机会来了。辽南有复县，来接我们的人说，那是“金复州”（以后才知道，那里是大连北邻的金州、复州，连称金复州，日伪统治时，那里连同旅大划为日本的关东州，为日本人的特区）。那里有一座全国第一的轴承厂，是日本人留下的大厂，现归第一机械工业部，正在扩大建设，需要大批干部，欢迎我们去。就这样，我们被接去了这轴承厂，到厂那天是1954年10月26日。
从海城坐火车到复县，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经互相介绍，认识了一同转业的同志，共12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副营级的李安、刘潮举，正连级的两个．赵松涛、赵士宝，副连级的有张守义、王立志，另外还有高全和、胡延祥、金光荣、赖群、余海波都是排级。虽都是46军，但不在一个师，在一个师的也互不相识。这些同志，除赵松涛、李安、赖群、金光荣外，文化程度都不高，对转业到工厂，虽都高兴，但对工厂的工作心里没有底，一时有不少疑虑。当了好多年兵，打过不少仗，现在到工厂干什么呢？我劝解他们，到工厂好，不会可以学，能学会的。有的人说：你文化高，俺这大老粗，咋学得了！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有家眷，在各自家乡，没有随军，只有我和赖群没有结婚，高全和正准备结婚。到工厂，先接到独身宿舍。钢筋水泥楼房，光亮的红漆地板，很漂亮。但他们有家属的都要家属宿舍，厂里也很费安排。
住了两天，我搞清楚了。这地方叫瓦房店，是一个沈阳到大连火车线上的大镇，复县政府就在这里。厂的全名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滚珠轴承厂（以后改名瓦房店轴承厂，简称瓦轴）。那时就有职工二千多人，算个大厂了。一同转业来的赖群留县政府了。赵松涛不久也到县委组织部工作了，金光荣也转去别处，留在厂里共九人。
这厂的厂长是崔家田，三位副厂长，分管技术的是王家臣，分管生产的是谭永明，分管人（事）劳（资）卫（生）保（卫）的是韩永丰，由他接待我们这第一批由部队转业来的干部，表示欢迎。派人领我们到各车间参观一下，有个大概印象。起先，我们这些转业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轴承，轴承是干什么的。听了厂里技术科长陈树林的讲课，才知道轴承是一切机械设备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零件，没有轴承任何机械就不转了。世界上制造轴承最好的国家是瑞典，他们的SKF轴承是世界名牌。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要摧毁法西斯德国的机械工业，就专门轰炸德国的轴承厂，机械工业就瘫痪了。听课后，过了二、三天就正式分配了，我被分到教育科，去了就上班。
教育科长叫冷炎，本地人。说话有明显山东胶州湾口音，当地很多人都从山东跨海过来的。听名字好像是位知识份子，但接触后发觉并没有知识份子味，只是个秉承上级旨意做事的当差人。寇里设两个股，一个管技工培训，一个管干部进修，寇里原有李孝先、杜胜云、丁兆德三位同志，都是本地人。厂里接受了为朝鲜培训技工的任务，有一批十来个朝鲜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寇里特配备一名朝语翻译吴致先，他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裔中国人。厂里还有大量青工直接由老师傅带徒，都由教育科给订师徒合同，监督检查，按期完成。而干部进修则是零零星星的，某一个专题讲几课就完了，没有系统的进修计画。我去后，负责干部进修，首先对文化程度在初中毕业以下的干部办班，每周上课三至四次，时间是早六时半至八时，按正规要求上课。我每天亲自到班上点名，监督，不论是什么干部如不遵守规定，我都在课堂当面批评。尽管词语婉转恳切，但有些干部（有的是车间主任、工段长、甚至科长）还是很难接受，当面不敢直接反对，但背后多有微言。我却完全不顾这些，公开宣布，不论你是什么干部，到班上学习都是学员，和所有的学员一样，不能特殊。越是负责的干部越应自觉，以身作则才对。
崔家田厂长听说我这样敢作敢为，大为赞赏，他亲自到学习班参加听课，观察我的认真管理。再听到有人向他反映不满时，他总是严词批评，坚决支持我。这样一来，学习风气大变，大家都认真了。冬天，天亮得晚，但五点多钟，路上就满是骑车来上课的人，车灯亮成一片，车铃响个不停，六点半准时上课，大家都习惯于勤奋学习了。我给开了头，以后又办起高中班，中专班，直到大专班，业余大学，一年年发展，瓦轴厂的学习也有名了，而大家也就都知道教育科有个不讲情面的转业军人。
以后，崔厂长又看过我写的一些材料，特别是关于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基础教育的建议。他并没有找我谈过，但有人告诉我，崔厂长对我的建议很重视，也很满意。
1955年新年前，我突然病倒了。在朝鲜，也许是雪地行军，也许是坑道阴湿，我得了痔疮。转业后病情发展成便血，快到新年，突然严重到脱肛不能复位了。厂里急忙用小吉普将我送去县人民医院手术，县医院当时用最好的治疗条件，由最好的医生王华为我主刀切除了肛痔患部。住院半个月，回厂医院住院疗养，又住了20来天，一切都基本正常后，回宿舍继续休息。
到工厂，就由部队的供给制变为工资制了。那时还没有正式的薪金制而是“工资分”，一个“工资分”里包含若干米、面、油、肉、糖等生活物资，按级别定“工资分”。我转业时正排级为国家行政21级，“工资分”好像是280分左右，记不清了，当时已相当高，我一个单身汉变为职工中的富有者。我订了许多报刊杂志，《文汇报》、《人民文学》、《人民戏剧》、《剧本》、《文艺报》、《中国青年》、《大众电影》、《电影文学》等等。宿舍里六张单人床，但只住四个人，而同室的三位在附近农村都有家，周末和节假日都回家，只有我一人是宿舍“常委”。公用的用具大部分为我占用，书报杂志和一些书籍堆了不少地方。大壁橱我占了三大格，一格放衣物，一格放书刊文具笔记本等（那时已开始写日记），另一格放些各种食品和食具。我还买了一把龙头二胡挂在床头墙上，闲暇时拉拉二胡，并买了《刘天华二胡曲集》、《陆修棠二胡作品选》等材料，自己按曲谱上标注的指法、弓法认真地练习，学奏了《闲居吟》、《烛影摇江》等曲子。《烛影摇江》旋律优美委婉，行弓要疾徐适度，柔婉流畅，而我运弓总拙而不巧，3／8、12／8节奏拉得近似顿弓，大失韵味。《闲居吟》要追求清幽隽永，自己总奏不出哪种隐士闲逸脱俗的情致，更达不到那般空灵蕴藉的意境，想追求而不可得。只能自叹本身的修养积淀还不够深，对人生世事的憬悟还未达到那个高度，而这又是绝不可强为的。由于这间宿舍的书香琴韵，渐渐便很自然地围聚了一些青年职工来听琴，还有些人来看书刊交谈，自然成了朋友。
转业后很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恢复和亲人的通信联系。亚妹还在中南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剧团已定址在广州。次妹还在南京，解放后她到了南京文工团，地下党的身份也公开了，她是中共正式党员。哥哥和冯玉芬于1948年结了婚，这是我没想到的。解放后，他参加了二野的军政干校研究生班，1851年学习结业后，分配到苏南行署文教处工作。就在正要赴任时突然被捕，据说是卷入了一宗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案件，随即被判重刑入狱到安徽去服刑了。这更是我完全想不到的。冯玉芬那时已有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小的不满周岁。她干校学习后分配到南通市人民银行工作，十分困难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亚妹、次妹都给她接济。我接信后立即也参加接济，将钱寄亚妹转寄。小弟在49军于1952年就退伍回到南京，读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扬州工作。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被抓进了监狱，据说是和一个女孩谈恋爱被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判了刑。我简直难以想像，他怎么可能会犯罪！知道了他的通信地址后我即去信与他取得联系。于是经常接到他的来信，信都写得很长，诉说环境的艰苦，但他并不悲伤，仍很乐观，相信共产党，相信明天是美好的。他的信写得颇有文采，字也写得好，不愧是我们书香人家子弟。隔段时间我总寄点钱给他。
和战友们也有了些通信联系，董晓华认为我仍应继续搞写作，在工厂，有生活，可写出好的作品。李翔云来信告知队里各方面的情况，但不久通信就疏而渐淡而至断了。
刚到瓦房店不久，万向阳就专程来看我。他已到一个团里当俱乐部主任，驻地在庄河附近一个海岛上，离瓦房店不远，但我俩从瓦房店一别再也没有联系了。
1955年春节来到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部队那个大家庭独身过春节。厂里绝大部分职工都是本地或邻近县的人，都回家过节去了。厂里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为留厂的同志举办了不少春节游艺活动，这时我认识了为数不少的青年朋友，大多是南方来的技术人员。其中有一批是上海来的，大部分在设计、工艺、设备、财务等科室工作。有一批是长沙一所一机部直属的中专毕业分配来的，好多是湖南人，分别在几个车间和技校工作。特别是其中有一位居然是我小同乡湘乡人，当我们用湘乡话一交谈，感到分外的亲切。我已多年没讲湘乡话了，真想不到在瓦房店竞遇到能用故乡语言交谈的人。他叫刘从俭，当时只有21岁，年轻、漂亮，而且篮球打得很好，是厂球队的中锋5号，在全厂极负盛名。他篮下三步和起跳投篮特别是勾手篮、翻身跳篮姿势十分优美，赢得许多观众的热烈鼓掌和称赞。刘从俭在厂技校教授机械制图和识图，课堂上又极受学员欢迎。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刘从俭还介绍认识了他们一起来的几个同学，他们是朱本立、姜普常、皮家昶、黄涤寰等，分别在几个车间和科室工作。通过从俭，我还认识了技校几位元教师，有刘增田，天津大学毕业，河北人，很诚恳，也很谨慎。还有一位黄晋善，也是从俭同学，广东人，更年轻，当时还不到20岁，却以聪敏博学在全厂闻名，他在技校讲课，讲高等数学，旁征博引，联系到生产中具体的技术问题，讲得一通百通。不仅是学员，连厂里的一些老工程师也都赞服。不仅如此，我和黄晋善接触交谈，惊奇地发现他竟然能熟诵不少唐诗宋词和古文名篇，以这样年轻又学理工专业的人而能具有古汉语相当修养，实在少有。想必其出身家庭定非一般，自幼薰陶方得有此厚积。但小黄性格内向，别人都说他孤傲，落落寡合。我们交谈次数也不多，他从来说话简洁，绝无废话，说完就走。
我住独身宿舍二楼，从俭他们住技校宿舍。同住二楼的还有些技术员，其中有个袁华生，浙江大学毕业的，在热处理车间。他常来我宿舍闲谈，也会拉上一点二胡，也爱唱歌，声音不错，也爱唐诗宋词，这些趣味使我们比较谈得来。另外，同在宿舍楼还有些江苏的年轻人，他们是泰州师范毕业分配来的，多在车间任统计员之类的工作。记得这些人有缪炳德，陈彝、王立、彭毓儒，其中小彭最小，当时我觉得他纯真可爱，也经常来往。
除这些外，还有些住宿舍的青年工人也和我逐渐熟识，有的也来往密切，经常到我房间来玩。我没有那种局限观念，不论知识份子、技术干部、管理人员或者工人，我都能成为朋友。那时我学会打乒乓球，宿舍楼上有间乒乓球室，我们常在一起玩的工人朋友有林性义、赵金山、赵福义。林性义是本地人，车工。赵金山、赵福义则是长春技校分配来的，还有一个郭兴岐也是他们的同学。这个年轻人只有18岁，却有许多常人所不及的思想和见解，我感到很惊奇，也很佩服他。在宿舍，他只跟我倾心谈，不向别人讲。装配车间还有两个小青年工人赵兴仁、宇振富也和我要好，常爱在一起。
4月，我病好去上班，回到教育科。大约五、六月间，我调到劳资科。当时，劳资科是众所公认的热门科室（教育科则是冷门），我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劳资科就来人催了。这个科管全厂的工资等级，工时定额，工种分配等等，权力很大。这是厂部核心的职能科室，科长是崔厂长的妻子刘仁卉，当时三十岁左右，作风开明而果断，人很不错。听说她和崔家田原先都是黑龙江（双城）的进步学生，反满抗日，参加了共产党。解放战争中在辽宁干革命工作，建国后一起分到这家国营大厂。我的调令是崔厂长手令。刘仁卉第一次和我谈话，双方都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刘说劳资科要建立管理劳动竞赛的新业务，单叫工会抓，抓不起来，今后由工会发动，行政具体管理。组织竞赛，检查考核，评比奖励都由劳资科管，这一摊交我负责。这些我完全外行，但我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立即到劳资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下车间，依工艺流程，我从锻工车间到车工，从粗车、精车、车内环、外环、沟道、端面，一道道工序都去认识、熟悉。看工人操作，定额有什么问题，多听工人意见。到热处理车间，高温、低温、油淬火、水淬，退火、焖火等等。去磨工车间、外圆磨、内圆磨、无心磨、平面磨、沟道磨、抛光等等。保持架车间、钢球车间，一直到装配车间，再到机修车间，工具车间，学习了许多，认识了许多人。又向科室的同事们学习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计算标准，相互关系等等，然后制订出全厂职工劳动竞赛考核计分和奖励办法，先到车工试行后，在全厂推行。每年厂里按产值利润提一笔为数不小的竞赛奖励基金，财务科掌握专款专用，规定必须用我的印鉴方可领取。我将大笔奖金分成四个季度，每月计奖。经工会同意后，全厂的劳动竞赛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生产效率和品质都显着提高，每到月末评比，各车间头头都拿报表来让我给批奖金，真忙得不可开交。由此也就认识了几乎所有的车间干部和各科室领导，渐渐熟练工作了，刘科长多次在科内的会议上表扬我。实行工资制后，我被定为行政20级，月工资近70元，当时在所有科室的科员中最高，甚至超过有的副科长。但我并不在意这些，钱我也不乱用，寄南方一些，个人消费食堂吃得不错，另加营养品炼乳罐头和油茶面。穿着方面，我不追求时髦，一般化，刚转业时买了一件苏联空军式的皮夹克，有长毛羊皮内统，是可卸式的，只有这一件算高档，其余皆平平。多余的钱就存起来。从部队带来的大头皮靴，用不着送人了。那些军功章等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只有那枚“保卫和平”的和平鸽纪念章戴在胸襟。“赠给最可爱的人”那只搪瓷缸做牙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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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后，我们从部队来的同志最大的感觉是地方的党组织比较落后，缺少部队政治机关那种鲜明的共产党特色，就是官兵一致，实行民主。在部队每次战斗，总结时战士都要对指挥员加以评说。平时有军人大会，无论战士、干部在大会上都是平等的一员，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军人大会通过后，连队要认真执行。干部没有特权，生活上基本是平等的，同志间关系是亲密的，在部队处处可以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可是到了工厂，几乎感觉不到党组织的存在，不知他们在干什么。那时厂里还只有党总支，各车间和科室有支部（几个科室一个支部）。工作人员不少，但大多水准较低，不懂得做思想政治工作。从来没有主动深入到职工群众中去打成一片，深交朋友，听取意见，改进工作。职工们都是每天上班，为生产忙忙碌碌，下班各自回家，使我们这些习惯以部队为革命大家庭的人感情上觉得受到冷漠。想起在部队经常唱的一首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一家人，战斗在一起，生活永不分。同生死，共患难，大家一条心，同生共死共患难，大家一条心”。
这种情绪，这种关系和地方上的情形真天壤之别。大家不约而同地怀念部队，对工厂不满，对党组织不满。特别是党总支那些领导干部更使人不满，没有一个是有闪光亮点的。总支书记程广德，说起话来做出十分谦虚的样子，但总是言不及义，言不由衷，没有听他做过一次令人钦服的讲话（崔家田厂长就不同，他做报告不用讲稿，也不大吼大叫，温文优雅用流畅的语言把问题讲得十分清楚，对职工群众尊重，从来不粗暴批评，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从日常衣着看，程广德穿得很讲究。尤其令全厂职工不满的是，他把农村老婆休掉，强行娶技术科一位描图的女学生刘某为妻，即使手续齐备合法，这也不是一个好干部特别是党组织领导干部应该做的。总支王兆祥是宣传委员，却毫无我们过去熟悉的宣传干部那样博学多才善辩，他完全没有这些优良的素质，一脸横肉，温和时也是一脸奸笑，给人感觉只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行家。组织委员刘呈瑞似乎比较正派，但总是温和微笑，无所作为，也许环境只允许他如此。另外有个理论教员姚儒，照本宣科地完成讲课任务而已。
我们转业的同志对种种看不惯和不满，常常向领导上提出意见。厂领导便由分管“人劳”的韩永丰副厂长出面与我们座谈，听取意见。韩也是一位面似和善却摸不透的人物（当时这好像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共同模式），说话弯来绕去，凡事不明确表态，谈来谈去总是云遮雾罩，不明究里。以后转业军人座谈会经常开，同志们事先碰头交换意见，都推我在会上代表发言，我也就连连放炮，韩永丰对我总是皱眉头伤脑筋。
韩副厂长那时想不通，对我们转业军人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老有这么多意见。的确，讲工资待遇，我们转业的同志比职工们都高，生活条件应该说也不错。工作安排上，我已经算受重用，一些文化偏低的同志也尽量照顾了较好的工作，两位副营级都任了中层干部，李安任卫生科长，刘潮举在一个车间当副主任。领导上认为，这就是很不错了。但转业军人的许多意见，并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得失，而是反映广大职工群众的心声，向领导提意见改进工作，工厂更好发展前进，是我们责任感驱使的，我连连放炮，别人说我幼稚，我还是要提。
劳资科的劳动竞赛工作的面逐渐扩大，计件工当然没问题，凡有定额的都开展了，计时的也开展了起来。无定额不计时的科室如何开展，我想了一些办法，拟订了细则，送给刘仁卉科长。她看后又和我详细研究，说眼下还行不通，对科室人员还不能用硬指标考核，还是进行评比吧。除定期评先进外，还可开展单项竞赛，如节约，提高效率，合理化建议等，单项评比发奖，以后就这样执行。由于业务关系，我和各方面的联系接触越来越多，每天确实较忙。厂里的重要会议都叫我参加，特别是经济活动分析和财务决算审查，这两个会议使我学到了许多企业管理的知识。
白天上班虽然很忙，下班后仍精力充沛，有许多丰富的业余活动。第一就是读书，订那么多书刊都要读。我还要做读书笔记，还搞了个专用本子，摘录世界著名诗人的诗句。每一位诗人的第一页我还画上他的铅笔画像，如海涅、普希金、裴多菲、雪莱、拜伦等，我都找到出版物上他们的像，自己徒手摹画，很用心，画后的几页就是这位诗人的一些诗句。看过这本诗抄的人都惊讶赞叹我能画这样好的人物肖像画，都说想不到。我介绍刘从俭读些诗，还介绍他读一些外国小说名著，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讲我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一些感受，对罗斯托夫、彼埃尔这些人物的看法。特别是东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里面的人物如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拉赫美脱夫等等，都使我非常感动。十分投入地读书，使我向从俭讲述得生动丰富，他很爱听。读好书，写笔记。每天晚上我还坚持写日记，生活过得很充实。厂里映电影我都看的，但基本上不上街，因为离城里较远，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后来有的同志教我学自行车，我又多了一项活动。
早晨我总是早早起床，到宿舍区的花园里去活动，锻炼身体，做广播体操，跑跑跳跳，坚持不懈。还常看见刘从俭带领篮球队员集体锻炼，跑步、跳行、练弹跳等，他兼球队教练。和从俭关系越来越密切，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
我有时引吭高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祖国进行曲》等，中国民歌、还有朝鲜歌曲。厂工会了解我会拉二胡，会唱歌，又是文工团出来的，便要我组织训练歌咏队，我也乐于和大家一起开展职工业余文艺活动。工会挑选了20来个女青年，先教她们唱歌，说她们都有些基础，便选了歌曲由工会印发给她们自己先练，然后集中由我指挥唱。第一次和她们练习，我要求站成队形，告诉她们，唱歌就要站立，最好有个正确的姿势，以利发声。并要大家“啊……啊”（1、3、5、3、1）“依……依”（2、4、6、4、2）这样练声，练习音阶音程。要求合唱不能突出个人，要使几十人的声音都揉进一个统一的声音里。反复这样练，有的女孩子就嫌烦。我和她们一样面对面站立，她们就觉得累，但我坚持必须这样训练。几次磨合后开始唱一首歌，不会识谱的要一句句教唱，唱会了，齐声放开唱。再教控制音量，注意强弱，掌握节奏，特别是休止符，半拍起，切分音等。开始按要求合唱了，全丢掉歌篇，看我指挥唱（她们说我指挥好看，手势清楚，表情丰富）。没有乐队伴奏，我用音叉定音定调，唱至中途有差错立即停下纠正，再重来。这样练习她们都累得喊吃不消，说我太严格，按专业水准对她们要求太高。我说搞艺术不是玩玩，要练就要认真练，不怕苦才能练得好，最终她们接受，以后演出果然不错。
这时厂里正在大门外的空地上开始修建当时是很有水准的俱乐部，施工很讲究，工会领导将设计图纸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正规的舞台我根本不懂，提不出什么意见。厂里又提出让我来当俱乐部主任，我当时未加考虑就回绝了。
当时，我很大的注意力是关注时事，关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结束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经济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学术界、文艺界却阴霾四布，隐伏杀机。1954年底将《红楼梦》问题的学术争论发展到批俞平伯“向反动学术权威斗争”；1955年更发生了严重的胡风事件。先是4月间我得到一本随《文艺报》订刊附来的胡风30万言《意见书》，是胡风针对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文章的反批评和全面阐述他个人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我都读了。早在重庆时期，我就阅读过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后来在武汉又读《希望》，知道胡风是鲁迅肯定的作家，也知道一点30年代“左联”时期胡风和周扬的一些龃龉。1949年初在长沙秘密参加“新青社”后，胡有仪曾交我传阅复写的邵荃麟的文章《论主观问题》，作为内部学习材料。文章就是批判胡风、舒芜的，邵荃麟是“南方局”的负责人，这就是代表共产党的观点。那时我就知道胡风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成员，但文艺思想是受到党中央批判的。读了《意见书》，我也觉得他有些观点不大对，但有许多还是很有道理。我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与他们接近的东西，例如强调个人奋斗。在部队学习时，我还讲过：“搞文艺创作的人必然会和人民心连心，因而也必然会是进步的。”这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以及胡风强调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等，在思想实质上都有相通之处。被称为胡风集团成员的绿原、鲁藜等人的诗我曾读一些，比较喜欢（路翎的却没有读过）。因此一开始批判胡风，我便检讨自己的思想，深深感到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在日记和笔记中都作过自我批判。可是5月中，《人民日报》突然连续整版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批、二批、三批，而第一批材料，恰恰是那个写过《论主观》、《论中庸》、与胡风关系密切的舒芜交出的（这个人可能是为了洗白自己而这样“反戈一击”的，这类的出卖行为令人厌恶）。是胡风多年写给他的信的摘编，再加引申，批判，不得了，这些文艺思想的论争上升到反革命。那报上的按语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用词实在可怕.从文风看显然是毛主席写的。接着，胡风被逮捕，路翎等许多人一个个都被捕了，受牵连的人成百上千，全国陷入一片惊恐之中，我简直惊呆了！想不到写文章提意见也会坐牢，或许还会杀头，这太可怕了！其实，我那时真是十足的天真幼稚。许多年后，阅历深了，读的书也多了，便知道，因言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文字狱”，历朝历代都很多的。
工厂的生产不断发展，已经在哈尔滨又新建一家轴承厂（有些设备和人员是由瓦轴迁去的）。这时国家又在洛阳开始兴建新的大型轴承厂，洛阳派了不少骨干来厂长驻实习。后来建成洛轴，国家编号：瓦轴为第一轴承厂，哈轴第二，洛轴第三。再以后搞三线建设，又在银川建新厂，瓦轴抽调不少骨干去，这里成为轴承工业基地。
我的年龄增大，应该结婚成家了，这成为许多同志乃至组织上都关心的事，不少好心的同志三番两次地要为我介绍对象，好像他们比我还着急。看到我从容不迫的样子，他们都又气又笑。真抱歉，他们介绍的我一个也没看中。就我的内心而言，也很希望有一个可心的伴侣，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但能让我动心的女孩确实很少。在县人民医院治病过程中，有个护士小马曾使我心动。她也许只有20岁，长得端正，含蓄，浅浅的笑，闪亮的眼眸。手术前后，一直是她照料我。手术前要脱光为下身剃毛，她默默地翻来翻去，细心地刮得一干二净。手术后括约肌闭锁，小便憋尿，要用导管挤压，导尿，也是她将管插入我尿道，一点点将尿挤出。她并不害羞，像做平常事一样。这样的姑娘多好，可是我不好意思问她哪里人，多大岁数，不敢多话。还没等进一步的机会，便出院回厂医院了。以后当朋友问我你想要什么样的物件时，我心里有小马的模式，却不肯说。厂工会主席有天对我说，厂里有一千多女职工，你看好谁找我。我说：电话总机班那个扎大辫子的姑娘还不错，她叫什么？工会主席马上去了懈，第二天说：不行，她已有对象了，登记好了，最近就要结婚。问我另外还看好谁，我说没有，慢慢看吧。
那时，转业军人很吃香，是未婚女青年择偶的首选对象，因此来找我说的多。住在厂医院休养时，有一位护理员十分细心地照护我的一切，喂药、送饭直到铺床叠被，天天耐心。她叫王金玉，家就住街上，每天下班回家。养病期间，她天天和我面对，却并不说什么。等我回宿舍休养，她就托人直接来找我“说媒”。我挑不出她什么毛病，但内心并没有喜欢她，没有心动过，没有迸发过心灵的火花。面对说媒，无法拒绝，也没表示接受。说媒的说：“你们先在一起相处看看，要能合得来再说。”从此，王金玉就主动到我宿舍来，渐渐地变成常来。每次来我都让她随便坐，却没有什么好谈，常常是默默地坐着，看我写笔记、读书。她常从家里给我带来饺子、好菜、好吃的东西，又将我的脏衣服收走拿去洗，一两天后，干净衣服叠好送回。拆洗被子、床单也是她的事，我不要她做她也做。起先我很不好意思，后来渐渐习惯了，也不再说什么，只能感谢。她还常为我买这买那，却不肯要钱，我真过意不去。这样日子久了，宿舍的同志都认为她就是我的“物件”，但我从来没承认过。说实在的，她有什么不好呢？确实没有，健康、能干、爱清洁、爱劳动，性格也温柔，外貌也中等，至少不难看，然而就是激不起我爱的激情。我认为，情感的问题是绝对真实的，是内心不可遏制的冲动。两个人天天面对，可能始终没有这种冲动，而偶然的相遇，却可能突然进发出闪亮的心灵火花，这种事常常是讲不清的。
王金玉的家在街上，她多次邀我去她家，我却一次也没去。我俩一起上街，看电影、吃饭馆都有。有时她会说：你看那条街就是俺家，去坐坐吧？我总说：下次再说吧。她不生气，依然来默默地陪我。后来我被打成“右派”，所有的人都远离，使我处在被隔离的状态，只有她顶住压力，坚持不离开我。再以后我进了监狱，她已经受到我牵连而遭到处分，仍不断到监狱来探望我。最后是我力劝她找合适的人结婚，坚决不要她再来监狱，更不要痴等我了，才结束了这段来往。回想起来，我实在欠她太多。
3
与我的情况相反，刘从俭正处于热恋中。他的恋人也是湘乡人，而且也姓刘，叫刘罗一，但几代以前都没有亲族关系。她们在中学时就已相恋，从俭读了中专分配来瓦轴，刘罗一技校毕业也来东北，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做样板钳工。她1955年才到沈阳，与从俭就情书来往频繁，从俭都让我看，叫我帮他修改复信，当然也是情书。不断升高的热度终于成熟，刘罗一如愿以偿地调来瓦轴，厂里又给从俭分了一套新房，1956年深秋，他们办了喜事，我庆贺他们新婚，还拿小照像机去为他们照了不少照片。那时我已开始玩摄影，借了一位技术员的苏式“费得”摄影机，是“莱卡”135小胶卷，与电影胶卷相似，和现在的“柯达”之类差不多。那时拍完胶卷送去冲洗后，拿回来自己洗印，显影、定影甚至放大，学会了一些知识，也花了不少钱。从俭的岳母，从湖南迁来居住，罗一还有个妹妹中学还没毕业，也来这里住一阵，我成了他们家中的常客，老太太也把我当成家里人，我又感到家庭的温暖。
我还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周喜高，他比从俭还小一点，在技术科为材料定额员，家也住在街上，每天下班回家。他那辆自行车让我学骑车用，弄坏了好几回，他却从来不说什么。喜高长得相当帅气，人很聪明，虽然在技术科做的事本该是技术员的事，只因没有大专学历，不能当技术员，只能是定额员。他还有个好朋友张洪发，在滚子车间，我们便常在一起。中午在食堂，我们几个经常是一起吃饭的。
1956年初，辽宁安东绢纺厂发生一个青年女工小兰受迫害致死的事件，称为“小兰事件”。《中国青年报》刊出始末，并开展讨论。我对官僚主义极为愤慨，积极投稿参加讨论。那时我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进步之大敌，以为人人口诛笔伐就可以消灭之，这种天真幻想多么不切实际！接着我又读到苏联一位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短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对那代表进步力量的总农艺师娜斯嘉非常赞赏。革新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在中国，在苏联亦然。《中国青年》杂志对这篇小说在全国开展讨论，我又陆续写稿表达自己支持革新进步的观点。以后，我又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地读到刘宾雁的短篇小说《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还有曾彦修以“严秀”笔名写的一些杂文，使我的思想也更加活跃，极力主张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打破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让思想自由宾士了。
1955年冬，从通信中得知亚妹和秉勋都到了北京。亚妹是从广州军区话剧团去的，她194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这时已是剧团骨干，上调集训。熊秉勋解放后随六队转入湖南省话剧团，改学导演，被派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苏联专家讲习班学习。我决定去北京和他们一聚。1956年春节，我去北京。2月11日正是年三十，亚妹等在火车站接完站就把我拉上公共汽车，直奔新建成的艺术剧院剧场，那里正在演出欧阳予倩改编的大型古装话剧《桃花扇》。欧阳时为“中戏”院长。此剧是苏联导演权威、当时正主持讲习班的列斯里教授亲自导演作为样板演出的。熊秉勋极受列斯里教授赏识，在此剧中饰演男一号主角侯朝宗，这也是他平生最辉煌得意的创作。新建的大剧场比当年重庆的“抗建堂”高级得多，舞台既大又高，灯光、装置等一切舞美条件当时都是一流的，演员服饰十分华丽。秉勋饰的侯朝宗重内心刻画，是气质高雅的名士，很有书卷气。（据说欧阳山尊和熊秉勋争演这个角色，列斯里教授选定秉勋，欧阳十分无奈）演出非常正规，我没有去后台看他。戏散后，亚妹和几个朋友乘车把我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住宿。除夕夜，那里有通宵舞会，轻歌曼舞，有许多影剧界名人，亚妹都认识，一一指点给我看。我跳了几曲舞，不胜旅途困倦，上床去了。第二天上午，亚妹和张健翎、张安福兄弟邀我出去玩，问我对健翎的印象，他们恋爱已成熟（在一个团），准备今年秋结婚。我对健翎印象很好，祝贺他们。张安福也是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是搞话剧的，与健翎亲兄弟却不太像，他们是辽宁安东人。下午秉勋抽出时间陪我去游颐和园，又请我上一家日式饭店吃“铁板烧”。他有钱了，成为苏联专家权威导演列斯里教授的得意高足。他十分自豪，说全国话剧界年轻的导演集中北京，只有他被列斯里选中，这次《桃花扇》男主角“小欧阳”（欧阳予倩的儿子，从延安来的欧阳山尊），都没有竞争过他。我感到他志得意满，有点狂妄了，曾暗示提醒他。但他毫不在意。
秉勋告我，他已结婚了，妻子魏绿萍原是长沙一女学生，我也认识，后来也是一位不错的话剧演员，同在湖南省话剧团。次日，亚妹、秉勋陪我同去戏剧学院一幢家属宿舍楼看望已故的杨德仁的夫人肖晴。杨妻肖晴是学声乐的，这时也在学院任教，有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相见后，回忆杨大哥生前的音容笑貌，大家都不免伤感。
在北京生活了三天，虽是春节假日，我发现他们都有许多事情，很忙，却抽出时间来陪我。秉勋每晚还要演出（当时是场场客满），白天我们去了天坛，还去了一些地方游玩，到正月初三下午，我便告别乘火车回瓦房店了。这以后再也没见过秉勋，他过于得意，比较狂。以后在《戏剧报》等杂志上看到他的消息。1957年被打成“右派”，斗得很厉害，下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农村艰苦劳动的恶劣环境中，染重病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逝世。很有才华的一位青年艺术家如划破夜空的流星，就此殒落了！
有次看电影，在加映的纪录片中看到董晓华。他1955年春到北京入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作为青年作家重点培养。电影里他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上台领奖，我很高兴，似乎自己也分享到一点荣耀。可是1955年底，就看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材料，丁玲从此倒楣，而曾经光辉的“文学讲习所”也随之黯淡。在讲习所学习时，晓华曾来过信，以后就没有了。1957年狂风起后，听说晓华这个童工出身的“老八路”曾被认为是“优秀的青年作家”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边远的南海小岛去“锻炼改造”，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头。
1956年，国内国际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继1955年农业合作化掀起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后，1956年，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敲锣打鼓向政府交出自己的企业，要求公私合营，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很大胜利。毛主席发表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共产党又召开了“八大”，确定“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转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学术领域开展“百家争鸣”，文艺界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呈现一派勃勃生机。国际上，苏共于1956年2月召开“二十大”，赫鲁雪夫作了揭露史达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引起全世界关注。接着，6月份，波兰发生工人大规模骚动的“波兹南事件”，之后又有匈牙利事件。更为突出的是南斯拉夫，曾被指斥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南斯拉夫，一直致力于国家建设，1955年，赫鲁雪夫代表苏共中央亲自去贝尔格莱德，向南斯拉夫道歉，使南斯拉夫重回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铁托也不再是“叛徒”了。这使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的国际关系格局明确形成，而这时，“冷战”又进入新阶段了
也许是我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关心时事成了职业习惯。关心多了、久了，自然就能掌握一些线索并追踪发展，有时便能判断出比较准确的趋势。因而当我向刘从俭、周喜高等一些要好的朋友谈这些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时，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认为讲得有道理，有的事甚至认为我有“先见之明”。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国内书刊出版逐渐宽松，各种争鸣的思想见解不断涌现，我的思考也越来越多，思想更加活跃了。
工作上，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领导上给我增派了一个助手范成德，也是转业军人，他当时已近40岁，好像是冀东人，但不是我们46军的。他老成、谨慎，很规矩的做事，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无话可谈。
1956春，厂里一件大事就是搞工资改革，是全国范围，由中央劳动部（当时部长是马文瑞）统一部署，从此企业实行级别工资制。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旧工资标准按新级别标准套改、职工工资水准普遍上调，同时分配升级指标。当时按套改，我应该升到75元一档，且要占用升级指标。而那时我工资已接近70元，已经比较高了，刘仁卉问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把升级指标让给别人，自愿放弃75元那一档。那时我以为这事很平常，根本没在意。后来对于领导的表扬也没当回事，这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在劳资料、每天摇减速剂的哗哗声相当喧嚣。那时劳资料定额组那边搞工时测定，要摇计算机；工资组算工资，特别是工资改革，更要摇计算机。这是义大利生产的手摇式计算器，机械的八九位元数字都能最迅速准确地算出来。我也学会摇计算器，还学会用计算尺可测到小数点后两位。
我的工作又多了一项任务：写总结。不但要定期写全厂劳动竞赛的总结，刘仁卉科长还要我写全劳资科的月度、季度总结，各业务股组的原始材料都送给我，以便了解熟悉工时测定、定额编制、工资变化、劳动生产率、工资比例、劳动力结构、劳力调配、各类人员（基本生产工人、辅助工人、车间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的比例、标准，以及与人事有联系的职工奖惩记录和分析等。渐渐地，我被认为善于写总结材料的人。厂里秘书科（后改为厂长办公室）科长吴烽炀是有名的笔杆子，他那时已40多岁，每天工作量很大，很忙。连他有时也来虚心“请教”，我真不敢当。
当时写材料是一件大事，各个部门都要写材料，企业领导人几乎淹没在大批的材料之中。我写材料就反对搞数位罗列、名词堆砌、套话废话连篇。我总想把数字简化到最精程度，把实际生活中最生动具体的人和事写出来，这样的材料有说服力，让人爱看。行政部门、工会也来找我写材料。当时有个车工刘同恩，报请评省级劳动模范。工会主席来找我说：“这上报材料非你写不可，咱厂就这一个省劳模，评不评得上就看你的了。”其实问题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严重。我查看了刘同恩同志生产上一些原始材料和事绩记载，又和他本人详谈后，与车间内的同志又作了调查，材料并不费事地就写出来了。上报以后，他被评为劳模，绝对不是我的材料如何起作用，而是刘同恩同志本人的突出劳动成果决定他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中共即将召开“八大”，部里催要瓦轴厂的典型材料。“笔杆子”们忙了一个多月报上去的材料两次都被机械部打了回来。这时已到了5月末，他们那天突然来找我，请我赶快写。党委（那时瓦轴厂由党总支升为党委了）宣传部负责的王兆祥等几个人，要求我接受这个任务。我说“八大”是党的会议，我又不是党员，写不好这样的材料。他们说了许多好话。又请出厂领导给我动员，把我请去党委办公室，叫我先看材料再说。桌上堆满了各种材料，党务的、生产的、财务的、经济技术指标分析的、工会活动的、职工福利的等等，这么多东西光是看大概两天也看不完。他们给我准备烟茶，然后是晚餐，送到办公室，我边吃边继续看材料。我只选看认为是有用的，有的摘记一点，看到吴烽炀写的洋洋大文等等。天快黑时，他们几位问我还要什么，能不能三天赶写出来，我说今天晚上写，明天上班交卷。请任何人不要来打搅，我赶一个通宵。他们诚惶诚恐地告辞，按我的嘱咐，干脆从外面锁上门走了，我一个人反锁在党委办公室里埋头写。那一夜特别兴奋，把材料摘清理顺，写起来文思泉涌，下笔流利，一晚上写了八、九千字左右，一点没发困。直到东方发白，旭日东升，我全部脱稿，几乎没大删改。等他们来上班，见我人未倦，文已成，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说赶紧打字吧。他们一高兴，我才真的倦乏已极，昏然欲睡了，赶紧回宿舍去，一直睡到下午。这下我真的全厂闻名了。
有人问我，是怎样将成堆复杂的资料综合汇总写成总结，而且那样快，我实在答不出。我看资料，不是临时看，在于平素一贯注意，心里有底。要写材料时，再从这些资料中抓出些主要的，包括数位，要吃透。我写材料一般动笔之前先在心中酝酿个大提纲，酝酿成熟，提笔就写，不打草稿，不浪费纸张。边写边改（小改），顺利时几乎不改。写得越顺，材料越好。写不下去勉强写，那样写出的必不是好材料。
那份通宵赶完的典型总结材料交上后，除打字员来找我几次问字迹不清的字和涂改删削的句段外，没有人找我，以后便不再问。只听说报部后没有再打回，拿去“八大”交差了。
闲暇时，我还拉上一两个好友北去鞍山，南下大连度周末。那次去鞍山，虹桥新建成，伏洛希洛夫到鞍山访问，很热闹。我还专程去鞍山看辽宁“人艺”演出的话剧《绞刑架下的报告》，由当时还年轻的李默然饰演尤利乌斯.伏契克。
那时，肃反正在进行。这肃反好像是1955年冬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所有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商店、部队都全面肃反。但与1951年、1952年镇反不同，那是大张旗鼓，而肃反则是不事先声张悄悄进行的。厂里由肃反“五人小组”领导，各党支部也都有个“五人小组”，在职工中通过查历史，相当细致的内查外调，深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群众也有时开小组会（不开大会）追查某人某时期做过什么事，由他交代。查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慎重。真想不到，果然查出一些（不是很多）有问题的人，甚至是党员，在要害部门的干部，如人事科副科长，还有股长。我们劳资料也有，那看上去很老实本分给我当助手的转复军人范成德，也终于被捕，抓走了。以后肃反还搞了很久，一直到1958年还在搞。
那时我接到次妹两次来信，谈到他们单位竞将她列为肃反对象，关于地下党有些问题讲不清楚，她受到逼供，问题很严重。当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份材料，讲述次妹解放前在南京，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参加地下党，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而革命胜利后，反而受到怀疑并被当成肃反对象，我认为这太不公平了。认为他们单位的肃反经历了不正确的阶段，应该予以纠正。这份材料可能是寄给次妹所在单位的上级领导机关，已记不清了。后来我被斗时，这也成为“向党进攻”的一条罪状。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