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61年1月8日，作者于谭家山煤矿写生画《夕阳》
97、火官庙概述
我在坐落浏阳城磨石街的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半书。寒来暑往，古磨石街上的磨石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已磨得蛇皮流光。我留在麻石上的无数足迹已看不到任何形影，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多么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靠近王家祠堂附近，开着一扇不算高大的门，门口长年站着一个武警。有时看到被押的犯人在武警的吆喝下从麻石路上出入。当时很不留意这个场景，更不过问这门里面究竟隐着一个什么部门，但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绝不是神话的神仙洞府。
后来我竟有一个奇迹地的发现，发现被押列队出入的人员中，有的只剩这半个脑壳，即半边光头半边短发，显然是普通人相比的异类。后来才知道这是防止犯人逃跑的绝妙方法。这与古代从军犯人割耳刺印有着同样的作用。水浒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章城”的表述。所以刺印的林冲逃之无逃，只好在“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绝境下雪夜上了梁山。
在当时，火官庙是众人所熟闻耳热的地名。北乡人警告坏人时，说叫你过焦溪岭（或过岭），县城人说叫你进火官庙。其意相同，即叫你进班房。其实对“看守所”这个名词还不大普通熟闻。解放初期，浏阳还没有建造专门的监押场所，到上世纪才新建了“白泥坑看守所”。这是县级监狱，颇具现代规格。原来的火官庙建成居民区，磨石街在开挖穿城新村时拆毁，城关在地图上消失，只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
查词源“火官”条载：“神农以火纪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关为北火，中官为中火。”据隋唐称为六卿大的六部尚书中的刑部就属秋官，故有刑部秋官大司寇之称，曰秋官者，刑罚严厉，像秋萧杀。选择火官庙作为看守所，似乎与刑部狱官倒还相配。但这只是偶然，可能当政并未如此考虑，只是废物（屋）利用而已。
想不到五年后（1958年）的三月十三日，“场外有人会我们”的人竟是警察，把我“请”到了这火官庙，成为这里的阶下囚。到1960年11月17日押送劳改单位——“潭家山煤矿”，整整度过了两年另八个月又五天。因此，对火官庙的印象最深。由于火官庙不复存在，且在特定历史时期是“秋官大司寇”的刑法场所，所以要做详细描述，也为写以后的见闻提供方位坐标。
废物（屋）利用，改装后的火官庙，古装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戏台式的木结构亭子，立在监牢前面。亭中摆着大方桌，临时提审犯人或向犯人宣布判决书，有时在这里进行；同时，也在这里对新收押犯人进行登记和搜缴随身物品。亭子的前面是岗楼，二十四小时有警察放哨。岗楼下是进出的唯一通道。岗楼右侧是武警营房，左侧是看守所办公用房，也在这些房子里提讯预审。岗楼外面有个地坪，地坪周边是民警中队用房。地坪有正门开向磨石街，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牌子是挂在这里的。
亭子的左侧是一排直列监房，大概自前至后有七八号监房。我关在第一号监房里。监房的后墙是外围高墙。监房前面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厕所，每天早晨放风是必去的地方。
亭子的后侧是一排横列的监房，与亭子左侧的监房呈曲尺形连接。监房前的走廊与岗楼对照，从左至右的最后一监是女监，也只有一个女监，面积空间较大。亭子的右侧是个大地坪，干警常来这里打篮球。
沿着女监的右侧是犯人厨房，正面朝着地坪，厨房很宽敞。后门锁着，犯人去喂猪和担水才打开。厨房的右侧有两间房子是生活组犯人的住房。到了晚上，厨房通往地坪的栅栏是要上锁的。
地坪是长方形的，右端有门通入王家祠堂。右前角落里是一间小房子，是犯人医务室。王家祠堂通往磨石街的正门用砖封死。祠堂建筑是上下两栋一过厅的砖石结构。只由垂直的光线从天井上空透入，很阴森。
这里好像一个综合手工业场地。白天有木工、篾工、缝纫工和打铁的犯人劳作；还有老年犯人在这里剁猪菜，双手持刀的老犯人把猪菜剁得极细，真是秀色可餐。犯人出外种菜和挑砖的工具，都堆在这里。牧鸭的犯人也把麻鸭关在这里。晚上，这里通往地坪的小门就锁上了。小门的过堂里有木板楼梯进入生活组住房的楼上。这是火官庙唯一的一间楼房。入监时被缴犯人的东西都放在楼上，挂着竹牌子、棕绳、脚镣、手铐都放在楼上。
与医务室同侧对角，也即是第一号监房旁边的巷角里是储藏大米的仓库。犯人从粮店挑回的大米储在这里。生活组每天从这里领米过秤入厨。
火官庙后面山坡是一块很宽的菜地，由高墙围住，与看守所连在一起。站在菜园里能清楚地看见一中操坪里的活动情况。
我所描绘的平面图景，只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我叙述后文提供方便，有了方位依据。
98、黑夜梆声
我在前文“祈禳”一节写的“喳夜”，是“没到秋凉七月半，道士喳夜保清吉”的时候，倒是敲梆诵经，驱邪避鬼。农户凑点谷米酬劳，是心甘情愿，祈求清吉平安。据宋代魏泰撰的《东轩笔录》载：“野无惰农，世无赌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这种打更鼓既能报时，又能起到警觉保安作用。我说的“黑夜梆声”，一不是道士喊夜打梆保清吉，也不是更夫打更报时鸣警，而是监牢中一种特有的梆声。
每晚到了就寝时刻，岗楼上发出“起梆”的吆喝声。我们第一监轮到的犯人就慌忙拿起竹制梆筒，用力敲一下，发出“咯”的声音。敲打的次数要与监房次号相同。如第二监房打两下，即咯咯。第六监打六下，即咯咯咯！咯咯咯！打梆者不能瞌睡，要全神贯注，要听清上一监号发梆的梆声之后才能接梆，如果出现“画眉跳间”，岗哨就要发出训斥的吆喝声。如果打了瞌睡，被吆喝惊醒，就在慌乱中乱敲几下，结果造成交接的混乱。岗哨就发出训斥声，吆喝“从头发梆”！
我们第一监最容易敲梆，只要敲一下。可是最难准确接梆，因为最后的监号是14号（女监），要认真听清默数12、13、14是要常出差错的。例如12监敲了梆，第一监以为是敲了十四响就接梆，结果造成第十三监与之同时敲梆，又造成混乱。其实哨兵也很辛苦，也要认真听敲梆的交接顺序，也要及时吆喝纠正。
岗哨是定时换岗的，这是为了防止疲倦和保证警觉持续。这样，敲梆也随着换岗的同时换梆。当岗哨完成换岗交接后，就发出一声“换梆”的吆喝。于是下一个犯人就慌忙接下梆筒，有的从睡梦中醒来就接梆乱敲了几下，也造成短时的混乱。这时，岗哨吆喝从头发梆。这样循环接替打梆，一直敲到天亮，到岗哨发出“收梆”的吆喝声时，监房才静然息梆，梆筒就交给下次的发梆人。
从敲梆中，掌握了几个名词，即“起梆、收梆、换梆、交梆、接梆”。也敲出了一种节奏，如敲三下，应是三种节奏，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话，有“咯——咯——咯——”“咯——咯咯”和“咯咯——咯”三种敲法。有些偷鸡摸狗的文盲犯人，就乱敲一通，没有悦耳的节奏，甚至用力把梆筒敲成两边。
这种梆声，返宵待旦，在漫漫的长夜中，已经听惯了这种打破长夜寂静的梆声，不感到什么不适应，反而从森严肃厉中体验到一种非凡的雅静。我在敲梆时，特别注意听第十四号的梆声，只希望它们按八分音符一拍敲得有节奏，有规律，更能从轻敲重打中发出一种抑扬顿挫的美感。可是从未听到过这种如哭如诉，如哀如怨的梆声。还是不能把这十四个“咯”音敲得比较规律些。我要求的所谓规律，完全是为了容易记住所敲的次数。如果听错了，就会乱接，就会招训斥。这种训斥是习以为常了，只要监房里的组长不罚我多敲一次就是万幸。
我们一号监房的人数，常在十人以内。轮流敲梆频率较高。有些大监关上几十人，轮流间隔的时间要长，有些夜轮空。虽然不轮到你敲梆，可梆声依然在打扰着你的噩梦，甚至梆声成了一种噩梦的催化剂。
每当提心吊胆静听末监的梆声时，我就想起苏轼“长夜默坐数更鼓”的诗句。而我是“长夜惊魂数梆声”——咯！咯咯……“。
前文写的“喳夜”一节中的梆筒是论述解放前的一种祈禳消灾的迷信活动。那是在“七月半鬼乱窜”的肃飒秋夜，道士通宵串乡敲梆诵经的祈求清吉平安的社会习俗。
而火官庙监牢的敲梆行为是监管狱吏们，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达到相互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的一种措施。其实也是带来一种加重犯人精神疲劳和紧张恐怖的后果，当是非道义的影响睡眠的侵权手段。与喳夜敲梆保清吉而言，不是善意，而是恐怖，是摧残。
99、第一号监房
我关进第一监，进去时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等于是一个光身子。后来，有人把我的被子和衣服及洗漱用具送来了，这是我仅有的家当。
监房的正面是个大板床，占据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六尺长的木板床两端靠墙，没有一点空隙余地。靠监门一边的空间只有半个床位宽，但放着一只便桶，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除放风外，日夜是在床上度过的。监房没有天花板，恰似一个竖井。靠屋顶装着铁丝网。一线阳光透过玻璃片从铁丝网射进来，只有光线垂直时，才有明亮感觉。其余时间是阴沉黑暗。
监房门上方有一个方形小窗门。平时用推板关着，铁钩挂住，是不能看到外面的。只有送饭送水时，或警察查监时才打开片刻。在这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上看着天窗，下望着地皮，横对着几双死亡般的眼睛。背靠着墙壁，抵足而坐。这才是叫坐牢。
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空气污浊，最怕人多相挤。只要有一个犯人提走了，我们就高兴了。如果带着衣服出去的，肯定是释放或送劳改单位了。也有因案情调监的。有时不要高兴过早，上午走一个，下午来两个。自反右斗争结束，大跃进的到来。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右派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有有碍大跃进的异见分子和因饥饿起盗的分子，几乎每日都有押送火官庙的。
一时监牢里挤得像贴藠牯一样。我们一号监是小监，多来一个人都会占去几寸宽的床位。每个人侧着身子的几个“S”形生理弯曲都套得严严实实，下面的手臂压得麻木也得忍受，只能歪着鼻子和口呼吸空气。为了自守本分无争吵，组长黄友国用筷子当尺，把床板宽量了6又3/4筷子，然后按人头平均得出X筷子/人，在木板上划个记号。
黄友国说，分是这样分了，但打梆的人可靠在床边上打，这样也能得到短时的宽松。这样犯人无常的出出入入，很难保持每人床位尺度不变。当然，只求多出少进，每人分到两根筷子长的床位。
后来进来一位叫龙培荣的死囚，中等个子，白胖的，浓眉大眼，下嘴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因为犯了强奸幼女罪，戴着反手铐关在本监。不仅他要占去比我们多得多的床位，还要给他喂饭喂水和漱口，还要帮他松开裤头大小便，实在是给监里添了麻烦。关于他，后面有专文叙述。
组长黄友国原是浏阳县人民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生。他可能已关押了不短时间了，除掌握监内的学习和生活外，每天还到犯医室帮着老犯医郑庆安为病犯治病。每次时间不很长，回监时总要带一些药涂在龙培荣的手腕上，因为他的手腕被铁镣磨破皮，恐防感染化脓。关于他的情况也将在后面“囚医”一节中叙述。
每到囚犯开餐的时刻，犯人凭着敏锐的听力和嗅觉能准确无误判断饭菜即将送来，甚至能辨别开的是什么菜，或者是已经开到了第几号监。这是因为视线被阻碍，凭着其他感觉器官来补偿的原因。记得达尔文主义说是“用进废退”，判定基本准确。突然监门的小窗口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木饭盒塞了进来，里面装着按人头盛好的散装米饭。接着塞进两只竹筒饭碗和竹筷子。再接着是铁勺舀了带汤的菜食伸了进来，监内用盆子接好。小窗口啪啦关上口，我们就分饭分菜，很快完成“进口货”，并把竹饭碗舔得一干二净，闪光发亮，为厨房洗碗减少了麻烦。
一号监傍着仓房，只有一墙之隔。成队的犯人，挑运大米入仓的情况和每天生活组来去米出仓的情况，都凭着听觉分辨的一清二楚。仓房就在岗楼左侧，离一号监也很近，所以岗楼上唤岗交接动作虽不很声张，但也能判断出来。
岗楼下的出入通道，每天有犯人成队从这里出去，晚上又从这里进来，哨兵和监押人员的吆喝声、劳动工具的撞击声都听得清晰。从这些动态中可推定早晚的大致时间。从脚镣在地面上的拖撞发出的声音，也能辨出重犯是进监还是出监，甚至能听出是进哪号监房。
还有一种特殊异常的吆喝声和脚步声，是发生在午夜以后或刚天亮的早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只有短暂的寂静，就听到连续的开监关监开锁落锁的声音，我们就判辨这是突发案件中捉捕的群体案犯。如果这种异常动态发生在白天，就断定是公捕后押进来的犯人。凭着听觉嗅觉，监内在关心着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无益而有限的。
监内所谓的学习，无非是谈“认罪伏法”，写“坦白认罪”，或是填履历表。日复一日，讲的写的都是老调重弹，就离题杂谈了。有介绍偏方的，有猜字谜的。我却借着黄友国的钢笔在粗糙的解手纸上作画。同监有个叫周声正的老人，是东乡大西洞人。我给他画了个钢笔素描像，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要我画像。有的说这样的像做遗像最有纪念价值的。后来黄友国提出莫画了，怕惹出新的罪名。
我很舍不得这支笔。因为这是监内唯一的一支笔，是黄友国在解放前于湘雅医院毕业时，学校赠送的派克笔，白铱金笔尖，特别流利。于是我就画些花草器物之类的东西了。周声正有把烂蒲扇，我在上面划了一列正在疾驶的火车。大家认为很有立体透视感，只是要注意风向。
我说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例如火车的烟、工厂的烟，哪怕是炊烟都要画着烟雾朝左边（西边）飘去。特别是画红旗更要小心，一定要把红旗画得向左边飘扬，表示发强劲的东风。只能东边压倒西风，西风压东风是避讳的，甚至是反动的。不管是写是画是讲话，都要慎之又慎，不然班房就袋在屁股上。在以后的几年监狱生活中，我从事很长时间的写画劳动，我也特别注意颜色的热冷调和风力的东西向。
到后来，黄友国的钢笔完全交我使用了。因为我代他做讨论记录和写学习汇报，也代别人填写多种登记表。这样，黄友国去了犯医室，我就成了一个临时代组长。
100、放风
记得在《红岩》中看到过这个专门名词，在词源中也有这个词条。可见“放风”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被广泛认可。但它流行的范围只限于监狱。放风在禁闭关押的犯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迫不及待的渴望。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二十四小时的坐牢蹲监。唯有在清晨收梆后，能得到十多分钟的短暂活动。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是何等重要。趁着洗漱拉撒的急忙跑动，可敞开肺腑纳新鲜。这是深深感谢人道主义的恩赐。
早晨收梆起床后，都积极“备风”，把洗漱的手中牙刷拿在手里，把粗糙的手纸卷好，还有一个特别动作是用力按摩腹部，使其容易排出大便。轮流到抬马桶的两个人也装势待发，只要牢门打开，就拖着无绳的鞋子，提着裤头涌向厕所。抬马桶的只能走最后，一只手抬桶，一只手提裤头，牙齿咬住毛巾，跑起来很不协调，主要是怕没有皮带的裤子掉下来。
从厕所出来，立即奔向亭子下面的丁字形空地上洗漱。那里的木架上摆着木质脸盆，有生活组的犯人在发用水。每人一勺（竹端筒）。洗脸漱口都只能限量使用。虽然用水很少，但本着“过水为净”的想法也就无可奈何。碰上熟的犯人，也可多给你半勺。到了夏天，每周洗一两次澡，也是在这亭子下面的弯角里进行，也是用脸盆盛水，只是多发几勺水。一不是淋浴，二不是坐浴，是先用力干擦，再端着脸盆蒙头一冲就完事。因为坐牢不太出汗，只是冲掉污浊的牢气。
这块丁字形的洗漱地方，下面是石头地板，地势比监牢走廊的亭子要低陷六尺左右。并且位于岗楼的眼皮底下。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都看得一清二楚。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若有超越禁区者，或交头接耳的，岗哨和掌握放风的警察就会吆喝警告。
按每监放风十分钟计算，每早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风”放完。所以时刻很紧，犯人也就既渴望放风，又感到十分紧张。最苦恼的是有便秘毛病的犯人，不得不半路收场，或者不参加洗漱这个项目。如果想两者都不误，就势必拖延落后，挨些吆喝谩骂。
我企图想在放风时看到焦七海在哪一监，更想看到沈皆遂，我很担心他带着肝病来坐班牢，很难度过生存这一关。可是你进我出，你出我进的交替放风，衔接的天衣无缝。
另外，犯人剃光头的事，也是在这块地方进行的。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只剃半边脑袋的犯人，或许这是1949年前后政权更替初期的事。
101、狱医
犯医室的方位在前文已说明清楚。它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六平方米，一门一窗。陈设也很简陋，出一个摆有普通内外科药品药柜外，只有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医疗能力仅限于伤风感冒和一般咳嗽腹泻之类的小病。如果犯人得了大病，干警会送病犯到人民医院治疗。
首先是犯医郑庆安坐诊。郑当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犯人。个子矮而结实。说话从容不迫，带有诙谐的口气。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眼袋像布袋一样下垂着，给人一种慈和亲切感。他说他是浏阳县医院即浏阳县人民医院前身的创始人，可见他应是浏阳医界的元老了。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年徒刑，据说他是因历史问题而坐牢的。我去看过几次病，主要是胃病和神经衰弱。他每次都是临时配些“颠茄合剂”给我。他说不要胡思乱想，喝了颠茄合剂就会睡好的。果有效果，我的病就好多了。可是久服就有了依赖性，产成了药瘾。后来他调到浏阳三口煤矿当犯医去了。因为有劳改犯在三口煤矿改造。他走后，以前帮他一起治病的犯医黄友国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黄友国是浏阳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是唯一的一把手术“刀”。他当时只有五十多岁。个子很高大，说话严肃，且条理分明，似乎很有说服力。他兼任我们第一监号的组长。他常帮助罚犯人认罪伏法。他说认罪要实事求是，只有认了罪，才能很好伏法。自己的案情只有自己最清楚。
他经常被提审讯问。据他每次提审回监讲述的情况，知道他给一个干部做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是很成功的，后来这个病人就去世了。初审以阶级报复（他家系地主成份）杀人案判处死刑。他说这不但不是故意杀人，也不是医疗事故。应该是术后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事故。他说他据理力争，才改判为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后来，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960年我调潭家山新生煤矿后，就与他分别了。
时间又回到二十多年，他也平反回到浏阳人民医院，做了退休安置，住在下河豪兴街的公寓里。我特地去看了他，感谢他在监牢里，给了我一些关心和照顾。这时的他，已不善言谈，言行迟钝。有一个老伴照顾他。他说，他只有一个女儿，也常看望他二老。临别时，他移动着蹒跚的步履送我出门时，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很有出息！现在都好了。劫后余生，必有后福。上世纪末，我听说他已经作古。
在监牢里的犯人都容易发生便秘。黄友国要大家多按摩腹部，特别是在放风之前，要站着按摩下腹和提肛运动。他说坐久了，肠的蠕动力很弱很慢，使用外力按摩可帮助肠的蠕动，大大解决便秘毛病。他又说，要生存下去就要保护身子。维持大小便的畅通，就是其中一种生存方法。为了补充开水的供应，他常从医犯室带一碗开水进监。
沈皆遂因患病休学回家的，这次因读书会案被捕，当然是带病坐牢。所以我很担心他经不住监牢生活的折磨，如果在监牢里死了，他高龄的祖母晚年也就更可悲了。于是我只好拜托他打听情况，多关心这个病犯，肯求他尽力救治。他很同情，他说这个叫沈皆遂的确很虚弱，在监里晕倒过几次，我会尽心竭力治他的病。我听了很受感动，感谢他崇高的医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后来沈皆遂的身体逐渐恢复，调到三口煤矿劳改时，没叫他下矿担煤，安排他做“筑土电池”的劳动，这样我才放心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新犯医，叫罗敬暄。他是浏阳名中医罗振湘的儿子。浏阳古港人，高瘦个子，口里镶着两颗金牙齿。他说他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医，因历史问题而进来的。我当时的胃病很严重，腹部胀得像鼓一样，大便又解不出。他给了我一些丸药也无济于事。因为吞丸药喝了水，更加腹胀的难以忍受。在我苦苦央求下，他冒险地把药水直接注射到我胃里，又设法排空了我的肠胃，才解除痛苦，慢慢恢复了健康。
1960年11月17日，我调往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临行时，罗塞给我两块钱，要我保护身子，争取平安回到家里。平反复职后，我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说是早已去世了。我很遗憾，没有给他一点报答。哪怕是一句话也能表达的感谢恩情。可是无可奈何！
102、审判长的巴掌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判决，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5月底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文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这是无可非议的。
检察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闻文鹏的火，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自传中未完稿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文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只能如此，这是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1958年3月13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日）。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
这一巴掌就把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打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另一个月。即从1958年3月13日被捕到1982年4月14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也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附：
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103、死囚龙培荣
前文提到监内带铐犯人影响到床位拥挤的事。这个比我后来的戴铐犯人，就是龙培荣。这种犯人既不能打梆，又要占去很宽床位，造成睡觉挤得要死。还要替他洗漱喂饭，拉裤头排便，带来诸多麻烦。倒马桶的事也不能轮他。虽然不受“欢迎”，但同犯们还要细心照顾他，也同情他身被桎梏的痛苦。只得如此，说明监牢里也存在着人道主义，至少知道都是人类。
他被推进监里这一刻，监内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中等身材，胖而结实的青年，戴着手铐进监，肯定是犯了重罪，不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就是上山为匪……他突然来到这个暗淡而窒息的空间，神情表露出万分惊恐，呆立着如若木鸡。
于是组长黄友国就要他坐在床沿上。然后询问他的基本情况，知道他是浏阳县城关镇城西完小的教师，被人检举揭发犯了强奸幼女罪。他的脸部似乎是麻木的，眼皮下垂，只是流着眼泪。黄友国又重复以前对新犯人进监时所说的话：你既进来了，就只有认罪伏法这条路了。政府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犯的罪自己最清楚，不要乱说，要实事求是，能犯能当。
黄友国对每个新犯人都是按这个模式说。我发现他既有官方的代言，也有自己的话。即“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认罪伏法要实事求是”。这是他从他的案情中悟出来的真话。既要协助同犯坦白交代，认罪伏法，又要提醒同犯要实事求是地交代和认罪。因为他每天要向上面汇报监内情况的。并且由我写出发言记录。
龙培荣经常用铐在胸前的双手写上诉书，写好后，由组长从监门的小窗口里递交给查监的警察。警察每天要来查人数，有时来收填的表册，有时来收学习讨论、学习心得或反省材料等。据龙说强奸幼女的事，完全是诬栽陷害。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明白，这种强奸幼女罪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不久，他被押上法庭审判了，很快判决书送到他的手上。我们从判决书上知道强奸幼女的人数达十几二十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友国睡在外侧，我睡在内侧，他睡在中间。我只是每天看着他悲哀和痛苦的诉说，看着他留着断续的泪珠。我们只是说：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是事实，就罪有应得。我们没有什么肯定性的发言。我也有些害怕，想起现在这样与他紧贴着身子同坐同睡。如果哪天真的立即执行了，他就变成鬼了。当他变成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与他贴身同坐同睡的事。惶恐那一天的到来，暗地希望他是冤案，希望没有可怕的一天。
这时，他成了要立即执行枪毙的死囚，手铐就从前面换到后面，叫做反铐。铐了反铐的犯人，生活更加艰难，更加痛苦。可是他对他的案情更加坚决否认，反着手写了血书上诉。他这样坚持上诉，中级法院批复浏阳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送交他的重审判决书上看到：一是有医院对幼女检查处女膜破裂的证明材料；二是被强奸幼女的人数比原来被控人数还增加了几个。这种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使龙培荣必死无疑了。但他面对审讯庭上的情景和判决书的诉词，并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心。
他说，他在法庭上要求面见控告被强奸的几十个幼女，但法庭拒绝了她的要求。他说他的性高潮要经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生，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不能有强奸幼女的事实发生，于是他还是痛苦地挣扎着，坚持上诉。
1960年11月，我调往外地劳改去了，以后无从知道他的最后结局是凶是吉。死囚龙培荣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到1978年10月，我平反回到教师队伍以后，不知从谁口里获知他平反获释的信息，但很不确定，可说是个模糊的半路消息。
到本世纪初，我定居到浏阳教师村时，从九十二岁的王祥老师（女）和八十五岁的邱正金老师那里得知龙培荣后来还是平反了。平反后，他不愿到那可怕的地方教书了，要离开这个队伍，就转到他妻子毛氏的单位－－农业银行工作，但不知生死如何？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情况。
到2009年1月9日，诗友邱正金来找我帮助修改诗词。我提起龙培荣下落的事，他说，他妻子刘氏很熟悉他家人的情况和住址，但龙培荣夫妇都早已去世了。次日，我特地去找了丘妻刘氏，她领我到北正中路157号内生资公司宿舍会见了龙培荣之弟龙绳武老先生。问其尊号大名，乃龙绳武。我说，尊号真有来历，出自诗经大雅的灵台章，不愧为象贤崇德之辈。他说不当夸奖，已是老朽，痴长七十六岁。便叫老妇人递来一张名片，印有“中共浏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县团级离休干部，政工师龙绳武”。
我很恭敬地把名片收好说：老先生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两广和西南剿匪等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是有功之臣。现在离休了，该是颐养天年了。今天特来拜访，实在打扰，想了解你尊兄龙荣培老师受怨蒙屈后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一节“死囚龙培荣”的文字。我与他分别时，他还戴着手铐蹲监，并且原判和重审都是死刑。不知道他的后续情况，以便把它写完成。我并把已写的文字念给他夫妇听了。
他俩听了表示感谢我的关心，接着沉痛地回忆说：他读书时一直成绩冒尖，总是站头名。后来参加教育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城西完小当校长时，有些人不奈何他，就搞些女学生签名、家长盖章，联合诬陷他强奸幼女。整整戴铐关了三年之后，才宣告无罪释放。身体十分虚弱，公安局道了歉，发了三千多块补助金。
他不肯回原单位教书，就安置到农业银行工作。出狱不久，他的妻子毛淑文又因子宫外孕去世。接着文化革命的狂飙又把他从农行揪出来，送到农村受监督管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回到农行。先是放在农村营业所，后来才调到县银行。到一九七几年才退休，一个继女抵了职。真是多灾多难，到1987年患了肝癌，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
他长叹一声，又说在那个年代，无风也生浪，不少有才华的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折磨，甚至丢掉了宝贵的人命。一人被害，株连九族。他夫人补充说：我老倌子也因他的关押坐牢，受到一些影响。一直不能晋升提级。一件冤案要害好多人。不过龙培荣的二个儿子还很好，一个当木工，一个在合作银行！
斜视壁钟已是快十二点了，我即告辞。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说要龙的儿子来找我补充情况，拄着拐棍把我送出门，挥手致谢告别。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