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沉默的斗士——记右派陈其琛之死

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

一张死刑布告引起的质疑

1963年,四川省公安厅“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住在灌县,修建汶川铁路时。由于我们“101”右派队的右派姚风起,向政府举报:杨应森,周居正,王杰等劳教右派,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惊动到公安部,掀起了一个惊天大案,全体审查,人人过关。经过一年时间,抓捕60余人,通过严刑逼供,诱供,不讲証据重口供。于1965年5月十八日,在都江堰鱼嘴,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周居正,杨应森死刑,分别在灌县,永川两地立即执行。第二天,大街小巷贴满了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使我们惊奇的是:死刑犯增加了一名陈其琛,称:该犯思想极其反动,一贯与人民为敌,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实属死心踏地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看过布告后,“101”队的右派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对这张死刑布告提出了以下质疑:其一是:负责掩埋杨应森的右派们并没有看见过陈其琛的屍体。更不知道在何处立即执行的。其二是:陈其琛是三个月前,全队进行大搜查后,才从我们“101”队抓走的。亦未通过任何批斗,有何罪行,谁也不知道。其三是:他本人性格孤辟,寡言少语,从来不和别人交往,更不可能跟反革命集团沾上边。由于这些质疑,陈其琛的死刑,在大家脑子里成了个迷。

陈其琛其人

陈其琛是我们班里的人,我作为学习班长,按理,应该说出点道道来,其实真要我说,我只能说:陈其琛是我们劳教右派中表现较好的典型,他遵纪守法,不乱说乱动,劳动肯干,生活俭朴,不争强好胜,也不惹事生非,学习时,认真听读报,专心做笔记,只是讨论时,从不发言,也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工休时,他坐在自己床上,除了缝补衣裤,就是在写些什么。我们大家很奇怪,像他这种人,怎么也当了右派呢?我从他们自贡市同来的几位右派口中,了解情况后,才知道,他这个右派,确实比我们当得更冤枉。

陈其琛,原是自贡市盐务局职员,1929年出生浙江杭州,大学文化程度,工作上认真负责,平时谨言慎行,好读书习文,不苟言笑,性格孤傲,一派儒雅之气,大家背地里叫他“陈学究”。由于他身高一米八二,像貌堂堂,择偶甚严,已近而立之年,尚未娶妻。1955年终,祕书科林惠如写年度报告时,觉得文字呈述上不甚如意,有人建议她去找“陈学究”求教。其实这林姑娘早已有意,只是无缘相近,借这个机会与之交往,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一个是怀春少女,一个是求偶才郎,相交之下,一见锺情。数月之后,相恋日深,形影不离。大家都说:真是才子配佳人,一个好姻缘。谁知却急坏了局党委书记刘向东,因为这林惠如是他相中后,从商业部门调到局祕书科,作为自己的对象培养的,如果让陈其琛这小子挖了去,就是割了他心头上的肉,当然不能容忍。他先找干部科长对林说:“陈其琛出生地主家庭,个人历史也有问题,如果你和他结了婚,就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我实话告诉你,因为刘局长看上你,才叫我去做工作,调到局里来的,你千万不能让领导失望啊。”哪知这林姑娘看起来娴淑文静,楚楚动人,却生就一个倔强性格,她认定了的事,决不改变。她说:“宪法规定,婚姻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选择了他,定会从一而终,患难与共,不用别人担心。”没法之下,刘书记只好以党组织的名份,直接找她说:“如果你要坚持下去,恐怕你那预备党员都会失去,政治前途便彻底完了。何去何从,你要好好考虑,不要辜负了我和党对你的期望。”人事科长和刘局长的谈话,适得其反,迫使她(他)俩决定提前结了婚。刘局长一气之下,把林惠如调到盐巴仓库去当了保管员。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时,他们的女儿已一岁多了,夫妻俩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对政治并不关心。本来性格孤辟,不好言谈的陈其琛,坐在会埸,想着家里,从始至终,没有发过一次言,县委整风工作组长多次找他个别谈话说:“你是有知识的老干部,应主动的帮助党整掉不良作风,改进党的工作,难道你一点意见也没有,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他想了很久,最后终于提了个自以为与政治毫不相关的意见说:“希望党委书记今后少管职工恋爱问题,多抓些局里的大事。”反右开始后,他这条意见,通过精心修改后,成了恶毒攻击党的右派言论。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贴满了墙壁。“打倒大右派陈其琛!”“不准污蔑丑化党的领导。”“陈其琛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等大幅标语贴到了他们的家门口。林惠如安慰丈夫说:“行得正不怕影子歪,共产党总得讲事实求是吧,根本不用怕,也不用理那些胡言乱语。”在大小批斗会场,他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心里在想,要相信党是英明伟大的,决不会凭他们的打胡乱说就定我的罪。

宣布处理右派时,他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他的妻子因株连,降为勤杂工,每月拿生活费十六元。真应了党领导教育的话:失掉了政治前途,变成了人民的阶级敌人。把陈其琛改造成了一个沉默的奴隶。

沉默的斗士

陈其琛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他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叫李加建,此人当右派前,是他们自贡市著名的诗人作家,也是他学写诗的老师,划为极右,一起送到“415”来的,他相信诗人的灵魂是纯洁地,所以崇拜他,信任他。也是他唯一可以吐露胸怀的良师益友。非常有幸,李加建也是我的亡命之交。陈其琛死刑之迷,是他向我作了详细的解破。

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陈其琛是沉默的斗士。他为了揭露毛泽东挟党为私,祸国殃民的罪行,记录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还有不少的日记,诗词。希望总有一天,能活着出去时,付诸文字,大白于天下,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我问他:“是谁检举了他?”他说:“谁也没有检举他,他的遭难,完全出于偶然,你还记得杨应森反革命集团案发后,全队突然进行了大搜查吗,就是在那次搜查中,在陈其琛的床上和墙缝中,搜查到大量的文字资料,由于他写得潦草,队上的干部们认不得草书,把我叫去整理成文。你们都知道,他把每月的6元零花钱,全部寄回家去,维持妻女的生活,自己没花过一分一文,所写的纸张,都是拾来的烟盒和小块的水泥纸,相当零乱,因为这样,我才能背着干部,毁掉了一些他写得太危险的诗词,但他的日记,我却不敢撕去,万一暴露,我也吃罪不起,这便成了他判死刑的罪证。”

一个工休天,我和李加建在河边喝酒,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说陈其琛是沉默的斗士吗?”

我摇摇头说:“不全知道。”他叹了口气,动情的说:“原来我也不甚了解,自从我看到他写的全部文字资料后,感到非常震惊和敬佩,他从自己被诬为右派那一天起,便悟出了共产党是一个集党营私的暴力政权,用谎话欺世盗名,他把《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虚假新闻,一一作了分析和批判,如亩产万斤粮,他批的是:大胆谎言。是为毛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拍马屁。又如他说:人民代表是特选奴才。歌午昇平是饿殍遍地。反右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民主自由是骗人的鬼话,最后结论是:我们正处在暴君统治下的封建王朝。他将为揭露这些谎言而奋斗终身。”李加建最后说:“如果说,杨应森他们是挺胸而战的英雄,而陈其琛便是沉默的斗士。他们都是为争取我国民主自由付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将永垂青史,与世长存。”我在《右派风云录》前言中曾说过:我们劳教右派中没有一个是认罪的,但其表现却各不相同,大约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壮烈型,如杨应森,周居正等六十余人,他们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为真理而战,为民主自由而死,面对强暴,毫不低头的精神,除“415”劳教右派外,恐无二例。第二种缓和型,他们为了早日摘帽,假意认罪,努力劳动,争取表现,但决不伤害别人。结果受骗身亡,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我的同乡代大贵,因其妻限定他年底前摘帽,否则离婚,他便拼命劳动,不注意安全,结果在包耳山隧道处理危石时,被大石压得粉身碎骨。死后在他的枕中搜出洋洋万言的申诉书。第三种软拖硬抗型。如本人便是例子,因右派劳教遥遥无期,又坚信自已无罪,沉冤必白,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哲学,口头认罪,内心不服,劳动消极,危险不沾,服从管教,自保平安。第四种奴才型,如告发杨应森的姚凤启之流,他们内心不认罪,但为了自身解脱,不惜出卖灵魂,害人利己,变成暴政的奴才,踏着别人的血迹,从狗洞里爬出去做人,还自呜得意。这种人须然是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但大家心中非常痛恨,称之为“屁眼虫”。

第一种类型的人是二、三种类型共同敬佩的英雄。但处于恐惧布于当世,一言可至死刑的时代,只能存乎于心,谁敢表露于外。但三三俩俩忘命之交,却可尽吐胸怀。

数月之后,与陈其琛同处囚舍,经严审刑讯后,均未招供,查无实据,无罪放回的蒋文埸说:“陈其琛算是我们右派中的硬汉,在审讯他时,无论用什么方法,他始终不开口说活,用刑时他咬紧牙关,满头大汗,哼都不哼一声。支队查管教科长说:‘你不开口认罪,没什么关系,就凭你写的那么多反动文字为证据,我们照样可以判你死刑。那天晚上深夜,他便用藏在袖套里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动脉,沉默的死去。永远离开了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们问他:“为什么布告上说是执行枪毙的呢?”他说:“布告是前几天就印好的,当然不便再改成畏罪自杀了,这便是那张死刑布告之迷。”

一张无法得到的平反通知书

1965年5月20日,林惠如打扫好盐仑,正要回家时,局里的人事科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拿给她一封“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的公函,还义正词严的对她说:“当初我曾劝过你,不要和他结婚,你却听不进去,真是自找苦吃。”她知道决非好事,没听完他的话,便拿着信,回家关上房门,拆开细看,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丈夫陈其琛判处死刑几个字,像一声炸雷,重击在她的头上,两眼一直,晕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九岁的女儿扑在她身上摇着、叫着、哭着:“妈妈呀,妈妈!”

她醒过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和思维,除了带女儿去食堂吃饭和扫地之外、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着贫困的生活、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受尽折磨、终于熬到一九八九年、看到自贡所有的右派都落实了政策、她找到有关部门领导、均称没有陈济深划为右派的任何资料、无据可查、自然也就无法落实什么政策、她无法之下、又跑到成都去找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理、布告是你们判的死刑、应该有个说法把、可是、到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无据可查、完了、她巳经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的地步。她白白死去的丈夫、她二十二年的青春、一切一切、都付与冷酷无情的查无实据四字。天理何存、法治何存、真的应了毛泽东自己说的;无法无天的那句豪言。

无奈之下、她买了一束鲜花、想去献给丈夫、又苦于找不到坟地、她忽然想起丈夫爱一个人到野外清静处读书、于是在丈夫住过的地方山坡上、祭奠起来、没有香烛、设有鞭炮、没有祭品、面对阵阵西风、只有时高时低的哭泣声、伴随着滚滚岷江鸣咽的涛声、诉说着人间的悲伤与不平。

附录;吴询、自贡市阀门厂送到415、101队劳动教养的右派、与我们共同劳教二十年、八二年送回自贡后、原单位和有关部门均查不到他划为右派和送劳动教养的任何挡案资料、最后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他安置在车间看门、算是给了口饭吃、只好不了了之。

(17)红白劫——“郑、张右派集团”之迷

位于岷江之滨的蕨溪镇,离宜宾城60华里。盛产烟叶、菜籽、甘蔗、大米,水土肥沃,民风淳朴。每逢赶场之期,十分热闹。饭店、酒肆,飘出来的酒香油味,渗和着人们在烈日暴晒下淌出来的汗味,使刚调来区供销社的张岱夫妇感到烦闷。区社所有的人正忙于业务,根本顾不上接待他们。张岱拉着妻子曹素贞的手,挤过喧闹的人群,来到岷江边上,吁了一口大气。

河岸上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菜花,香透肺腑,蜜蜂嗡鸣,彩蝶翻飞,伴着江水的浪声,好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章,使人心旷神怡。可惜他们夫妇此时的心情,并不轻松。双双相依的坐在大石上,各自回忆起往事来。

张岱,1931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从小聪慧,喜好读书,不愿继承祖业,去过优越的地主生活,希望学有所成,继承“五.四”传统,为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奋斗。1948年在江苏省立中学,高中毕业后,与家庭彻底决裂,考入南京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编制在第三团。1949年随军进入西南,分配到中共宜宾县委工作,和同时调来的四团同学曹素贞相识、相知、到相爱。大家夸他们是郎才女貌,天配良缘。

县委书记秦俊周,人称土皇帝。他自吹说:“我秦俊周只要顿上一脚,宜宾县都会地动山摇”。同时他又是一个出名的色狼。抛下河南老家妻女不管,在长宁县委任组织部长时,与大地主女儿吴祖琴私通,并擅改了她的成份,还安排了工作。秦调来宜宾县委任书记后,将她提拔为秘书股股长。有次在办公室和她做爱,被公安局的徐仲光去请示工作碰上,他给大家说:“我都帮秦书记抗了大刀了。”(后来他和妻子双双打成右派)。组织上怕闹下去影响党的威信,令其立刻结婚。婚后不久,吴在秦的衣包内发现了他写给一个区妇联主任的情书,还提到两月前,县招待所开会时,他俩在宿舍偷情做爱,被区文书林德才看到之事,要她封林的口。吴以此作为证据,对秦约法三章,不准他以后再近女色,否则将公开此事。有一天,秦在曹素贞面前说吴祖琴是个泼妇,夫妻婚后感情不好。被传到吴的耳里。吴多次当面骂曹是狐狸精,不要脸,有了一个还不够,勾引她的男人,想当官太太。武警们听烦了,气愤不平。后来在讨论吴祖琴入党转正时,支部大多数人认为,她的个人品德修养太差,没有通过,延长了转正期。泰俊周写了一张纸条给曹说:吴祖琴没有转成正式党员,你要负全部责任。

面对恐惧、辱骂、威胁,曹素贞终日惶惶不安,夜不成眠,只好告知张岱,欲求解脱之法。当时张岱己被调离县委,在县供销社任理论教员。我们大家给他出主意,突击结婚,以除后患。同时,张岱叫曹把纸条交给了上级领导。秦恨之入骨,暂时忍了下去。

大家为他们准备的婚礼非常简单,办好结婚证后,星期六下班时,在大会议室摆上糖果,新郎新娘向大家宣告结婚,三鞠躬后,一人送张电影票,便大礼告成。

秦俊周的报复,比他们预料的还来得快,刚结婚七天,就通知他俩夫妇调往蕨溪区供销社,美其名曰:“充实基层。”他们夫妇本来淡泊名利,只要能远离是非之地,相伴一起,过上平淡生活,便觉幸福,别无所求。想到这里时,他们对望着会心的笑了起来。

三五群的农民,有说有笑地经过他们身旁,带着满足的心情,各自回家去了。散场后,他们夫妇找到区社主任郑伯嘉,交了介绍信。郑主任笑着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区来,前两天县里己经对你们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张岱同志负责农资门布,曹素贞同志负责百货销售,当然有点大材小用,这是上面的安排,只好委屈你们了。”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把南下干部作售货员使用,是不合乎人事政策的,因为售货员是工人编制,什么充实基层,明明是为了报复,自欺欺人。区社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招罪了秦书记才调下来的,谁也不敢接近他们。怕惹祸上身,自找麻烦。

他俩在冷落、孤立、屈辱中,忍气吞声,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热情地帮肋别人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孩子没钱上学,他们帮肋,谁病了,他们看护。他俩还办了文化夜读班,帮助大家提高文化水平。常言道:人心都是肉做的,他们夫妇的善良、热情、和气、感动了大家,都说他们夫妇是难得的好人。后来,郑主任有事也爱找他们商量了。张岱建议成立篮球队,有利于职工身体健康。还邀请区政府的球队,参加友谊竞赛。

全蕨溪区的干部群众,在他们的带动下,生活丰富了,心情舒展了,工作也轻松愉快了。郑主任拿出福利金,给球队制了运动服,分红白二色,由两队队长抽签决定,谁是红队,谁是白队。结果区政府抽到红队,供销社当然就是白队了。还组织了拉拉队,给大家加油助威。议定谁败了招待吃夜宵,败方的每个队员都要出份子钱。乡镇上的夜宵,不过是两斤白干,二斤花生,大盘鹵牛肉,足以够了。但气氛却相当活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尽兴而终。

但他们并不知道,阴险毒辣的秦俊周,早己派了心腹,任区公安特派员,密切监视他们,夫妇的一切行动,随时向他汇报。为了邀功献媚,这密探报告说:“张岱夫妇,收买人心,小恩小惠,拉拢群众,还组织白色球队与区政府的红色球队对抗,兴办夜校,传播腐朽文化。经常与社内人员拉邦结夥,夜间聚会,饮酒作乐,直到深夜。现在张岱夫妇,己经是全区受人尊敬的风云人物了。”秦俊周听了后,拍案而起,凶相毕露,对区公安特派员说:“这明明是在搞反革命活动嘛,红队代表革命,白队代表反革命。他们拉拢群众,收买人心就是为了组织反革命集团,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会通知公安局长,叫他立即派人调查立案。你回去后继续收集罪证,协助派来的同志完成任务。”

公安局接受调查立案的人是卢兴隆,他办事认真,公正严明,感到这个任务有点问题,因红白两个球队名称,无凭无据,便要立反革命集团案,恐怕不行吧。临走时,他去问局长:“是否有调查的内容指示,或立案具体要求?”局长说:“秦书记的话就是指示,你认真执行吧。”

卢兴隆到蕨溪区后,按区公安提供的情况,进行了逐一核实。还亲自参加到球队,共同生活,一月有余,没有发现任何反动言行。白队中的郑伯嘉、张岱、王跃宾、周文波等,都是工作极积,作风正派的干部,群众口碑很好,根本没有反革命活动,更没有反革命集团。他据实写好了立案否定报告,还要区公安签了字,交到局长手中。秦俊周气愤地说“你派的人,根本就是和党对立的份子。”

1957年,是秦俊周政治上最得意的一年,他充分实施了毛泽东的阳谋,贯彻了四川左王李井泉的指令,用心狠毒,手段残忍,小小的一个宜宾县,就抓出了300多个右派份子。县里每个系统都有一个右派集团。卢兴隆是秦书记说的:“和党对立的份子。”他整风中一言不发,也划为右派份子。妻子周君芬不满说:“丈夫是贫民出身,他怎么会是右派,一定是搞错了。”

工作组长找她谈话说:“别看你周君芬还是乞丐出身,凭你这句同情右派的话,你就是右派。”果然,他们夫妻都成了右派。

张岱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当然知道延安整风的历史教训,所以,坚持一言不发,不得不说时,只说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说党的缺点错误。派下来的工作组长心生一计,叫他到小组去作记录,以便栽诬馅害。他知道其中利害,每个发言人的记录,完了时,他都读给大家听,如无不实,请发言人签字。工作组长点名叫他发言说:“你工作多年,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就没有建议吗?”他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两个与政治无关的意见说:“我们供销社推广的打谷机,在设计上有点小问题,需要改进,农民使用时更加方便。还有,推广双季稻时,我认为应该因地制宜,不能强求,收效更好些”。

整风领导小组向秦书记作汇报后,秦书记指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一切问题,”像张岱这种人,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份子,混入革命队伍,内心还是充满阶级仇恨的。他拉拢群众,收买人心,就是为了组织反革命右派集团,借党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幻想取而代之,复辟封建王朝,用心何其毒矣。他说我们卖给农民的打谷机设计有问题,又说我们推广双季稻不因地制宜,就是在攻击我党的农业机械化道路,攻击我们农业技术改造方针。我认为这就是右派言论,不单如此,凡是他们白队的球员,和郑伯嘉,张岱意气相投的人,都是右派,是一个“郑、张反革命右派集团”,大家要擦亮眼睛,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批判斗争,直到他们低头认罪为止。同志们:在反右战斗中,决不能手软,就是错划三千,也不能漏掉一个。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通过秦书记的内部动员,蕨溪区供销社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所谓轰轰烈烈,不过是指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言,批斗大会却不甚景气。原因很简单,一共62名参会人员,就有20人是“郑、张右派集团”的成员,剩下的42人,除了台上的几名主持人之外,稀稀拉拉的坐在下面,怀着惶恐的心情,怕又点上自己的名字,成为右派。只有少数几个争取战斗中入党的极左份子,带头喊口号后,按照秦书记指示的精神发了言,也没有更多新的批判内容。经过个别动员教育,令其发言的王兴成,低头坐着,也不发言。他正在思想上作着激烈的斗争:做人最起码要有一点良心吧。当初自己得了重病,若不是他们夫妇请医生抢救和看护,恐怕命都丢了,怎么能说是施小恩小惠,拉拢我呢?再说他们也没叫我去做什么环事,我决不能乱咬人家一口。会场冷冷清清,再难维持下去了,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

斗争会本来就是走过场,超额完成了反右任务才是实质。工作组长说:“经过动员不揭发张岱的周俊波,王兴成也是右派。”22名右派定下来后,蕨溪区的反右运动以胜利告终。

反右结束后,我和张岱夫妇同时送到宜宾县向必乡,杨柳大队监督劳动改造。不久,我再次被陷害,送劳动教养。22年,天各一方,不通音信。

50年后,我们都还幸存下来,他们夫妇回到宜宾县人大工作,我特意前去拜访,相见之下,感叹万千,当初风华正茂的曹素贞,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婆。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苦难磋折磨,互道辛酸,颇感苍然。张岱叹息道:“可恨,竟因我们夫妇与秦俊周的一场私人纠葛,连累了24位无辜好人,失去一生幸福,受尽万般折磨,特别是那些开除回农村的同志,大多冤死于1960年饥荒之中。只要想起红白球队之事,我便痛心疾首,良心不安,长夜难眠。”

正是:
红白色无罪
竟遭不白冤
指鹿可为马
暴政何欺天。

(18)张仁凯的冤狱

公元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年代,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残暴最荒唐的年代。

张仁凯冤狱雷马屏

张仁凯宜宾一中教师,一九四三年时,是“鲁家园天主堂”牧师,精通英语,与美国人对话如流,外号人称张英文。五零年后,改业从教,任宜宾一中英语教师。执教甚严,学生无不敬畏。勤奋好学者,赞不绝口,懒惰顽劣者,心中暗恨。五七年反右时,党支部书记说:张仁凯满脑袋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奴才。他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还有谁是右派呢?尽管他一言未发,也定为右派份子。由于英语教师奇缺,只好处理为开除留用,每月给十六元零花钱,交群众监督改造。六二年摘帽,恢复工资,撤销处分,叫摘帽右派。他仍一如既往,教学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执教更严,培养出不少英语人材。招到同行忌妒和顽劣学生的不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妖风刮到一中时,张仁凯便成了没改造好的右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份子,在一片打倒声中,斗得狼狈不堪,头破血流。说他戴着五百度的近视眼镜是逞资产阶级的威风,红卫兵便强行把它拿走,自此他变成了瞎子一样,由他们任意摆布。有天晚上,一个学生在课桌上铺好纸后,教他写打倒两字的英文,他当然不敢拒绝,便如实写了出来。谁知竟堕入了别人设计好的阳谋。第二天晚上,礼堂内灯火齐明,人声沸腾,张仁凯被五花大绑,推了出来,跪在地上,主席台两面,站了八名枪兵。正面挂的横幅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张仁凯公捕公判大会”。在怒吼的口号声中,他昏倒在地上。展示出来的罪证,是他写过英文打倒二字的一张《人民日报》,英文打倒二字的背面,正好印有毛主席的大幅肖像,透着灯光一看,人人惊恐万分,谁也不敢开口念了出来。代之以更响亮的口号声:

“张仁凯是最大的现行反革命”,“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张仁凯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只听清了以下这两句话:张犯仁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实属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xxx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十五年属长刑犯,他被送到荒凉且气候恶劣的“雷马屏劳改农场”。作了个神坛下的冤鬼,毁了个杰出的教育精英。

1979年、我右派改正后、安置在宜宾市十中作会计、他也落实政策到十中作英语教师、因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政府平反后补发了十五年工资、当我经手把几万元工资现金送到他手上时、他热泪盈眶、感动万分、后来把钱全部给了他因株连失去工作的儿子。自已仍勤勤恳恳地教他的英语、直至终身。

(19)恩怨情仇话当年——记右派份子李源富的悲惨人生

2002年的中秋之夜,一轮冰盘似的月亮,把重庆文理大学宿舍花园照得似白日一般,但又透着几许朦胧:似雾中的树、镜里的花、水中的月,好美的一个神秘而梦幻般的夜晚。这时,从教师宿舍楼里,传出一阵悠美的小提琴声,一首抒情的小夜曲,不远的窗下,有个老妇人在深情地哼唱:黄昏后,你在我怀中柔情歌唱,亲爱的,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的——琴声突然停止,老妇人扑倒在枕上,悲伤的哭了起来。住事如梦,不堪回首,都浮现在她的眼前。

她叫陈婉秋,1927年出生在重庆市中区,父亲是民生轮船公司的职员,母亲居家,她从小过着父母溺爱的幸福生活。不幸的是,1937年十岁时,母亲病逝。1940年父亲随长远轮船出差,船沉遇难。好心的分公司经理,李伯伯收养了她。视如亲女,爱恤有加。李伯伯只有一子,比她大一岁,叫李源富,从小爱好小提琴,经名师传习,琴艺渐精,她喜欢唱歌,二人爱好相同,自然更加亲近。每当月明之夜,面对奔流不息的长江,他俩便在屋顶花圆唱起那优美动人的小夜曲。坐在客厅的父母,双双微笑叫好,感到欣慰。这一对少年男女,一起上学,一起娱乐,青梅竹马,俩小无猜,形影不离。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时,她已经是亭亭玉立,娇艳动人的大姑娘了。源哥成了她心中唯一的白马王子,他(她)们相约,大学毕业工作后,便一定结婚。

1947年她们毕业后,双双进入重庆民生分公司工作,父母为他们筹办了隆重的婚礼。这对情人终于如愿以偿,结成佳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坚决打击违法资本家向党的猖狂进攻。2月8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上海运动中,由他提拔,从香港带回来的通讯员关怀,在会上对他进行了肆意的诬陷与攻击,使他的人格尊严受到无端的侵犯与羞辱,当天晚上,便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与世长辞。

消息传来后,李源富的父亲,悲痛之余,心灰意冷,托病,坚决辞退了分公司职位。由政府指定,令李源富任其父之职。从此他被推上了浪尖,谨言慎行,如履薄冰。给她们的幸福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陈婉秋只能无微不至的侍奉好二老。尽心尽力的报答养育之恩。衣食住行三歺茶饭,全由她一人承担,还要照顾四岁的女儿进幼儿园,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她都有做不完的事。为了对丈夫的爱,二老养育之情和对女儿的抚养责任,她无怨无悔,默默的做好一切家务杂事,让丈夫有更多的精力,去应酬公司的工作。

“五反”彻底打垮了资本家们的威风,经济上也垮了台,夹起尾巴过日子,资本家三字,成了剥削者的代名词,自感卑微,谁也不想再当了。毛泽东取得“五反”胜利后,立即开展了对私改造,用所谓的赎买政策,一分钱都不出的当了公私合营的老板。重庆民生公司,派来了一位公方代表任经理,李源富作了付经理。从此,他成了一个无权的摆设,他们夫妇本来淡泊名利,偷闲过起消遥自在的生活来。黄昏时又会响起柔美动听的小提琴和歌声。回忆起这段幸福生活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甜美的微笑:金黄色的晚霞透过落地窗,把整个居室照成了金色世界,源哥沉醉在自己拉奏的小夜曲旋律之中,我低声的唱和着,女儿围在膝前跳着唱着,远望滚滚长江,在金色晚霞中奔向东方,那斑斑浪花,被晚霞涂上浓厚的黄色,就像一条金色的巨龙,奔向广阔的海洋。好一幅人间仙境,幸福天堂。

1957年夏初,毛泽东以十二万分真诚的样子,遍请全国人民帮肋党整掉不良作风,说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李源富父子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总经理卢作孚之死呜不平!得到全体员工的支持。引起了为卢作孚平反的强烈呼声。

1957年10月,他们父子都被打成极右份子,父亲加上历反罪行,判了十年劳改。李源富送去强制劳动教养。临别时,她写了张字条放在源哥的手心,只有两句话:若是两情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遭此一劫,可说是从天上掉进了深渊,她们祖孙三人成了人见人厌,人见人欺,人见人压的贱民。政治和生话的压力,全落在了她一人肩上。婉秋本性刚直,她认为这是毛泽东设的阴谋,丈夫和公公是被冤枉的,所以她决不低头,挺胸做人。每次上班前,她都要收拾打扮一翻,以免让别人看到她落魄的样子。而生性多疑的婆婆,即完全误解了她的用意,认为媳妇是不守妇德,另有他图,常在她耳边冷言冷语,恶言相向,她说:“自己的丈夫蒙冤在外,就应该像节妇一样,素衣简行,免落他人闲活。”下班后,稍迟回家,便要问七问八。弄得她心情十分烦燥。1959年6月20日,晚饭后,她坐在灯下,想到天气热了,没钱给女儿买衣服,只好用自己的旧衣为女儿改做一件连衣裙,婆婆坐在桌对面摇椅上说:“能穿就算了,何必花时间去改好看吗?”她实是气愤不过,站起来把衣料和剪刀用力的往圆桌上一扔说:“你自己看吧,我在做什么?”那知这不锈钢剪刀,在桌子的漆面上直向对方飞去,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正好穿进她婆婆的喉管,一根血柱飞溅出来有数尺之高。她吓得慌了手足,立即报警,用纱布捂住伤口,等救护车开到楼下时,婆婆因年老血衰,己经断气了。等待她的是手铐脚镣,刑讯铁窗。最后以过失杀人,判了十八年劳改。送进了永川东山劳改茶场。

春花秋月等闲度,云雾茶丛血泪枯。十八年刑满后,她已是无家可归的孤人了,只好留队就业。

1979年春节,她伙同相好的就业姊妹,到永川城内去买过年货,大街十字路口,有群众文艺团体在表演歌午,她们也挤进去看,演出水平相当不错,博得观众不断的喝彩和掌声,当主持人宣布由永川师范学院李宏源小提琴独奏时,她像做梦一样,惊得呆了起来,仍然是那首小夜曲,仍然是那个源哥,魂牵梦绕想了二十年的源哥,她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同来的姊妹问她:“秋姐,你怎么了?”她指着说:“是他,他就是我失散了22年的丈夫。”

在永川师范学院宿舍里,他(她)们尽情倾诉了二十多年的悲伤岁月,道不尽的离情别意,说不完的苦辣辛酸。源哥告诉他,可怜的父亲1962年饿死在沙坪劳改农场。女儿被她的叔房大伯带到上海读书,后来全家迁往美国,至今音讯全无。当谈到她亲手误杀了他母亲的时候,他重重地打了她两耳光,然后又抱着痛哭起来。他们相互纠缠在理不清的恩怨情仇之中,婉秋跪在他的面前哭诉道:“源哥,你知道这20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起初几年基本上生活在精神崩溃的噩梦之中,只要闭上眼,便看见你母亲临死时那双怒视着我的双目,我手上的血还在淌着,怎么也弄不干净。我恨自己,为了一时冲动,竟亲手杀死了教我养我的恩人,成了千古的忤逆罪人,我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人世上,当我端起满碗农药准备了此残生吋:耳边好像听到女儿的哭声,又好像听到源哥说:‘你死了能让我祖母活过来吗?’农药碗落地时,我又沉浸在无限的悔恨和恐惧之中。我白天并命的劳动,希望能换来晚上几个小时的睡眠。终于,我成了一个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如果说心灵中还有一点小小的火花,那就是终有一天,能见到源哥,得到你的宽恕,让我的灵魂在爱的抚慰下得到安息。源哥,你能宽恕我吗,你说呀!我的源哥!”对着长跪不起,泪流满面的爱人,李源富坠入了难以自拔的地步。按理,婉秋罪过的造成是因他们父子当右派引起的,作为女人,她已经承担了太多的痛苦,无可指责。但她毕竟是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仇人,作为孝顺父母的他,能与仇人再为夫妻吗?天理不容啊!

正当这对仇怨冤家难以自处之时,同来的就业姊妹催她回队了,她们说:“这下好了,不久你们便可团圆了。”

且说:这永川师范学院成立于1978年,建院之初,教职员奇缺,正好遇上全国落实右派份子政策,重庆市委知道,四川省“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下马后,调有不少右派在永川新胜劳改茶场,便叫江津地委和永川学院,到茶场挀紧选拨人材,所以“101”右派队中,凡是大专本科生的,都派小车接到学院,予以重用。李源富,王致中,王季洪,沈舒,许道成等,均同时入院。“101”队的旧友们,得知李源富夫妇情况后,纷纷向他祝贺,共同写了一份报告给院方,希望领导能玉成此事,破格录用陈婉秋,圆这对患难夫妻二十多年的幽梦,岂非美事一件。经院方与茶场联系后,同意将陈婉秋调到学院做图书管理员。

李源富亲自到茶场去接婉秋,就业姊妹们兴高彩烈地为她送行,祝他们夫妇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快下山时,她回头久久的注视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离山恨海,在云雾潦绕的层层茶园中,留下了她那无以数计的泪痕,还有那无限的悔恨、屈辱、绝望与恐怖和悲伤。别了,从今天起,我将走向一条做人的新生之路。走在她身旁的源哥,好像一直在想着自已的心事,一句话也不说。进城以后,他把她领到公园里的茶园,坐下后,他从衣包中拿了两页打印好了的文件交到她的手中,一份是离婚协议,一份是约法三章。他低着头,痛苦地说:“婉秋,我们这一生的恩怨情仇,是根本无法了结的,不能全怨你,也不能不怨你,我永远爱你,但又不能再爱你,我怎能和一个杀母仇人再同床共枕,做出大逆不道的事呢?婉秋,今生休矣,来世再续情缘。他拿出当初告别时她给他的纸条:若是俩情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完了,婉秋知道,自从她误杀他母亲那一刻起,她们的爱是永远完了。她不怨天尤人,淌下两行冷冷的泪水,默默的忍受着一阵阵袭来的巨痛。

他们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离婚证后,回到学院,参加了同事们为他们准备的团圆饭。

按照约法三章,李源富和陈婉秋各居一室,厨房厕所公用,生活自理。对外他们还和夫妻一样,对内则是各成一家,互不往来。

永川师范学院后改为重庆文理大学。他俩退休后,仍然过着那人前装笑,人后惶然,忧心如焚的苦痛日子。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幕中秋夜景。

一段永难了结的恩怨情仇

李源富停止拉琴后,花园恢复了平静,月光依旧,万籁俱空。那隔房传来的抽泣之声,敲动着他的心灵,迫使他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那是美妙动人的朝天门江边金色的沙滩,他牵着婉秋的手,奔逐着,嘻笑间,她第一次喊出了源哥,我爱你,永远爱你,让晚霞和江水为我们作证。他第一次紧紧抱着她狂吻起来。那是大学毕业时,他们又在沙滩上散步,他告诉她:我们结婚吧,我要给你永远的幸福和快乐。从新婚到女儿哇哇落地,他们的生活像涂上蜂蜜的花生米样,又香又甜。沉醉在爱的温馨之中。1957年的劫难,并没有摧毁他们的爱情,一纸:“若是俩情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让他坚定地面对惨淡的人生,从压迫、屈辱、虐待、饥饿、死亡、绝望、恐惧中挣扎过来。谁知到了今天,盼来的却是两颗破碎了的心,永远也不能愈合了。这是一段永远也无法了结的恩怨情仇。他叹了口气,轻声的念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乘着月光,步入客厅,吃下了婉秋为他留下的半个月饼。一面不停的念道:安睡吧!安睡吧!破碎的心灵。

后记

2009年6月我专程去永川看望101队的老难友们、由沈殊夫妇接待、到他家后、我问起永川的故人近况、他告诉我王季洪、王致中死后埋在校园后山上、现在永川还活着的老友有李源富,许道成,刘树声,徐中银,……我很关心李源富的情况、便问他;他们夫妻和好否?他说:李源富曾对他说:他决不可能和亲手杀死自己母亲的人同床共枕。他的妻子也负疚在身、自知不能和好、前五年经我们学校的张子明夫妇介绍、与重庆市离休高干结了婚、听说过得不错。李源富前两年跑到昆明与他丧夫的表妹相好、不知何故、没有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到学校独居。我请他立刻带我前去拜访、他们住处相隔不远、一会来到他家、叫开门后、迎来的却是一个老态臃肿、佝偻身子、杆着拐杖、满面绉纹、一头白发的老人、进屋一看、虽是两室一厅的套间、但满屋无一件像样的家具、木椅茶几、全是灰尘、灶上锅台、全是油污、全无人居景象。李源富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满脸难堪的说:老朋友、太对不起了、连个可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心里一阵酸痛,暗暗流下了泪水。沈殊急忙说:晚上我把大家都邀来、一起聚聚吧。

过后、沈殊告诉我、他除了一日三餐到学校食堂吃点简单的饭菜外、从不乱花一文钱、听说都节省下来寄给他昆明的表妹治病去了,

晚上沈殊夫妇办了一卓酒席。除永川101的五位难友外、还邀请了四川大右派教授石天河夫妇、可以说同是五七受害辇、尽诉多年苦难情。我把写成的书稿复印了送给每人一份、石天河老师也鼓励大家动笔、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告天下、以警后世。李源富有时点点头,有时激动的挥挥手,但始终末发一言。饭后,由许道成扶着送他回去。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老远来看我。我说:你要好好保重。

笫二年春节、沈殊电话上向我祝福,同时告诉我:李源富十天前死去,没有一个亲人送葬和吊念,一缕孤魂,去了离恨天,了结了他的悲惨人生。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