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1960年在炼洞完小任代课教师
从1958年10月离开宾川到1959年10月回到宾川，不过一年的时间，但觉得很长很长。离开时我怀着走出牢笼的心情，不就一年的时间，又回到牢笼。就是这么怪，你越是想走出去，越是走不出去。当时我二哥在大营公社工作，我拿着粮食、户口转移关系去找他，打算到一个生产队落户，只要不回溪河村就行。这样的话告诉我的后人，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自己可爱的家乡，亲爱的家人，咫尺天涯，不是归心似箭，而是千方百计躲得远远的，如同躲避瘟疫。这就是当时中国，整个成分不好的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心境。听说大营街附近我们有一个亲戚，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婆子，贫农，我能过寄到她名下，不是又有了一顶名副其实的保护伞，任凭杨岱、李学孔有多大能量，也不能把我弄回溪河村。其实这个想法，在1958年夏季的宾川一中的动物学课堂上，我就产生了，我已经深深感到升学是绝对无望了，动物学的知识告诉我，我可以在那样一个小山村，养鸡，养鱼，谋举家柴米油盐，我想得发呆了，被马荣庚老师点名批评，他哪里知道我是全班第一个准备把书本知识付诸实践的最优秀的学生。若干年后，一次在大理州一家宾馆邂逅相逢，我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其实我也不过限于药用植物方面），他当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展望。当然这时的马荣庚老师也今非昔比，因为他们洱源马家在解放前出过一些军政要人，如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参谋长马英，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他离开了教学岗位，担任宾川县政协副主席。这一次在大理州一家宾馆邂逅相逢，是因为给一个省政协委员起草关于对全国佛教名山鸡足山进行药用植物调查的提案。这一回大营街附近这个亲戚能不能收留我，就看我的运气了。想着想着，我在离家一箭之地的牛井马店睡着了。出于保密的考虑，我要等待有个落脚处以后，才回去看望我的父母和亲人。
在大营公社等待的日子里，我见到同村的石翠兰，前面提到的石翠伟的姐姐，她在公社里做妇女工作，但我没有跟人家打招呼，我二哥批评我说：“一个村子里的人，你也不喊人家。”我这种德性，注定了我要吃亏。当时公共食堂里吃的是包谷做的面面饭，我二哥毕竟是公社干部，有时还能和他们一起到劳改营吃一顿白米饭，因为看管囚犯的警察是享受部队待遇的，我二哥是从政法系统出来的，他有几个熟人就是里面的管教干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些有一点特权的人是饿不死的。个把星期光景，我二哥通过炼洞管理区支部书记雷万安和炼洞完小校长胡三阳，让我到炼洞完小代课。
我就这样到了鸡足山下美丽的炼洞，并经历了一段苦涩的恋情。学校安排我教一年级，我非常喜欢这些孩子，也愿意献身教育事业。我的教学效果很快得到肯定，我还兼任全校的音乐课，连男声独唱也开发出来，每遇到文艺晚会来上一首，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我的身份还没有搞定，其他老师都是公办教师，民办老师在村小，因为当时在公共食堂吃饭，也就没有太注意待遇问题，一个月究竟几块钱的补贴，也记不清了。按照我的同学何标的说法，属于民办代课。何标和我一个年级，他在14班，我在16班，但没有交往，他在甸头完小代课，不期而遇，我感到奇怪，他成分好，怎么没有被录取。两人相遇，问及此事，他回答说：“体检不合格。跑步以后去体检，每分钟心脏跳动90多次。今年再去考。”他成分好，没有问题。我已经死了这条心，准备买些书籍自学。
1960年春节快要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扫除文盲，要求学校准备节目配合运动。学校领导选定的节目是：《夫妻识字》。学校领导确定我为剧中男演员，确定六年纪女学生王素梅为剧中女演员。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背台词，在一起排练。节目演完了，我俩还到学校后面的山箐里采集山茶花，我给她头上戴上一朵美丽的山茶花。有时她到我的住处，给我补衣服，我给她读《林海雪源》“白茹的心”那一章。她是一个多情的女子，我们俩出自内心的爱慕，但是没有作出任何表达，我连手都没有拉过她一下。我也曾经作过天真的幻想，如果上帝能够恩赐我，我能够与她成为夫妻，我是幸福的。我沉迷在幻想中。我们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自己认为没有任何越轨行为，然而，周老师和王素梅谈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王素梅的班主任董廷栋老师首先发难，要王素梅交代。然后全校教师集中开会，对我帮助教育，董廷栋说：“周老师，你有没有听到大家是怎样议论的：有个小姑娘，穿件花衣裳，打把花洋伞，嫁给周元川”。每个老师都将听到的想到的，上纲上线。我吓坏了，从此再也没有和她来往。
阳春三月。何标告诉我，《云南日报》登了北山冶金工业学校春季招生的消息，约我一同去报考。我在前面说到1959年秋季，那些成分不好的同学毫不气馁地再次参加了升学考试，出人意外的被录取到东川冶金工业学校。经过调查，北山冶金工业学校就是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渴望到学校里去深造，对我来说，进了学校，那才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是，我在宾川一中的斑斑“劣迹”和“右派”档案，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政治审查这一关也是过不了的，我迟疑不决。想到前段时间与王素梅交往所受到的批评，经不起何标的劝说，我同意了。校长胡三阳，昆明人，新婚不久，妻子是他教过的女生。这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他讲了学校里缺乏老师，但又不能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开了证明。在离开炼洞以后，我们了解到教师不准报考的休息，于是由我二哥改换成公社的证明。我和何标星夜兼程，天刚亮时到达帽山脚下的山岗铺，1958年10月到九顶山大炼钢铁铜，走的就是这条路，怎么就走不出宾川呢？别有一番感情在心头。翻过帽山，翻过梁王山，云南省最大的坝子祥云（有人说陆良比它大）尽收眼底。
当时祥云、弥度、宾川合并为祥云县，考生报名以后有十多天复习时间，我们到招待所租了行李，在县文教科提供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住了下来。宾川县参加考试的有6人，我和何标来自炼洞，另外4人来自牛井，除马崇泰以外，都是低我一个年级的同学。马崇泰是牛井街回民，原籍永胜，毕业于永胜高中，他报考武汉长江水运专科学校。马喜欢唱歌，唱得很好，据他说，他报考艺术系未被录取。在备考人员中我是最勤奋的，也是惟一成分不好的。据旁人告诉我，一位来自管岗村的戴荣华在背后议论说：“象周元川这样的人还来参加考试，实在是不自量。”后来还真让戴荣华所言中。
戴荣华其人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根据何标调查的结果，正是他和欧杨让到县文教科告密。直接导致了我失学的悲惨遭遇。我在这里占用读者一点宝贵的时间，把上述几个人的情况作一个交代，因为在后面的文本里没有机会再提到他们。戴荣华报考的是另外一所学校，后来分配到河南省一个企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流落宾川一中附近一个叫大罗城的村子，在那里上门。一天，我到洲城街办事，不期而遇，他带着河南太太去看望一个亲戚。我作为他的受害者，翻了一下老帐，他予以否认。他去我家里看了一下，他凭着他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我这样的人，沦落到这样的境地，正是像他这样一类人求之不得的。说也奇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他。他是管岗人，文革期间，我结识了这个村子里一个终身好友，每年去这个村子好多次，我向我的朋友诉说前情，我的朋友说：“他家几弟兄就是那样的人，他怎么会来见你。” 欧杨让，不知何故也没有在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善始善终，1967年武斗升级，我当时从北京回来，在“6.23”造反派摇笔杆子小有名气，他来找我，要我帮他。我大惑不解，说：“我这个成分不好的人都敢起来造反，你一个成分好的人，生产队干部敢奈你何？”他才说起，1962年宾川县公安局破获了几起反革命案件，其中一起把他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其他成分不好的投入劳改，有的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因为成分好，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显然不属于平反范围，因为他不是中央文件规定的1966年5月16日以后打成的“反革命”，我赶紧把他打发走，以免被对立面抓住口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所谓“反革命案件”全部是宾川县公安局捕风捉影，制造的冤案、假案，死的死了，活着的平反了，但是他们的损失是永远不能挽回了。
考试结果，三个县的考生中我考了第一名。考试结束即踏上返回炼洞的归途，途中陪同何标去看望他的一位女同学，见面才知道是上白塔的李行，上高小时低我一个年级，少先队选举大队委员，大队辅导员徐南勋也是上白塔人，意欲将大队委员的职务搞给她，但广大少先队员极力推举我，李行落选，徐南勋略显尴尬。论权势徐南勋是新上任的教导主任（经过肃反运动，段枢衡老师已被免职），说明当时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气味。何标和李行谈得十分投机，她俩的关系为什么没有深入，我就不得而知了。李行在商业部门工作，嫁了一位四川人，这人在文革中参加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当过一个小头目，揭、批、查运动中自杀身亡。有一年李行遇到我，打算借我的笔杆子为她丈夫伸冤，我自身难保，托辞谢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怒江回宾川省亲，我遇到李行，她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老同学，当官了，看不起我们了。”我十分尴尬，如同一根鞭子抽在我的身上。她孤儿寡母，要为冤死的丈夫讨过说法，我一个宾川著名的没落文人，为了自己苟且偷安，不去帮助弱势人群，我的良心永远受到谴责。回到炼洞，继续进行教学，我不在期间，从甸尾调来一位女民办教师何敏代替我。没有过了几天，我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被录取了，要我们办理手续，去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报到。你说荒唐不荒唐，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拿到手，怎么就去报到。我二哥就凭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招生办公室一位同志，到大营公社办公室盖政治审查的公章时，告诉他已经被录取，而匆忙作出这个决定。走错了这一步致命的棋子，一错再错，实在不堪回首。
我和何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带上行李，糊里糊涂地离开了炼洞，糊里糊涂地踏上了去东川之路。那时去昆明要绕道下关，当我们到达下关时，我俩被录取要去报到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会传出去的，顿时在下关考生中引起轩然大波，下关考生一个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怎么宾川县的考生会收到录取通知书？一拨一拨的考生来到振兴旅社，向我们了解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招生办公室。这一荒唐的行为本来应该到此止步了，回去炼洞教我的书，听候通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然而，鬼迷心窍，一错再错地走下去。
我们终于到了东川，这座滇北高原上的工业城市，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在大麦地，市委和矿务局在小菜园。我们没有录取通知书，凭大营公社一纸证明，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就接收我们了。当时太需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了，据一些熟悉的人讲，他们是招工来的，初中没毕业，当时矿务局调配科也要把他们介绍到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学习，他们因为家庭拖累，急于领到工资，所以没有选择到工业学校读书。我太热爱学习了，上天能够给予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将全力以赴。我寸阴不放，一位叫李鸿映的同学警告我：“当心脑溢血！” 李鸿映同学的话没有言中，是因为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否则，谁又能说得准呢？一位叫陈玉麟的同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罪恶的小江水吞噬了。人生无常，谁又能说得清呢？
幼年时常常听到父亲说起东川，他参加护国军远征四川经过东川，他说那里是高寒山区，地瘠民穷，吃的大洋芋，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我看到的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将来我有了工作，我还可以延续我的初恋。在炼洞完小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可能了，我沉醉在甜蜜的幻想中。讲课的老师对我的印象好极了，我做的作业，我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得到的是赞许。没有人对我怀着政治偏见，从昆明考来的同学也向我请教。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这一段生活，就是牛进了菜园子。
但是，生活里就怕出现“但是”，越是怕出现越是来得快。一天，学校领导找我和何标谈话，说：“祥云县文教科让你们回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和何标离开学校一起去矿务局调配科，办理有关手续。结果，何标奇迹般的被留下了；我含着眼泪走了。显然是何标出卖了我，我对人与人的关系，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本来就是幼儿园水平，怪谁呢？事隔二十年，1980年我又回到炼洞工作，我和何标又相遇了。我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他回家休假，隔了两年他就办了病休。二十年前的事情也就不去追究了。历史常常给人开玩笑，二十年，二十年是个什么概念，二十年是人的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何标归去来兮，我才开始起步呢！我在昆明期间，我去麻园村云南艺术学院找了王舜同学，去云南邮电学校找了宋治兴同学。宋治兴同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看看能不能进技工学校学习，他不辞辛苦跑来找我两次。他向我讲述了到云南邮电学校的经过，他有一位亲戚在云南邮电学校担任一点小职务，把他弄进去的，通过职工家属这条渠道。邮电是国家要害部门，政治审查极为严格。宋治兴同学和我一样，地主出身，其兄右派。我暗自为他庆幸。想不到在这一次分别竟成永诀。宋治兴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大理州邮电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件反革命标语案牵涉到他，他患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死于平川家中。
像做梦一样，我又回到宾川。我二哥分析了上述情况以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进不了学校就去东川当工人，因为当时东川矿务局来宾川招收工人，他亲自办理了好多个。于是开了证明去当工人，我二哥嘱咐我，是不是把“川”改为“用”，以免旁生枝节。我怕因此带来无穷后患，没有采纳。当我到达矿务局调配科时，领导动员我去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学习，果然应验了先期到达的一些熟人的说法。早知如此，何必费尽移山心力去参加考试。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坚决拒绝去学习。为此，双方僵持了几天。由于我一再坚持，调配科同意我去当工人。第一天安排我去参加搅拌混凝土，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工作，我畏惧了，我只好回到调配科同意去学校学习。我没有考虑到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因为我只是简单地认为祥云县文教科让我们回去教书，没有充分意识到我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已经将我打入另册，将我判了死刑，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不容我这个虼蚤长大。当“周元川又回来了”的消息，在东川冶金工业学校还没有传播到每一个宾川籍的同学都知道的时候，学校又对我下了逐客令。这一次，可不能责怪我二哥了，他对党和政府看得比我深，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政府机关经历若干次运动，熬到退休。我认命了，我再一次踏上了归途。
事已至此，谁也帮不了我。一天晚上，我怀着一种羞辱感回到炼洞。还没有到学校，胡校长带着一群学生来接我，我认为我会遭到学生的嘲笑和起哄，我转身就跑。学校对我的耐心逐步减弱，让我到大营公社找文教部长张斌，张部长住在大营完小，他的门开着，人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我准备在他的屋子里等他。就在此时，桌子上关于我的反动材料，顿时映入我的眼帘，如何反对共产党，如何反对社会主义，如何攻击大跃进、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如何同女生谈恋爱，……总之，一贯思想反动、道德败坏。材料中所举的例子，子虚乌有，我惊呆了，趁张斌还没有回来，一种逃生的本能，迅速驱使我拔腿就跑。几十年以后，我回忆起那些材料，仍然心犹有余悸，因为被判上十年、八年徒刑，是一点儿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能够跑到哪里去？人人都在饿肚子，实在没有跑的地方了。我突然天真地想，不是祥云县文教科让我们回来吗？我找他们去。于是，我第三次走在梁王山的弯弯山道上。往事历历在目，第一次是去九顶山当矿工，第二次是三个月前去报考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酿成这一灾难性事件。天下着雨，我快到一个叫响水的小山村时，路边有一个人已长眠在那里，旁边放着他的行李。我联想到半年前，祥云县的几百个农民被驱使到炼洞一个叫后甸的地方，开荒种地，我不是还写过“开荒大队的英雄们，欢迎你们！”的狗屁大标语吗？就这么短短半年的时间，一个开荒大队的英雄饿死在山谷，再走一段路，就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了，怎么就……一个生死未卜的少年，命运将你抛向何方？炼洞被称作宾川的鱼米之乡，大家都在饿肚子，教师在炼洞街的公共食堂里打饭吃，食堂管理员的小孩正好在我教的班上，我占了很大便宜。面对饥饿，人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后悔了，我不该轻信何标，去考什么东川冶金工业学校，我应该安分守举，老老实实呆在小学代课教师的位置上，至少还可以保住这条命，唉！我陷入恐惧中，倒在山谷里的饿殍正在向我招手呢！
祥云县文教科的办事人员板着脸孔说：“你就是周元川，不简单哪，你回去吧！”我自讨没趣，我算什么洋芋皮皮，我能够抓到什么救命稻草。我了解到我的一位老师在祥云县工业局，看看能不能弄个工人当，无奈我的这位老师是下放到这里办伙食，除了赏饭一餐，别无他法。因为囊中羞涩，为了省去住宿费，躲进大礼堂蜷了一个晚上。这并非第一次，从东川到昆明，同样是为了省去住宿费，睡在昆明街头公共汽车的车厢里，下半夜被警察抓到派出所，幸好身上的证件齐全，次日的车票拿在手中，否则难以逃脱被收容和遣返的命运，说不定就不明不白去了劳动教养。
走投无路，回到炼洞。这一回，连教书也不可得，责令我到下四村劳动。所谓下四村，是由四个村子组成的一个生产队，铜教殿、新房子、芦家庄、余家庄，我小时候来过，是母亲带着我，骑马来的，因为我的好伙伴杨开华的姐姐出嫁到这里，我自然要去拜访，她家是地主还是富农，记不清了，姐弟相见总有许多话要说，姐姐和姐夫劝慰我说：“大家都在一块大石板下，你们如同出山的太阳，来日方长，只有忍耐。”在下四村的日子里，我深刻地体会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白天吃的是有限的包谷、蚕豆，晚上夜深人静，生产队干部吃的是白米饭。农民肚子饿去偷几个小瓜，几个茄子，被民兵抓住了，捆绑吊打，整得死去活来，我亲眼目睹，痛心极了。整人最凶，最下得手的不是村庄里的人，是一个人称“红鼻子老赵”的魔鬼。红鼻子老赵的名字叫赵占元，山西人，南下大军，土地改革就来到宾川，没有文化，先前在县粮食局工作，后来找了炼洞街一个女子做老婆，就让他到炼洞粮点任点长。秋收在即，上级派他来下四村蹲点。年幼时去看黄兴打人，其实是打过之后被拴在树上。这一次是我亲眼目睹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怎样对群众刑训逼供。被打的人倒活着，改革开放以后还过上了好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红鼻子老赵又调去市场管理委员会工作，那才是一个最具有随意性的单位，最没有游戏规则的单位，一个山区老妇，几十里远背来一袋杨梅，被他一脚踢翻，追得鸡飞狗跳，四处打击投机倒把份子。古语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我人生的经历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应验，但是在赵占元身上是应验了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是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在台上红了一阵子，当另外一派得势时，他被逮捕，罪名是奸污女知识青年，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是没有坐满十年，大约劳改了三年，放回来了。听说后来又犯事了，直至把牢底坐穿。当然他本来应该享受的离休待遇，因为上帝出来干预而被取消了。
经过三个月的劳动改造，炼洞管理区的书记雷万安通知我，叫我去办理粮食户口关系，回溪河村原籍劳动。若干年后，我对炼洞这一段连幕都拉不及的遭遇，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第一，大营公社文教部长张斌所整的材料，欲置我于死地，是毋庸置疑的，材料提供者为龚光俊，龚光俊何许人也？溪河村杨岱的妹夫，一个个子高大的湖南人，有文化，前面我就提到，土地改革以后溪河村的政权基本上控制在杨岱和李学孔手里，龚光俊是文书，李学孔没有文化，口无遮拦，可以说，实际上就控制在杨岱、龚光俊两郎舅的手里。1958年的大跃进、大协作，这些人都离开了溪河村，我来到炼洞管理区的第一天就知道了，不是冤家不对头。据杨克军讲，龚光俊是一个相当阴险的人，当面不得罪人，背地里捅刀子。为什么没有把我送去劳教、劳改，这可能和我的身份没有搞定有关。因为当初我来炼洞完小，就凭炼洞管理区的书记雷万安一句话，如今被清洗，也是他的一句话。他是决定我的命运的核心人物，支持送去劳教、劳改的大有人在，但是雷万安与我二哥有一定交情，于是饶了我。这样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1962年大公社分小公社，炼洞管理区改为炼洞公社，我二哥又调去炼洞公社担任文书，后来县委组织部下了调令，要我二哥去海梢水库管理所，雷万安亲自去找县委书记，撤消了调令。据我二哥讲，当时的县委书记李石秀很赏识雷万安。在我的印象里，当时雷万安这一类的人不是国家干部，二十年后我到炼洞当医生，雷万安来看病曾经见过一面，未与之交谈，不知道后来是不是解决了国家干部这一身份问题。有关我1960年的受迫害问题，当时还心犹有余悸，不能够站到今天的高度，去通过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也许能够廓清迷雾。至于龚光俊，听说早在七十年代就搬回湖南老家，住了几年，是不适应，还是那里的生活更糟糕，正如溪河村的俚语：“水冲烂皮鞋，冲去又冲来”，过了两年患胃穿孔死了。他本来是要叶落归根，魂归故里，无奈客死他乡，还背永世骂名。溪河村的村民说话不算刻薄，因为他多年当会计，只是冷冷地说：“吃多了，爆肚子死了”。因为农民弄不清胃这个器官，笼统地称之为肚子，但“肚”要读上声。
我回到大营公社办理回家的手续，我二哥非常生气，动手打了我，痛骂我和女生谈恋爱，所以落得如此下场。看来只有这样一条现实罪行比较能够说服人，想必至少雷万安是这样向我二哥交代的。前面我已经交代清楚了，我与王素梅的风波，学校开会以后就没事了。最后还是以此定罪。更有甚者，这位女生受到班主任的逼供，企图从她口中获得我曾经侮辱过这个女生的口实，然后将我逮捕法办。实践证明这个女生是一个高尚的女性，她年纪轻轻，顶住了威逼利诱。我见得多了，以奸污女生给教师定罪，都是使用这种手法，1979年以后平反的若干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我是幸运的，我没有进劳改队，我是幸存者。如果有来生，我还要要找这个女生。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