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6)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8)
因《贫困与饥荒》一书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原因，但却只是很多可能的原因之一。” 接着他又指出: “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我们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
从上述论断回顾苏联三次大饥荒，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当时的苏联实在没有粮食让农民吃，而是农民对自己生产的粮食没有所有权，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把强征来的粮食出口换机器了。所以，阿马蒂亚.森就此写道: “一些人挨饿，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控制了现有的粮食？”这个问题只须一句话即可解答: 如果苏联当时确实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不会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因为，阿马蒂亚.森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一点: “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则取决于他拥有什么？”由是观之，当时苏联的农民拥有什么社会权利？除了干活什么都没有。土地、牲畜、农机具都是国家和集体农庄的，除了房屋自己就是两手空空了。在布尔什维克的横征暴敛下，除了啼饥号寒还能怎么样？因此，阿马蒂亚.森在自己的著作中虽然只字未提苏联的饥荒，但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苏联式饥荒的主要原因: “正是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得到足够的食物以避免饥饿，而粮食供给只是能够对其权利关系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之一。”
美国农夫汤姆和苏联农民伊万，生活水平之所以天差地别，主要原因在于汤姆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有所有权，对收获的粮食有支配权，而伊万则没有。所以，同是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结果当然大不相同喽。
1988年，在公开性的氛围中，苏联著名作家、政论家切尔尼琴科针对苏联现实中不正常的现象，以《从干草垛下长出的青草》为题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对苏联的“三农”问题怨言多多，因为他对此有切身体会和切肤之痛。这里摘录其中的部分论述:
电影院里正在演我国进口粮食的纪录片。先演的是一公里多长的油轮，拖着十多万吨粮食从大洋那边驶来，还有港口、海员、村民讨论会，讨论的是国外卖粮什么价钱，我们怎么会落到吃粮食靠进口的地步。随后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有个自豪感强的人特别生气，说: “别再谈进口，让人民丟脸了！我们出口的数量不是更多嘛！”
可是，在(家乡)帕什科夫镇，百姓骂我们不是因为进口，而是因为集体化时期的饥饿！饿死的人比战争时期还多(大婶们计算过各个哥萨克镇的死亡人数)，可是就连现在也不许讲一句。人简直不算人，像狗似的倒毙。你们(指写文章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把实情和盘托出，而不是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透露呢？
这一生中，有两个秘密一直跟随着我: 祖父之死的秘密和粮食采购的秘密。
祖父死得很惨。既没有被流放，也没有被当成富农，可就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中部——别尔戈罗德和哈尔科夫之间，那个地方就连闹鞑靼人的年月都没有饿死过人啊！可他却饿死了，以死向集体化的胜利表示了抗议。
我的叔伯姐姐柳德米拉写道:
“爷爷是1933年死的，死得好惨，是饿死的。当时我们住在顿巴斯，那年有15个亲戚来我们家做客。你知道，一想起那个年月就害怕: 个个浮肿，家家挨饿……父亲问婶婶们，怎么没把老爷子领回来。瓦丽娅婶婶说: ‘他身体不好，怕到不了就……’ 以后我们尽量凑些吃的，给他寄去。可是爷爷太弱，去不了邮局，便求儿媳妇去取邮包，可是她取回来就给自己家人吃了，她家的人都活下来了，可爷爷却死了。”
……
感谢公开性，基于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我现在不必使用暗示，可以大声地直截了当地揭穿那个谎言了，这谎言说什么折来倒去并没有损失: 从个体农户那里拿来的东西倒入了工业化这个胜利的大容器，在工业化的容器里它就变成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变成了乌拉尔机器制造厂。这是谎言，现在国家统计委员会证实了这一点。在实行农业集体化那几年(1929一1933年)，世界农业国中最大的一个农业国里，共倒毙、屠宰:
马匹1770多万匹；牛2500多万头，其中奶牛1000万头(接近美国现有奶牛的总数)；猪1000多万头；羊7100多万只。
这次震撼全球的灾难，这种对我国生产力的严重打击，使得民间那些恐怖故事——浩劫等相形见绌，显得苍白而天真。“农业过去和将来永远落后于工业”，这是斯大林1928年推断出来的一条规律，并且按这个规律干了四分之一世纪。1934年的肉类生产，甚至比国内战争的烽火燃遍全国、有些地区的经济已失去脉搏的1918一1919年的水平还低一半！而这一年牛奶与蛋类的生产量也低于饥饿的1919年——请回想一下，死了多少儿童啊！
“1933”这个数字在历史上是由希特勒垄断的。新生的纳粹主义在慕尼黑炫耀实力的时候，不能不高高兴兴地准备发动战争，因为——谎言！——柏林方面不会不了解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经济灾难。当然，图哈切夫斯基的结局——是元首间谍机关的成功，那么国家成为牲畜坟墓呢——能是希特勒军事情报局的悲哀吗？为什么千百万人遭到了跟祖父同样的命运？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没能长大成人？
为什么1933年苏联会发生那么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千言万语一句话: 这都是斯大林造的孽！没有他的“最高指示”，苏联不会饿死人。有何为据呢？请找出《斯大林全集》第13卷《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一看便知。这是1933年1月1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他一开始就直奔主题: 深挖农村工作缺点的“根子”。他说: “我认为各位发言的同志已经把党的农村工作状况，工作的缺点和优点，特别是工作的缺点正确地描绘出来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农村工作缺点方面的最主要的东西说出来，还没有把这些缺点的根子挖出来。而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请允许我对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发表意见，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毫不掩饰的精神来发表意见。”
好呀，批评与自我批评，据说是布尔什维克的优良传统，斯大林同志能勇于承认农村工作有缺点，要“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毫不掩饰的精神来发表意见”，而且表示要“把这些缺点的根子挖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正视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你要知道，斯大林之所以在这种时刻提出农村工作问题，是因为当时苏联的“三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农村每天都有大批农民饿死，农业体制上的弊病明显地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33年苏联粮食收购任务比1932年更加难以完全。原因何在呢？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了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没有能够估计到农村中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
斯大林说: “自从宣布建立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农村中的环境就急剧改变了，因为宣布了实行集体农庄商业就是使高于国家价格的市场粮食价格合法化。用不着证明，这种情况就会使农民在把粮食交给国家的时候产生一种吝啬的心理。农民这样盘算: ‘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已经宣布实行了，市场价格已经合法化了，我把同样数量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就应当把粮食留下来，少交一点给国家，多留一点给集体农庄商业，以便卖出同样数量的粮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 对此，斯大林自己也承认: “这本来是最简单而自然的逻辑！” 但是让斯大林不满的是，地方工作人员却不懂得这个最简单而自然的逻辑，没有采取措施竭力加强和监督粮食收购工作，加剧了农民上交粮食的吝啬心理。斯大林接着挑明了说: “换句话说，我们农村的CP员，至少是其中大多数人，只了解集体农庄商业积极的一面，只懂得和领会集体农庄商业积极的一面，但是完全不懂得和没有领会集体农庄商业消极的一面，——他们不懂得，如果他们这些CP员不是从收割庄稼的最初几天就竭力督促粮食收购运动，那么集体农庄商业消极的一面会使国家大受其害。” “不仅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犯了这种错误，而且国营农场的场长也犯了这种错误，他们罪恶地把应该交给国家的粮食留下来按较高的价格卖给旁人。”
1932年5月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1932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粮食交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思想是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但是条件是，只有在全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和收集种子以后，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这个决议的意图就是，各地首先应该完成粮食收购任务，然后储存种子。只有这两个任务完成后才能进入农村粮食交易市场。其实，这个决议只是承认了当时农村中固有的粮食市场的自由交易现实，但真正的意图是准备将其引导到符合政府意愿的方向。所以，斯大林的结论是: “我们的农村工作所以有缺点，并不是因为建立了集体农庄商业，而是因为集体农庄商业有时经营得不正确，因为没有能够估计到新环境，没有能够改编自己的队伍来适应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
斯大林以上讲话的重点在于提醒手下人要注意集体农庄商业“消极的”一面会影响国家粮食收购，暗示农村的CP员要与农民把粮食卖高价的“不正确”行为作斗争。所谓让农村工作人员熟悉、适应“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就是让这些手下人在这种貌似允许粮食自由交易的环境下，把农民的粮食征光收净，让这种商业行为名存实亡。斯大林在讲话中冠冕堂皇地说: “集体农庄商业无论对于农村或城市，无论对于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都是需要的和有利的。正因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须加以实行。” 请问斯大林同志，既然集体农庄商业对城乡工农大众是“有利的”，那你为什么把农民的粮食征收得颗粒不剩，让农民拿什么去进行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这就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斯大林认为征粮难的第二个原因是: 地方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的农村工作条件由于集体农庄主要产粮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发生的变化。
斯大林说: “集体农庄经济形式在我国产粮区已经成为统治的形式，这一点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个情况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责任，这一点却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 他接着说: “当个体农民还在农村中占优势的时候，党对农业发展事业的干预可以只限于个别的帮助、劝告或警告。当时个体农民必须亲自照料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经济只是他个人的经济，他不能把经营这个经济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当时个体农民如果不愿意挨饿，不愿意饿死，就得亲自照料播种和收割，照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一旦转入集体经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集体农庄不是个体经济。农庄庄员现在这样说: ‘集体农庄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体农庄是我的，但同时又是伊万、菲力普、米哈伊尔和其他庄员的，集体农庄是大家的。’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农庄庄员现在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庄员身上，可以依靠其他庄员，因为他知道集体农庄是不会使他挨饿的。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 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是: “经营经济的责任的的重心已经由个别农民身上移到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集体农庄的领导核心身上了。现在农民并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体农庄领导机关来关怀经济和进行合理的经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党现在已经不能只限于对农业发展过程进行个别的干预了。它现在应当亲自担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亲自担负起工作的责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经济。”
在这里，斯大林并不糊涂，他也知道大锅饭的弊端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他确实发现了问题，即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像过去个体农民那样关心生产了。那么，怎么解决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问题呢？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典型的不科学的行政命令，他企图以加强集体农庄领导的责任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集体农庄庄员不关心生产，关键是集体农庄的生产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挂钩，他们的劳动量与他们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他们可以不关心生产，甚至逃避劳动。令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既然能发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为什么不实行一个和尚担水吃的办法呢？
接着，斯大林又祭出一个拿手法宝: “集体农庄制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责任。……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 党不应当减少，而应当增加它和集体农庄的联系，它应当知道集体农庄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便及时帮助集体农庄，并预防那些威胁集体农庄的危险。” 斯大林在这里强调了党组织控制集体农庄的重要性，只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及时帮助集体农庄”解决饥荒，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同志？你要求党“应当知道集体农庄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难道大批人被饿死，党会不知道？每个村子可都是有党组织啊！
对于征粮难的第三个原因斯大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断定: 既然有了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那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办好，集体农庄的正确经营、集体农庄经济的正确计划、集体农庄成为模范社会主义农庄都已经有了保障。……这里的主要缺点在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本身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计过高。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
又是老套路: 集体农庄是新生事物，还不够完美无缺，阶级敌人会从内部破坏捣乱云云。其实，如果不是斯大林首先把农业集体化偶像化，又怎么会出现千万个并不成熟的集体农庄呢？
第四个原因，斯大林说: “就是我们许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于改变反富农斗争的战线，不了解阶级敌人的面目近来已经改变，不了解农村中阶级敌人的策略已经改变，不了解因此必须改变我们的策略以取得胜利。”
斯大林说: “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 可是，“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与′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 所以，斯大林说: “富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CP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谓自己的发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里，那么富农是不会很快被彻底消灭的。”
斯大林在这里夸大了富农的作用和力量，其用意在于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消极因素归咎于“阶级敌人”，以此转移当时人们产生的不满和怨气。
第五个原因，“就是对CP员在集体农庄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责任，对CP员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作用和责任估计不足”。斯大林貌似公允地说: 农村中的全部责任和农民毫不相关，“全部过失都是我们CP员的过失”。斯大林接着用了几个“我们的过失”这样的排比句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楚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的消极方面，犯了许多极严重的错误。”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许多党组织和集体农庄脱节，高枕而卧，屈服于自发势力。”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许多同志仍然对集体农庄这一群众组织形式估计过高，不懂得问题与其说在于形式本身，不如说在于亲自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并把反苏维埃分子从集体农庄领导机关中驱逐出去。”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新环境，没有了解进行暗中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
斯大林还把没有领导好集体农庄的领导人说成是“废物”。他用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 “不应该在农民中间寻找粮食收购工作发生困难的原因，而应该在我们自己中间，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间去寻找。因为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拥有国家的资财，我们负有领导集体农庄的使命，我们应当对农村工作负完全责任。”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 粮食收购工作完成得不好，责任不在于农民态度消极，而在于“我们”不够努力！致于怎样“努力”，那就看你自己的招数了。
领袖一声令下，手下应声而动，一场浩劫就这样降临在苏联广大农村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