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香港著名艺人黄秋生的微博再次揭开了关于中文繁体与简体之争。事实上在香港,繁体与简体之争已经并非简单的文化之争,而简直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与地域差异的意义。但对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不应脱离其发展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现实,所以无论是简体字的拥护者还是繁体的捍卫者都应客观看待现在华文世界的繁简共存。

由于历史原因,在华文世界出现了并用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两个区域。中国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都已经普遍使用简体字。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使用的是繁体字,但即使在港台之间在字体和使用上也各有不同。而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中如今往往是简繁并用,并出现混用趋同的现象,甚至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地方政府和议会印刷针对少数族羣的中文单张时,也会出现同一份传单是简体和繁体并用的情况。而在当地华人社区中,到底是简体字或者繁体字为主,其实取决于当地华人从那个语种来源地为多。

由于繁简混用和并用,因此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困惑,特别是当将之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时。在港台地区目前随着与中国大陆地区交流日益密集,产生对本地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失落的忧虑感,并因此衍生出在部分人群中仇视大陆人的族群歧视现象,包括将大陆游客和新移民“蝗虫化”(而非皇民化)。当然反之,在中国大陆同样也有对香港历史和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歧视,包括一些所谓文化人在内,歧视性地将香港人称为“港英走狗”。这其实很不公平,香港一个半世纪以前成为英国殖民地,并不是今天香港人选择的结果,是清政府打了败仗割让出去的,要算帐也要算到清政府头上,与今天的香港人何干。再说得难听点,你们大陆人的老祖宗打了败仗,把中国的香港卖给了英国人,要论中国的卖国贼,那也该是你们大陆人继承这一“光荣称号”,你们那才是“唯一合法政府”,有道统性咯。

譬如,最近热点保钓登岛的泛民派曾健成和支持保钓的梁国雄议员等人,因为一直被中央文宣和五毛们攻击为“反华乱港”的“美英余孽”。因此,连累就连新华社都大力赞扬的保钓行动成了内地某些“阴谋论五毛们”所说的“美帝国主义阴谋”,自然阿牛和古思尧等人是受美国指使,破坏北京中央政府的“东亚棋局”。那么,可想而知给保钓巨额捐款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显然是赤裸裸的“资敌”行为。

其实这种文化歧视和敌视现象在中国内地也普遍出现,特别是当其联系到与民生和社会福利相关的户籍制度时,更是如此。诸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其实也有这种类似情况出现,担心本地青年不会说本地方言,各种经济和政治资源为外来人员占据,外来人员犯罪率高、生活习惯不好乃至品格低下等等。

对于本地文化缺失与衰亡的这种忧虑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因失去文化优越感而带来狂燥的另一面,因为涉及到不公正的歧视和偏见。而在现阶段,在港台等地由于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恩怨,更加变得光怪陆离,导致有些论点甚至是毫无常识,也缺乏对历史的基本尊重。

譬如,关于中文简体和繁体文字的情况即是如此。为了加强所谓自身的道义正确性和抢夺文化道统的旗幡,有些港台人士受历史上反共宣传影响,特别是缺乏文化积淀而又片面冲动的青年人,会将中国内地使用的简体字称为“残体字”,而将繁体字称为“正体字”。其主要论点是声称,简体字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1949年革命后,独断专行创造出来的,用来割断中华文化历史和脉络的。乃至会声称简化字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产物(中共在文革后期颁布但未推行的第二版简体字另论)而中国大陆一些“不明真相”和“妄自菲薄”的“柿油派”人士青年,也将这种观点捧若珍宝。其实却不知道,这种言行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不学无术,对于文字和中国文化认识的浅薄。

书写方式和书写工具的简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向,而非中文所独有的。无论是拉丁文还是英文书写和使用都有个去繁就简的过程。其实,美国式英语与英国式英语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去繁就简的过程,例如将centre 改为center, 以更符合其发音,如将councillor 改为councilor, 省略多馀的l等。

简化字并非是1949年中共革命和建政后的产物,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的约定俗成,是几百年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这些字体被称为俗体字,就是说是贩夫走卒等下里巴人使用的文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阳春白雪使用的文字。这其实是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如“國”字, 早在明朝时期就广泛使用过“国”字写法。今天,如“台湾”在港台民间也都是约定俗成写成“台灣”,但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规则,只有“臺灣”是正确的。

近代的中文字体简化运动和中文白话文运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使今天在港台等地,也没有见到有多少人在日常写作中仍然使用四六骈文或之乎者也吧。在中國大陸的一些人羣中有誤解以爲,在港臺等地中華傳統文化保留如何完善,其實這是大繆。很多港臺地區青年的中文和傳統知識水平不能說一定比大陸的差,但其實也好不到哪裏去。这只能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中国现代文字系统性简化和整理起源于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表现。其初衷也是为了在当时文盲占绝对多数的中国普及文字和文化,钱玄同等一批语言和语音学家根据8个基本原则积极推动简化字方案,并在社会上大力鼓吹,得到众多文人的支持。1923年胡适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发展“手头字运动”。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得到了包括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和矛盾等知名文学工作者的支持。这一简化文字的工作也得到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在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正式颁行了一套官方的1200字简化字方案,但蒋介石由于受到国学派戴季陶等人的强力反对,而被迫收回已经颁布的法令。今天中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方案其中和1935年中华民国时期推出的方案非常类似,都是建立于古文学家钱玄同提出的8个基本原则。

简体字的设计和选用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严格规定的。钱玄同把简体字的构成归纳为8种:①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龜”作“龟”;②采用草书(如“爲”作“为”);③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聲”作“声”)④ 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觀”作“观”);⑤采用古体(如“雲”作“云”);⑥音符改少笔画(如“燈”作“灯”;⑦别造简体(如“響”作“响”);⑧假借他字(如“几”作“几”)。后来在中国内地普遍使用的汉语拉丁拼音其实也来自于钱玄同的“国语罗马拼音方案”。

2009年后,台湾也放弃使用当年章太炎发明的注音符号,而改用和中国大陆类似的罗马字拼音。(注音符号是章太炎在20世纪初根据中文偏旁和历史上的切读法发明的,后来北洋政府降之选用为官方的汉字注音方式,直到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中小学也仍然广泛使用。其实翻阅一些内地出版的字典就可以发现,这种注音符号也仍然得到使用。而在中国大陆一些缺乏见识的愤青却误以为这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用日文发明的。

从1930年代起,中共一直打着进步力量和继承五四运动的旗号,所以早早在其解放区就已经开始积极推进简化字(手头字),将之用于民间扫盲和其内部政务,而被称为“解放字”。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后之所以要推行简化字,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自己统治合法的道统性,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完成大面积的扫除文盲工作。在1949年时,中国达到初小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足10%,有5亿多人不识字。而这种扫盲又只可能在工厂车间和乡间地头晚间和业馀进行,而且参与扫盲教育工作的人员也多是文化程度并不精深的中小学毕业生(当时你根本也无从去找所谓足够的专业教学人员),帮助工人与农民学会五百常用字,能使之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简化字的优势会远远大于教学繁体字,而更易于普通工农学习和掌握。

而且,在1952年设计简化字方案时,特别强调了“述而不作”的原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简化字都是从历史上自有其出处的行书和草书体中选用而来。在当时颁行的2000多简化字列表中,只有几十个字是在历史上找不到出处的,其他2000多字都是来自与行书、草书的书写方式。

当然在反右运动中,也出现中共当局和部分亲政府知识分子利用公权干预、压制和打击了一些反对简化字的知识分子的现象。反对简化字的知识分子多数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问题在于,简化字运动本身并不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且在当时也是多数知识分子支持的。

即使有人提出,文字变革是大事,需要进行全民讨论和公决。首先,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连文字都不认识,你却让他/她去决定简体好还是繁体好,显然违反了某些人提倡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依靠专家精英”的原则。而且,从常理出发,你让整日忙于生计的工农学习文化,告诉他/她一种字要学1年,一种字只要学3个月就能用,而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用。你说他/她会选择那种?其次,即使在当时,简化字表的选定过程也历时数年,收到国内外数万群众来信和参考意见,不能算是完全不倾听民意的独断专行,甚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完成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环节。

在今天普遍使用电脑输入的情况下,简体字比繁体字的书写优势可能并不特别明显,但是在记读上仍然有其优势。而且,由于繁体字笔画繁多,所以往往电脑中使用繁体字的字体总要稍大于简体字的字体,否则识别率不够,根本无法辨认,这也影响到同样页面的信息容量问题。而在电脑还没有普遍使用前,用铅字印刷的情况下,单单是铸造字模,繁体字就比简体字不知繁琐几倍,更不用说印刷中油墨质量和字模损耗等带来的问题。(铅字模中,越是细小的笔画越容易磨损,而磨损之后只能重新铸造新的)

在人工书写上,简体字的优势更是非常明显。譬如,繁体字中“憂鬱的小烏龜”,而简体字中“忧郁的小乌龟”,仅仅繁体的“憂鬱”和“烏龜”二字就足以让写的人头疼,今天即使在港台等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很多人事实上也不会准确地书写“鬱”和“龜”二字。“龜”字共有16笔画,而“鬱”字有29笔画。在西方汉学家中如果能准确书写“龟”和“郁”字,简直足以使其成为中文大师。(很多西方汉学研究者其实未必懂中文,往往用二手资料)

在书写速度上,“忧郁的小乌龟”写4遍,“憂鬱的小烏龜”都未必能写完一遍。 而且即使“郁”和“龟“这两个字的简化方式其实都是从历史上的草书体中得来的,“龟”字的简体写法参考来源于明朝韩道亨的草书体,而非是1949年后中共自创的。

所以,简体字的发展方向和所谓政治制度本身没有联系。否则为什么在新加坡和大马等地的华人政府和社区也广泛要求使用简体字?联合国2008年后也只使用简体字作为官方中文,此前是繁体和简体两种文字并重。香港具体政策的推行要取决于香港人民的意愿和香港社会的公利,但是因此切不可因噎废食,更不必制造一些有害于自身的谎言。

对事物和事件的判断,切忌在不了解事件的原本和缘由的情况下,主观地臆断和盲目判断,也要谨防不明真相而失去文化自信,而为他人的政治观念所挟持所误导。香港人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捍卫自身的文化观念,只要这是基于民主开放的原则,并符合大多数香港人的利益。但通过蓄意地丑化和污蔑并不有助于这种理念。当谎言被揭穿时,只会更伤害所要维护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本身。文化和教育只能建基于真实的生活和民众的需求才具有生命力。任何专制的、蓄意的美化或者丑化都并不是文化的本质,其要则在于是否符合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

香港民众近来反对港府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我是竭力赞同的。特别是国民教育中对很多事隐而不提,只顾吹嘘京奥、登月等所谓的煌煌伟业,却不正视三十年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失衡、道德沦丧和民怨沸腾的现实。不过,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防止用一种洗脑去抗衡另一种洗脑,用一种偏见去压制另一种偏见呢?打着捍卫文化的旗号去标榜狭隘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如此我们得到的仍然只是洗脑、偏见与狭隘,而不是平等、民主与自由。

谁都不应该做那个躲在自己壳中的“憂鬱的小烏龜”。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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