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谭嗣同为什么不逃生?》读后感

新保守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的一种奇特的形式出现。它以对历史歪曲性的阐释来论证保守主义之于当今中国的合理。它不但否定一切革命,而且也否定一切改良。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引导的共和革命都成为它攻击的对象。它振振有辞的质问: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不顺着慈禧老佛爷的性子,等她龙颜欢悦之时,再鼓吹变法呢?慈禧不是最后也赞成了“改良”吗?孙中山为什么要顽固坚持革命,而不与满清王朝合作呢?满清王朝不是也要进行立宪改革了吗?今天,此种对历史无知的论调得以泛滥自然有其“深刻”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并非来自于民众,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

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观究竟想要对现实中国一个怎样的发展指向呢?一句话,就是要维持专制而腐败的现状!

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迟早会进行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改革。由此,新保守主义进而推理:变法改良的鼓吹者不顾最高权力者的“苦衷”,贸然宣扬改良,导致最高权力者的反对扼杀了改良,责任在变法者;革命者又不顾统治者必然会进行改良的“事实”,盲目进行革命造成了混乱和内战,责任在革命者。随之新保守主义得出结论:“无权者”绝对无革命和改良之权利,他们宣扬革命和改良造成天下大乱,他们就是民族的罪人;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等待最高统治者没有“苦衷”之时,再进行改良,以使社会“稳定进步”。

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起点是荒谬的,它的推理是混乱的,因此,它的结论必然是反动的。

在中国,未尝闻哪一个末代皇帝不是面对饥馑遍地的民众而仍横征暴敛,淫乐无度的呢?未尝闻哪一次革命不是在统治者对和平改良者穷凶极恶斩尽杀绝之后才风起云涌的呢?未尝闻哪一次改良不是在屈辱中进行而仍逃脱不了被扼杀的命运的呢?未尝闻哪一个民众不是在生存权被彻底剥夺殆尽之后才拥护支持参与革命的呢?

革命的确会对旧社会体制和状况产生巨大的冲击与破坏,然而革命前的社会又会让人们产生多少留恋呢?要从历史上寻找避免革命的因素,就应该首先从那些置民众的痛苦、贫穷、生命于不顾的丧心病狂的统治者身上去寻找。

真正的社会革命是无可指责的。失败的革命不是指责革命之理由。压迫与腐败永远是导致革命的根源。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压迫和腐败彻底铲除。它和改良一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请记住孟德斯鸠的名言:“人民既然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用选举影响立法机关的变动,那么当不满和愤怒逐渐积累起来时,就只能依靠暴力和鲜血为自己的正义的呼声开辟道路。”

我们永远无法要求一个这样处境的人放弃他革命的权利:当他的父母、妻儿、朋友和他自己都在遭受强权的压迫和暴力的屠杀时,任何一位有起码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他的革命表示同情。我认为要求他像狗一样永远生活在强权淫威下的人们,无论那人出于任何目的,那人庸置疑的成为了强权的帮凶。

助纣为虐的理论绝对是令人厌恶的理论。

人是有感情的生命,由人组织、参与的社会运动也必然是带有情感的运动。我们不能要求民众和草芥一般没有情感。

压迫使民众产生痛苦。痛苦产生不满和仇恨,反抗与革命就是必然之举。

压迫是产生革命的根源。避免革命首先要消灭压迫。

鲁迅尝言:“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己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正是由于这种心态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悲剧。

这种心态使改良无法平和的生存;使建设性的变革异常艰险;使强权扼杀改革成为合理。是的,它曾使我们民族濒于灭亡与崩溃的边缘。

每一位新保守主义的呐喊者是否应该首先反思一下这种严重贻害我们发展的阴暗心态呢?

的确,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避免暴力和流血这种历史轮回的和平变革之路。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决非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那条置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于不顾的贵族式的消极等待之路。新的希望之路是积极的、主动的、以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为基础的理性之路。良知与人性是其行动的基础,理性、非暴力、公开性是其行动的原则,自由、民主是其行动的目标。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就是民主主义之路。

新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是我们迈向希望的第一步。它会将民众的理性和觉悟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未来的一切社会运动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以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公民人权运动是我们迈向希望的决定性的一步。它将奠定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人权的普遍尊重将使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阶段。人权运动的主体是民众自身。不要奢望所谓恩赐的人权,那些是带着铁镣的“权利”。“精神贵族”的空想臆语,只不过是掩饰暴力的虚伪谎言。民众的自觉抗争、参与和争取是公民人权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对民众权利的漠视是新保守主义最大的误区。

一个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个性充分发展的自由社会是民主主义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将建立在民众自觉而共同的抗争基础之上。所有对人的枷锁都将在民众的觉醒中被彻底挣脱。

抛弃弥漫着恐惧与消极的新保守主义,将有助于我们自我的觉醒和解放。我们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希望与勇气的行动去争取我们渴望的目标。

哈维尔曾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了《无权者权力》一书:“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早已已经到来了,只是因为我们的麻木,我们的懦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中间的未来,并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的,我们该怎么办呢?的确,自由与民主就在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地方!

(《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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