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无数书本和文章预测，中国几乎可以确定会崛起成为全球霸权。然而，《跛脚的巨人：中国即将爆发的危机》的作者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却明确反对这个广被接受的假设。谭宝信在书中指出“中国今日面对的主要挑战十分严重，包括环境、福利、人口、就业、边境、资源、科学和稳定——各种经常重迭的因素”。中国的环境在过去数十年间已遭到严重破坏，且迄今未见明显改善的迹象。二零一四年的一份中国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五分之一的农地遭到镍、铅、镉、汞和砷的污染已达危险水平。在国内安全领域，“当局维持庞大的情报和安全机构以压抑异议，不仅虚耗金钱，更重要的是让国家难以与人民进行任何道德价值的讨论。”虽然执掌政法大权近十年的周永康垮台了，但他依托的那套维稳机制如同一台没有人敢拔掉其电源的绞肉机，仍然在高速运作。维稳体系耗费了超过两成的财政收入，更制造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如果中共执政者拒不接受这样的忠告，仍然采取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齐头并进的政策，那么，这将是一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归之路。
“天朝”这个国家，它不会让你了解过去，因为它本来就生于不义。这个国家，它不会让你看到真相，因为它到处充满了罪恶。这个国家，它不需要你学会思考，因为谎言已代替了真理。这个国家，它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为人的良知会激发起正义。这个国家，它不允许你了解世界，因为愚昧才有利于统治。 ————网友
近年来有无数书本和文章都预测，中国几乎可以确定会崛起成为全球霸权。然而，《跛脚的巨人：中国即将爆发的危机》的作者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却明确反对这个广被接受的假设。谭宝信从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在亚洲生活和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创立克罗斯比金融控股公司，当时是远东最大的独立投资银行；一九八九年成为第一家中国授予执照的外商投资银行。此后，他进入学界，成为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他在这本书中揭露了现今中国面对的难以数计的挑战，以及当局错误的因应方式。针对这些挑战提出大胆的政策处方，并解释为何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强权。
在这本出版后即名列伦敦《泰晤士报》「每周畅销书」排行榜，谭宝信将中国当下的情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无可阻挡的人口结构前景造成的劳力短缺、人口老化、极端的两性人口差距，甚至人口减少。此外，中国面对社会不稳定、环境遭破坏、普遍的低科技经济且缺乏创新、缺少有效的福利安全网、僵化的治理结构、激进的伊斯兰教派潜伏在边境等威胁。他不像章家敦那样轻率地断定中国即将崩溃，却笃定地指出：虽然中国能够、且会进一步壮大，但它不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强权——至少在这个世纪不会。
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级的强权，也不热爱和平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梦”一路凯歌高奏。习近平倾向于向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寻求治国灵感，“汉唐盛世”是他可以效仿的样板。习近平仿效毛泽东当年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文艺座谈会，应邀出席的七十二位代表被网民戏称为“七十二贤人”。画家范曾是其中之一。因深感龙恩浩荡，范曾在北大中国画法研究院召开“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并且限韵作诗为贺。九位教授的诗作，五人用词非皇即圣，范曾诗中有“皇图八万、龙吟昊宇、凤择高枝”之语，邵盈午诗云“鼎革亲传列圣意”，万俊人诗云“金秋帝庙正高阳、一代天骄成大梦”，朱彦民诗云“躬逢赤县遵皇则”，周建忠诗云“中兴可待承明主”。五四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上演了一出张勋复辟式的闹剧。
从这些诗句中发现，似乎“习氏中兴”、“习氏复兴”呼之欲出。然而，面对踌躇满志的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谭宝信浇了两大盆冷水：其一，他指出，中国从来不是跨大陆的、世界级的强权，即便是其国力最强盛的汉代、唐代和清代前期，其影响力亦只是局限于东亚大陆而已。其二，他强调，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夸耀的“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跟俄罗斯一样，把永无休止地扩张当作最大的喜好，直到扩张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走向崩溃，这种扩张不会自动停止。
中国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仿佛除了自己之外，其余国家都是不毛之地、蛮夷之地。而谭宝信偏偏说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级的强权，这未免太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但谭宝信的论点有若干论据支撑。就地域而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向来有限，它的军队从未越过里海东岸，在最盛时期最多不过是一个极大的区域强权。所以，“罗马和大英帝国是跨大陆强权，而中国不是。”就文化和价值的渗透力，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而言，中国文化影响的范畴，始终没有超越日本、韩国、越南等外围的少数国家。今天中国以文化大国自居，但使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却只有不到两千万人，少于英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而真正的世界级的强权，意味着它使用的语言可供其他人学习，以便分享文化、记述或社会权力。谭宝信通过多组数据的分析和比较，戳穿了中国官方公布的二零一零年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高达一亿的谎言——这是一个跟大跃进中亩产万斤相似的肥皂泡。
中国自古就标榜“不战而屈人之兵”，共产党政权更是自欺欺人地宣布“和平崛起”，但是，谭宝信引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江忆恩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一九一一年之前的三千年间，总共打了三千七百九十场内外战争；而在中共建政后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涉入十一场外交政策争议，并在其中八场诉诸暴力解决，中国对暴力的使用堪称“高强度”。近二十年来虽然稍有收敛，但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又引起外围国家普遍的疑虑，尤其是对台湾展示出的赤裸裸的敌意，让谭宝信不禁仗义执言：“看到一个小小的民主地区被世界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以军事压碎（或者吓到屈服），就足以说服许多人相信中国对世界是一个祸害，完全不尊重人的自决。”
清末大难临头的气氛已然四处弥漫
谭宝信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的中国在表面上热油鼎沸、车水马龙，骨子里却已经停滞不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停滞的态势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启动。谭宝信评论说：“即使在威胁可以去除的地方，也缺少采取行动的活力和意愿。法律已经通过，但未落实执行；问题已经发现，但没有解决；有些问题没有人关注。改革和严肃的政策制订似乎与特权机器相冲突。”就连曾经做过习近平老师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也大声疾呼，如果要抢救中国这个早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孙立平估计历史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与谭宝信的评估不谋而合：最多十年。但是，当权者“似乎以世纪为单位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必须以年来计划”。用一句不雅的中国俗语来说，这简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因为每一盘棋局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中国的执政者信心满满，毛时代憧憬的超英赶美似乎倚马可待。谭宝信却在书中指出，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今日面对的主要挑战十分严重，包括环境、福利、人口、就业、边境、资源、科学和稳定——各种经常重迭的因素”。作为一名银行家和投资家，谭宝信的每一个论点背后，都引用大量的、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和材料来支撑。仅以环境恶化和生态浩劫而言，中国的环境在过去数十年间已遭到严重破坏，且迄今未见明显改善的迹象。二零一四年的一份中国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五分之一的农地遭到镍、铅、镉、汞和砷的污染已达危险水平。其他报告也揭露，落后的农耕方法导致水污染恶化。
在国内安全领域，“当局维持庞大的情报和安全机构以压抑异议，不仅虚耗金钱，更重要的是让国家难以与人民进行任何道德价值的讨论。”虽然执掌政法大权近十年的周永康垮台了，但他依托的那套维稳机制如同一台没有人敢拔掉其电源的绞肉机，仍然在高速运作。维稳体系耗费了超过两成的财政收入，更制造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如同梁启超在清末的时候对局势所作出的评估：“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例证是：当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兴起之后，习近平不敢直接针对运动本身作出论断，却命令安全系统大肆抓捕国内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民间人士，短短一个月之间便有数百人被捕——有的人仅仅是在个人博客中发表一张在家中举起雨伞的照片而已。可见，习近平内心的恐惧已经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自诩“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他，哪里有丝毫的自信可言？
中国又走到了清末那种大厦将倾、无力回天、改革已死、革命潮起的境况之中。谭宝信感叹说：“中国今日一些问题的急迫性、那种火车即将出轨的感觉，类似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朝即将大难临头的气氛。”高官显贵们纷纷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政治局中的“老男人们”大都成了“八国联军”的爸爸，然后再自欺欺人地去教育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如何“热爱伟大的祖国”。
一个缩小的中国，是福非祸
当爱国主义成为中共政权最后一支强心针时，当政者往往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这就是习近平为何在外围挑起钓鱼岛、东海、南海争端的原因。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近代以来掠夺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俄国，习近平却毕恭毕敬、不敢说半个不字，甚至不惜用夫人外交去拉拢俄国总统普亭。可见，中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对于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人对领土扩张的迷恋，谭宝信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如果片面放弃西藏、内蒙和新疆，甚至一部分的甘肃、青海和四川，很可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反而变得更强大。”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如果当地人基本上想出走，为了阻止他们而耗费庞大的财务、政治、外交和社会成本可能不值得。而学界的研究指出，“大规模的种族多样性会削弱经济成长”。对中国来说，庞大的安全支出是一项沉重负担，阻碍其他更有利的选项。
一九九一年苏联的瓦解，被中共视为一场悲剧，以及防微杜渐的前车之鉴。习近平论及苏联共产党政权崩溃之时，色厉内荏地痛斥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并反问说，不知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偌大的帝国之类，居然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捍卫党和党的领袖？殊不知，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轻率地启动政治改革，而是戈尔巴乔夫始终不肯放弃帝国遗产，如果他早几年放手让那些本来就是巧取豪夺而来的、其实已经离心离德的边疆国家以公投决定去留，那么苏联的民族问题不至于演变成内部改革的心腹之患。
如果今天的中国要从昔日的苏联吸取经验教训，就要明白“强扭的瓜不甜”这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以收缩的方式重建国家认同，正如谭宝信建议的那样：“如果是一个汉族国家，有着更协调一致的自我、价值和目标的观点，它可能更富裕、更强大、更稳定、更受尊敬、更现代和更安全快乐。……中国可以回到明朝的边界，而不坚持拥有多种族清帝国的大多数领土。西藏高原的水源和新疆的矿产及能源会有许多争议，不过，协议可以达成。只要有那些能让社群满意生活的地区，省的划分没有必要完全依照既定的疆域。”二战之后英国从全球殖民地撤退，从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变成一个欧洲中等强国，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尽管经历了一段心理落差的时期，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国家形态更能让自己安居乐业——再也不用派遣子弟兵四处争战乃至抛尸异乡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对外扩张所成就的不过是少数独裁者的欲望和野心而已。如今，中国需要的不是胡吃海喝，化身为歌利亚那样的巨人，而是竭力减肥，瘦身之后方能去除“三高”，恢复健康。
如果中共执政者拒不接受这样的忠告，仍然采取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齐头并进的政策，那么，这将是一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归之路。无论维稳经费如何节节攀升，中共政权永远无法达成稳定的目标，正如谭宝信指出那样：“如果花钱在日增的国际军事扩张，并建立更大的国内安全机构以管理不稳定，以致无法完全实施社会计划，将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脆弱的社会福利将引发进一步的不稳定。”那一天，为时不久。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