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生产、教育都荒废，人才断层。原杭州市机械局下属一百多所工厂，都准备重整旗鼓，开始生产。一九七九年，市机械局筹办学校（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自聘教师，招收学子，将为下属各厂培训技术人才，并由市机械局资深干部孙检任校长。孙检是一九四九年时的山东南下干部，虽行伍出身，但他珍惜人才，尊重学问，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尤其喜爱南宋诗人陆游的字。杭州是座名城，一时向全国各地调聘到数十位优秀教师，并向当时专为落实右派而设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在数百名经二十多年磨难后，等待分配落实的右派中，根据他们的档案资料从中，挑选了七名右派（另加一名反革命分子），我和张恩忠、吴亮等，都是受孙检青睐而被聘为该校教师的。
市机械工业学校，没有校舍，暂借用灵隐上天竺庙宇，一时外地的教师并其眷属，及数百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学生，充溢了上天竺庙宇的角角落落。地处僻静四面环山的胜地上天竺，顿时热闹了起来。杭州素称佛地，自吴越以来，何止四百八十寺？虽历代均有兴废，但自五○年代以来，红色政权提倡无神论，毁庙逐僧，庙庵所存无几，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千年古寺、大小庵庙被封闭，佛像毁弃涤荡殆尽，除灵隐寺受封闭，大致得到保护外，其他寺院均仅余空壳，均充公，或辟作他用。西山灵峰寺在五○年代大炼钢铁时，殿宇拆作燃料，夷为平地。南屏净寺则派作屯兵之处。上、中、下三天竺均辟为工厂，其余小寺庙，作为办公室或为办学，或为仓库不等。所有寺庙，均仅有躯壳，内容全无了。
当时市机械工业学校建校于上天竺寺，原大殿放生池等处，仍为高压电器厂占用。学校仅利用原依山而建的寺庙厢寮，改建成教室若干间。原香积厨内的泉水，以方池蓄之，终年汩汩不息，仍作为厨房饮水。上天竺寺占地于西山最高处，所以广大师生都能饮到全杭州市的第一口水！老师办公室与校长室则在寺庙建筑最高处（可能是原方丈室），为二层木结构屋，可以俯瞰山门内外诸景，远眺狮峰，十里琅铛岭诸山。原寺外右侧山凹丛林处之僧寮，则为师生宿舍。一所初具规模，充满活力的学校即相安于此了。上天竺寺原即具万千形胜，学校背后翻小岭通九曲岭、石人岭、灵隐法玄弄、苦庵等所在。学校虽无现代化建筑，但它的“校园”山水之美，四季山色的变化，乃为其他学府所无！这大批学生亦都是“十年文革”中的学业荒废者，一经入学，均勤奋向上。我辈教师，尤其原右派与原、反革命者感于孙检的知遇之恩，感于有机会重执教鞭，敬业精神特好，一时千年古庙中，丛山苍翠间，如初春之万木，欣欣向荣。古寺中传出非诵经声、念佛声，而是书声、笑声。
在政治的高压政策稍定之后，初春，桑叶尚未爆芽，蚕花未孵，杭嘉湖一带蚕农，又依照千年习惯，到天竺寺祈求蚕花平安。她们成群结队，或戴印花布头巾，腰系百褶短围裙，自带干粮，前来礼佛。天竺寺原供有蚕花娘娘，她们在寺院附近摘些草木，带回挂在蚕室门框上，即能辟邪。于是市机械工业学校的门外，每日香烟缭绕，跪拜者何止千百人！她们临走之时，将一年辛苦所积之粮米、菜油置于我们的校门口，本来是捐与僧人的，现在就被天竺附近生产大队收去！我们这些教师在办公室中踞高临下，见人群川流不息，还接受着信徒们的礼拜，享受人间烟火，真不可思议！在数十名教师中的八名右派、反革命，大约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共同经历吧，虽然素昧平生，偶然相聚，自然都格外亲近，我尤与吴亮、张恩忠、汤桢祥数位更为要好些、接近些。
当时学校无交通工具，大家必须在灵隐寺外“咫尺西天”砖石屏风前，等待公共汽车。从上天竺到灵隐须快步行走四十分钟山路，上下班时，我们常常结伴同行。经过半年的相处，人人认为，张恩忠是个最为耿直，即使在九死无一生时也绝不苟且的人，他与圆滑、耍手腕、貌合神离、口是心非等辈，绝然无缘，是个正人君子。
张恩忠为杭州人氏，家住吴山脚下清河坊四条巷，与吴亮的住址勾山里相近。他父亲是铁路老职员，早经退休，那时已八十多岁了，还每日一卷在手，坐在藤椅上，看的都是英语书。张恩忠高中毕业于杭州第一流名牌中学一中，毕业成绩为全市第一，获得省教育局颁赠的金杯，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简直为神童，令所有为父母者所艳羡。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电部任职。
不久，反右斗争前的鸣放阶段，他一介书生，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运动后期秋后算账，部里给一些曾提意见的人扣了右派帽子。张恩忠不解了，不满了。他说：“不是让大家向党提意见吗？”“不是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堂堂党中央，不是向全国老百姓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吗？”“如果这么不讲信用，还能当执政党？今后还能取信于民吗？”他这样一打抱不平，使他也成为右派，而属后期处分最重的右派。因为他不认错，绝不低头认罪，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罪，仍继续提意见，于是他的罪状逐步上升，不时受到体罚，结果以“顽抗到底，拒不改造，反动透顶”罪名，送往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后又被辗转送往北京市南郊团河劳改农场管教。
张恩忠一.八○米的高个子，剑眉凤眼，方脸，宽口，坚毅中寓有书卷气。但仅四十多岁即秃顶，头盖骨显现凹凸不平，从此处即能见出他所受的折磨。原来他当日不肯认罪，不肯下跪，且还据理力争，指出弊端，“左派”就用铁棍击其头部，几度昏死，他就是不跪！……
曾听他说起，与他同时在团河关押的，有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小家族”干将杜高，与后来闻名全国的作家丛维熙，张恩忠却鄙夷他们，说他们奉上欺下，卖友求荣，自私、圆滑。
约在一九六五年，张恩忠在劳教农场患了胃溃疡病，严重到生命危在旦夕地步，需要进行手术，因而被保外就医，得以回杭州老家养病。张恩忠是独生子，还有两个姐姐早已出嫁。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各派互斗，打、砸、抢、抄家，大字报上街，一时黑云压城，种种怪诞、不合情理之事，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张恩忠在家养病，良心使他不得安宁。他针对报纸谬论，提出己见，也把所写大字报贴到了街上……
这里暂且不提这一举动的后果，只说张恩忠的母亲。自从儿子打成右派、坐牢、劳动教养，已够使她心碎了，不料这个儿子竟在保外就医的时刻，又生事招灾。这位慈祥的母亲，终因负荷不起深重的精神桎梏而忧虑、焦急、恐惧而死。
张恩忠可以忍受牢狱之灾、皮肉之苦，母亲的死则令他痛不欲生，深受刺激，新旧磨难，导致精神分裂。其实在落实政策到机械学校任教时，他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只是孙检校长不谙内情，仅尊重他的清华大学毕业学历，实则他是不能再工作的了。上了几个月的课，学生反映他只在课堂上大谈政治，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种种政治运动的可能，表现多疑敏感。不久他就赋闲、干领工资了。他不满学校这一处理，要求上课，他仍然日日来上班，所有谈话内容，均为滔滔不绝地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下一个政治运动倾向。杯弓蛇影，且还大段引证“毛选”及《资本论》等著作。
原来他十年的牢狱生涯，能阅读的文字，就是马、恩、列、斯及“毛选”等著作。辩论起来，学校的政治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同辈中罕有像他那样潜心研究过这些著作的。他常常到原是右派的同仁家，当然也常常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长时间的讲述目前形势，分析起来，都无非要我们提高警惕，谨防当局的再加害。我和吴亮与他家相隔均很近，故所受的打扰也最多。
约在一九八三年间，他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他父亲老友的女儿，三十多岁尚未出嫁，俩家原为通家之好，故愿结亲家。显然女方对于他的不同于常人处，并未深知。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但夫妻俩感情不好。他常向我抱怨说他老婆骂他精神病，要和他离婚云云。他曾问我：“你看我有精神病吗？”我能说他有病，应该治疗吗？至于离婚，他表现得甚具大男子风度——谓悉听尊便。一九九四年秋他曾到过我家，以后再无见面。现我来新西兰已经多年了，不知张的家庭生活有无起变化。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幻莫测，日新月异，未知他的分析、预测，能跟得上时代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