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1）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4）
十月革命是发生在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俄国，随着形势的发展，列宁虽然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联邦制是一种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这个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和如何过渡。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1924年颁布的第一部苏联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等权利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在1977年和1988年苏联对宪法重新审定和修改后，这两条仍然保留着。直到1990年，近70年间，这两条规定和权利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空文，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提出异议或要求退出联盟。但是，各加盟共和国长期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以及民族自决权却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后成为脱离联盟的客观条件和法律依据，这是现实的作弄还是历史的疏忽呢？
“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联合”和“分裂”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但出现哪种结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可能条件，而在于这个可能条件处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苏联之所以成为联邦制国家是由其当时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不管是“民族自决权”还是“联邦制”，都不是导致国家分裂解体的根本原因。以为不采用“联邦制”，不把“自决权”写进宪法，就可保住联盟国家，就不会出现分裂，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
多民族的大国+专制体制构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监狱”，这就是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让我们回顾历史，了解这个白色+红色帝国的渊源。
如果追溯斯拉夫人的历史，那么从公元前一千年前斯拉夫各部落就生活在东欧，到13世纪中叶蒙古人入侵后，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便彻底灭亡了。
从1237年蒙古人入侵到1480年莫斯科公国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前后将近有250年的历史。莫斯科公国出现在13世纪末，最初只是一个面积1300平方公里的小公国，它同周围别的小公国一样遭受金帐汗国的统治。
1325一1340年，当伊凡.卡利达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王时，他巧妙地利用了金帐汗国对他的信任，使他被册封为“符拉基米尔大公”，负责为金帐汗国在全俄征收贡赋。这个地位使莫斯科公国逐渐臣服其他公国，为俄罗斯的统一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伊凡三世的时候(1462一1505年在位)，完成了对各公国的统一，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赢得了国家独立。
统一后的俄罗斯国王们继承了前主人蒙古鞑靼人的秉性，开始了疯狂的领土扩张，特别是从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年间，历代沙皇使俄国的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比原来扩大8倍多，由原来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变成了拥有一百多个大小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如果以彼得大帝为分界点，俄罗斯的扩张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1547一1584年在位)为代表，主要是巩固俄罗斯专制皇权，向东扩张，征服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当时在这些区域的主要国家是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彼得大帝(1682一1725年在位)为代表，主要是强化俄罗斯军事封建专制制度。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主导的改革下，使游牧式的农奴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主义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极具侵略性又极具保守性的大国，并对一切可能征服的区域发动侵略战争。第三个阶段是以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一1796年在位)为代表，主要把俄国的军事封建制度发展到极致，对波兰、土耳其等国进行侵略战争，还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侵略和掠夺。
彼得大帝是沙俄帝国扩张主义的典型，他为近代俄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疆拓土者，他自然也就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化身。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都不遗余力地企图实现彼得大帝征服世界的梦想。
1812年，俄罗斯发现了一份真伪难辨的彼得大帝遗嘱，内容如下:
赐予朕以生命的全能上帝使朕相信: 俄罗斯人民负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朕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在达到他们那样强盛时，应该很容易并必然能征服他们。
朕认为，即将来临的北方对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正如上帝曾以同样的方式安排了野蛮人的入侵以促使罗马民族获得新生一样。……朕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注定要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浪涛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为此，朕留遗言如下，并嘱朕的后裔加以注意并时刻遵守。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14点征服计划。从彼得大帝后历任沙皇的征服行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计划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其中对波兰的占领和瓜分、对土耳其的三次战争、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遗嘱的真实性。如遗嘱中还写道:
分割波兰，在波兰王国保持经常的动乱和不断的猜疑：用黄金拉拢其他大国，影响波兰的宫廷会议，收买他们以便在推选国王中取得利益，培植亲俄派并保护他们，以此为借口把莫斯科军队开进那里，一直得到永远占领的日子到来。如果几个邻国提出责难，可分割波兰暂时安抚他们，直到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收回我们所让与的一部分。
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的真正主宰。要挑起连续的战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附近和波罗的海沿岸夺取小块土地。
彼得大帝在俄罗斯民族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始终被看作是民族自强、自豪和智慧的象征。他对沙俄统治者的影响自不待言，特别对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影响十分明显。
首先表现在斯大林对民族问题和彼得大帝的看法上。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对沙俄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压迫有深刻的体会，他虽然痛恨沙俄对其他弱小民族的不公平对待，但他对沙皇成功的对外扩张，建立强大的军事帝国，抱有一种欣赏和自豪的成分。这一方面表现在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前后一些受沙俄统治的民族国家要求独立的态度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斯大林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在前一个方面，突出表现在组成苏联的过程中斯大林坚持明显的中央集权政策，坚持俄共(布)对其他民族共产党的领导权，坚持任何条件下民族问题必须服从党的利益，以致爆发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与俄共(布)中央的直接冲突。列宁意识到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错误，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写进联盟宪法中。由于列宁的批评和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斯大林只好让步。但列宁不久就去世了。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从宪法中把“民族自决权”这一条删去，但实际上依然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在后一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待一些所谓的“叛逆民族”的做法，以及在二战后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斯大林的这些做法招致了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使经过十月革命后内战引起的“伤疤”又被重新揭起，并划上新的“伤疤”。这些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逐步显示出来，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断掀起的国内民族矛盾的动因。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些矛盾已经演化为再也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而对一些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加深了这些国家对苏联的不满和怀疑，扩大了原有的裂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就发展成了一种“墙倒众人推”的形势。这就是斯大林种下的恶果被戈尔巴乔夫收获了。
其次表现在苏联时期的领土扩张上。
一是二战初期，苏联借着欧洲战事紧迫的形势，建立所谓“东方战线”，以确保西部边境的安全。1939年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与德国一起入侵波兰，重新实现对波兰的瓜分，报了1920年兵败华沙城下的一箭之仇。(1920年10月，苏俄与波兰签订《里加条约》，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被划入波兰版图。1932年签订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重申了这一边界。)通过这次兼并，并入苏联的波兰领土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300万。
二是1939年9月28日、10月5日和10月10日苏联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拥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三国的主权和政治制度。1940年5月，德国大举进攻西欧，法国面临崩溃，苏联决定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强令三国于6月17日至21日建立新政府，7月14日和15日三国又被迫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8月3日到5日，三国正式加入苏联成为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又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86万人口。
三是1939年4月起，苏联以保障列宁格勒地区安全为由，千方百计要获得芬兰湾北部地区的土地。与芬兰的谈判破裂后，1939年11月30日，苏联向芬兰进攻，经过三个多月激战，付出了重大代价后，苏军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1940年3月12日，苏联和芬兰在莫斯科签订和约，芬兰将整个曼纳海姆地区划给苏联，靠近列宁格勒地区的芬兰国界线向北移动150公里。这样，苏联又获得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外，芬兰被迫将汉科半岛及附近岛屿租给苏联，租期30年。
四是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把两国之间有争议的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并把北部科维纳作为补偿移交给苏联。罗马尼亚表示拒绝，当天苏联对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天内从上述地区撤出。罗马尼亚在向英国、德国、意大利求援无果后，于6月28日答应了苏联的要求。6月30日苏军占领了上述两地区，共获得5.1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400万。8月2日，在比萨拉比亚成立了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从上述苏联的领土扩张行动中，不难看出彼得大帝的影子，它的扩张路线与沙皇是一致的，其方式方法也如出一辙。苏联不惜通过战争和胁迫手段扩张领土，建立所谓“东方战线”，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对以后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激化和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战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同时，苏联的控制力和号召力不仅涉及东欧，而且涉及亚非拉许多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形势造成两个后果: 一是苏联国内矛盾被激烈对抗的国际斗争所掩盖，保证对吞并地区的永久占领，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保持华约对北约的实力均势，已经成为苏联主要的政治经济任务。二是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与西方国家争夺军事优势，消耗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大量积累，而且激化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这些全面而广泛的矛盾与斗争，使苏联当局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正如成吉思汗建立的庞大的蒙古帝国一样，随着帝国内部政治经济实力的消耗和丧失，政治和民族矛盾的加剧，用以维持帝国统治的基础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历史，苏联解体正是传统的沙俄扩张欲望和后来的苏联扩张野心引发的必然结果。在激烈的全面的世界性对抗竞争中，苏联终于崩溃，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走过了一个历史的怪圈。
对于斯大林上台后推行的民族政策，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这样评论：
三十年代初，已经摆脱了所有对手的斯大林终于能在民族问题上完全推行自己的主张了。他打算采取的办法有好几个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保留了文化和解和他将加以完善的联邦主义。1936年的宪法与1924年的宪法有很大的不同，它完全是联邦性的。在这一时期，民族行政单位增多了，各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级别也清楚地确定下来了，并从理论上规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权限。但是，在理论上尊重这种联盟结构的同时，斯大林却又对这个社会进行了灾难性的大改造。他认为，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苏联各民族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有些还是不定居的牧民。集体化和游牧人的定居在民族内部有两个作用：取消农民，消灭农民的个人主义以及它的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准则；挖掉各非俄罗斯民族由于乡村生活而完全保留下来的民族传统的根子。但在各民族内部，对非俄罗斯的社会准则的眷恋仍是一种反对集体化的绝望的辅助力量。
(斯大林)社会变革的目的之一是根除一切民族特性和消除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变革到处都是通过暴力来进行的。这种暴力表现了斯大林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的特点。在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以赤裸裸的暴力代替了教育，他摧毁了整个社会传统生活的条件。几年后，他又在他发动的大清洗中除掉了二十年代的民族优秀人物，认为他们都犯了走民族主义老路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从全苏联来说，这种清洗是盲目的，没有理智的，但在边远地区，这种清洗有步骤地清除了旧的和在二十年代提拔起来的民族干部。到战前，这种清洗的后果就已经很明显了。斯大林为那些具有苏联民族关系新观念(即再现帝制时代明显的不平等的观念)的新一代中坚分子的上台扫清了道路。这种不平等联盟的新观念直到1945年才正式表现出来。
但是它的先兆从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首先是强制普遍使用古斯拉夫语所用的字母(西里尔字母)。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许多语言采用了拉丁字母，在这以前有的使用阿拉伯字母和蒙古语字母等不同字母，有的不使用字母。三十年代末，很快地以西里尔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做法，表明了要使各种语言逐渐向俄语接近(至少是拼写上接近)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一个普遍的俄罗斯文化运动业已开始。
同样，在三十年代末，布尔什维克还根据突出各民族向来不平等的指导思想开始重新改写俄罗斯帝国过去的历史。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曾经公开谴责帝国统治的可憎，谴责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宣称一切被征服民族对沙俄侵略者的抵抗都是有历史意义的、“进步的”行动，不管这些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是谁——不管他们是宗教首领还是部落头领。但到了战前，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就似乎不再把占统治地位的沙俄与合法的民族独立运动如此明显地对立起来了。
1936年的宪法已经是一个转折。苏联政府含蓄地宣称要“从领土上和历史上”继承过去的帝国。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历史学家又发现，那些“开拓俄国疆土”的王公、正统的教会以及带来拜占庭文化的修道制度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在那些年代中，历史学家在为沙皇帝国的专制感到遗憾的同时，开始张扬它的功劳。他们认为它首要的功劳就是保持了国家的强大，使俄国能成为欧洲反对来自东方的入侵的堡垒。俄罗斯的历史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名誉。这不但是指人民的历史，而是指反抗外来敌人、缔造国家的那些国王的历史。电影也通过颂扬彼得大帝，特别是颂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来宣扬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和那些国王一起被捧上历史神殿的是那些军事首领，首先是曾与拿破仑作过战的军事首领。就这样，从1917年以来一直习惯于否定自己历史的俄罗斯人渐渐地又转而肯定它了。
但这样为俄罗斯历史恢复名誉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苏联境内其他民族历史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革命以来受到推崇的历史观点也渐渐地颠倒过来了。革命的平等主义曾导致人们去歌颂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当时那种压迫被看作是“绝对的坏事”。三十年代中期，历史学家们开始琢磨: 沙皇的压迫无疑应该受到谴责，但它所产生的后果难道不是有益的吗？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殖民统治，沙俄帝国境内各民族才与俄罗斯民族同时揭竿而起，跳过了极为痛苦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至少，最终的好处与殖民主义的害处不是一样大吗？这样，到此为止还是“绝对坏事”的殖民主义就被革命后的历史冲淡了，变成了“相对的坏事”。
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总统叶利钦专程前往圣得堡参加了葬礼。
不管叶利钦如何努力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他对末代沙皇的评价，却让人感到他对沙俄专制制度的推祟。他在葬礼上这样说: “在建设新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应该借鉴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祖国历史上许多光荣的篇章都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对末代沙皇的这种评价对那些“自由民主”的追求者无疑是巨大的嘲讽，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它显然是俄罗斯社会内部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突出表现在代表那个社会的思想精英们追求的理想主义、精神上的个性主义和行为上的“鞑靼”主义，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俄国式”的革命变革思想和行动特征。它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时代，到彼得大帝时完成并发展。从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历史变革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而从上文来看，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无不落窠臼之处，臀部仍然带有旧的封建专制纹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