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玩笑》是米兰昆德拉作为小说家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写好这本后来被再版多次,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小说后,米兰昆德拉试着交给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非常喜欢,却没把握能出版。也是因缘巧合,捷克正赶上布拉格之春,走上了一条去苏联化,去极权化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米兰昆德拉的这本小说也因此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得以出版。这样一本小说在当时的捷克当然受到巨大的追捧。米兰昆德拉也因此成为捷克乃至世界最炙手可热的作家。

然而,苏联老大哥的军事入侵改变了捷克这个国家的进程,也改变了米兰昆德拉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玩笑》的命运。

米兰昆德拉被流放到法国后·,开始从事法语写作。于是小说《玩笑》便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意义,在法国,米兰昆德拉被视为政治作家,他的《玩笑》被视为对集权,对共产主义的严厉批判,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愤怒谴责。这在昆德拉,他的初衷看来,也不得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给自己开的一个黑色的巨大玩笑。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他一再声明过,这本小说,不过是一本爱情故事而已。

然而,如果这本书脱离了政治,可能仅仅是一部不错的试验性小说,而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它才显得熠熠发光,这本小说所反映的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现实批判力度甚至超过了《1984》。

意识形态下的人性

在小说中,路德维克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他最开始的错误,不过是在向某个“严肃”的女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者出于某种调情的目的时所写的那个字条——“乐观主义是人们的鸦片!健康的氛围因为愚蠢而发臭!托洛斯基万岁!”

于是在后来的党内审查中,路德维克成了托派,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主张,回溯到第二国际,不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伯恩斯坦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通常称作“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可以不必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在资本主义所设立的法律之内,通过合法的游行和选举,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这是为苏俄所不容的反革命观点。

在苏联老大哥眼皮之下的捷克,当然也是如此。

青春期的路德维克,虽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然而内心的懵懂和出自人性的喜欢和异性交往的冲动让他犯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错误”,而这个影响他一生的错误,仅仅是他所开的一个玩笑。

意识形态是人类最伟大的,也是最邪恶的发明。伟大之处在于,坚定地某种信念,可以让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的为着心中所坚定地目标和道路走下去,团结一心,铸成革命的统一战线。邪恶之处在于,如路德维克所认为的那样,它又可以毁灭一切。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还是台湾翻译的好。在殷海光的著作中屡次提到,翻译为“意底牢结”,我把它视为一种思想牢牢地固结在心底,一种群体性根深蒂固的情结的意思。

在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有一个术语——“集体欢腾”,深刻的解释了这样一种人类现象。原始的各类崇拜,经院哲学之后的宗教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深刻异化,以及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控制,人类几乎逃不开种种自己给自己所设立的束缚。

在一种伟大的意识形态中,所有人都必须整齐划一的行为和思想,某种主义和理念被认为是伟大和正确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开放性的和包容性的,而仅仅是自认为包含了全部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最初同样发源于西方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导致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直接继承法国的卢梭。当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似乎证伪了古典主义的萨伊定律的时候——

有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提出政府调控(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同样有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凭借个人经验互相作用而发展起来的,某些个人和团体的理性设计无法提供一套完美的方案,这是通往奴役之路,这是致命的自负(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

——而马克思看到这些,则是直接否定了市场,主张建立彻底的公有制。

这样的意识形态被苏俄所运用和改造。

而它得以成功的最大缘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它信誓旦旦的给出了一个通往天堂的许诺,所有资本主义世界所拥有的财富,这个国度都是会拥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是金钱的游戏,而我们的民主是卢梭所提倡的全民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资本主义的财富都是富人的财富,我们的财富是全民的财富。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道德上,能让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办法去反驳,因为它是如此的正确,如此的伟大。

在路德维克生活的捷克,同所有战后的东欧国家一样,完全照搬了苏联老大哥的一套。由于共产主义所许诺的美好的未来,这样美好的未来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的努力,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任何的反对性的意见都是美丽新世界的绊脚石。发展到极端,路德维克的一句玩笑话,竟然最终也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路德维克的一生,包括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一生,都在这样的环境下,陷入了作者所说的“毁灭”,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毁灭般的生存着。这种毁灭的根源,路德维克最后说——“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它是如此强大,它的阴影覆盖了整个宇宙和宇宙的周围,覆盖了无辜的万物,使之毁灭。”

毫无疑问,这种毁灭是形而上学的,是人的多样性的毁灭。

——当你好奇的假设,如果意识形态没有极端的发展,路德维克会因此而陷入庞大的虚无之中吗?而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但凡某种思想形成了某种固定坚持的主义,继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涂尔干所描述的“集体欢腾”,这样的结局在所难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是关于“毁灭”的小说,在小说最后,路德维克说,“我们,露西和我,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毁灭的世界里。”

极权体制与理性

分析《玩笑》中的政治现代性的问题,除了意识形态,便是极权体制的现代性根源。它的现代性根源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最引以为豪的理性。

启蒙时期以来,英国的霍布斯《利维坦》和洛克《政府论》的政府起源的观点,明确的规定和限定了政府产生的原因和权力的范围,从此时起,民主的原则开始得以实施。而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是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最优美,也是十分深刻的表达。而发展至休谟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却并没有像很多思想家一样描绘一个最完美的世界。这一传统由信奉新教的英裔美国人乘坐五月花号带到了北美,自由民主的传统生根发芽。据说休谟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麦迪逊。

如果说英国人在设计一套未来的理想制度时是怀疑的,经验主义的,如休谟所设想的那样,是充满开放性的;那么在法国,以笛卡尔为首,唯理主义的思想则变成主流。理性主义从此由法国人高举,惊涛骇浪,滚滚而来。

由于理性是人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因此它变得令人迷醉。因为它极大地肯定了人的价值,满足了人类脆弱而敏感的虚荣心和自尊心。

追溯启蒙时期,英法都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家,然而,长期以来占据显学地位的却是法国人的思想,英国人那种怀疑的,凭借经验的态度,迷人度却远远比不上法国人高扬的人类理性。甚至连英国人自己都被法国人所引导,在很长时间内,放弃了英国人传统的经验主义思想。

诚如康德所说,人是理性的,然而,康德也说,“人是有限的理性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设计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提供一套带领人们走入美好新世界的方案。而德国的马克思,所希望做的,却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性者。很多人都以为他道出了真相,然而,历史不会说谎,他失败了。

这个伟大的极左人物,绝对没有料到,在他身后,因为他的所设计的历史主义的发展道路,整个世界变得那样的迷人和令人向往。然而结果,又是如此的令人捶胸顿足,痛悔不已。那些极右的先驱们,伟大的反理性者,比如叔本华,比如尼采,即便在某些历史阶段受到某些人的追捧,却始终被排斥在外。

不是没有人反思历史主义的贫困性。卡尔波普尔为此写下了最脍炙人口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哈耶克也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等著作。而吊诡的是,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马克思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却无一例外的都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就像某位名人所说的那样,“二十岁的时候,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就是一个傻瓜;到五十岁的时候,你若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你就是一个傻瓜。”

人类花了二十世纪一整个世纪的时间,证伪了历史主义的发展道路,证伪了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伟大构想,也证伪了通过一种统一化的制度性的构架,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化制度。

《玩笑》中,路德维克、埃莱娜、考茨卡等人生活的和服务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所建立的这种体制,不是王权强加给捷克人的。而是,这种体制在捷克人看来,可以给他们提供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安居乐业,没有贫富差距,没有鸡鸣狗盗,没有贪污腐败,没有权钱交易,没有选举的金钱游戏,没有私人企业的垄断…………

所有在现实社会中,在西方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国家,一切资源和财富都是全民共有,国家主权由人民掌握,一切的不公平都将不复存在。

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也几乎如出一辙的,在不久之后陷入困难,也没有例外的,或和平演变,或体制剧变,或渐进改革,都一一的,放弃了那样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目标,梦想幻灭,人心惶惶。

国家是人民共有的,这种抽象化的表达无法帮助现实社会体制的管理,所以最终它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这个团体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和民主社会不同的是,它们通常都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团体,是大于国家的权威。而这样一种“人民共有”的说法是如此的正确,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反驳它,就像没有人可以拿着错误去反驳正确一样。

财富是人民共有的道理也是一样。任何物价的自由改变都会让人联想到罪恶的资本,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全知全能的他们,却又无法知道供需在市场上的增减而如何进行物价的调节。

所有抽象化的道德的表达,落到实处,终归要让某些社会精英团体所组成的国家机器去实行,而当私有制、市场经济、法律和民主制度在道德上被从上到下所有阶层的人,一致的谴责的时候——那么,一切的个人财产,一切通过市场交换创造财富的机会,一切保障个人财富和合法权利的法律,一切选举、被选举和监督当权者的民主制度,都因为名义上的全民所有,落到了一个国家中某一个团体的手中。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现代性的极权体制,没有天赋皇权,也没有内圣外王,而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致命自负的产物。

“我被取消了学籍,不再享受推迟服兵役的有待……而在此之前,两个劳务大队要招用我……”路德维克的人生在年轻时,便遭遇了多年之后也不得翻身的灾难。而他的生活中,也处处充满了——

“四周的墙上有很大的墙报,上面贴着标语,照片和憋足的画;在一条横幅上用别针别着红纸剪的粗体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

路德维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他所效忠和赞颂的党所领导的,而由于他开了一个对社会主义“不利”的玩笑,之后的人生,便不断地向他开一个又一个的黑色玩笑。这些玩笑让他终于体会到,这是一个“假模假式的世界”,高尚的目标,道德的体制,理性的设计,人们的拥戴——却最终,造成了实际上的非理性,某种程度上,做出彻底反智的行为。于是,如哈耶克所说,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性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他所要做的是证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任何要把我们带往天堂的许诺,都会把我们带往奴役之路。

无可挑剔的道德与崩毁的人性

在小说中,路德维克受到了党组织给予的处罚,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无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以后是如何的出色,他的朋友对他的处置依然被强烈的政治色彩所笼罩。这种政治色彩在于,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受过来自于党的处罚,他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根。

而当他结识埃莱娜,帕维尔的妻子时,复仇的机会出现了——因为帕维尔正是当年将路德维克清除出党的人。路德维克勾引了埃莱娜,借此实现他的报复。尽管勾引成功了,但事情并未像路德维克计划的那样发展。埃莱娜爱上了他,而且,埃莱娜是一个曾经被人轮奸的可怜女子。报复没有让他产生快感,而仿佛是命运又给路德维克开的一个玩笑。最终他认定这些玩笑和痛苦的后果并非执行人的错误,而是历史中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小说中,这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让一个微不足道的玩笑变成了最大的不道德,一场报复变成了对爱情的蹂躏,又像是命运所开的最惨烈的玩笑。路德维克因为背负了一个最大的不道德的罪名,最终做出了真正卑琐的事情,勾引了一个在性生活上有阴影的女人。

正如路德维克的独白所说,“露西和我,都生活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里,我们不懂同情这个世界,却是疏远这个世界,既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幸,也加剧我们的痛苦。露西,你被爱的那么强烈,又被爱得那么拙劣,在这么多年以后你来到我面前要告诉我的就是这句话吧?你是来替一个被蹂躏的世界说情的吧?”

单一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它们的建立,不是单凭某些团体可以完成的,不是某一个思想家可以做到的,它必须是所有人的人性所共同支持和欢呼的东西——每个人只在自己的职位上改变,只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观点,于是最终就制造出这样一个最终不为任何人所控制的巨大机器。

这个机器的形成,在道德上是无可挑剔的,因为它已经是所有人的理性所能设计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伟大的理想,牺牲自我,为他人着想的集体主义,这些伟大的目标,就像上帝一般正确。

然而可悲的是,如上一节所提到的,这样的道德,甚至连基本的可行性都没有,于是畸形的社会便如此生成。任何一个言论和行为都可能违背伟大的目标,而揭发检举一种违背这种目标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道德高尚,政治正确的表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路德维克来说,他最被人所不齿的便是他因为政治错误的被开除出党,然而他犯下的过错,欺骗埃莱娜却没有人来指责他。然而他的内心最愤恨的便是人们对待他的那种态度,而最悔恨的却是没有人提及的他所干的他认为不道德的事情。

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历史主义本体论》等著作中提到的观点,笔者把这种最伟大的目标称作“宗教性私德”——坚持集体主义,先人后己,把自己包装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中,这是一种宗教性的“私德”,私德的意义在于,它是反求诸己,而非相加于人的。

而可以相加于人的道德,在现代社会,我们称之为“社会性公德”,这种公德是每个人所普遍认为正确的道德,也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这和穆勒的“群己权界”有很大的相似性。

然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站在历史的上空俯视,我们可以知道,在路德维克的生活里,那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民共同理想是属于宗教性私德的。

然而我们假设,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集体主义,并且思想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是正义的,一致把这样的思想当成社会性公德的话,我们又如何界定李泽厚的“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呢?

而在这样一种高标准的完美理想之下,因为性饥渴而犯下强奸,因为造反有理而抢劫,因为饥饿而人相食,因为私仇而大扣帽子的行为,却是在“低标准的道德”环境下,无法大量出现的。这些例子俯拾皆是,笔者不便多说,这样的规律四海皆准。除了少数的思想家和小说家,谁曾能料到,这样一种无可挑剔的道德,无可挑剔的理想,最终导致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终于,路德维克意识到了,他说这是个假模假式的年代。米兰昆德拉意识到了,所以他写下了小说《玩笑》,当然,他也被驱逐出境。

道德被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赋予了强大的,强大到足以摧毁一个人甚至祖孙三代的力量,而在这样强烈的道德惩罚之下,各种反人道的事情却可以吊诡的一再出现,像是一幕幕杰出的讽刺剧。这样的结局,是无可挑剔的道德之下,无可奈何的人性崩毁。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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