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反腐是过往历史上许多时代的主题之一。其中明朝、清朝、民国时期的反腐更是给今日留下了丰厚的史料。尤其是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民国反腐“打虎”,与当下的中国反腐“打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通过比较,可以加深对当下反腐的认识。当下中国反腐从种种迹象已经显示陷入了权贵贪腐集团的重重包围阻止中,已经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可以说步步惊心,脚脚涉险,最后结局虽然还未见分晓,但是前景的确难以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历史上反腐多是悲剧命运的怪圈,寻找到一条社会自救重生之路?显然是一个真正摆在中国当下而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试图在维持一党专制、依靠个人权威、拒绝政治改革、排斥宪政民主的路径下反腐“打虎”,最终都难以逃脱失败的结局。

Wang Debang曼谷姜野飞作品(来源:博讯)

《圣经》传道书1:9 言“太阳底下无新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反腐是过往历史上许多时代的主题,其中明朝、清朝、民国时期的反腐更是给今日留下了丰厚的史料。尤其,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民国反腐“打虎”,与当下中国反腐“打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通过比较,可以加深对当下反腐的认识。

一、严峻的社会形势及求解之道

1948年的中华民国不仅在战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也陷入了深度危机,濒临崩溃绝境。导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危局,固然有战争的因素,但国民政府官僚贪腐,官商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更是造成国统区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直接原因。仅1948年的通货膨胀,就可以看到社会艰困的程度。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达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普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甚至出现卖儿卖女现象。在此情势下,民国政府民心丧尽,社会矛盾极度激化,各种抗争此伏彼起。

中国今日虽然没有1948年那种颠覆政权的战事,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表面生活还有很大改善,但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与危机事实上与当年有着惊人相似。其一、权贵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当年民国主要是四大家族垄断经济命脉,而今日是一批权贵家族垄断了社会经济命脉,这种垄断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走向;其二、官僚贪腐极为普遍而深入。极小保持清廉的官吏在体制内基本处于难以生存的状态。整个官僚机构变成了掠夺搜刮民脂的庞大机器,民众权利受到肆意侵害;其三、社会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并且断绝了底层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即社会阶层固化加强,底层陷入绝望之地;其四、普通民众冤情无处伸张,社会正义横遭践踏,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大行其道;其五、整个社会变得无法生存。民国当年表现于物价使人难以存活,而今日中国因短期不计后果的权贵掠夺式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毁弃,整个社会陷入无可饮之水,无可吸之气,无可种之地,无可吃之食,即无物不被染污,无食不被毒化的不宜人居之地。民国物价与今日环境都使得民众无法生活下去。从某种程度而言,物价过高还远没有环境被毁的危机来得那么深层而根本;其六、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风起云涌,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宁之中,进而导致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在这些相似的遭遇下,民国与今日权力统治都面临丧尽民心之险。

在这种社会危机四起,冲突日炽下,挽回民心,重塑权力公信力,就是当年民国与今日党国的共同意愿。于是反腐就成为了当年与当下共同的选项,都是旨在通过反腐来整顿吏治,收拾人心,清除障碍,开启改革。

二、坚定的反腐决心与信心

应该说,民国在掀起反腐“打虎”运动之时执政者的意志是坚定的,信心也是充分的,这从蒋介石委任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亲自出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并即时赴任可以窥见。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反腐以推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而蒋经国先生也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进而效法“铁血首相”俾斯麦,组织一批忠勇能干之士,成立了“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两秘密组织,以大公无私、视死如归的决心与“铁血”手段,在上海、北京等等全国各地展开反腐“打虎”以推动经济改革的运动。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自信地写道:“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蒋经国还曾跟亲信贾亦斌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

这种“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的话,我们今天听来是何极耳熟,因为类似这种话我们在当下的反腐者言说中经常看到。

不仅早前有“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有不管“万丈深渊”,有不惧“地雷阵”,有“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誓与贪官决死战的表态,也有今天“不管地位多高,资历多老”违反国法坚决惩处,还有反复强调的“上不封顶”,不允许有“铁帽子王”等等。这种反腐坚定的决心与自信可谓一以贯之。在此我们不怀疑这些誓言的真诚,但是过往愈演愈烈的腐败事实,却一再证明着这些誓言的成空。

今天,我们再来回味当年蒋经国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豪情壮志与豪言壮语,对照当下反腐的艰难危局中一批仁人志士的殊死征战,我们能感到人类生生不息传承的那股正气,能感到当下高擎反腐大旗者的决心与自信。

三、霹雳般的打虎过程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反腐“打虎”及经济管制工作。

蒋经国还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往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云集上海。蒋把“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调往上海,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蒋经国对亲信说:“‘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像上海国际饭店的招牌一样,虽然不大,但名气很响,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为了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为了开展工作,蒋经国还将中央干校校友会和青年军联谊会的基金调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1948年9月1日,蒋经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在当天的日记中,蒋经国写道:“今天市场已不如往日之平定,一切都在跃跃思动,似有采取非常办法的必要。”(《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辑第568页)。当晚,蒋经国接南京最高当局电话,要他“从速处理违反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严办大的投机商人”(《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辑第568页)。翌日,蒋经国下决心严办奸商,逮捕64名奸商大户入狱。这在上海“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64名巨商中,居然有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杜月笙女婿荣鸿云,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证券太保、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抓捕“五虎将”,震动全上海。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对奸商与不法官吏大开杀戒。例如大商人王春哲因“扰乱金融市场”、“对抗经管”被枪毙;财政部秘书陶启民因“泄露经济情报”被判死刑;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经济科长张亚民因“利用公务之便”,掌握荣鸿元的倒汇投机案后“敲诈勒索”与“知法犯法”,均被判处死刑。抓杀大奸商与不法官吏,使蒋经国再度得到了上海媒体与社会民众的喝彩,认为蒋经国“真的打老虎了”。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但此举却招致上海各级官吏与奸商的反对。

当下党国反腐似乎比昔日民国力度更大,两年来不仅抓捕了60多名副省级以上高官,而且还拘押了三名副国级与一名正国级“老虎”,至于那些部级以下的厅处科级,乃至村级小吏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如此反腐惩贪的霹雳手段,雷霆动作,的确是旷古绝今、举世无双。由于这种强力反腐,也的确赢得了民众与世界的诸多喝彩,在一定程度挽回着民心。但是,尽管在如此强力反腐下,官员贪腐依然未止,据媒体报道,去年底广东有官员仍对高达上千万的受贿照常笑纳,而更为惊心的是,官商勾结的权贵集团已经抱团成伙,结成了强大的反击反腐集团势力,从社会各个方面对反腐进行阻止。

四、顽固贪腐集团对反腐的阻止

蒋经国在上海掀起“打虎”风暴后,马上遭到官僚与巨商的联合反击。首先是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因不满意蒋经国的做法,市长权力被架空,于9月5日赴南京向蒋介石辞职。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公开和蒋经国冷战。整个上海官僚势力,组成联合战线,与蒋经国对抗。据蒋经国日记所载:

“做事不到10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辑第568页)。“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今后的工作方针,应当少树敌人。”(《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辑第570页)。

这种官僚与巨商抱团成伙,以退为进,表面支持反腐,暗中设防添堵,不断扩大事态,加剧社会危机,将反腐势力置于所有官僚与商家集团的对立面。具体而言,官僚贪腐集团所采取对反腐的阻止手段如下:

其一、消极性抵制。通过惰政,消极怠工,甚至集团请辞等等途径来抵制反腐持续。

其二、以维护形象,保持团结,顾全大局的名义,来阻止反腐深入、持续与扩大。权贵贪腐集团将官与民严格区分、对峙,将贪腐与反贪当作官僚集团内部的事,与民众的矛盾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反腐被要求必须控制在内部不影响团结与对外的光辉形象上。

其三、反复祭出敌对势力,来阻止反腐深化。贪腐集团打出避免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旗号,口称防止与消灭敌对势力是官僚集团的首要任务,明确声言反腐要服从于对敌斗争。贪腐集团认为反腐深入,大案查处,高官被追究,就会给敌对势力以口实,就会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就会危及自身统治。甚至还将反腐力量直接当作敌对势力在体制内的代表或变种,认为反腐就是另一种价值理念与势力来颠覆现统治政权。所以,反腐不能无设限,反腐要尽快停止,反腐要从缓,反腐要适度,甚至有官僚制造舆论将追究反腐者在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统治分裂等等方面的政治责任。

其四、设法通过制造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搞乱经济秩序,迫使经济停滞等等方式,来造成社会混乱,加深权力统治稳定的危机,以期转移权力统治的矛盾,使权力内部不得不搁置反腐而抱团对外维持统治延续。

其五、不惜最后鱼死网破,采取分裂、政变、暗杀等等恐怖主义极端手段来阻止反腐持续与深化。

五、蒋经国打虎的最后结局

在官僚与巨商结盟的权贵集团对“打虎”的重重阻止下,蒋经国上海打虎只持续了70多天,后来被抓的官商不得不纷纷释放。蒋经国最后在上海广播电台凄然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布经济管制失败。宣读完毕,黯然泪下,返回途中,他对随行的朋友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还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自己的亲信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对民国最后挽救的努力至此结束。

一场轰轰烈烈的救党救国救民“打虎运动”的黯然收场,预报了民国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结局。至今重读蒋经国“打虎”经历,依然使人不免扼腕情伤。

当下中国反腐从种种迹象已经显示陷入了权贵贪腐集团的重重包围阻止中,已经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可以说步步惊心,脚脚涉险,最后结局虽然还未分晓,但是前景的确难以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历史上反腐多是悲剧命运的怪圈,寻找到一条社会自救重生之路?显然是一个真正摆在中国当下而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试图在维持一党专制、依靠个人权威、拒绝政治改革、排斥宪政民主的路径下反腐“打虎”,最终都难以逃脱失败的结局。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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