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左邻的远房三爷爷,终于熬到了油尽灯干,于2006年7月27日下午5时,阖然长逝。他死得很体面,很风光。

三爷爷出殡这天,临朐县组织部、老干局、城关街办,都派了领导到场。他原工作单位浙江省蒲江县食品公司,派人乘飞机赶来参加追悼仪式,更是让没见识过飞机,连火车也很少坐过的父老们啧啧称叹。

村里党支部、村委,接待上面领导以及浙江来的客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还好,前几年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死了父亲,以及现任新疆电力公司党委书记的张铭洲母亲去世时,村支书、村主任这些出头露面的人,已见识过世面,所以这次一切都料理的井井有条,丧事得以忙而不乱、有条不紊的按程序进行。

浙江省浦江县食品公司的领导们,带来了按规定给的安葬费和20个月的工资,金额近五万元。又给健在的三奶奶办理了每月可领300元钱的遗属手续,这些更是让父老们羡慕不已。

出殡时,六只贴着公家单位挽联的大花圈一路摆开,一班吹鼓手紧随送殡人群其后,憋足劲儿吹着虽说有点走调,但也颇为雄壮的《盗御马》的段子,为亡灵的西天之行壮威,老婆婆、老妈妈们跟在送葬队伍两旁,一面啧啧声叹,一面随着缓缓行进。三爷爷若灵魂有知,看到这个场面,也必挺直他那长年佝偻的腰身,拿出年轻时的豪气,喜气洋洋的向西天而行。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活了88岁的三爷爷,十年前就差一点归西,寿衣什么的,那时就准备好了。他长年受着心肺病的折腾,除长年吃药,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吸几次氧气挺过来。他如此的身本,能寿盖孔、孟圣人活到现在,确实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给他的高工资和医疗全报销的待遇。如果没有这些待遇,而象他那些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吃饭都靠儿女的同辈们,早就到西方佛爷那里报到了。别说共产党人逝世爱去见马克思,平民百姓死了不得已去见阎王,原来在待遇上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三爷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时期的村保里干过事,是国民党员。中共占了临朐时,正值中共军队渡江前夕,需要扩充兵员。“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谁也不愿去送死当炮灰,就逼着干过“伪事”的三爷爷等人“光荣参军”了。三爷爷得益于干“伪事”的历练,做事干脆麻利,口才又好,虽没打过仗,但也入了中共的党,还混了个连指导员。

战事平稳下来后,三爷爷带着警卫员,骑着高头大马,腰跨盒子炮,威风凛凛回来看家。这时,正是农村“镇反”的高潮时期,中共早已把农村自相惨杀的“鏊子”烧热。各派势力或为利益或为自保,其中还搀杂着家族家庭世代恩怨的复仇,人们象吃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咬啮着、撕扯着,一方刚把对方烙焦,又被另一方搁在“鏊子”上。

三爷爷这次回家,被曾同干过“伪事”的同事们以及那些积极分子盯上。他们看到三爷爷因祸得福,不但没让枪子儿打死,反而“抖了起来”,就想尽办法把他往下拉。他们在三爷爷回部队后咬住不放,反映情况要求遣还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到军营。部队为了保护三爷爷,让他转业到浙江省蒲江县食品公司任党委书记。村里听到消息后,又去信到浙江,费尽心机把他追了回来。三爷爷一下车,就被临朐县公安局接管了。他在看守所过了30来天每天十几块地瓜干的日子,没查出什么问题,放回村里“管制改造”。

三爷爷经过这一系列的坎儿,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在临朐肆虐开来。三爷爷卖掉几棵老辈留下的大树,买了些酱油厂的酱油渣子,搀上草种子、榆叶、榆树皮,及各种药不死人的野菜,好不容易混过大饥荒。

三爷爷回乡后,因“历史问题”受尽了欺辱。他与别人一样干活,工分低一个级差;下雪天别人休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他,则要在外面打扫雪;名目繁多的杂活,都是改造任务,不给任何报酬;一有什么运动,就在批判会上接受批斗;生病不准休息。

有一次,三爷爷腹部动了手术,没恢复过来,就被强制劳动。那时,他的肚皮还没有愈合好,从外面能透过透明的肚皮看到肠子。三爷爷怕干活时用力把肚皮撑开,就用一个大铁夹子夹在刀口处,跟着别人上山用独轮车运石头。三爷爷回家“改造”的这20年,真是吃尽了苦,受够了罪。有句俗话:“庄户孙,庄户苦”,三爷爷这个戴着帽的庄户人,更是苦胆加黄连,苦得没法说了。

1979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消息闭塞的三爷爷,被取消“管制”后,还是默默的在农村种他的地。1981年左右,时任《人民日报》社福建省新闻组组长的张铭清回家探家时,得知三爷爷情况后,帮他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不久查知,他的“反革命”身分,在县公安局没有档案──三爷爷是稀里糊涂的当了20年编外“反革命”。

其后,浙江省蒲江县组织部迅速给他“平反”,恢复中共党员身分,办理了退休手续,不久又给他办成离休。当了20年“反革命”的三爷爷,终于熬出了头,名利双至,安享了20余年的晚年。三爷爷工资很高,到他死时,已发到2,300多元,家里还享有给他的每月300元的护理费。

三爷爷的儿子,在落实政策时,被照顾到临朐县建筑公司工作,现在工资不足一千;儿媳种地收入几乎可以不计;孙子刚上班挣钱,月工资至多七、八百元,刚结婚的他,也就够自己花费;孙女上学,还要别人养活。三爷爷的工资,在临朐可谓是高工资,在消费水平很低的临朐乡村他也花不了多少钱,他对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活的“银行”。三爷爷死后,生存艰难的乡邻,第一个说法就是他家的“银行”没有了。

三爷爷的大哥也是中共军队的低级军官,死时任连长职务。他是由于军队驻地附近的一个寡妇,诬陷他强奸,被中共以严明纪律为名枪决。这个大爷爷死后,留下两个孤儿,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两人年龄稍大后,一个远走蓬莱,一个到煤矿下井当了工人。这个大爷爷死后不久,诬陷他的那个寡妇在诬陷别人时露了馅儿,也被枪决,但大爷爷的冤案,一直没有“平反”,看样子也就冤沉大海了。三爷爷算是村里干过“伪事”的特例,其他人只是摘掉了“帽子”,成了“群众”。他虽遭了20年的罪,后来能安享晚年,还能得到生前死后的荣耀,对他们这辈人来说,能得到这些东西,也就算名成功就了。

三爷爷生前与我闲聊时,对诬陷他、批斗他的人,表示出强烈的愤恨,但对政策制订实施的中共,则没表露出什么。这是因为他20年的“反革命”生活,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还是中共金钱名誉的收买,使他忘记了杀兄之仇和自己蒙受的苦难?我不得而知。但从中国人一惯地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习性来看,也就答案昭然了。

三爷爷因他晚年的高工资和名誉待遇,得到别人的羡慕和自己的满足,我感到悲哀。中国若无“赤祸”横行,那里会有这么多的灾难?每一个国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又岂止这些?中国的草民,又何以被“代表”的除了“人民”这个奴隶身分,什么也没有了?如今三爷爷驾鹤西去,他的家里一下子失去相当于临朐平均工资的三个人的工资收入,他的家庭也将逐步与他人雷同。三爷爷历尽苦难后,家庭得到的一切,如今如流星一般一灿而逝,这种恩赐的利益荣耀“半世而亡”了。三爷爷及其全家的遭遇,是福?是祸?也就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方励之先生曾说过:“民主不是赐予的”,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幸福”更不是赐予的。我们期求幸福,就要用我们的努力奠定民主自由这个幸福之基,就要通过努力做到“权为我所用”,做到布什总统所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建立起公正的“游戏规则”,才会有公平的价值认可体系,社会财富才会健康成长,兼顾各方的“和谐社会”才能建立,“幸福”才会滋长出来。

2006-07-31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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