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左邻的远房三爷爷，终于熬到了油尽灯干，于2006年7月27日下午5时，阖然长逝。他死得很体面，很风光。
三爷爷出殡这天，临朐县组织部、老干局、城关街办，都派了领导到场。他原工作单位浙江省蒲江县食品公司，派人乘飞机赶来参加追悼仪式，更是让没见识过飞机，连火车也很少坐过的父老们啧啧称叹。
村里党支部、村委，接待上面领导以及浙江来的客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还好，前几年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死了父亲，以及现任新疆电力公司党委书记的张铭洲母亲去世时，村支书、村主任这些出头露面的人，已见识过世面，所以这次一切都料理的井井有条，丧事得以忙而不乱、有条不紊的按程序进行。
浙江省浦江县食品公司的领导们，带来了按规定给的安葬费和20个月的工资，金额近五万元。又给健在的三奶奶办理了每月可领300元钱的遗属手续，这些更是让父老们羡慕不已。
出殡时，六只贴着公家单位挽联的大花圈一路摆开，一班吹鼓手紧随送殡人群其后，憋足劲儿吹着虽说有点走调，但也颇为雄壮的《盗御马》的段子，为亡灵的西天之行壮威，老婆婆、老妈妈们跟在送葬队伍两旁，一面啧啧声叹，一面随着缓缓行进。三爷爷若灵魂有知，看到这个场面，也必挺直他那长年佝偻的腰身，拿出年轻时的豪气，喜气洋洋的向西天而行。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活了88岁的三爷爷，十年前就差一点归西，寿衣什么的，那时就准备好了。他长年受着心肺病的折腾，除长年吃药，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吸几次氧气挺过来。他如此的身本，能寿盖孔、孟圣人活到现在，确实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给他的高工资和医疗全报销的待遇。如果没有这些待遇，而象他那些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吃饭都靠儿女的同辈们，早就到西方佛爷那里报到了。别说共产党人逝世爱去见马克思，平民百姓死了不得已去见阎王，原来在待遇上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三爷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时期的村保里干过事，是国民党员。中共占了临朐时，正值中共军队渡江前夕，需要扩充兵员。“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谁也不愿去送死当炮灰，就逼着干过“伪事”的三爷爷等人“光荣参军”了。三爷爷得益于干“伪事”的历练，做事干脆麻利，口才又好，虽没打过仗，但也入了中共的党，还混了个连指导员。
战事平稳下来后，三爷爷带着警卫员，骑着高头大马，腰跨盒子炮，威风凛凛回来看家。这时，正是农村“镇反”的高潮时期，中共早已把农村自相惨杀的“鏊子”烧热。各派势力或为利益或为自保，其中还搀杂着家族家庭世代恩怨的复仇，人们象吃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咬啮着、撕扯着，一方刚把对方烙焦，又被另一方搁在“鏊子”上。
三爷爷这次回家，被曾同干过“伪事”的同事们以及那些积极分子盯上。他们看到三爷爷因祸得福，不但没让枪子儿打死，反而“抖了起来”，就想尽办法把他往下拉。他们在三爷爷回部队后咬住不放，反映情况要求遣还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到军营。部队为了保护三爷爷，让他转业到浙江省蒲江县食品公司任党委书记。村里听到消息后，又去信到浙江，费尽心机把他追了回来。三爷爷一下车，就被临朐县公安局接管了。他在看守所过了30来天每天十几块地瓜干的日子，没查出什么问题，放回村里“管制改造”。
三爷爷经过这一系列的坎儿，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在临朐肆虐开来。三爷爷卖掉几棵老辈留下的大树，买了些酱油厂的酱油渣子，搀上草种子、榆叶、榆树皮，及各种药不死人的野菜，好不容易混过大饥荒。
三爷爷回乡后，因“历史问题”受尽了欺辱。他与别人一样干活，工分低一个级差；下雪天别人休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他，则要在外面打扫雪；名目繁多的杂活，都是改造任务，不给任何报酬；一有什么运动，就在批判会上接受批斗；生病不准休息。
有一次，三爷爷腹部动了手术，没恢复过来，就被强制劳动。那时，他的肚皮还没有愈合好，从外面能透过透明的肚皮看到肠子。三爷爷怕干活时用力把肚皮撑开，就用一个大铁夹子夹在刀口处，跟着别人上山用独轮车运石头。三爷爷回家“改造”的这20年，真是吃尽了苦，受够了罪。有句俗话：“庄户孙，庄户苦”，三爷爷这个戴着帽的庄户人，更是苦胆加黄连，苦得没法说了。
1979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消息闭塞的三爷爷，被取消“管制”后，还是默默的在农村种他的地。1981年左右，时任《人民日报》社福建省新闻组组长的张铭清回家探家时，得知三爷爷情况后，帮他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不久查知，他的“反革命”身分，在县公安局没有档案──三爷爷是稀里糊涂的当了20年编外“反革命”。
其后，浙江省蒲江县组织部迅速给他“平反”，恢复中共党员身分，办理了退休手续，不久又给他办成离休。当了20年“反革命”的三爷爷，终于熬出了头，名利双至，安享了20余年的晚年。三爷爷工资很高，到他死时，已发到2，300多元，家里还享有给他的每月300元的护理费。
三爷爷的儿子，在落实政策时，被照顾到临朐县建筑公司工作，现在工资不足一千；儿媳种地收入几乎可以不计；孙子刚上班挣钱，月工资至多七、八百元，刚结婚的他，也就够自己花费；孙女上学，还要别人养活。三爷爷的工资，在临朐可谓是高工资，在消费水平很低的临朐乡村他也花不了多少钱，他对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活的“银行”。三爷爷死后，生存艰难的乡邻，第一个说法就是他家的“银行”没有了。
三爷爷的大哥也是中共军队的低级军官，死时任连长职务。他是由于军队驻地附近的一个寡妇，诬陷他强奸，被中共以严明纪律为名枪决。这个大爷爷死后，留下两个孤儿，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两人年龄稍大后，一个远走蓬莱，一个到煤矿下井当了工人。这个大爷爷死后不久，诬陷他的那个寡妇在诬陷别人时露了馅儿，也被枪决，但大爷爷的冤案，一直没有“平反”，看样子也就冤沉大海了。三爷爷算是村里干过“伪事”的特例，其他人只是摘掉了“帽子”，成了“群众”。他虽遭了20年的罪，后来能安享晚年，还能得到生前死后的荣耀，对他们这辈人来说，能得到这些东西，也就算名成功就了。
三爷爷生前与我闲聊时，对诬陷他、批斗他的人，表示出强烈的愤恨，但对政策制订实施的中共，则没表露出什么。这是因为他20年的“反革命”生活，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还是中共金钱名誉的收买，使他忘记了杀兄之仇和自己蒙受的苦难？我不得而知。但从中国人一惯地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习性来看，也就答案昭然了。
三爷爷因他晚年的高工资和名誉待遇，得到别人的羡慕和自己的满足，我感到悲哀。中国若无“赤祸”横行，那里会有这么多的灾难？每一个国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又岂止这些？中国的草民，又何以被“代表”的除了“人民”这个奴隶身分，什么也没有了？如今三爷爷驾鹤西去，他的家里一下子失去相当于临朐平均工资的三个人的工资收入，他的家庭也将逐步与他人雷同。三爷爷历尽苦难后，家庭得到的一切，如今如流星一般一灿而逝，这种恩赐的利益荣耀“半世而亡”了。三爷爷及其全家的遭遇，是福？是祸？也就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方励之先生曾说过：“民主不是赐予的”，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幸福”更不是赐予的。我们期求幸福，就要用我们的努力奠定民主自由这个幸福之基，就要通过努力做到“权为我所用”，做到布什总统所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建立起公正的“游戏规则”，才会有公平的价值认可体系，社会财富才会健康成长，兼顾各方的“和谐社会”才能建立，“幸福”才会滋长出来。
2006-07-31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