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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希望的话,”温斯顿在日记本上写道,“它就一定在群众身上。”

温斯顿是大洋国真理部的职员,他的工作就是篡改(官方称为修改)报纸上的报道,使过去的“事实”符合现在的需要。在这个国家,最高领袖老大哥的话就是真理。老大哥的形象出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上——后者除了发布经官方审核、由官方发布的信息,也用来监视国民的一言一行。温斯顿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窒息。他需要自由,需要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而官方已经规定,二加二等于五。

秘密地、有组织地反抗在严密监控下的社会是毫无可能的,温斯顿于是把反抗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不仅因为群众占了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他们不需要经过长时间和秘密组织就能行动起来,温斯顿想,他们只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就足以把苍蝇赶跑。

然而,群众让他失望了。一次,他正走在街上听到愤怒的人群的咆哮声。他的心开始碰碰直跳!群众革命终于爆发了!伟大的历史性时刻来临了!他迅速赶往出事地点,发现原来是一群家庭妇女在围着卖铁锅的摊贩在争抢铁锅。他认识到这就是群众,他们就像阿根廷平原上牛群一样自由生活,管理他们只需要简单的几条规定和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就够了。甚至不需要向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

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心的事和他们的人生乐趣。彩票每星期开一次奖。群众虽然只能中一些末奖,因为所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中大奖的人是不存在的,但仍然让他们兴趣盎然,有许多人专门靠卖中奖秘笈、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在充斥着思想警察的大洋国,他们,群众,被允许享有思想自由。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思想。群众有什么意见和没有什么意见,对大洋国都是无关紧要的。

英国小说家奥威尔1948年发表的《一九八四》所创造的大洋国是苏联的翻版。苏联创造了一种新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被包括在“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的概念虽然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但作为实体则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者创造出来的,当工人阶级被灌输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天然地具有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组织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现成的工具。显然,思想灌输只能对以文盲居多的工人阶级才会产生效力,而对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则没有大多作用,对他们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1922年,在俄国新政权取得了内战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后,一个由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构成的群体被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改造和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这些人中就有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他出身贵族,青年时期就放弃了贵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并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参加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来他转向了唯心主义。他把自己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归结为两个原则上的对立,精神自由原则和个性原则,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消灭自由、否定个性与他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格格不入,他永远不能成为某种“正统思想”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他在1918年组织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试图继承俄罗斯文化中的自由因素。他随后在1920年、1922年两次被捕,他没有像大部分被捕者那样自我毁谤,而是坚持原来的立场。在被逐出苏联之前他受到警告,如果再在苏联境内出现将被枪决。

当然,在列宁“用非常手段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别尔嘉耶夫还是十分幸运的,他得以免于杀人机器契卡的绞杀已经是党对他极为仁慈的关怀了。这位俄国哲学家无疑属于反革命分子之列,任何对共产革命的怀疑、异议都是革命无法容忍的罪恶。他所捍卫的自由不是指人民的自由,而仅仅是他纯粹的个体精神的自由,他对不自由的反抗是纯粹的个人的精神反抗,是对思想改造的抗拒。自由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被人们使用。自由可分为不同层次的自由。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由是相对于监狱而言的自由,一个被关进监狱的人叫做失去了自由,这一自由被称之为人身自由,也是最基本的自由,也是群众所拥抱的自由。在另外一个通常的意义上,自由与奴役相对立,把自由作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美国革命者亨利在议会演讲时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就是向暴政的宣战,暴政对人们的奴役就是把国家变成一所巨大的监狱,在这里,不但人们的行为受到监控,人们的思想也受到监控。在第三个意义上,自由是探索真知和真理的自由,我认为这也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别尔嘉耶夫所秉承的苏格拉底、经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以来的西方自由传统,称之为灵魂的自由或心灵的自由更为恰当。它是只有少数人才会去拥抱的自由。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把死亡当作灵魂最终逃脱肉体的枷锁、获得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绝佳机会,他认为,只有彻底获得了自由的灵魂才能更好地发现真理。

相对于西方世界,地处边缘的俄国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文化,在俄罗斯的精神中既有西方的自由主义因素,更有强大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一方面它努力跻身于西方世界,从彼得大帝开始,它就把西方当作自己的精神归宿,在推翻沙皇、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革命中,俄罗斯人向西方寻求指导,在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后,他们同样以西方政治模式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对俄国人而言,这只是一次政治文明的回归,而不是全新的开端;另一方面它又总是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它喜欢强调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也就是俄罗斯特性。对西方来说,它是落后的、野蛮的,不但在苏共时代它被视为“邪恶帝国”,即使是它今天的民主依然无法褪去鲜明的专制主义胎记。

俄罗斯的地理、历史和人民共同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也就是这种特殊的土壤,产生了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对世界的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是遇到列宁这样的信徒,或者有列宁这样的信徒但没有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都不可能在二十世纪产生一场可怕的、改变世界的共产主义实验。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非常执着的行动家,一个毫不妥协、极具斗争精神的组织者,一个总是真理在握、使他人坚决服从自己的领袖,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家,一个具有强大的证明自己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天才,一个毫不犹豫的砍掉几百万人脑袋的革命家,他的马克思主义引路人普列汉诺夫对他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化显然比他导师普列汉诺夫更正统的、少些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引俄国革命者——他们多数人渴望很快成功,很快掌权,列宁成了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普列汉诺夫则退入到少数派孟什维克的阵营。列宁的极端主义再一次在1917年大获全胜,使他赢得了民众,并最终赢得了政权。对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大多数,列宁简洁大胆的口号非常符合他们的胃口,他向群众许诺给他们土地,许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很快在群众的支持下把政权从主张自由的临时政府那里夺了过来。俄罗斯群众非常能理解权力、面包、土地这些实用、具体可感的东西,但理解不了自由。自由对他们太抽象了。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成了国家的主人,党的全面专政降临到俄罗斯人民的头上,自由从此成为了俄罗斯人最遥远的奢侈品。

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后理想。即便在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最高级、也是最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也是它的目标之一,反映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一面。不管马克思如何叛逆和激进,西方自由主义基因在他的思想中并未泯灭。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获得足够的信徒,他的反民主思想同西方文明相冲突,只能朝向东方那块贫瘠而专制的土壤传播和发展,他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列宁版本的共产主义中彻底消失了,只有不可抗拒的国家力量和强大的领袖意志。

把马克思和列宁相提并论,无异于把柏拉图和希特相提并论。马克思是一个专职的学术工作者,他的工作始终没有脱离一个学者独立的探索,而列宁是一个以掌权为目标、并成功地掌控了国家权力的职业革命者和统治者,他们的动机截然不同,对于列宁,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以生产知识为业的马克思可以自由发表观点,理论可以极端,并且需要以某种极端来体现它的价值,但权力需要谨慎,需要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一旦以掌权为目的的列宁自由实施统治,灾难之门就打开了。

生产知识为业者最容易成为自由的热爱着,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质上就是精神探索,就是探索科学真理。他们探索出来的结论是未必都是真理,谬误在所难免。在思想界、科学界和理论界,即使是谬误也不是没有价值,谬误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没有谬误和错误就没有真理的产生。真理是从谬误中引申出来的,谬误和真理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马克思的学说错误和真理并存,他所发现的真理就存在于他的谬误中。作为理论和假设,它不乏真理的洞见,但它有矛盾,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事实与逻辑之间不免顾此失彼,它的实现共产主义路径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就是相互矛盾的,专政无法达到自由,因为专制无法达到自由,一个阶级的专制最后都必然是个别人的专制。

思想家和理论工作者通常是理想主义者,为现实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无情的,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学人,马克思当然知道自由的重要性,他在英国长期从事写作的学术,享受着英国的自由。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也是理论的生命。理论创造不但来自于自由的学术环境,理论成果也只有交予自由的讨论和批判才能获得生命。柏拉图哲学的巨大生命力是它一直在思想和学术市场上经历讨论和批判,柏拉图《理想国》的空想成分无疑比马克思学说的空想成分更多,极权主义思想比马克思更严厉。每一种理想,每一种学说,每一个观点,都是人类思想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其价值仅仅是讨论性的和启迪性的,在讨论中不断才能不断显现其启迪的意义。

人们说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但有三样是没有的,那就是上帝、爱和真理。上帝是独一无二,是唯一,不可能有对立面。爱也没有对立面,仇恨不是爱的对立面,真正的爱是对恨的完全超越。同样,谬误也不是真理的对立面,真理与谬误是一体的,消除了谬误也就消除了真理。只有当有人自恃掌握了真理而挞伐谬误时,这才是绝对的谬误。

列宁把马克思理论共产主义变为权力真理不可避免地深陷谬误之中。马克思是一个畅想未来的理想主义者,列宁却是一个为权力而战的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权力真理是不容怀疑的,更不容讨论,它理所当然地把一切不同声音都当作必须铲除的谬误。真理为权力服务,符合权力需要的才是真理,列宁按照权力的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自然要被列宁所舍弃,而发展其专政的“内核”。

自由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显得宝贵。的确,自由不向人们许诺面包和权力,自由不向任何特定的人许诺成功,但它向所有人敞开机会之门,让他们在竞争中证明自己的优秀,这正是自由的根本价值所在。自由意味着不接受一切固定的结果,意味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它始终为各种林论和制度保留竞争的舞台,它的开放性使它具有发现和发展最好的理论和制度的能力。

奴役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把人数上占多数的群众作为重点奴役对象,而是把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作为主要奴役对象,正如柏拉图所言,在僭主统治下的独裁国家,最优秀的部分处于屈辱和不幸的奴隶地位。同苏维埃俄国是为了巩固政权驱逐作家和学者一样,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向天下知识分子发出了警告,以刹住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蓬勃发展的自由讨论和辩论风气。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在夺取天下后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羞辱性改造当成稳固权力基础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王朝的文武百官跪拜制度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仪式。太阳升起时,皇帝高高在上地接受被认为是全国最优秀的人的跪拜。对于皇帝,它既是为了经常提醒臣子忠心事主的义务,更是为了从心智上使他们时时处于屈从地位。对于跪拜者和其他人,它则使人感到沐浴皇恩、令人称羡的无上荣耀。奴役即幸福,皇帝即神明,权力即真理。皇朝专制精心地把中国人引导到对权力的醉心追求上,引导到对权力的极度崇敬上。当满朝官员匍匐在地上觐见皇帝时,他们的灵魂也是匍匐在地上的。千百年来,直到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以前,国人只知道有权力,不知道有自由,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真理,只知道感官的享乐,不知道有精神的快乐。追求真理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太空洞了,太没有意义了,太不可思议了。人们皓首穷经不是为了探求,而仅仅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服务朝廷,加入到百官早朝跪拜的行列。控制社会最关键的措施就是要控制社会中最优秀的部分,而控制人最关键的措施的就是要控制人的心灵。

控制社会中最优秀的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俘获和矮化他们的心灵,可以给他们巨大的权力,但不能让他们拥有高级和自由的心灵,控制权力的僵尸没有什么困难,但要控制一个高级和自由的心灵将面临极大挑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一颗自由的心灵臣服。清王朝的丧钟不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敲响的,而是在1905年取消科举制时敲响的,它意味着朝廷失去了控制读书人最成熟和最好的办法,但短期内又找不到新的和有效的控制方法,结果必定导致大批优秀的人才脱离了体制,进入自由选择的天地。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叫知识分子的阶层,他们以生产知识为业。黄兴、宋教仁、蔡锷、章太炎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正在为科举考试而废寝忘食地奋斗,却干起了革命。在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影响下,原本是体制内成员、担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也组织起了光复会,成为革命元勋。状元张骞主动脱离仕途,到家乡南通去创办实业,最后做了立宪派的领袖,走到了反对朝廷的最前列。

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各种自由中,最宝贵的自由是探索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不能当饭吃,甚至与人类的衣食住行毫无关系。每个社会都有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是依据现实的利益原则而生存,而是服从于内心的自由和真理的引导,所以看上去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理想主义者那里,生活主要是个精神的概念,探索的概念,生命是追求真理的生物过程。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非常实际的,是个物质的概念。官场的人们孜孜以求的是个人仕途晋升,商界的人们把积累财富当作生活目标,大多数更普通的人们只求官府不要找自己的麻烦就是平平安安的幸福。一个社会越是平庸,理想主义者的生存空间的越窄小,而一个腐败社会的标志是理想主义的丧失,是物质主义泛滥成灾,崇高的口号和个人利益至上主宰了整个社会。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会为周围环境所动,不会为成功或失败所动,即使是挫折或失败也不会放弃独立探索。是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还是趋炎附势、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他人和魔鬼,是理想主义者与生活现实主义者的根本区别。

探索的精神不接受任何权力约束,对任何权力和权威都持反抗的姿态。以知识为业,就是以探索为业。探索的精神不承认权威,它时刻处于对权威的起义和造反状态。自由不只是精神探索的条件,自由本身就具有最重要的精神价值。精神与权力相对立,权力要服从上司,要听从命令,但精神不承认任何上司的存在,不服从任何外来的命令。精神从来就是与自由结盟。没有自由精神、热衷于奔走于权贵门下的知识分子,不能算是真实意义上的以知识为业的探索者,而只是权力的掮客,打着知识的幌子替权势卖命。

精神天然地反对任何权力的约束。探索真理是它的天职。离开了探索,精神就不成其为精神,人也就没有精神可言。精神构成了对权力的极大威胁,是一种将权力瓦解于无形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权力构成了对精神的极大威胁,发轫于苏联的极权主义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软硬兼施驯服人们的精神,实际上它把驯服国民的思想当作最重大的政治工程。这时,一个人的精神自由或叫心灵的自由不仅仅会被外部力量所摧毁,也随时会被自己内在的力量所摧毁,被自己的欲望所摧毁,也被自己的奴性所摧毁。

在“二加二等五”的权力真理面前,坚持精神探索的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只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对自由具有最强烈要求的人也不会是大多数。但力量并不取决于人数。想想哥白尼和布鲁诺吧,在茫茫人潮中他们不过是沧海一粟。当哥白尼宣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掌握真理,但他开启了改变世界的现代科学的新时代。宗教裁判所可以消灭布鲁诺,但它不能消灭哥白尼的科学真理和阻止其科学真理的传播。哥白尼、牛顿、爱迪生改造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所有帝王将相的力量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的力量不是其人的力量,而是他们所揭示的真理的力量。科学家的力量说到底的科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少数最终瓦解了专横的权力体系也不是由于少数人有力量,而是自由和真理有力量。

人数不是决定性力量。人数的多寡在某个特定时段和特定环境中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在历史中从来不具有决定意义。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事实远远不能衡量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在政治上,在科技上,在军事上,它都无法与一些比它在人口上少得多的国家相提并论。它与它们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人民没有自由,它们的人民有自由。自由制造繁荣,没有自由的繁荣不是真实的繁荣,不真实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

推动社会前进的精英不是掌权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高级心灵、矢志不移地坚持自由探索的理想主义者。自由的力量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自由探索所获得的科学真理能最大程度地改变世界,它能穿透重重制度藩篱和思想迷雾,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使再不可一世的权力都不值一提。其二,自由作为价值观念能最大程度地契合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一个自由的心灵能照亮和点燃千百万人的心灵,帮助它们挣脱奴役的枷锁。一些人赞叹新加坡的家长式领导人李光耀的智慧和功绩,但他很少能影响人的心灵,与之相比,曼德拉对世界的影响是许多个李光耀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三,自由价值观与平等价值观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合二为一。对于知识精英和高级的心灵,看重自由的价值,对于大众和普通的心灵,偏重平等的价值。自由的价值越来越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并加以珍视,因为没有自由的平等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即使在最没有自由的艰难时代,只要有人,哪怕是一个人还在坚持探索真理,它就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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