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为举行停火谈判而行外交努力，1950年10月—1951年7月
7.1 引言
入朝参战之前，一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北京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令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入朝参战之后，北京的外交努力转为旨在为停战谈判设置种种有利于共产主义阵营一方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为何？为何、如何提出和放弃这些条件？在提出、放弃这些条件时，北京、莫斯科和平壤是如何互动的？北京是否有个秘密的最低的举行停火谈判条件？
7.2 构想举行停火谈判最低要求
尽管周恩来曾于1950年7月中，就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提出过五项苛刻条件， 有线索表明：入朝参战初期，北京曾作考虑：如果事实证明志愿军打不赢，那么愿满足于接受较为温和的条件。
于其1950年10月初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在谈到他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展望时，一再重复战争应被将局限在“朝鲜境内”。 于该月稍后时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周恩来解释了中国缘何出兵朝鲜对抗联合国军。他告诉多数属于民主人士的在座听众：我们的行动是有节制的。如果敌人知难而退，那么问题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者联合国外通过谈判得以解决，因为我们要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1980年，能够接触到有关中国官方档案的解放军朝鲜战争史专家姚旭证实，北京在朝鲜的“底线”是：将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争取合理解决。
在此情况之下，毛泽东于1950年11月初指出，如果能将战线推到平壤—元山铁路一线，那么，志愿军就将从“根本上获得胜利”。 换句话说，与其争取占领北朝北部部分领土既设军事目标相一致，北京也许曾将占领平壤—元山铁路一线以北视为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低条件。但是，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这一条件。
1950年12月初，由于随着战争局势的好转，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八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赖伊，相继向北京提出有无可能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毛泽东相信联合国许会或迟或早正式提出停战请求。他的意见是：只有当华盛顿答应将部队至少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举行停战谈判。如果美国撤退，联合国许会提议朝鲜在其监督之下举行大选，并同意让中国和苏联参与监督。提出这个条件之时，北京的干涉目标业已转为收复北朝原有全部领土。尽管作为条件所提“美军撤回三八线以南方能举行停战谈判”并不苛刻，但于其时毛泽东对于美国会否做出承诺表示怀疑。 没过几天，北京开始考虑志愿军应不应越过三八线。
7.3 拒绝联合国第二次邀请与会
接到麦克阿瑟于1950年11月5日所呈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业已入朝参战的特别报告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11月8日投票表决，决定邀请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就此报告举行的辩论。怀廷记述：1950年11月11日，周恩来发电拒绝第二次邀请。周恩来贬斥麦克阿瑟报告为：不仅是片面的、荒谬的，而且是非法的，因为它呈自联合国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是由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和新中国这两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非法成立的。周恩来另辟蹊径，建议新中国代表团应把对于台湾问题的讨论和对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怀廷继续写道：于同一天，北京正式承认志愿军入朝，并以细数美国侵犯中国领空行为，来行反驳麦克阿瑟，凸显了当时中国无意到日内瓦诉诸外交努力。
7.4 坚持四项苛刻停火谈判前提
1950年11月初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至1951年2月末志愿军第四次战役开始前，北京和莫斯科对志愿军的战斗效率愈发持有信心。因此，两国故意就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提出出苛刻条件。由于这些条件肯定会被对方拒绝接受，所以可以看出：北京的目的乃是不让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获得喘息之机。
1950年11月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有外国武装力量应无一例外地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应该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1950年11月底召开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北京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在其宣言和致联合国信中，呼吁联合国同意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大会同时向联合国提出接纳新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让朝鲜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 1950年11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声称“中国人民毫无保留地完全支持”上述呼吁。
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上文指出，1950年9月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邀请新中国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讨论北京提出的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决议草案。九天后，邀请得到再次确认。1950年10月底，北京任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作为它在联合国的特命全权代表。
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于其谴责美国侵略台湾以及武装干涉朝鲜的发言中，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以下建议：（1）公开谴责美国政府侵略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并对它实行具体制裁措施；（2）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迫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出所有武装部队，以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迫使所有美军和其他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本国内政问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0年12月中，伍修权在支持维辛斯基谴责美国入侵中国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这些条件。
怀廷辩称，从联合国安理会1950年9月2日和9日发出邀请，至1950年11月24日新中国派出的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时间竟然相隔两月之久。这意味着共产阵营一方决定，直到军事行动改善朝鲜形势，不宜采取外交行动。 新揭中苏联史料迄今既无法证实亦无法否认这相点。因此，造成上述相隔的原因仍待解谜。
北京和莫斯科交换意见。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国代表团接到北京的指示，不与美国政府接触。因此，在纽约期间——1950年11月24日至1950年12月19日，中国代表团拒绝了美国的试探性接触。伍修权还说，联合国邀请新中国派出代表讨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决议草案，实际上是违反美国意愿的。但是，伍氏说道：出于其政策需求，美国另一方面也很想与我国进行外交接触，摸我们的底，同时，如有可能，企图将我们拉到它的一边，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与它作对。因此，虽然它在联合国大会对我国派出代表团采取对立姿态，实际上它采取的是“接受，但装作反对”的态度，以达到接触我们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美国控制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如其坚持不让我们派出代表，它是能够不让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它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它觉得这样可以与我们进行某些“对话”……但从我们抵达后，我方的态度不变……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得不到的，也无法从我们身上得到。
伍氏这番表白，暗示了他的这番使命，并非来探寻有无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能。
但这不是实际情况。虽然伍氏没有道出美国有何试探，但他却有可能故意掩盖他与其他国家代表接触的重要事实——莫斯科和北京都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是为美国说话。 苏联档案文件揭示：1950年12月初，周恩来告诉莫斯科：抵达成功湖后，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赖伊，最近几次询问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结束朝鲜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早在1950年11月23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事先通知了北京：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议中国代表团抵达成功湖后，与他们讨论朝鲜问题。
周恩来告诉莫斯科：我们不想置己于不利之地，我们的目标是掌握主动权，同时就此问题表明强硬态度(这意味着北京在此期间无意与美国开展和平谈判——作者)。为此我们准备在伍修权与上述代表和安理会秘书长赖伊接触之前，向他发出以下指示：
朝鲜军事行动在以下条件下可以结束：
1. 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本土。
3. 朝鲜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5. 召开四大国外交部长会议，为签订对日和约做准备。
6. 如果接受上述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五个条件，五大国可派出它们的代表举行会议，签订停战条件文件。
在将此指示发给伍修权前，周恩来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正如上文指出，这五个苛刻的条件，即第一至第五条，乃是周恩来于1950年7月中早就提出来的，当时北京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必要时出兵朝鲜。 在这五个条件中，施图耶克在苏联档案尚未解密，因此无法确知的情况下，猜对了三条，即第二、第四和第五条。
莫斯科赞同北京的观点，即于其时，新中国与美国开展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于周恩来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同一天，斯大林批评维辛斯基，指出他拟就的关于朝鲜停战的决议草案 在目前形势下是错误的。此时，美军正在遭遇失败，不断提议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以争取时间，避免美军的全面溃败。
斯大林没有料到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在志愿军的打击下溃败，显得十分高兴。他命令维辛斯基提出美国肯定会反对的以下条件： （1）所有外国军队立刻撤出朝鲜；（2）朝鲜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这两个条件与伍修权向联合国提出的第一和第三个条件是一致的，但没有提出伍修权在第二个条件中涉及的台湾问题。维辛斯基于1950年12月9日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上述两个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实际上并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所有条件。他认为将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联系起来的时机，当时还没到来。他劝告周恩来，目前还不是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因为汉城还未被解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警告周恩来华盛顿可能会“以联合国决议的形式，利用中国的五个条件来扇我们耳光。没有必要给美国这个有利条件。”
斯大林建议周恩来仅就下列问题回答赖伊：
1.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您以及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们，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尽全力尽快结束强加在朝鲜和中国身上的军事行动。
2. 因此，我们希望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的条件。据我们所知，你们并未得到联合国或着美国的授权，来与任何人讨论停战条件。而且，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和古巴的代表团，已向联合国大会辖下的第一委员会提出决议草案，谴责中国，因此阻碍了朝鲜问题的解决。
3. 有鉴于此，我们急切等待着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周恩来在其于1950年12月8日拍发给伍修权的指示中纳入了斯氏的这三条意见。
1950年12月7日，潘尼迦向北京提交一份印度政府的备忘录，告诉北京：印度政府与十二个亚洲和非洲的联合国成员国，将于近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立刻在三八线一线实施停火，并于随后由直接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大国召开国际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潘尼迦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不越过三八线，这些国家会给中国道义支持。
第二天，周恩来回应印度政府的备忘录。他问潘尼迦，这十三个国家为何不反对美国的侵略？为何不发表声明，迫使美国撤军？为何于美军越过三八线时沉默不语？为何在这些国家中还有菲律宾？ 将菲律宾拎出来，是因为它已派出部队加入联合国军，开到朝鲜。与此同时，周恩来并没有直接试探美国。他可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假手新德里打听美国拟在朝鲜停战的条件——因为三天之后，周恩来曾于进一步回应印度政府的备忘录时，提醒潘尼迦：问题的重心在于美国一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都没有看到来自美国或者联合国的任何迹象，表明它们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后来，大约是于1950年12月22日，北京得知，麦克阿瑟司令部代表的回应既简单又直接，那就是：只有基于纯粹军事基础，美国才会接受停战，不愿受到任何政治条件约束。
由于美军事先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周恩来在与潘尼迦会谈时指出，三八线不复存在。 北朝人几天前也表明，他们不愿接受停火。金日成在他致朝鲜全民的信中说：为了打败我们祖国的敌人，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必不能给敌人歇脚喘息之机、新建防线之机、重整部队之机。
为了按斯大林的建议摸清华盛顿所拟在朝鲜停战的条件，北京许于1951年1月再次做一努力。当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的C·B·马歇尔与来自北京的某位“第三方”人士举行了会谈，此人希望将随身带来的北京方面写就的一封信转给华盛顿。马歇尔认为对于北京这个姿态，美国应当极其严肃加以对待。但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这些间接接触，最后还是被为联合国通过的谴责新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所挫败。 以上事件可能说明，北京其实迫切欲知华盛顿如何回应它的谈判条件，包括后者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和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这两个条件的回应，北京当时并不急于举行和平谈判。周恩来于1951年1月23日告诉他的听众，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未对于中国所拟上述条件作出任何回应。 换句话说，只有在对方接受这些苛刻条件之时，北京才会有兴趣与它在朝鲜的敌人于此阶段举行和平谈判。
出狱将近两年之后，我方获悉：1950年12月8日，经咨询斯大林，周恩来电告在日内瓦的伍修权：应当棋高一着地采取拖延对外透露我方目标的作法。
联合国第一个和平提议被拒绝：1950年12月中，联合国大会接受了印度“先停火，再谈判”的提议，而非反映了中国意愿的“先谈判，后停火”的提议，并且决定组成一个包括联合国大会主席在内的三人小组，以为朝鲜停战得到一个可谓各方满意的安排打下基础。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投票赞同此项决议，杜鲁门总统也指出：他的政府愿意举行谈判，结束朝鲜的敌对状况。
北京的媒体强烈反对此项联合国决议， 称其为“骗人的圈套”，目的是让联合国军获得喘息之机。 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联合国决议实际上是代表美国， 实际上是要求停火而不是真正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社论又指出：决议违背了朝鲜人民为之浴血抗争的根本利益，违背了中国为之维护的本国安全利益和远东安全利益——这是中国人民密切关心并用自己的志愿行动为之抗争的利益。
一篇《世界知识》社论强调：目前，美帝国主义被它在朝鲜遭受的惨重失败所激怒，变得歇斯底里，丧失理智。美国统治阶级变得极端猖獗和冒险。此刻，美国统治阶级不可能正视事实，停止侵略，自动撤军。它不会接受失败，而会发动另一轮进攻。有鉴于此，中国和朝鲜的兄弟般团结紧的部队须将继续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让它接受教训接受失败，停止侵略朝鲜。
周恩来坚持四项苛刻停战条件：1950年12月22日，于志愿军攻占汉城之前，周恩来在回应联合国决议的公开声明中正式指出：当美国侵略者在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或逼近鸭绿江时，他们既不接受立即停火，也不愿意举行谈判。只有到了今天，当美国侵略者遭受失败时，他们才接受立即停火和在停火后举行谈判。很明显，昨天，为了让美国继续它的扩张与侵略，他们反对和平。今天，为了让美国获得喘息之机，为继续战争做准备，或至少保住它目前侵略得手的地盘，以图再进，他们愿意停火。中国人民非常熟悉马歇尔的“三人小组→现场停火→和平谈判→大举进攻”的公式。早于1946年就吸取了教训并于随后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咋会再次落入圈套？联合国重使马歇尔将军的旧招绝不可能取得成功。
周恩来在声明的最后部分提出以下几点，作为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先决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的内部问题；美国撤出台湾；新中国的代表获得他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又指出，如果上述四个条件不得贯彻，就不可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亚洲问题。
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出于不明原因，周恩来未对斯大林建议亦步亦趋，提出了他原来提出的五个条件中的四个，只是删去了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准备签订对日和约这一条。
联合国第二个和平提议被拒绝：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包含五条原则的和平提议，并在两天后正式拍发给北京。提议建议：立即安排在朝鲜停战；停战以后，所有外国军队分期分批撤离朝鲜；采取各项措施，执行该项联合国提议，在朝鲜建立联合政府；英国、美国、苏联、新中国的代表讨论如何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
该项提议看起来的确对北京非常有利，尽管后来透露：杜鲁门政府希望北京会拒绝它。 从美国方面来看，幸运的是北京的确拒绝了该项建议。
周恩来在征求金日成的意见时，强调北京会拒绝“先停火，后谈判”。 之后，他于1951年1月17日志愿军第三次战役获胜后答复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时，声称：“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只会有利于美国侵略者保留实力，扩张实力，不会导致真正的和平。因此，新中国中央政府对它不能表示同意。
周恩来重申四条苛刻条件：接着，周恩来建议联合国召开由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代表参加的停战谈判。开会前，应正式同意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内部问题。停战谈判的内容还应包括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并包括其他远东问题。举行停战谈判时，应接受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世界知识》当时登出的一篇文章，在介绍这项提议时，称它为“周外长的四项建议”。
从新近公布的中国材料和苏联档案当中，我们得知北京曾于1951年1月10日或之前，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备忘录。斯大林于1951年1月13日将他对备忘录的意见拍发给北京。毛泽东让周恩来修改备忘录，并于1951年1月14日将修改后的版本拍发给金日成。北京还告诉金日成：苏联政府已经同意该提议，并愿意支持它。 看起来，受到志愿军占领汉城的鼓舞，莫斯科现时更加赞同北京的苛刻条件，尽管我们仍不知道斯大林对于备忘录，曾经提出哪些意见。
1951年1月22日，周恩来做出些许让步，同意可于举行谈判之前实行有限停火。停战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停战谈判头次会议，经过七国讨论，可以暂时停火。只有到了第二阶段，才可讨论有关最后停战的全部条件，包括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其他远东问题，以及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 对日和约应属“其他远东问题”之一。但是，此次周恩来关于在朝鲜实现和平的建议，证明只是一个姿态而已，因为当彭德怀于1951年1月底建议中朝一方应该宣传他们接受停火建议之时，毛泽东于1951年1月28日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认为此议“不当”。 由此看来，施图耶克认为1951年1月之时，北京便对举行和平谈判持有兴趣的观点，乃非正确。
美国和联合国不接受周恩来于1951年1月一气提出的两项建议。1951年1月24日，十二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赞同新中国关于召开七国停战谈判的建议。苏联也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决议草案。但是，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于1951年1月30日否决了这两项决议草案。
同一天，第一委员会通过了另一项由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草案。联合国大会于1951年2月1日确认了这项决议。决议还促成成立了一个联合国专设委员会，考虑对新中国和北朝实施禁运。但是，它也确认联合国的政策仍为“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而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联合国的目标”。决议还要求联合国大会主席“指定两个可在任何合适的时机与他会谈得人协助做此工作”。如果联合国协助委员会报告事态进展良好，联合国附加措施委员会将得授权，推迟实施制裁。但是，联合国于1951年5月18日对中朝两国实施了贸易禁运。
北京事先有无预料到了联合国的这些激怒它的行动，仍不清楚。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毛泽东当时曾经坚决拒绝立即停火，却为清楚。
北京对于和平谈判提出苛刻条件一事，证实北京当时将联合国放在一个次要位置。
7.5 毛氏坚决拒绝先谈判后停火
1951年中，停战谈判开始，事实证明：正是北京接受了华盛顿“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非华盛顿接受北京“先谈判，后停火”的原则。为何中国不屈不挠坚持四项苛刻条件？看来有两个原因：从军事方面来看，毛氏过分乐观；从外交方面来看，苏联起了作用。
毛泽东过分乐观：第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从1950年12月底至1951年1月，毛氏决定加快扩大志愿军已取得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初步胜利，不让联合国军假借和谈获得喘息之机。毛氏当时希望达致的最佳结果，乃是以决定性的战役打败联合国军，于事实上结束战争。 因此，于志愿军结束第二次战役后，鉴于志愿军还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敌军，毛氏此时并不愿意接受任何关于和谈的请求，而是希望在战场上继续较量。 第二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撤出北朝之后，毛氏希望遂行征服南韩，而非实施立即停火。毛氏先前所持较为低调的停战条件，后被一系列的战场胜利淹没。志愿军于1951年初举行第三次战役，旨在将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以及跨越三八线作战，令其失去合法性。
经过两次胜利的战役，毛泽东变得过分乐观，过分自信。例如，在其于1950年12月11日拍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他轻信情报部门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会很快撤出朝鲜。 关于敌军的战斗力，在第一次战役之前，他引用北朝人民军士兵的判断，认为美国军队不如南韩军队。此次次战役之后，他又得出自身结论：美国军队比起某些蒋军精锐部队还要差些。第二次战役让他进一步相信：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极大装备优势和空中霸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基于此种对于自身军事实力和双方相对优势的自信估计，毛泽东当时不愿停火，而想继续作战，就不足为奇了。他希望已被苏联武器重新装备起来的志愿军 在随后的战役中，能够解放朝鲜全境。 志愿军第四次战役乃是一次防御战役，此役令到毛泽东夺取南韩的决心和信心发生动摇。即使如此，毛泽东于第五次战役时仍然希望双方不在三八线上陷入军事僵局，命令志愿军应在三八线一带歼灭敌军，然后推进到南汉江以北。
位于北京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有位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齐德学。他承认：在第三次战役末尾，北京开始考虑“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从而不给半途和谈留下任何空间。他指出：做出派兵入朝参战决定之时，中央没有想到战争形势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好。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以及华盛顿当局犹豫不决的心理特征，中央认为，如果战争这样发展下去，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看来大有可能。因此，第三次战役末，北京党中央和志愿军总部开始设想：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通过一个或几个新的战役来达致这一目标。
苏联因素：北京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的第二个原因，乃与中共和苏共关系有关。并非仅是因为毛氏对于战场实际形势缺乏了解，以及个人好战特性，令其拒绝接受联合国建议以及彭德怀建议。回过头来看，位于幕后的苏联因素，也对毛氏拒绝接受上述两个建议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的第二章曾经谈到斯氏怀疑毛氏对于莫斯科的忠诚，并且做过解释：毛氏出兵朝鲜的两个目的乃为：其一，消除斯氏上述怀疑； 其二，偿还1941年末和1942年初发生的中共对于苏联的政治欠债。看来，于1951年初，毛氏最不希望留给斯氏以下错误印象，即如王明所说：希望尽快结束与美敌对，限制战争，以便保留将来重新建立更加友好中美关系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氏在其于1951年12月29日派发给彭氏的电报中，指示后者不事犹豫地越过三八线。毛氏所作暗示相当清楚，尽管并非直接： 但如果不打这一仗，民主国家当中势必有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他还暗示彭氏：现在愈发相信中共亲苏立场的斯氏，甚至主动提出增加援助志愿军二千台汽车，以示他的对华支持。 毛氏为何仅做暗示不做明说？可能是他不想留给部下一个印象：莫斯科曾一度怀疑他本人的忠诚，而不曾怀疑彭德怀的忠诚。
根据中国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彭氏及其助手，甚至当今的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于毛氏这些暗示，一点都不敏感。彭氏当时有些笨拙地答复毛氏说，他看不出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在政治上有多重要。 那么，毛氏所说的“势必有人”中的“人”，是在指谁？是指那些东欧国家共产党人吗？显然不是，他们对于毛氏并不重要。例如曾有报道记载，1950年12月底，当出席华沙和平大会的三千多名代表接到志愿军解放平壤的消息后，立即起立高呼：“毛泽东万岁！”，并加热烈鼓掌，长达十五分钟。 在曾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氏眼中，必将此种赞誉视为“汉官威仪”得以再现的明证。但是，除了道义支持以及上述赞誉之外，东欧国家共产党人给予中国入朝参战的援助，就算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很难相信毛氏会对他们对于中国在朝作战所作种种决定发生议论曾经发生任何介怀。而且又有迹象表明，毛氏实际认为：中共乃是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人的大哥。例如，1953年10月中，毛氏曾做指示：中国应尽全力在经济上援助东德，尽管这将意味着中国须得购买当时中国工业所不需要的东德机器，毛氏将此称作“政治储备”。毛氏说道，东德比起我们更加困难。我们必得关心他们。 此话很像出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之中，中国皇帝处理藩属各国事务时的心态。因此，可以做出判断：毛氏所指之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苏联恩主，或更准确地说，乃是斯氏。在此情况之下，毛氏于1952年1月1日答复斯氏勿于夺取汉城之前同意举行和谈的指示时，强调志愿军将向南挺进。
7.6 丢失换取美国放弃台湾良机
与毛氏相比，彭氏作为前线指挥官，更加清楚战场实际形势，对于战争军事结局和中美两军相对优势，彭氏有着更清加醒的头脑。据载，即在志愿军取得三次战役胜利之后，他仍坚信联合国军不会主动从朝鲜撤军。不像远在北京的毛氏，彭氏对于联合国军不祥的技术优势有着来自战场的第一手认识。他于1950年12月4日向毛氏报告，敌我双方在技术装备方面差异巨大，在此情况之下，缺乏行动自由的我军便会随时遭受敌各兵种的联合攻击。
根据彭氏观察，与毛氏所知有异，美国军队的战斗意志要比南韩军队的为高。美军在阵地被志愿军占领后，死去的比活着的多。 彭氏从来没有出自内心低估国美军和英军的士气。 因此，较之毛氏，彭氏看来更愿接受和谈，而且还是早谈。例如，毛泽东军事原则之一乃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以保守或者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的。保守或者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保守或者夺取城市和地方。 即于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毛氏仍在强调舍城舍地歼灭敌军的必要性：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往北面越好，只要不越过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就行了。 平壤—元山线距离三八线只有五十多公里。
那边厢，彭氏却对三八线看得很重。第三次战役中，彭氏尽管原来并不愿意执行毛氏须越过三八线的指示，但在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后，他亦不愿同意毛氏关于可让敌军重占三八线一带，以便诱敌向北推进的建议。彭氏告诉毛氏，既然夺了下来就得守住。 在防御性的第四次战役中，彭氏乃是将三八线而非平壤—元山线，严格规定为志愿军向后撤的最后界限。
由此不难理解，在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交手仅三个月后，彭氏便倾向与对手举行和谈。1951年1月底，面对联合国军新的一轮进攻，如上所述，彭氏便向毛氏提出建议：中朝一方应当宣传，他们接受在指定时间内停火的建议，并将命令部队从原来阵地后撤十五到三十公里。
据洪学智所说，美国于1951年1月发出愿意和谈信号之后，彭氏认为，现在举行谈判，形势乃对我方有利，既可多占地方，又可少失许多生命。 洪氏亦然发现：从这份措辞谨慎的电文中，我们可以嗅到彭氏真实想法：他赞同停战谈判！尽管他谈到春季攻势，但如果双方停火举行停战谈判了，那个春季攻势自然就会被取消。
彭德怀对于停战谈判的态度，许因周恩来于1951年1月22日发出的显示让步的声明而得到加强。彭德怀秉持这一态度，可能还有深层原因，下文将予探讨。
从第四章中，我们注意到，是斯大林首先想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从第五章中，我们注意到，于其1950年10月2日拍发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斯大林再次想将美国放弃台湾以及放弃与日单独签订和约之事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但问题是，中国入朝参战如何能够达致这些目标？
显然，一方面，如果中国战败，或只能将战争限制在北朝领土之内，这些目标乃是永远无法达致的。另方面，如果中国能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这些目标也是无法达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增强它在台湾的军力，并将新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外，且不会与苏联和中国就联合签订对日和约进行合作。仅在下述情形之下，才有可能达致这些目标：在占领南韩部分领土，包括汉城后，北京答应将部分或者所有南韩领土归还南韩，换取美国从台湾撤军，同意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意共同签订对日和约，同时答应在朝鲜与联合国军停战。
看来早在发出上述长信再做暗示的几个月前，斯大林便已说服北京接受这个逻辑。如第四章所述，1950年1月中，在草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时，周恩来没忘记将“美军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以及“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外长应召开会议，准备签订对日和约”列为其中两个条件。
彭德怀坚持尽早举行和谈。1951年3月，他甚至安排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为和谈做准备。志愿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将军在我对他的访谈中回忆道：我是于1951年3月中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参谋长的。经过北京时，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与我交谈。他告诉我，由于解方将接受一项新的任命，即为和谈做准备，志愿军总部的参谋工作将由我来负责。在我抵达朝鲜之后，邓华也证实了这一意图。敌人正在探讨举行停战谈判的可能性，中央正在考虑之中。
彭德怀不会是唯一主张和谈的人，因为聂荣臻也曾于1951年1月30日说过，共产党一方应当利用“国际和谈”阶段，夺取更多领土。
因此，彭氏主张尽早举行和谈的动因，可能来自斯氏欲用南韩领土换取美军撤出台湾的设想。当于1950年10月初任命彭氏为志愿军司令员时，毛氏肯定告诉过彭氏斯氏的这一想法。考虑到自己业已完成主要任务，即夺回北朝全部领土和夺取南韩部分领土，彭氏不愿继续追求超出原定目标的军事目标。
但是，毛氏没有接受彭氏的建议。他既不了解现代武器的威力，又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心只想在第四次战役获胜后才与联合国军举行和平谈判，而非如同彭氏所想，于第三次战役后即与联合国军举行和平谈判。
斯氏为何同意拖延举行谈判，尚不清楚，有可能是：他想看到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能否取得更大成果。当时，用施图耶克的话来说，从各方面来看，朝鲜战争局势对与共产党一方来说太过有利，因此北京和莫斯科都不愿意提早结束战争。 但是，当时如果毛氏接受彭氏建议，斯氏看来也不会反对。正如福特所说：从1951年春起，苏联显然愿意接受停火。 例如于1951年3月，葛罗米柯告诉赖伊，莫斯科有兴趣与华盛顿就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举行双边会谈，苏联驻伦敦和新德里的大使，曾经暗示：讨论停火谈判的时机到了。 但是，麦克阿瑟于1951年3月24日向共产党军事指挥部发出的威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声明，挫败了莫斯科对于举行和谈的试探。
回顾历史，徐焰和孟照辉认为，当时美国政府急急想谈，乃是因为高估了志愿军的实力，而不是想获得喘息之机——这与当时中国媒体所做宣传不同。徐孟二人赞扬彭德怀的建议“明智”。他们不无遗憾指出：如果我方利用敌人错误判断，实施彭氏建议，那么，停火线便有可能定在汉城南边的三七线。因此，徐孟二人暗示，北京拒绝了联合国的提议，实际上乃为错过了实现它入朝干涉首要目标的最佳机会，尤其是解放台湾的机会。
7.7 将台湾与朝鲜挂钩以利参战
1950年11月11日，周恩来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允许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台湾和朝鲜问题，他说：由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台湾，由于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关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应将新中国谴责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提议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合并处理。
早在参战之前，北京便已暗示中国在外交上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乃有法律依据。《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直接指出：美帝国主义利用侵略朝鲜，严重侵犯我国的主权，威胁我国安全。 因此，美国实际上是与中国交战，一如《世界知识》的一篇文章所称：1950年6月27日以前，在台湾问题上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匪帮对峙，美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国民党。6月27日以后，是解放军与美帝国主义对峙，国民党匪帮转由美军指挥。
北京真个认为局势如此严重吗？朝鲜战争实际上是否与台湾问题如此密不可分？正如上文所示，毛泽东曾于1950年8月初告诉黄炎培：麦克阿瑟去看蒋介石，是为台湾壮胆，别的似乎还谈不到。 这就是说，毛泽东并不相信美国会从台湾发动针对中国大陆的大战。1950年9月中，毛泽东电报指示周恩来：不应忽视美国军机和军舰侵略中国领空领水问题，但是每次都提抗议太过麻烦；建议每过十到十五天针对几次侵略事件集拢抗议一次。 很明显，电文的语气并无显示毛泽东担心美国会从台湾发动进攻，他顶多担心美国许对中国发动空袭。 本书第五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尽管北京大肆宣传美国企图侵犯中国本土，实际上北京当时认为美国只会对中国发动空袭，不会对中国发动陆侵。
因此，在当时和后来，朝鲜战争只是朝鲜战争，而不是一场中美战争的朝鲜前线。但是当时中国宣传工具力图使人相信，中美战争可能来自三个方面：朝鲜、台湾和越南。
所以，北京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主要是想增强其后来出兵朝鲜的合法性，好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争取支持。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政府侵略台湾和朝鲜，是它进攻中国大陆计划的一个部分。现在美国已经同时侵略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和中国的邻邦朝鲜，为什么中国人民不能同时既反抗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又以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武装侵略朝鲜？
7.8 谈判之前力图夺得更多地盘
已有证据显示，1951年初，莫斯科和北京许将夺取和坚守汉城视为举行和谈的实际前提。正如上文所示，斯大林曾向周恩来作过建议：在回应美国停战谈判要求之时，北京不宜亮出它的全部底牌，因为“汉城还未被解放”。 换言之，斯大林不愿在夺下汉城之前便与对方举行和谈。再者，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应尽快发动第四次战役。他指出，第四次战役后，敌人许会与我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那时举行和谈方对中朝有利。但在目前，敌人正在盘算攻回汉江南岸的桥头堡，攻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以便封锁汉江，将汉城置于他们炮火威胁之下，藉此迫使我军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谈。在此种情况下，敌人会将中朝置于不利之地。我们绝不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从这时候开始直至1951年5月，密切关注战场变化的北京，在外交方面很少采取动作。
7.9 恢复战前状态乃为首要目标
第五次战役没有取得成功。于其末尾，据苏联档案记载：形势清楚表明，通过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实际上不可能。中朝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北京，中革军委立刻再度认真研究中国干涉目标应为何物。 据聂荣臻回忆，在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我军应坚守在三八线一线，边打边谈，尽一切努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已经达到将敌人赶出北朝的政治目标，所以我认为双方都会接受三八线，回复战前现状。我们不怕继续打下去，我们还可能越打越强，但这样做不是没有困难。这次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最后决定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
这次会议可能是于1951年5月26日至31日举行的，因为，根据记录，毛泽东于1951年5月26日仍在指示彭德怀：如有可能，便将敌军诱入三八线以北。 但于1951年5月31日，毛氏便转而问彭德怀：志愿军能否守住三八线以北阵地。 毛泽东前后态度不一，显而易见。
与敌人谈判的意图需要用某种方式告诉敌人。但是，从新揭中国材料和苏联档案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北京和莫斯科对于有何沟通途径可资利用的想法。北京和莫斯科可能认为，数月来一直在试探停战谈判有无可能的华盛顿必会采取主动，而华盛顿的的确确如其所想采取了主动。
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材料声称。华盛顿是通过美国国务院首席苏联专家乔治·F·凯南传递其愿与北京举行停战谈判的意图的。1951年3月31日和6月5日，凯南在与马利克举行的非正式谈话时声称：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其下任何一个委员会中与中共会面，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来行讨论朝鲜战争问题。 但是，施图耶克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揭示，是马利克首先暗示美国外交官，是美国政府指示凯南与他于1951年5月2日会面的，当时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于其第一阶段没有取得胜利。
不管如何，按柴成文所说，凯南坚持认为：没有讨论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朝鲜的问题的余地，但是可以讨论分阶段撤出朝鲜的问题。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应当作为单独的问题来行解决，它与其他更为泛泛的远东问题没有关联。当前，没有可能讨论台湾、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朝鲜的未来等问题。它们应被留后讨论。
在凯南与马利克的第二次会谈中，由于马利克无意将在朝鲜停战与远东的政治问题——如北京一贯坚持的外国军队须从朝鲜撤军等问题——联系起来，华盛顿怀疑，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北京将来是否还会坚持其原有立场。
据师哲说，莫斯科立刻将凯南与马利克的谈话的内容转告给北京。斯大林亲自详细解释了美国的主动提议，并向北京提出他的应对建议。 随后，毛泽东于1951年6月2日指示彭德怀：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战争局势和停战问题。 双方得出结论，如果敌方同意讨论分阶段撤出朝鲜以及朝鲜未来的地位的话，我方仍然拒绝谈判便不合适，尽管双方不无遗憾地认为：若能在歼灭更多敌军之后，方才举行谈判更好。 会议正式决定与敌方举行谈判，然后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 ：同时进行外交和军事斗争。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以达致将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和规定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停战协定。另方面，以军事行动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配合和谈。
为了促进谈判，双方决定于随后6月和7月中，不再发动任何大的反攻战役。 另一方面，许是因为对没能歼灭更多敌军不服气，或是对谈判可能破裂暗做准备，双方仍然打算于1951年8月发动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据师哲说，北京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到莫斯科，就停战问题举行三方秘密会谈。斯大林于1951年6月13日接见了他们。 斯大林在会见时向他们提出以下问题：（1）前线的实际情况如何，部队能否坚守阵地，不让敌人夺取更多地方？（2）你们是想立刻停战还是想在这之前，通过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改善前线状况？（3）由于“停火”，“停战”，“调停”以及“和约”是不同的，你们想要的是哪一种？（4）应将何日何时定为停战的开始？据记录，高岗和金日成没有明确回答第二个问题，但对第三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说他们想要的就是停战。但是，师哲没有记录他们对第一和第四个问题的答复。总之，师哲回忆，三方会谈的目的是决定是否接受停战谈判以及停战的步骤。 此次三方会谈还同意，最好让苏联作为未参战国向敌方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因为目前志愿军和人民军比联合国军弱。
斯大林看来没有意识到即将举行的停战谈判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一如后来所示。会后，当主人和客人走到前厅时，斯大林问金日成平壤的战后计划为何，如何在战后和平期间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他还告诉高岗，可能是希望苏联对中国入朝参战的援助得到回报，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在中国南方生产天然橡胶，这是苏联急需的战略物质。
1951年6月13日，斯大林在其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谈到他在莫斯科与高岗和金日成的会见。他告诉毛泽东：今天我与您的来自满洲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交谈。首先，我们认识到现在停战是有利的。会谈后，我们接到情报，美英政府很快会以十六个参战国的名义，向您和朝鲜人提出关于停战的建议。但在提出建议前，他们企图对我军发动打击。可能这只是谣传，但也很有可能不是谣传，而是接近事实。因此我们建议您守住防线，不让敌人推进。
同一天，毛泽东答复斯大林：今天我就停战问题与高岗同志交换了意见，以便他向您转达并接受您的指示。同时，我命令彭德怀同志，我军必须在第二和第三条防线守住阵地，并建立一条新防线。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希望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即将举行的停战谈判开始时“坚守防线”。这证实了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关于停战的主要条件就是恢复三八线，也就是说，回复到战前状态。毛泽东于其第二天拍发给高岗和金日成的电报明确指出：停战条件乃是将边界回复到三八线。
关于其他以前曾作盘算的次要停战条件，毛泽东在同一电报中指示：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可能作为条件提出，因为中国可以提出基于联合国已成为侵略工具这一事实，中国目前对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并不看重。你们必须考虑是否值得将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提出。为了与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值得提出这个条件。如果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应当单独解决，我们可以做出相应让步。为了和平事业的利益，我们将首先解决朝鲜的所有问题。
同时，中革军委最后为志愿军制定了新的战略：准备持久战……努力通过和谈结束战争。 毛泽东亲自将中革军委的决定告诉已在北京等待了两周的邓华。1951年6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去电：已令邓华于十五日动身返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将由邓华向你面告。
上述新的决定，在1951年6月25日举行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邓华做了传达。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电告中革军委他同意军委的新战略，指出：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对双方来说都不会太坏。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新闻署举办的一次特别节目中发表演说，建议在朝鲜举行停战谈判：苏联人民认为在朝鲜的武装冲突也可得到解决。第一步是交战双方应就停火进行谈判，并从三八线撤走各自的军队。
在演说最后，马利克向华盛顿暗示，北京和平壤将会迈出这一步，他还以下列言辞安慰北京和平壤：为了保证朝鲜的和平，这一代价不算太高。 第二天，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从马利克的演讲，你肯定得知我们已经兑现关于提出停战建议的承诺。
1951年6月27日，正如卡尔林·A·麦克唐纳所记录：在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G·柯尔克的会谈中，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确认了马利克于23日发表的演讲，并建议交战双方的军事代表会面时，仅就军事问题签订停战协定，毋庸提出政治问题。尽管苏联拒绝为新中国和北朝说话，这些声明还是界定了共产阵营一方的立场，为后来举行的开城停战谈判铺平了道路。 第二天，莫斯科向北京通报了葛罗米柯与柯尔克的谈话的内容。
1951年6月25日和7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声称：中国人民完全同意马利克的提议。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马利克的提议是公正合理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B·李奇微于1951年6月30日发表声明，提议举行停战谈判。第二天，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李奇微的提议交换意见，斯大林婉言拒绝毛泽东由莫斯科指导谈判的建议，强调说：应该由您来指导，毛泽东同志！ 1951年7月1日，中朝一方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电告李奇微己方对其提议的回答，这个回答实际上是由莫斯科起草的。 电报声称，他们同意于1951年7月10日举行停战谈判。
在其于1951年6月30日拍发给毛氏的电报中，金氏坚持应在停战谈判中提出，从停火开始之日起的两个月内，所有外国陆海空军从朝鲜撤出。 毛氏看来不愿意这样做，他指出：敌方代表许会认为此事属于政治问题，不应在这次会谈中解决。毛式将此问题交给斯氏决定。斯氏于1951年7月3日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且要坚持。 接着，毛氏于1951年7月11日指示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代表团：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但是，最后于1951年7月23日，在对方的坚持下，共产阵营谈判代表被迫同意将此问题留待另一次会议来决定。
交战双方于1951年7月26日正式就停战谈判的议程达成一致，议程并无包括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有关台湾问题、以及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分项。这些条件乃是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北京所一直坚持要求的。莫斯科，北京和平壤当然对此感到失望。《世界知识》1951年7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提醒中国读者：由于当前朝鲜停战谈判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停战谈判成功后，仍然有着许多政治问题需加讨论。目前的停战谈判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并不等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7月初，于其一份对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作指示的电报当中，周恩来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能屈能伸”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阵营方面没有太多选择。
7.10 小结
志愿军于1951年中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以失利告终，此事成了北京针对以停战谈判来结束战争一事的态度的分水岭。前四次战役显示了志愿军既能进攻也能防御联合国军，这大大提高了北京的信心。当时，毛泽东认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作为失败一方或者较弱一方坐到谈判桌前。因此，北京坚持四个苛刻停战谈判条件，即（1）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由朝鲜人民自决；（3）美国撤出台湾；（4）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第五次战役后，北京意识到了：除非志愿军的技术水平能够得到根本提高，这些愿望乃属无法实现。因此，志愿军不得不按基本上是平等的条件，来与联合国军举行停战谈判，放弃了原来的不切实际的条件。
彭德怀曾于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建议与联合国军举行停战谈判，其目的是斯大林曾经想过并提出过的，即共产阵营方面可以将被己占领的汉城及其他南韩国土与美军撤出台湾、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做交换。如果毛泽东和联合国军都接受了这种安排，彭德怀这个建议对于中国来说最为有利。人们可能会说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蠢事，终令台湾问题直至如今仍然未得解决。
有趣的是，斯大林对于提早和谈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僵硬。这证实了我在第一章提出的观点：毛泽东对于金日成“解放”朝鲜全境的态度，远比斯大林的积极。
第七章尾注：
参看第五章第五节。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39-541页。
《周恩来外交》，32-33页。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五期，11-1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653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8页；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6页。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没有被收录在他的任何著作中。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11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49页。
“……发言人……的声明”， 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45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5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124页。
《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5日社论：“为争取……”， 《新华月报》第3卷第二期（1950年12月），332页。
廖盖龙主编《总论》，19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7页。
“伍修权支持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发言”，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1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43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256-267和277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2-53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139-141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2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5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2-53页。
同上。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7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139页。
遗憾的是，我无法从我能得到的资料中找到维辛斯基这份提议草案。斯大林所说的这份草案与第四章第三节提到的维辛斯基于1950年10月2日提出的第二份提议草案不同，因为后者一面提出在朝鲜立即停火，又一面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152页。
同上，33-34页。
同上，52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9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3页。
同上。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125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8-69页。
同上，69页。
同上，70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3页。
同上。
同上，69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2-133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143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606-608页。
参看威廉 ·魏特纳·施图耶克“联合国1950年12月14日决议”，马特里编《历史词典》，491-492页。
“……周恩来……的声明”，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3页。
新华社1950年12月17日电：“伍修权……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1950年12月21日发自布拉格电：“伍修权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7日社论：“评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周恩来……的声明”， 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3-84页；《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3日社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道路”，《新华月报》第3卷第三期（1951年1月），543,549和550-553页；社论：“‘停战’只是骗人的圈套”、沙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道路”，《世界知识》第12卷增刊（1950年12月23日），5-7页。
社论：“‘停战’只是”， 《世界知识》第12卷增刊（1950年12月23日),2页。
可参看亚“强盗想喘气”，《世界知识》第12卷增刊（1950年12月23日），13页。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7日社论：“评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新华月报》第3卷第三期，550页。
社论：“论现阶段的朝鲜战局形势”，《世界知识》第23卷第三期（1951年1月20日），2页。
“……周恩来……的声明》，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3页。乔治·C·马歇尔是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作为美国政府的特别使节到中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调停。
同上，84页。
同上，75页。
约瑟夫·C·高尔登《朝鲜：不为人知的战争故事》（英文。纽约：时代图书出版社，1982）,12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76页。
同上，76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95页。
“周外长的四项建议”，《世界知识》第23卷第四期（1951年1月27日—2月2日），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4-5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28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76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115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8-20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77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95-19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6-209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158-159页。
考乐姆· A·麦克唐纳“联合国协调委员会”（英文），马特里编《历史词典》，484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96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污蔑我……的声明”，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88-90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96-197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4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0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51和25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22和741页。
同上，719-720页。
同上，603，678和726页。
第一批装备三十六或者三十七个师的苏联武器于1951年初抵达东北，计划在参战的头六个月内更换志愿军的旧武器。参看徐焰《第一次较量》，18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0-561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112-116页；徐焰《第一次较量》，26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2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116页。
波拉克“朝鲜战争”（英文），21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41页。
在弗拉迪米诺夫的眼中，彭德怀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斗士”。参看弗拉迪米诺夫《延安日记》，120页。而且，大约于1951年7月或8月，斯大林甚至亲自写信给彭德怀，赞扬他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参看杨成武《新的使命》，83页。
《彭德怀军事》，359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3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六卷，362页。
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页。
《彭德怀军事》，350页。
同上，349页。
同上，404和406页。
《毛主席语录》，183-18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332页。
《彭德怀军事》，359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129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6-207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188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7页。
我于1993年9月6日在北京对王政柱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 9-10页。
《聂荣臻军事》，351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9页。
福特《胜利的替代》（英文），36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68-69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10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我国不能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十一月八日会议所决定的邀请事复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全理事会主席贝伯勒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42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19日社论：“联合国……大会”，《新华月报》第3卷第二期（1950年2月），1，294页。
叶芒“美帝侵略台湾的罪行”，《世界知识》第12卷第一期（1951年7月7-13日），1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57页。
同上，522页。
同上，677页。
“伍修权支持维辛斯基……的发言”，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79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3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9页。
韦瑟斯比“有关朝鲜战争新的发现”（英文）,15-17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68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41-74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册,332页。
同上，338和344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6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85页。根据中国官方历史记录，美国还发出其他停战谈判的信号。例如，“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反复暗示，它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状况”，“6月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出相似的声明”，“6月中旬，美国通过中立国外交官，进一步试探我国政府”，以及最有意义的，“同时，在军事上，（联合国军）放弃全面反击，代之以战略防御。”参看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61页，以及谭旌樵等《抗美援朝》，164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204-205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85-86页。
考乐姆· A·麦克唐纳“坎南与马利克谈话录”（英文），马特里编《历史词典》，219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50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35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86页；师哲《在历史巨人》，506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125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68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86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177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50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355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0-61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506-508页。
同上，6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269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508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60-61页。
同上，61页。
同上。
同上。
徐焰《第一次较量》，26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357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177-178页。
《彭德怀军事》，177-178页。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演说”，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101页。
同上。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考乐姆· A·麦克唐纳“马利克1951年6月23日的电台演说”（英文），马特里编《历史词典》，279-280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4页。
《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7月3日社论：“朝鲜战争的一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4-65页。
同上。
同上，65页
同上，65-6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392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140页。
张必“解答”，《世界知识》第16卷第一期（1951年7月14-20日），15页。
张荣“一言难尽乔冠华”，《外交学院学报》1990年第四期，8页。
来源：VOA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