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之父逝世30周年祭
王小波去世以后，他的母亲在纪念文章中极为动情地写道：“小波!小波!你为什么叫小波?是由于1952年5月13日你出生的前两个月，你父亲就遭到特大不幸。……这真是晴天霹雳!这场波浪，非同小可，带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我们的家庭。我之所以给你起名叫小波，当时的想法有三：一、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二、寄托着我们的信心与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事实以真面目;三、鼓励自己在革命的长河中，要顶住任何风浪，要善于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浪漫骑士》第1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此外，她在接受艾晓明教授的采访时说：“小波出生前两个月，他爸爸挨整，对全家是个沉重打击。他在胎里，受到刺激，这对他的发育肯定有影响。”(同上，第80页，)
许多人以为王小波早早去世，是因为他在写作时劳累过度所致，殊不知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母亲怀孕时以及父亲的呵护关系甚大。今年是王小波父亲王方名先生逝世30周年，所以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遭遇以及对家庭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弄清楚王小波为什么会英年早逝，还可以看出老一代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剧。
一、 求学经历
王小波的父亲名叫王方名。他1911年出生于四川渠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王小波的爷爷经营有方，所以王方名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少年时代，王方名考入川北嘉陵高中。在校期间，他因为擅自到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参观，并发表了同情革命的言论，所以被学校开除。随后，他转学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成立于1906年，是清政府在重庆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学堂。中共早期领导人杨闇公、张闻天、萧楚女等人曾在这个学校执教。
王方名入学时，校园里的团体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有个名叫李忠慎的同学，此人不仅与校方多有冲突，而且还想成立一个类似读书会的秘密组织。李忠慎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新，文革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王方名和李成之(后改名为李直)来到川东师范的时候，因为“他俩年龄较大，阅历也较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听说我们要组织团体，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帮着出主意，实际上起了指导的作用。”(《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85页)
根据李成之的提议，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众志学会”，并选举李忠慎担任会长。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以及鲁迅、高尔基的作品的过程中，李忠慎和王方名对唯物辩证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李新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探讨，常常在学会上发言，做专门的读书报告。”(同上，第85-86页)
在读书会的基础上，他们又创办了一份壁报，取名为《众志周刊》。对于这段历史，李新的印象也特别深刻。他说：该壁报的“报头是王方名写的，编辑工作也由他主持。他是写文章的里手，不论哪一类文章，他都可以按需要即时写成。”(同上，第406页)李新还说：由于这份壁报“色彩鲜艳，图画动人，而且内容充实，谈的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吸引了许多人来看，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了全校并传播到校外，当然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同上，第86页)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重庆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该会印章由王方名刻制并保管，所以他成为事实上的秘书长。李新说，当时王方名刻了许多印章，使用的时候必须按记号发出才有效。仅此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王方名个人的才华和做事的态度。
二、退婚风波
就在这时，王方名的父亲让他回去完婚。女方家长是当地的地主。在那个时代，由于地主的社会地位比商人要高，所以这门亲事对王家来说实属高攀。但是王方名认为，他和女方没有感情基础，所以执意要解除婚约。这不仅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也让女方家长特别难堪。对方认为自己有钱有势，女儿也长得也不错，如今被男方“休”了，这无异于奇耻大辱。
有意思的是，这个女孩居然表示同意退婚。原因是王方名长得不够英俊，有点像鲁智深的模样。
李忠慎和李成之等同学得知这一情况以后，认为王方名看重的是感情，女方看重的是相貌。既然二人毫无共同基础，那么解除婚约是有可能的事情。
经过一番策划，他们让王方名写信邀请女方来重庆处理此事。收到来信以后，女方家长以为王方名已经回心转意，便把女儿送到重庆的亲戚家里，想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让他们培养感情。临走的时候，女方家长一再叮咛女儿，千万不能接受退婚，否则就不要回来。
女子来到重庆以后，王方名当即邀她见面，并由李忠慎和李成之等人陪同。见面之后，王方名正式向她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几个哥儿们也大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和解除婚约的好处。经过一番劝说，女子同意解除婚约，但是又提出请求帮她一把。李成之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把解除婚约以后，父母不允许她回家的态度告诉大家，然后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听了她的话以后，大家一边安慰她一边为她想办法，最后在李成之的安排下，终于把她送进缝纫学校，毕业后找了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
这件事本来办得十分漂亮，但是却激怒王方名的父亲，他表示要与王名方断绝父子关系，并拒绝提供求学费用。幸好有一帮同学的支援，才让王名方完成学业。
三、投奔延安
不久王方名和李忠慎从学校毕业，李在万县民教馆下属一个分馆找了一份主任馆员的工作，并且为前往延安做准备。随后他请王方名来到万县，一方面帮助他办民众教育，一方面参与北上延安的准备工作。
1938年初，王名方、李忠慎、李成之等七位年轻人结伴从万县出发，徒步前往延安。为了方便起见，他们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并取得万县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证明文件。此外，他们还从重庆大学弄到了前往川陕公路考察的证明。
从万县出发向西，没两天就抵达王方名的故乡渠县。当地抗敌后援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他们拜访县长。在这种情况下，王方名的父亲也改变态度，主动收回成命恢复了父子关系。随后，七位年轻人沿着嘉陵江北上，抵达阆中古城。在此期间，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宣传演出。阆中比较闭塞，所以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也让当地政府对他们产生怀疑，幸好同伴中有人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他们便赶快离开，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走出四川以后，他们到达汉中附近的褒城县(今已撤销)。该县县长让他们为新兵演出，并设宴招待他们。在宴会上，特务营营长在聊天中盘问起重庆大学情况，这让他们产生警惕，所幸王方名在重大有许多朋友，才没有露出破绽。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阆中的时候，有十几个当地学生跟了上来。后来虽然大部分被劝说回去，但还有五个人留了下来。无奈之下，大家决定由王方名带领他们分别行动。到了西安以后，他们七个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驻西安分部介绍到延安，那五位从阆中跟来的学生却分道扬镳，两人去了安吴堡的青训班，另外三人去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既是模范战区，又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因此山西的民大在抗战初期比陕北的抗大更有吸引力。
到达延安以后，王方名与李忠慎进入陕北公学接受培训。随后，李忠慎改名为李新去西安招生，王方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拘邑分校担任指导员。从此，二人就失去联系。
无巧不成书的是，他居然发现在阆中盘问他们的那位特务营营长就在自己的队里，于是王方名向校方进行汇报。这样一来，此人很快就被赶回国民党统治区。
1939年初，王方名被派到晋东南担任抗大一分校指导员。紧接着又被派到鲁南，出任抗大三分校政教组长和胶东公学副校长等职务。在那里，他虽然患了肺结核病，但是却找到了终生伴侣宋华女士。
四、飞来横祸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方名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督察。后来华东局领导要调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但是因为他不会讨好顶头上司，所在山东当局不仅不放他走，还给他说了许多坏话。后来，高教部把他调到北京，担任部里的政治教育专员。这次调动，可能与曾经在新四军担任过宣教部长的钱俊瑞有关。
1951年土改运动开始后，王方名的父亲被当作恶霸地主在家乡受到批斗。父亲给王方名写信诉苦，并询问土改工作队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策，王方名回信说，政府是保护工商业的，如果有人违背政策，可以据理力争。没想到这封信被群众查抄出来，不但让他父亲“罪”上加“罪”，而且把王方名也牵扯进来。
第二年，“三反”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为此高教部党组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并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王方名信以为真，便向部领导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为了反映下面的意见，他甚至与领导拍了桌子，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这些信转回单位以后，让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非常生气，他认为王方名是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正在这时，四川老家把他父亲的材料和他写的那封信寄到高教部，希望单位处理此事。钱俊瑞等人看到这些材料以后，立即把他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后，下放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了教员。
1953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王方名代表附中在大会上发言。这时李新正好就坐在下面的领导席上。他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失散多年的好朋友王方名吗?惊讶之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王讲完后就来找他。
散会以后，二人来到李新家中，李新问起分手以后的情况，王方名居然大哭起来。随后，他向李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尽管宋华在人大统计专修班学习时经常能够看到李新的名字，但由于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丈夫的老同学、老朋友李新。
五、平反之路
面对王方名的不幸遭遇，李新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翻案，而是先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王方名希望搞哲学研究，但是按照当时规定，搞哲学研究必须是中共党员，所以李新把他安排在人大逻辑教研室工作。
为了胜任新的工作，王方名马上投入到学习研究之中。经过一番努力，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参与了逻辑学界的学术争论。但大多是以教研室名义发表，不署个人名字。当时的教材来自苏联，王名方觉得这个体系有问题，但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大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并引起争论。毛泽东对逻辑学颇感兴趣，再加上他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老大的想法，便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了王方名和著名学者周谷城。
王小波去世以后，他的发小胡贝对艾晓明说：“当时我还记得王伯伯回来，很高兴啊，兴奋得不得了。跑到我们家来，讲经过。别的我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说江青给做的鱼，起码是江青端上来的吧。”他还说正因为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伯伯基本上没有挨整。小波也说，就有一次被斗，还是陪斗。” (《浪漫骑士》第136-137页)
自从受到毛泽东接见以后，王方名伯的处境大为改善，中国人民大学任命他当了逻辑教研室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开始为恢复王方名的党籍而努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平反冤案比制造冤案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当时李新是吴玉章的秘书，尽管他动用了这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但还是没有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新和钱俊瑞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所以在文革结束、钱俊瑞回到北京以后，才同意给王方名平反，并写了一篇非常动人的平反报告。
随后，他又让李新找到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也很痛快地在钱的报告上签了字，并且说：“我们这些人，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王方中央组织部才恢复了王方名的党籍，撤销了原来对他的处分。
安子文在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李新感慨地说：“可见一个人只有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来承认整人的错误，分明整错了，他也要说出一套整错的道理来。”(《流逝的岁月》第416页)
六、父子之间
王方名与宋华育有三男二女，王小波是男孩中的老二。王小波留下那么多文字，但是只是在少数篇章中谈到自己家的事，因此这些文字就弥足珍贵。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纪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了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苦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我的精神家园》第1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王方名的个性和他对孩子们的影响教育。
王小波的弟弟叫王晨光。不幸的是，他后来去美国留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位黑人青年。此人为了抢他钱包里的钱，居然把杀害。这时王方名和王小波已经去世，大家怕宋华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瞒了她很长时间。后来知道真相以后，她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在随笔《我的精神家园》里，王小波在一开头就写道：“我十三岁的时候，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与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同上，第144页)
从照片上看，在子女中王小波最像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王小波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李银河很快就被王小波的魅力所吸引。难怪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说她是慧眼识珠。
文革结束以后，王方名的儿女先后考入大学，甚至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不过在选择孩子们志愿上，他也有自己的意见。据王小波说：“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吧砍脑壳等等实例。”紧接着，他还幽默地写道：“当然，他老人家也是个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我的精神家园》第136页)于是，除了王小平也算是子承父业、学了数理逻辑之外，其他四个人都选择了理工科专业。不过王小波最后还是回到文科领域，并且以写作为生。
七、晚年岁月
在“历史问题”解决以后，王方名调到北京市社科院工作。他想重操旧业，但由于当年的文稿早已在文革中失散，近年来逻辑学界也发生很大变化，再加上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所以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脾气日益烦躁，甚至与妻子、孩子以及自己的助手都产生矛盾。另外，为了撰写文章，他晨昏颠倒，作息时间发生错乱。后来又以书画自娱，但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烦躁。有时候他到处乱跑，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有人说他是“精神飘逸症”。为此，他只能在李新面前发出“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长叹。
198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王方名的妻子宋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大会，他独自在家中观看电视实况直播时突然去世，享年74岁。
为此，李新在纪念王方名的文章中指出：“他的一生既无愧于天，也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任何人。……他自己虽然心安理得，死而无愧，但那些处理过他的人和组织，也能无动于衷吗?”
李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他不仅明确指出王方名的悲剧是“人和组织”造成的，而且还认为“人和组织”的发生和发展，是党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所在。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