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之父逝世30周年祭

119602881王小波去世以后,他的母亲在纪念文章中极为动情地写道:“小波!小波!你为什么叫小波?是由于1952年5月13日你出生的前两个月,你父亲就遭到特大不幸。……这真是晴天霹雳!这场波浪,非同小可,带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我们的家庭。我之所以给你起名叫小波,当时的想法有三:一、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二、寄托着我们的信心与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事实以真面目;三、鼓励自己在革命的长河中,要顶住任何风浪,要善于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浪漫骑士》第1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此外,她在接受艾晓明教授的采访时说:“小波出生前两个月,他爸爸挨整,对全家是个沉重打击。他在胎里,受到刺激,这对他的发育肯定有影响。”(同上,第80页,)

许多人以为王小波早早去世,是因为他在写作时劳累过度所致,殊不知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母亲怀孕时以及父亲的呵护关系甚大。今年是王小波父亲王方名先生逝世30周年,所以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遭遇以及对家庭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弄清楚王小波为什么会英年早逝,还可以看出老一代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剧。

一、 求学经历

王小波的父亲名叫王方名。他1911年出生于四川渠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王小波的爷爷经营有方,所以王方名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少年时代,王方名考入川北嘉陵高中。在校期间,他因为擅自到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参观,并发表了同情革命的言论,所以被学校开除。随后,他转学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成立于1906年,是清政府在重庆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学堂。中共早期领导人杨闇公、张闻天、萧楚女等人曾在这个学校执教。

王方名入学时,校园里的团体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有个名叫李忠慎的同学,此人不仅与校方多有冲突,而且还想成立一个类似读书会的秘密组织。李忠慎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新,文革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王方名和李成之(后改名为李直)来到川东师范的时候,因为“他俩年龄较大,阅历也较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听说我们要组织团体,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帮着出主意,实际上起了指导的作用。”(《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85页)

根据李成之的提议,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众志学会”,并选举李忠慎担任会长。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以及鲁迅、高尔基的作品的过程中,李忠慎和王方名对唯物辩证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李新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探讨,常常在学会上发言,做专门的读书报告。”(同上,第85-86页)

在读书会的基础上,他们又创办了一份壁报,取名为《众志周刊》。对于这段历史,李新的印象也特别深刻。他说:该壁报的“报头是王方名写的,编辑工作也由他主持。他是写文章的里手,不论哪一类文章,他都可以按需要即时写成。”(同上,第406页)李新还说:由于这份壁报“色彩鲜艳,图画动人,而且内容充实,谈的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吸引了许多人来看,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了全校并传播到校外,当然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同上,第86页)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重庆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该会印章由王方名刻制并保管,所以他成为事实上的秘书长。李新说,当时王方名刻了许多印章,使用的时候必须按记号发出才有效。仅此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王方名个人的才华和做事的态度。

二、退婚风波

就在这时,王方名的父亲让他回去完婚。女方家长是当地的地主。在那个时代,由于地主的社会地位比商人要高,所以这门亲事对王家来说实属高攀。但是王方名认为,他和女方没有感情基础,所以执意要解除婚约。这不仅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也让女方家长特别难堪。对方认为自己有钱有势,女儿也长得也不错,如今被男方“休”了,这无异于奇耻大辱。

有意思的是,这个女孩居然表示同意退婚。原因是王方名长得不够英俊,有点像鲁智深的模样。

李忠慎和李成之等同学得知这一情况以后,认为王方名看重的是感情,女方看重的是相貌。既然二人毫无共同基础,那么解除婚约是有可能的事情。

经过一番策划,他们让王方名写信邀请女方来重庆处理此事。收到来信以后,女方家长以为王方名已经回心转意,便把女儿送到重庆的亲戚家里,想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让他们培养感情。临走的时候,女方家长一再叮咛女儿,千万不能接受退婚,否则就不要回来。

女子来到重庆以后,王方名当即邀她见面,并由李忠慎和李成之等人陪同。见面之后,王方名正式向她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几个哥儿们也大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和解除婚约的好处。经过一番劝说,女子同意解除婚约,但是又提出请求帮她一把。李成之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把解除婚约以后,父母不允许她回家的态度告诉大家,然后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听了她的话以后,大家一边安慰她一边为她想办法,最后在李成之的安排下,终于把她送进缝纫学校,毕业后找了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

这件事本来办得十分漂亮,但是却激怒王方名的父亲,他表示要与王名方断绝父子关系,并拒绝提供求学费用。幸好有一帮同学的支援,才让王名方完成学业。

三、投奔延安

不久王方名和李忠慎从学校毕业,李在万县民教馆下属一个分馆找了一份主任馆员的工作,并且为前往延安做准备。随后他请王方名来到万县,一方面帮助他办民众教育,一方面参与北上延安的准备工作。

1938年初,王名方、李忠慎、李成之等七位年轻人结伴从万县出发,徒步前往延安。为了方便起见,他们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并取得万县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证明文件。此外,他们还从重庆大学弄到了前往川陕公路考察的证明。

从万县出发向西,没两天就抵达王方名的故乡渠县。当地抗敌后援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他们拜访县长。在这种情况下,王方名的父亲也改变态度,主动收回成命恢复了父子关系。随后,七位年轻人沿着嘉陵江北上,抵达阆中古城。在此期间,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宣传演出。阆中比较闭塞,所以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也让当地政府对他们产生怀疑,幸好同伴中有人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他们便赶快离开,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走出四川以后,他们到达汉中附近的褒城县(今已撤销)。该县县长让他们为新兵演出,并设宴招待他们。在宴会上,特务营营长在聊天中盘问起重庆大学情况,这让他们产生警惕,所幸王方名在重大有许多朋友,才没有露出破绽。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阆中的时候,有十几个当地学生跟了上来。后来虽然大部分被劝说回去,但还有五个人留了下来。无奈之下,大家决定由王方名带领他们分别行动。到了西安以后,他们七个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驻西安分部介绍到延安,那五位从阆中跟来的学生却分道扬镳,两人去了安吴堡的青训班,另外三人去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既是模范战区,又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因此山西的民大在抗战初期比陕北的抗大更有吸引力。

到达延安以后,王方名与李忠慎进入陕北公学接受培训。随后,李忠慎改名为李新去西安招生,王方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拘邑分校担任指导员。从此,二人就失去联系。

无巧不成书的是,他居然发现在阆中盘问他们的那位特务营营长就在自己的队里,于是王方名向校方进行汇报。这样一来,此人很快就被赶回国民党统治区。

1939年初,王方名被派到晋东南担任抗大一分校指导员。紧接着又被派到鲁南,出任抗大三分校政教组长和胶东公学副校长等职务。在那里,他虽然患了肺结核病,但是却找到了终生伴侣宋华女士。

四、飞来横祸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方名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督察。后来华东局领导要调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但是因为他不会讨好顶头上司,所在山东当局不仅不放他走,还给他说了许多坏话。后来,高教部把他调到北京,担任部里的政治教育专员。这次调动,可能与曾经在新四军担任过宣教部长的钱俊瑞有关。

1951年土改运动开始后,王方名的父亲被当作恶霸地主在家乡受到批斗。父亲给王方名写信诉苦,并询问土改工作队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策,王方名回信说,政府是保护工商业的,如果有人违背政策,可以据理力争。没想到这封信被群众查抄出来,不但让他父亲“罪”上加“罪”,而且把王方名也牵扯进来。

第二年,“三反”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为此高教部党组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并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王方名信以为真,便向部领导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为了反映下面的意见,他甚至与领导拍了桌子,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这些信转回单位以后,让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非常生气,他认为王方名是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正在这时,四川老家把他父亲的材料和他写的那封信寄到高教部,希望单位处理此事。钱俊瑞等人看到这些材料以后,立即把他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后,下放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了教员。

1953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王方名代表附中在大会上发言。这时李新正好就坐在下面的领导席上。他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失散多年的好朋友王方名吗?惊讶之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王讲完后就来找他。

散会以后,二人来到李新家中,李新问起分手以后的情况,王方名居然大哭起来。随后,他向李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尽管宋华在人大统计专修班学习时经常能够看到李新的名字,但由于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丈夫的老同学、老朋友李新。

五、平反之路

面对王方名的不幸遭遇,李新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翻案,而是先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王方名希望搞哲学研究,但是按照当时规定,搞哲学研究必须是中共党员,所以李新把他安排在人大逻辑教研室工作。

为了胜任新的工作,王方名马上投入到学习研究之中。经过一番努力,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参与了逻辑学界的学术争论。但大多是以教研室名义发表,不署个人名字。当时的教材来自苏联,王名方觉得这个体系有问题,但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大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并引起争论。毛泽东对逻辑学颇感兴趣,再加上他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老大的想法,便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了王方名和著名学者周谷城。

王小波去世以后,他的发小胡贝对艾晓明说:“当时我还记得王伯伯回来,很高兴啊,兴奋得不得了。跑到我们家来,讲经过。别的我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说江青给做的鱼,起码是江青端上来的吧。”他还说正因为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伯伯基本上没有挨整。小波也说,就有一次被斗,还是陪斗。” (《浪漫骑士》第136-137页)

自从受到毛泽东接见以后,王方名伯的处境大为改善,中国人民大学任命他当了逻辑教研室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开始为恢复王方名的党籍而努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平反冤案比制造冤案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当时李新是吴玉章的秘书,尽管他动用了这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但还是没有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新和钱俊瑞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所以在文革结束、钱俊瑞回到北京以后,才同意给王方名平反,并写了一篇非常动人的平反报告。

随后,他又让李新找到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也很痛快地在钱的报告上签了字,并且说:“我们这些人,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王方中央组织部才恢复了王方名的党籍,撤销了原来对他的处分。

安子文在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李新感慨地说:“可见一个人只有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来承认整人的错误,分明整错了,他也要说出一套整错的道理来。”(《流逝的岁月》第416页)

六、父子之间

王方名与宋华育有三男二女,王小波是男孩中的老二。王小波留下那么多文字,但是只是在少数篇章中谈到自己家的事,因此这些文字就弥足珍贵。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纪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了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苦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我的精神家园》第1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王方名的个性和他对孩子们的影响教育。

王小波的弟弟叫王晨光。不幸的是,他后来去美国留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位黑人青年。此人为了抢他钱包里的钱,居然把杀害。这时王方名和王小波已经去世,大家怕宋华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瞒了她很长时间。后来知道真相以后,她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在随笔《我的精神家园》里,王小波在一开头就写道:“我十三岁的时候,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与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同上,第144页)

从照片上看,在子女中王小波最像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王小波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李银河很快就被王小波的魅力所吸引。难怪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说她是慧眼识珠。

文革结束以后,王方名的儿女先后考入大学,甚至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不过在选择孩子们志愿上,他也有自己的意见。据王小波说:“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吧砍脑壳等等实例。”紧接着,他还幽默地写道:“当然,他老人家也是个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我的精神家园》第136页)于是,除了王小平也算是子承父业、学了数理逻辑之外,其他四个人都选择了理工科专业。不过王小波最后还是回到文科领域,并且以写作为生。

七、晚年岁月

在“历史问题”解决以后,王方名调到北京市社科院工作。他想重操旧业,但由于当年的文稿早已在文革中失散,近年来逻辑学界也发生很大变化,再加上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所以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脾气日益烦躁,甚至与妻子、孩子以及自己的助手都产生矛盾。另外,为了撰写文章,他晨昏颠倒,作息时间发生错乱。后来又以书画自娱,但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烦躁。有时候他到处乱跑,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有人说他是“精神飘逸症”。为此,他只能在李新面前发出“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长叹。

198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王方名的妻子宋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大会,他独自在家中观看电视实况直播时突然去世,享年74岁。

为此,李新在纪念王方名的文章中指出:“他的一生既无愧于天,也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任何人。……他自己虽然心安理得,死而无愧,但那些处理过他的人和组织,也能无动于衷吗?”

李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他不仅明确指出王方名的悲剧是“人和组织”造成的,而且还认为“人和组织”的发生和发展,是党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所在。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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