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着“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体群落,历来是以深层使命感和高尚道德者自居。其特征,有着浓郁的附属性、现实性、献身性色彩,属社会主流层文化。这种文化生长于中国土壤,可谓“生于斯,行于斯,荣于斯。”至于“衰于斯”,目前还尚未见势,仅仅有着一群青年人想成为“垮掉的”或另类一些的新新人类而萌新念,便有被集这种渊源文化于一身的终极关怀者们扼于尘下之势。

追溯几千年变迁中的漫长历史,这种文化模式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如苍穹繁星。孔子以惊人的毅力,集国殇家亡的悽苦于一身,著书游说,创立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秦皇焚书坑儒雪耻后,儒教转而成为国教。范仲淹求精益,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概括了这一文化层次的精华思想。于是,封建知识分子便在这种思想道德教育下延续。这一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呈现出令人心喜的分裂。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为体系的维新派,他们肯定儒、道的存在,张扬佛和基督的平等、博爱,尊重科学,舍身取义普渡众生的道德感是其主体精神;另一种是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的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创造了反儒灭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作为精神和灵魂的鲁迅其价值取向,从他对辛亥革命后麻木的农民大忧大怨之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发展到以“拿来”去改变其国民性,前后比较,其关心爱民的程度则是彻底的、本质的、人性的。

从以上所略述的价值取向判断,其关怀的动力可从两个方面界定:首先来自于稳定的系统文化(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哲学四大体系(儒、道、佛、墨)的教育。取舍的差异性都包括在“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终极关怀”的道德之中。其次是来自游动的方面,即社会下层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有着强烈的清官意识同民主相悖,由于他们是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清规戒律下过活,所以也可称之为为衍后而产生的苦难生存文化。

就这两种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前者无疑是超我的,后者更象是原我的。按人类进化发展的“原我、自我、超我”三段论,我们的文化始终是在“原我”和“超我”之间发展,其间断裂的“自我”,虽有“人不为己天株地灭”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说,但都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自我”高度。发展下去,恐有进入我只为己的槽粕领地之嫌。

如果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没文化,这是会遭至连三岁孩儿都唾骂的荒诞之语。可如果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理性的自我文化,你也许不会那般激愤而黯然伤神。新世纪的青年人,出现了与这些传统取向相反的自我选择,这功不应归于社会主义教育。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自建立以来,就承袭着传统主体文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教育为主,发展区间,不存在断裂以及随断裂带来的各种含自我能动的差异性选择(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后半生选择的自我境界,革命文化视其遁入空门的消极人生。反右斗争、十年文革,连这种微小的沉默取向都受到非难)。这功应该归于改革开放后摧毁偶像后的“拿来”,这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西方文明冲击下所带来的新思维运动。

就象走进韩寒构筑的三重门,你若在门缝中瞧就毁坏了这花骨朵自由绽放的美妙。他的特立就是他的不复旦、不北大、但是怎么着他都不会不书本、不思考、不远行。我羡慕韩寒,是他背后的爸或妈,宽厚、慈爱中的那种自由的家庭氛围。也让人质疑韩寒家后院是否移植了山姆大叔那肥沃的土地,使少年天才的种子才得已萌芽。这是新中国五十年来少遇的事件,面对狂放的少年天才,我们该有久违的喜悦,并给他沉默的慈目之光,任其驰骋。再瞧瞧《大话西游》、《还珠格格》,还有英特网和搜狐,之所以倍受推崇,让新新人类狂迷,这是一种轻松,是一种宣泄,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后天注入八十年代新生命的肌体,效应是排异性的抗拒,这不是个单纯的笑话,也不是新生命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为公意志力衰退,这是每个个体生命意志的自我回归,是民自关怀的前奏曲。

与“终极关怀”不同,民自关怀的价值取向,属生命意志内向伸展型。由于我们所面临的大众文化背景是(希望是)前进的普遍提高的文化,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知道同社会、群体和维系群体有序的法律关系,知道自己的义务和权利。知道“我不为己,谁来为我?我只为己,我是什么?”(犹太法典格言的辩证关系);知道“你既非圣物又非凡人,既非永存又非速朽。因此,你尽可按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名义,创造自己,建设自己,我们仅仅让你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发展。”(皮可。德。米兰多拉语)这些自我选择,是自由理性的主观选择。主观为己能否实现,需要客观社会的效应。按自己的意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失败的自我满足、自我体验。要想失败少,这取决于每个个体对社会的把握。(这是方法论,不赘述)。

而“终及关怀”者所谓无我的深层道德,就其生命本体能量释放的方向看,它是一种意志外向扩张型。这种人,一旦入世,便以救世主的身份将社会和社会内活动着的芸芸众生作为诉求对象。当他们发现众生苟活而迷醉于原我文化,便油然生发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优越感。于是,在传统的忠君、爱国、怜民的道德感驱使下,便做出各种变法、维新等“为民作主”、“为民请命”、“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举。从各种义举存在的历史背景去考察,无疑有其辩证的合理性。但从人的原欲权利支配心理去分析,则是招呼着昏睡的人起来(并不告诉他昏睡的原因),我是为你好才叫醒你,你要理解我的壮举,跟我走或按我说的去做没错,从而达到使人们摆脱旧的依附,进入一种新的囚笼。

鲁迅作为个体的价值取向,就其表现的形式而言,是高深层的,就其表现的内容而言,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他不是单纯地开出二剂“科学”和“民主”的救国药方。他所剖析的民族文化中愚昧生存的劣根性,是为了引起社会的自我疗救。这种疗救不是寄托于某个政府、政党,而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保障民主、民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为每个个体生命提供发展的良好教育环境,开设生命哲学类的常识性课程,创建出每个个体生命皆自强、自尊、自爱的新型文化性格。这样,劣根的病症才能在自疗自救的基础上彻底剔除。这就是的文化救国,这就是“五四”的精髓。

尽管先生这种文化救国,仍在“终极”的范畴内,但其目的是要摆脱少数知识分子的“极至关怀”,从而达到民自关怀的坦途。

遗憾的是这一响亮地呐喊于上世纪初的波澜壮阔时代的口号,断裂至今。

我们目前所要正视的是“终极关怀”的纯洁性和其局限性。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张型的圣贤知识分子太久地为我们指点迷津。况且这些圣贤的音调和主流政治集团是出自同一种音符。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每个始成年的受教育者,都知道人的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通过自我的价值取向,达到生命创造力最充分的释放。能专则专,能超则自然超越,求淡则淡。“终极关怀”者们,用不着满街乱喊着忧患,制造紧张。当然,揣淡求专自我发展的新型文化人,面对泛忧患者,担忧我们颓废,谩骂我们自私,我们只能是“冷对”。

假如上帝还存在的话,每年指使他的教育神来一次人间,面喻每个始成年的青年们,我真想听到这句话:孩子,你长大了!你父母是在欢乐的时刻创造了你,培养你长大的劳累和那时的欢乐相比微乎其微。你不承担养育之恩的义务和你未出生就存在的因袭重负。你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你飞翔吧!按你自己确立的意志。

这仅仅是假如,其实每个人都是上帝。也许面对这句话,终极关怀者们会惊恐万状。惊恐的根源,我想他若不是怕每个个体自强,就是怕他的“关怀”从此无诉求对象。果真这般,民自关怀的根基才可能庞大,理性的、自我的春天才可能来临。

(1999年10月写于福州、2001年5月定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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