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着“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体群落，历来是以深层使命感和高尚道德者自居。其特征，有着浓郁的附属性、现实性、献身性色彩，属社会主流层文化。这种文化生长于中国土壤，可谓“生于斯，行于斯，荣于斯。”至于“衰于斯”，目前还尚未见势，仅仅有着一群青年人想成为“垮掉的”或另类一些的新新人类而萌新念，便有被集这种渊源文化于一身的终极关怀者们扼于尘下之势。
追溯几千年变迁中的漫长历史，这种文化模式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如苍穹繁星。孔子以惊人的毅力，集国殇家亡的悽苦于一身，著书游说，创立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秦皇焚书坑儒雪耻后，儒教转而成为国教。范仲淹求精益，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概括了这一文化层次的精华思想。于是，封建知识分子便在这种思想道德教育下延续。这一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呈现出令人心喜的分裂。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为体系的维新派，他们肯定儒、道的存在，张扬佛和基督的平等、博爱，尊重科学，舍身取义普渡众生的道德感是其主体精神；另一种是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的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创造了反儒灭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作为精神和灵魂的鲁迅其价值取向，从他对辛亥革命后麻木的农民大忧大怨之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发展到以“拿来”去改变其国民性，前后比较，其关心爱民的程度则是彻底的、本质的、人性的。
从以上所略述的价值取向判断，其关怀的动力可从两个方面界定：首先来自于稳定的系统文化（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哲学四大体系（儒、道、佛、墨）的教育。取舍的差异性都包括在“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终极关怀”的道德之中。其次是来自游动的方面，即社会下层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有着强烈的清官意识同民主相悖，由于他们是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清规戒律下过活，所以也可称之为为衍后而产生的苦难生存文化。
就这两种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前者无疑是超我的，后者更象是原我的。按人类进化发展的“原我、自我、超我”三段论，我们的文化始终是在“原我”和“超我”之间发展，其间断裂的“自我”，虽有“人不为己天株地灭”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说，但都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自我”高度。发展下去，恐有进入我只为己的槽粕领地之嫌。
如果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没文化，这是会遭至连三岁孩儿都唾骂的荒诞之语。可如果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理性的自我文化，你也许不会那般激愤而黯然伤神。新世纪的青年人，出现了与这些传统取向相反的自我选择，这功不应归于社会主义教育。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自建立以来，就承袭着传统主体文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教育为主，发展区间，不存在断裂以及随断裂带来的各种含自我能动的差异性选择（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后半生选择的自我境界，革命文化视其遁入空门的消极人生。反右斗争、十年文革，连这种微小的沉默取向都受到非难）。这功应该归于改革开放后摧毁偶像后的“拿来”，这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西方文明冲击下所带来的新思维运动。
就象走进韩寒构筑的三重门，你若在门缝中瞧就毁坏了这花骨朵自由绽放的美妙。他的特立就是他的不复旦、不北大、但是怎么着他都不会不书本、不思考、不远行。我羡慕韩寒，是他背后的爸或妈，宽厚、慈爱中的那种自由的家庭氛围。也让人质疑韩寒家后院是否移植了山姆大叔那肥沃的土地，使少年天才的种子才得已萌芽。这是新中国五十年来少遇的事件，面对狂放的少年天才，我们该有久违的喜悦，并给他沉默的慈目之光，任其驰骋。再瞧瞧《大话西游》、《还珠格格》，还有英特网和搜狐，之所以倍受推崇，让新新人类狂迷，这是一种轻松，是一种宣泄，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后天注入八十年代新生命的肌体，效应是排异性的抗拒，这不是个单纯的笑话，也不是新生命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为公意志力衰退，这是每个个体生命意志的自我回归，是民自关怀的前奏曲。
与“终极关怀”不同，民自关怀的价值取向，属生命意志内向伸展型。由于我们所面临的大众文化背景是（希望是）前进的普遍提高的文化，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知道同社会、群体和维系群体有序的法律关系，知道自己的义务和权利。知道“我不为己，谁来为我？我只为己，我是什么？”（犹太法典格言的辩证关系）；知道“你既非圣物又非凡人，既非永存又非速朽。因此，你尽可按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名义，创造自己，建设自己，我们仅仅让你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发展。”（皮可。德。米兰多拉语）这些自我选择，是自由理性的主观选择。主观为己能否实现，需要客观社会的效应。按自己的意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失败的自我满足、自我体验。要想失败少，这取决于每个个体对社会的把握。（这是方法论，不赘述）。
而“终及关怀”者所谓无我的深层道德，就其生命本体能量释放的方向看，它是一种意志外向扩张型。这种人，一旦入世，便以救世主的身份将社会和社会内活动着的芸芸众生作为诉求对象。当他们发现众生苟活而迷醉于原我文化，便油然生发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优越感。于是，在传统的忠君、爱国、怜民的道德感驱使下，便做出各种变法、维新等“为民作主”、“为民请命”、“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举。从各种义举存在的历史背景去考察，无疑有其辩证的合理性。但从人的原欲权利支配心理去分析，则是招呼着昏睡的人起来（并不告诉他昏睡的原因），我是为你好才叫醒你，你要理解我的壮举，跟我走或按我说的去做没错，从而达到使人们摆脱旧的依附，进入一种新的囚笼。
鲁迅作为个体的价值取向，就其表现的形式而言，是高深层的，就其表现的内容而言，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他不是单纯地开出二剂“科学”和“民主”的救国药方。他所剖析的民族文化中愚昧生存的劣根性，是为了引起社会的自我疗救。这种疗救不是寄托于某个政府、政党，而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保障民主、民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为每个个体生命提供发展的良好教育环境，开设生命哲学类的常识性课程，创建出每个个体生命皆自强、自尊、自爱的新型文化性格。这样，劣根的病症才能在自疗自救的基础上彻底剔除。这就是的文化救国，这就是“五四”的精髓。
尽管先生这种文化救国，仍在“终极”的范畴内，但其目的是要摆脱少数知识分子的“极至关怀”，从而达到民自关怀的坦途。
遗憾的是这一响亮地呐喊于上世纪初的波澜壮阔时代的口号，断裂至今。
我们目前所要正视的是“终极关怀”的纯洁性和其局限性。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张型的圣贤知识分子太久地为我们指点迷津。况且这些圣贤的音调和主流政治集团是出自同一种音符。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每个始成年的受教育者，都知道人的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通过自我的价值取向，达到生命创造力最充分的释放。能专则专，能超则自然超越，求淡则淡。“终极关怀”者们，用不着满街乱喊着忧患，制造紧张。当然，揣淡求专自我发展的新型文化人，面对泛忧患者，担忧我们颓废，谩骂我们自私，我们只能是“冷对”。
假如上帝还存在的话，每年指使他的教育神来一次人间，面喻每个始成年的青年们，我真想听到这句话：孩子，你长大了！你父母是在欢乐的时刻创造了你，培养你长大的劳累和那时的欢乐相比微乎其微。你不承担养育之恩的义务和你未出生就存在的因袭重负。你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你飞翔吧！按你自己确立的意志。
这仅仅是假如，其实每个人都是上帝。也许面对这句话，终极关怀者们会惊恐万状。惊恐的根源，我想他若不是怕每个个体自强，就是怕他的“关怀”从此无诉求对象。果真这般，民自关怀的根基才可能庞大，理性的、自我的春天才可能来临。
（1999年10月写于福州、2001年5月定稿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