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系康熙大帝重臣曹寅之孙，雍正帝显贵曹俯之子也。
我生于盛世却命运多蹇，长于贵族之家则穷困潦倒，及到晚年才啼血呕成半截《石头记》。凡属这些，我深悉后人研读者甚众，以致个中述说的诸多人间烟火事，其意蕴已千万倍非吾力所能逮。故只好笑骂由人笑骂，而仅就人们至今尚未见出端倪之处，自我贬损几笔，祈望笑纳。
此即我在《石头记》中，曾假借宝玉眼目，道出了一句我原意是反讽的话：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且不料此假胡涂之言，竟被众多真糊涂者奉为做人信条，作文准则，而令我惶恐不安，悔恨常常。
我自幼过着锦衣纨裤，饮甘餍肥的日子，自不思世间尚有甜极苦至，盛极而衰之灾。待到中年时日，虽能少许劳作，聊以生计，然终因不善人际，疏于应酬而不为俗世之人所识，及到晚境，已是食粥赊酒度日，唯以脂砚斋托其块垒也。
由是谈及我成此书之道，实非谙世事，精人情，明事理所能得，反是因我不屑于此，虽屡受其害仍不悟，方能始终老眼不浊，前后将人生看破，才会有此遗世之“劳什子”。如若不然，仅凭我这身为八旗子弟的政治背景，外加一丁点点我随时抛弃的小机灵，即可振兴祖业：见爱于金銮宝殿之下；信步于王侯将相之间；威风于富豪名士之上。即便操法再次，也应是有良田美宅的几品官儿，有三妻四妾的公子哥儿了，岂但能有此闲情别趣记述劳心损命的石头之情事耶！
故言我良心之所言，则该言应如是：
世事洞明非学问，
人情练达无文章。
若后人尚于此有疑，当是我误人深矣，悲哉！
于是，我想：
是否能给美与丑、美与恶、真与假做做思想工作，让它们彼此都献出一点爱，大家紧密团结起来，世界不就变成了美好的明天？
是否能把愚昧与开化、专制与自由、贫困与富裕召集起来开个会，社会不就开始走向了文明、进步、幸福的大同世界了呢？
于是，我又想：
既然人都是喜新厌旧，嫌贫爱富的，可我看到许多又新又富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举止言行，为何还是五四时代以前的呢？
既然社会都走进信息时代，电子时代了，可我看到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只能忍受，不能抗拒的东西，为何还是刀耕火种，父父子子时代的呢？
随后，我终于明白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亦不变的前贤圣言了。
再随后，我终于不想了，也就不疯了。
二
说中国人不善于创新，似乎不是事实，至少不是现代的事实。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创新，还是颇有研究，颇有长处的。
略举两例为证。
据悉山东曲阜县境内，曾有一名泉，曰：“盗泉”。古之君子途径此地，宁渴死而不饮“盗泉”之水。可今之君子途径此地，则改其名曰：“爱泉”，而后狂饮之。
其二，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曾有一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小诗，自二十年代由鲁迅翻译介绍过来后，曾在青年中广为流传，产生过极大影响。
全诗如下：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然而，此诗流芳到后来，竟被需要者创新成了种种。
如以爱情至上的，则曰：
生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爱情故，
两者皆可抛。
如以保命要紧的，则曰：
自由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生命故，
两者皆可抛。
至于那些以金钱为人生目的的，则更是简单明白不过了，干脆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拿钱来！
如此等等，均无不表明中国人不是不善于创新，而是太善于创新了。以致世上无论再高尚，再美好的东西，只要对他有利可图，都能够被创新而为自己的不高尚，不美好之处所用，就象佛教在印度本是出家脱俗的，可一传入中国则被创新成可以娶妻生子，入乡随俗一般，从而使自己进步文明起来。
唯一不同的是这种创新，虽然人确是越创越聪明，越创越现代化了，但对国家民族，却是没有人问及了，悲呼！
三
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我曾记得教科书上是这样说的：
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有过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对此划分是否科学或接近科学，是历史家和哲学家的事，我无意于探讨，而仅此是根据我对人本身的认识和了解，试图从这一划分之中去寻找人的进步印迹。
由此我发现了人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其实是同步的，其过程是：
老实——聪明——狡猾
即原始社会的人，老实；
封建社会的人，聪明；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狡猾，如此而已。
然而，若问及我的这一小发现荒谬与否，我想回答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应该到处对人说：“谁还停留在老实阶段，谁就难于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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