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系康熙大帝重臣曹寅之孙,雍正帝显贵曹俯之子也。

我生于盛世却命运多蹇,长于贵族之家则穷困潦倒,及到晚年才啼血呕成半截《石头记》。凡属这些,我深悉后人研读者甚众,以致个中述说的诸多人间烟火事,其意蕴已千万倍非吾力所能逮。故只好笑骂由人笑骂,而仅就人们至今尚未见出端倪之处,自我贬损几笔,祈望笑纳。

此即我在《石头记》中,曾假借宝玉眼目,道出了一句我原意是反讽的话: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且不料此假胡涂之言,竟被众多真糊涂者奉为做人信条,作文准则,而令我惶恐不安,悔恨常常。

我自幼过着锦衣纨裤,饮甘餍肥的日子,自不思世间尚有甜极苦至,盛极而衰之灾。待到中年时日,虽能少许劳作,聊以生计,然终因不善人际,疏于应酬而不为俗世之人所识,及到晚境,已是食粥赊酒度日,唯以脂砚斋托其块垒也。

由是谈及我成此书之道,实非谙世事,精人情,明事理所能得,反是因我不屑于此,虽屡受其害仍不悟,方能始终老眼不浊,前后将人生看破,才会有此遗世之“劳什子”。如若不然,仅凭我这身为八旗子弟的政治背景,外加一丁点点我随时抛弃的小机灵,即可振兴祖业:见爱于金銮宝殿之下;信步于王侯将相之间;威风于富豪名士之上。即便操法再次,也应是有良田美宅的几品官儿,有三妻四妾的公子哥儿了,岂但能有此闲情别趣记述劳心损命的石头之情事耶!

故言我良心之所言,则该言应如是:

世事洞明非学问,

人情练达无文章。

若后人尚于此有疑,当是我误人深矣,悲哉!

于是,我想:

是否能给美与丑、美与恶、真与假做做思想工作,让它们彼此都献出一点爱,大家紧密团结起来,世界不就变成了美好的明天?

是否能把愚昧与开化、专制与自由、贫困与富裕召集起来开个会,社会不就开始走向了文明、进步、幸福的大同世界了呢?

于是,我又想:

既然人都是喜新厌旧,嫌贫爱富的,可我看到许多又新又富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举止言行,为何还是五四时代以前的呢?

既然社会都走进信息时代,电子时代了,可我看到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只能忍受,不能抗拒的东西,为何还是刀耕火种,父父子子时代的呢?

随后,我终于明白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亦不变的前贤圣言了。

再随后,我终于不想了,也就不疯了。

说中国人不善于创新,似乎不是事实,至少不是现代的事实。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创新,还是颇有研究,颇有长处的。

略举两例为证。

据悉山东曲阜县境内,曾有一名泉,曰:“盗泉”。古之君子途径此地,宁渴死而不饮“盗泉”之水。可今之君子途径此地,则改其名曰:“爱泉”,而后狂饮之。

其二,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曾有一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小诗,自二十年代由鲁迅翻译介绍过来后,曾在青年中广为流传,产生过极大影响。

全诗如下: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然而,此诗流芳到后来,竟被需要者创新成了种种。

如以爱情至上的,则曰:

生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爱情故,

两者皆可抛。

如以保命要紧的,则曰:

自由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生命故,

两者皆可抛。

至于那些以金钱为人生目的的,则更是简单明白不过了,干脆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拿钱来!

如此等等,均无不表明中国人不是不善于创新,而是太善于创新了。以致世上无论再高尚,再美好的东西,只要对他有利可图,都能够被创新而为自己的不高尚,不美好之处所用,就象佛教在印度本是出家脱俗的,可一传入中国则被创新成可以娶妻生子,入乡随俗一般,从而使自己进步文明起来。

唯一不同的是这种创新,虽然人确是越创越聪明,越创越现代化了,但对国家民族,却是没有人问及了,悲呼!

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我曾记得教科书上是这样说的:

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有过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对此划分是否科学或接近科学,是历史家和哲学家的事,我无意于探讨,而仅此是根据我对人本身的认识和了解,试图从这一划分之中去寻找人的进步印迹。

由此我发现了人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其实是同步的,其过程是:

老实——聪明——狡猾

即原始社会的人,老实;

封建社会的人,聪明;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狡猾,如此而已。

然而,若问及我的这一小发现荒谬与否,我想回答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应该到处对人说:“谁还停留在老实阶段,谁就难于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生存!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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