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此文发表于一年前《多维》网，当时品潞刚去世。今天是品潞去世一周年祭，再次将此文登载《博讯网》，以纪念他。2005年三月九日〗
2004年3月9日，凌晨，经和纽约皇后区医院有关部门交涉，终于允许我进入病房见到赵品潞。赵品潞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正在给他输液和输氧。他太太张桂芬着急的不得了，不断地拍打赵品潞的额头，掐捏赵品潞的耳朵，想让他醒醒，说说话。只见赵品潞眼睛半睁着，眼珠和眼帘却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只能通过他艰难的呼吸，知道他还活着。他太太不停地唠叨：“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进医院之前还是清醒的，一会儿怎么就会不省人事了”。品潞是在10个小时之前因呼吸困难被急救车送进医院的。
两年以前，他就是在这个医院被诊断为晚期肺癌。3个月以前，病情开始恶化，最近一个多月来，吃和排泄都有困难，营养跟不上，体力也不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品潞在晚期肺癌病魔之下，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所以尽管他的情况开始恶化，我们还是没有想到，品潞会很快地离开我们。当然，当我看到他处于这种昏迷状态，我急于想从医生那里了解他的病情。当时已经是半夜凌晨了，医院不允许病人亲属之外的人进入病房。我被特例允许在那里看望品潞几分钟并被要求立刻离开病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马上走。我还是想见见医生，谈谈情况。我找到了负责他的护士，向她说出了赵品潞的身世。这位护士带着极为崇敬的心情为我联系接收赵品潞入院的医生，当得知位医生已经回家以后，她为我找来了值班的医生。值班的医生大略地介绍了品潞的病情。他的右肺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左肺也被癌细胞吞噬得差不多了。血压很低，他解释道，昏迷的状态可能是打了一点吗啡的作用，我问他，他会醒过来吗，医生说，有可能。我说，他能够回家吗？他说，不大可能。我问，他能够持续多久？他说，无法确定，这是一个印度医生，他说，他知道中国89年的事件，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临走时，他告诉我，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我久久地握着品潞的手，寻找他的脉搏，开始有点摸不着，当我摸到脉搏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他的脉搏是有力量的。同时护士也告诉我，品潞的状况是稳定的，所以我相信品潞不会马上走的。然而，10个小时以后，他还是不辞而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任何怨恨，没有痛苦。他在平静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是约在1989年5月22号在天安门西观礼台的工自联总部里认识赵品潞的。当时，我已经是工自联的法律顾问。然而，因为我在广场上活动比较多，在西观礼台呆得比较少，工人们不大认识我，不让我进工自联总部。后来，工人们找来一个壮实的年轻人跟我谈，当我说明情况后才让我进去。他就是赵品潞先生，可见他当时已经在工自联树立了很高的威望。晚上，在工自联筹委会开会的时候，赵品潞非常清楚地谈出了工自联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和联系。比如，他白天已经在北大和一个叫“首联会”联系上了，他的意见是工自联要和所有的这些组织保持联系。我对他的发言表态极为深刻，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和意志坚定的工人领袖人物。所有，在以后工自联章程的起草，讨论，和通过的过程中，我都和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征求他的意见。5月30日，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第一次独立的工会代表大会上，赵品潞当选为由5人组成的工自联常任委员会委员。在5月19日打出的第一面工人组织的旗号是“北京工人自治会”。在5月30日通过的章程上，其正式的名称定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六四”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6月8号发出的通告之中，中国政府将我们定为“北京工自联”仅次于中国政府称之为的“北京学自联。”当时，工自联的组织采用的是集体领导制度，没有设主席。韩东方是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工自联的组织是在5月19日凌晨，即在北京宣布戒严前10多个小时开始筹建的。工自联到6月4号被镇压为止总共存在了只有两个多星期。然而，它的影响却仅次于学自联，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脱颖而出。它的影响与其有效的组织分不开的。品潞对工自联的组建及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本人在六四之后就被投入了监狱。品潞则在中国的大地上逃匿了三年有余。我在1991年释放后，吃惊在北京一个工自联成员家里见到了赵品潞。当时他还在被通辑之中。他就在共产党警察的鼻子底下进行“串联”，可见其智慧和胆略。赵品潞在逃亡期间的经历，可以说比共产党的电影中描绘的地下工作者的经历还要惊险。
品潞从北京逃离后，辗转躲到了河北他太太的三婶家。品潞的哥哥从北京去看他，于是他就被钓上了线。一天，三婶看到了全副武装的两卡车军警直奔他家。三婶奔回家使劲的喊叫：“他大姐夫（她跟着孩子来称呼品潞），北京来人了，你快从后门走吧”。说着就扔给品潞一顶草帽，让他从她后屋经庄稼地跑了。这边军警找不到人，就直奔他下一个目标—他太太的表姐家。在穿越两边茂密的高粱地的土路上，这群军警碰见了一个带草帽的农民，他当时正蹲在地上系鞋带。军警们赶任务也就没有理睬这个农民。这个农民就是品潞。如果当时的军警们机灵一点，品潞的故事从那一刻始，就得重写了。品潞虽是逃脱掉了，可他的亲戚们却遭受了皮肉之苦和精神的折磨。他的三叔和三婶被关押，他太太姐夫家的两个孩子被军警们把屎都打出来了。这不是几十年前日本人打八路的故事，也不是国民党打共产党的故事。这是发生在“人民共和国”里人民子弟兵打人民的故事。
我们都说品潞为人豪爽，为世乐观。可他也在钱塘江观潮的地方几乎要投江。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可就在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地方，品潞却被前堵后追且禳中羞涩。他住在钱塘一个低级的旅馆里，没有钱付旅馆，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站在钱塘的潮水中，考虑是否再往前走下去。品潞没有走下去。因为他的事业还未完成，他的家人还等着他。他也幸运地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及时接济。品潞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两年后，他从天津“溜”回来北京，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我惊奇地在朋友家见到他的情景。赵品潞是1992年10月通过特别地渠道被接至香港。在这整个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是曾经爱慕他的师妹在他和他太太之间传递消息。品潞一生有苦涩，也有甜蜜。
在逃亡期间，中国政府一边追捕他，一边又以“死亡”的名义来处理品潞的民事利益。当初，中国什么都要发票证，有粮票，蛋票，肥皂票等。街道以“死亡”的名义将这些票据扣发。品潞的太太至今还保留着几张当时扣发票据的通知，上面注明扣发的理由“死亡”。当我看到这些票据时，我感慨万千，真想痛快地哭一场，为品潞哭，为我那愚昧和落后的祖国的历史哭。
品潞到达美国后，在法拉盛的金山超市卖过肉，在印刷厂搬运过纸筒，后来约几个朋友干起搬家的生意。论起搬家，可以说是谁也比不上他。他可以一个人将一个写字台或沙发从楼下扛到五楼，连“老外”都申出了舌头：“HOW COULD IT BE？”他就是这么个力大无比的人。同时他也揽一些装修的活。当他住在法拉盛“SMART”街的时候，他家经常有朋友光顾，几个搬家和做装修的弟兄就住在他家。他经常是在客厅里摆上一桌酒菜招待大家。吃完了他就睡在沙发上。有时也有些“流浪汉”到他家住和吃。他仍是乐呵呵的接待。可以说他家是“高朋满座”，“来往有白丁。”
创业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使品潞放弃他的政治理念。他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他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核心成员，也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地参与，使他被列入不得回国的名单中，也给了他在国内的亲属带来了许多麻烦。
品潞的父母承受了不仅来自品潞这个儿子的压力和痛苦，也承受了来自他们的小儿子的压力和痛苦。品潞的弟弟赵品拒也因为参与“动乱”被判刑13年。但他的父母坚强的顶过来了。他母亲的眼睛现已看不到东西了。但当你听到品潞的父亲讲述品潞母亲和警察们斗争的故事时，你会知道他的母亲不是一个微微弱弱者。1999年中国“50”大庆时，当地的警察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品潞要回大陆。于是紧张的不得了，国庆前派两个警察日夜守候在他父母家。他母亲也不甘示弱，拿出一盆水来就往警察身上泼。警察说你干吗往我身上泼水，他妈答道，你干吗挡我家的道。警察拿老太太也无可奈何。
风风雨雨的15年过去了。品潞的妻子和他的父母都顶过来来了。这一次，但愿他们还能顶得过去。
文章来源：李进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