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此文发表于一年前《多维》网,当时品潞刚去世。今天是品潞去世一周年祭,再次将此文登载《博讯网》,以纪念他。2005年三月九日〗

2004年3月9日,凌晨,经和纽约皇后区医院有关部门交涉,终于允许我进入病房见到赵品潞。赵品潞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正在给他输液和输氧。他太太张桂芬着急的不得了,不断地拍打赵品潞的额头,掐捏赵品潞的耳朵,想让他醒醒,说说话。只见赵品潞眼睛半睁着,眼珠和眼帘却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只能通过他艰难的呼吸,知道他还活着。他太太不停地唠叨:“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进医院之前还是清醒的,一会儿怎么就会不省人事了”。品潞是在10个小时之前因呼吸困难被急救车送进医院的。

两年以前,他就是在这个医院被诊断为晚期肺癌。3个月以前,病情开始恶化,最近一个多月来,吃和排泄都有困难,营养跟不上,体力也不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品潞在晚期肺癌病魔之下,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所以尽管他的情况开始恶化,我们还是没有想到,品潞会很快地离开我们。当然,当我看到他处于这种昏迷状态,我急于想从医生那里了解他的病情。当时已经是半夜凌晨了,医院不允许病人亲属之外的人进入病房。我被特例允许在那里看望品潞几分钟并被要求立刻离开病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马上走。我还是想见见医生,谈谈情况。我找到了负责他的护士,向她说出了赵品潞的身世。这位护士带着极为崇敬的心情为我联系接收赵品潞入院的医生,当得知位医生已经回家以后,她为我找来了值班的医生。值班的医生大略地介绍了品潞的病情。他的右肺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左肺也被癌细胞吞噬得差不多了。血压很低,他解释道,昏迷的状态可能是打了一点吗啡的作用,我问他,他会醒过来吗,医生说,有可能。我说,他能够回家吗?他说,不大可能。我问,他能够持续多久?他说,无法确定,这是一个印度医生,他说,他知道中国89年的事件,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临走时,他告诉我,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我久久地握着品潞的手,寻找他的脉搏,开始有点摸不着,当我摸到脉搏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他的脉搏是有力量的。同时护士也告诉我,品潞的状况是稳定的,所以我相信品潞不会马上走的。然而,10个小时以后,他还是不辞而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任何怨恨,没有痛苦。他在平静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是约在1989年5月22号在天安门西观礼台的工自联总部里认识赵品潞的。当时,我已经是工自联的法律顾问。然而,因为我在广场上活动比较多,在西观礼台呆得比较少,工人们不大认识我,不让我进工自联总部。后来,工人们找来一个壮实的年轻人跟我谈,当我说明情况后才让我进去。他就是赵品潞先生,可见他当时已经在工自联树立了很高的威望。晚上,在工自联筹委会开会的时候,赵品潞非常清楚地谈出了工自联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和联系。比如,他白天已经在北大和一个叫“首联会”联系上了,他的意见是工自联要和所有的这些组织保持联系。我对他的发言表态极为深刻,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和意志坚定的工人领袖人物。所有,在以后工自联章程的起草,讨论,和通过的过程中,我都和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征求他的意见。5月30日,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第一次独立的工会代表大会上,赵品潞当选为由5人组成的工自联常任委员会委员。在5月19日打出的第一面工人组织的旗号是“北京工人自治会”。在5月30日通过的章程上,其正式的名称定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六四”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6月8号发出的通告之中,中国政府将我们定为“北京工自联”仅次于中国政府称之为的“北京学自联。”当时,工自联的组织采用的是集体领导制度,没有设主席。韩东方是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工自联的组织是在5月19日凌晨,即在北京宣布戒严前10多个小时开始筹建的。工自联到6月4号被镇压为止总共存在了只有两个多星期。然而,它的影响却仅次于学自联,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脱颖而出。它的影响与其有效的组织分不开的。品潞对工自联的组建及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本人在六四之后就被投入了监狱。品潞则在中国的大地上逃匿了三年有余。我在1991年释放后,吃惊在北京一个工自联成员家里见到了赵品潞。当时他还在被通辑之中。他就在共产党警察的鼻子底下进行“串联”,可见其智慧和胆略。赵品潞在逃亡期间的经历,可以说比共产党的电影中描绘的地下工作者的经历还要惊险。

品潞从北京逃离后,辗转躲到了河北他太太的三婶家。品潞的哥哥从北京去看他,于是他就被钓上了线。一天,三婶看到了全副武装的两卡车军警直奔他家。三婶奔回家使劲的喊叫:“他大姐夫(她跟着孩子来称呼品潞),北京来人了,你快从后门走吧”。说着就扔给品潞一顶草帽,让他从她后屋经庄稼地跑了。这边军警找不到人,就直奔他下一个目标—他太太的表姐家。在穿越两边茂密的高粱地的土路上,这群军警碰见了一个带草帽的农民,他当时正蹲在地上系鞋带。军警们赶任务也就没有理睬这个农民。这个农民就是品潞。如果当时的军警们机灵一点,品潞的故事从那一刻始,就得重写了。品潞虽是逃脱掉了,可他的亲戚们却遭受了皮肉之苦和精神的折磨。他的三叔和三婶被关押,他太太姐夫家的两个孩子被军警们把屎都打出来了。这不是几十年前日本人打八路的故事,也不是国民党打共产党的故事。这是发生在“人民共和国”里人民子弟兵打人民的故事。

我们都说品潞为人豪爽,为世乐观。可他也在钱塘江观潮的地方几乎要投江。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可就在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地方,品潞却被前堵后追且禳中羞涩。他住在钱塘一个低级的旅馆里,没有钱付旅馆,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站在钱塘的潮水中,考虑是否再往前走下去。品潞没有走下去。因为他的事业还未完成,他的家人还等着他。他也幸运地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及时接济。品潞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两年后,他从天津“溜”回来北京,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我惊奇地在朋友家见到他的情景。赵品潞是1992年10月通过特别地渠道被接至香港。在这整个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是曾经爱慕他的师妹在他和他太太之间传递消息。品潞一生有苦涩,也有甜蜜。

在逃亡期间,中国政府一边追捕他,一边又以“死亡”的名义来处理品潞的民事利益。当初,中国什么都要发票证,有粮票,蛋票,肥皂票等。街道以“死亡”的名义将这些票据扣发。品潞的太太至今还保留着几张当时扣发票据的通知,上面注明扣发的理由“死亡”。当我看到这些票据时,我感慨万千,真想痛快地哭一场,为品潞哭,为我那愚昧和落后的祖国的历史哭。

品潞到达美国后,在法拉盛的金山超市卖过肉,在印刷厂搬运过纸筒,后来约几个朋友干起搬家的生意。论起搬家,可以说是谁也比不上他。他可以一个人将一个写字台或沙发从楼下扛到五楼,连“老外”都申出了舌头:“HOW COULD IT BE?”他就是这么个力大无比的人。同时他也揽一些装修的活。当他住在法拉盛“SMART”街的时候,他家经常有朋友光顾,几个搬家和做装修的弟兄就住在他家。他经常是在客厅里摆上一桌酒菜招待大家。吃完了他就睡在沙发上。有时也有些“流浪汉”到他家住和吃。他仍是乐呵呵的接待。可以说他家是“高朋满座”,“来往有白丁。”

创业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使品潞放弃他的政治理念。他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他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核心成员,也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地参与,使他被列入不得回国的名单中,也给了他在国内的亲属带来了许多麻烦。

品潞的父母承受了不仅来自品潞这个儿子的压力和痛苦,也承受了来自他们的小儿子的压力和痛苦。品潞的弟弟赵品拒也因为参与“动乱”被判刑13年。但他的父母坚强的顶过来了。他母亲的眼睛现已看不到东西了。但当你听到品潞的父亲讲述品潞母亲和警察们斗争的故事时,你会知道他的母亲不是一个微微弱弱者。1999年中国“50”大庆时,当地的警察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品潞要回大陆。于是紧张的不得了,国庆前派两个警察日夜守候在他父母家。他母亲也不甘示弱,拿出一盆水来就往警察身上泼。警察说你干吗往我身上泼水,他妈答道,你干吗挡我家的道。警察拿老太太也无可奈何。

风风雨雨的15年过去了。品潞的妻子和他的父母都顶过来来了。这一次,但愿他们还能顶得过去。

文章来源:李进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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