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9日到1991年4月22日

第一节 引言——自由即奴役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第十三章》

清晨,阳光和煦。列车将铺满朝霞的麦田分开,直奔南方。这是从北京开往南宁的第五次列车。虽然窗外的景色对我太熟悉了,但是我还是认真的观察和体会它。麦子换了几茬,但还是麦子,麦田周围的树木和房屋还是悄声而立。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我是在其中还是在其外,犹如一个外星人一样在观察和欣赏它。从列车的窗户上的玻璃看到了我,反观其身,吾身尚在,且在自由之中。幸之又幸,我又自由了。然而如此麻木,麻木的宠辱无惊。是否是早上的列车上播的新新闻使我如此的冷漠,这样苦苦的观察大自然?

这是1991年4月26日的清晨,我被关押了681天之后重获人身自由的第四个早上,等待着列车速到我的家乡汉口与家人团聚。早上列车第一次播音开始,播出的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听到“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共和国”的时候(去掉了“社会主义”),我开始清醒过来。接着广播播出江泽明的讲话:“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这两条新闻反差如此之大,使我若有所思,但又难以理成思绪。于是我的眼睛转向了窗外的大自然。

其实,这两条新闻并不使我吃惊。我在看守所里也能听到些广播和报纸,知道天下就是如此在变与不变之中。当我释放当天,当北京市检察院的警车将我从秦城监狱押往北京市分院宣布释放我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燕山脚下土地的芬芳,看到了中关村旁繁华街景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淡漠。我惊讶的不是将获得自由,不是回到大自然的宽慰,而是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欣喜和宽慰,我为什么没有拥抱大自然的热情。这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感觉。在火车上,在即将和我的家人见面之前,我仍然如此。

一位死于贫困的作家在其死后出名的一本书里留下的一句警言就是“自由即奴役”(奥威尔《1984年》)。反衍其句,“奴役即自由”也应当成立。当我身居在小小的监号里时,我自觉我的思想越过了铁栏,驰奔于天下。我是自由的。那么今天我身在自由的状况下,我的思想会不会处于奴役之下?人身而自由而有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这艰难的时候,物欲﹑爱情﹑家庭无不是枷锁,还有那功名利禄。是寄以吾身,还是以身寄天下?

列车不以我的思绪而继续向前奔驰。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见到家人了,特别思念儿子。两年了,我走的时候,儿子才5岁。那天公安抓我走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隐隐还可以听到他的惊吓的哭喊声。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会认出我来吗,还会喊声爸爸吗?还有,见到那么多亲人,我会哭出来吗?

思绪让我回到22个月前。1989年6月9日夜,我在武汉的家里被抓。6月12日,我被押送北京,我也是乘坐在这趟五次列车的姊妹车六号车上。让我们从1989年的血腥的6月说起吧。

第二节 “落入法网”

1989年6月2日,我从广场回到北大准备第二天的博士资格考试。我计划是6月3日考完试后,6月5日去北京市民政局登记工自联。我已经起草了北京工自联的章程,该章程也在5月31日获得工自联大会的通过。我计划按照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登记办法》予以登记。6月3日上午,有肖蔚云﹑罗豪才﹑龚祥瑞和吴撷英组成的北大宪法教研室给我考试。每个人问了几个问题。我顺利的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准备晚上再赶回广场。结果,广场的形势变的极为紧张,北大学生广播站播送了部队开始强行进入北京的消息。后又传出开枪了的消息。我骑着自行车往广场走,接近市区的时候走不通了。人们不停的往回倒流,有的车上拉着流血的人。人们情绪已经激奋到了极点,不停的呼喊:“共产党开枪了!法西斯!法西斯!”。我转到木樨地前面几条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街口已经堵住,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我撤回北大。我激愤之下写了几个号召人民起来的公告。那个时候,这几个文字的公告在枪声之下,显得毫无力气。

6月4日早上,我看到从广场撤回北大的同学。他们都有气无力,连愤怒都没有力气表达了。北大在校的同学们都忐忑不安,以为军队会开到北大。有些人开始离开校园。我还是没有离开,因为我不知道往哪儿走。6月6日,北大同学孙小宁见到我说“你还没有走”?在他的催促下,我从北京坐车到天津。是他用自行车从北大驮我到北京火车站。我们是走走停停,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才从北大赶到北京火车站。沿路到处是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我真是在枪林弹雨中离开北京。我得一辈子记住他。

我在天津的一个小旅馆过夜。天津的街头还有抗议军事屠杀的群众。我想,因为我在天津无亲无故,这是公安抓我的最好时机。结果我安然离开天津。这是麻痹我的一个因素。

6月8日,我顺利到达汉口。在江岸火车站,火车临时停车。我灵机一动,跳窗而下,然后穿过铁轨,离开了火车站。如果有人跟踪,这时也被我甩掉。这是麻痹我的第二个因素,使得我愚蠢的回到我的家。

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发出了通告,要“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自首。

6月9日夜,初夏的武汉,凄雨楚楚。公安破门而入我在政法学院的家,我在嘈杂声中惊醒,不到几分钟我就在枪口下被带到公安的面包车里。我好像是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子被带走的。我的70多岁的奶奶和我的妻儿都和我在一起。我的儿子刚过5岁生日。他们都在枪口之下,受到了惊吓。

我被带到在汉口宝丰路的的武汉市公安局拘留所。该拘留所和国民党留下来的著名的“模范监狱”连在一起,是其建筑群的一部分。监狱关押的是已决犯,由劳改局管理。市局七处即预审处的看守所关押未决犯。那个地方我在上大学前就去过,不过当时我是武汉市公安局九处的新刑警,去提审“犯人”的。我在一个小监号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提神,七处的预审员宣布对我实行收容审查。我拒绝签字,表示收容审查是违宪的。他们知道我的案子不是他们管辖,所以也不太认真。在审讯中,多少也能感到他们的一点点同情和理解。我让他们通知我家的人。好像他们通知了。因为在他们押我去北京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包衣服。我知道这是家里人送来的。拘留所管的都是市局处理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案子或别的要案。里面是小监号,两三个人。吃得是粗糙的没法子再粗糙的大米饭和包菜。“犯人们”吃完饭就做火柴盒,有定量,超额的每周有两块肥肉做奖赏。第二天,送饭来的时候,有个“犯人”碗里有两块肥肉,我碗里没有。我被告知,那是他做火柴盒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我也跟着做火柴盒,可是速度不及别人的一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看守所里的未决犯们,不同于监狱的已决犯。他们不是进行劳动改造。未决犯劳动的收入没有计划,也与国库没有关系,全部归入预审处的小金库。

我被抓的第二天,武汉的长江日报就在第一版醒目的报道,北京非法组织工自联头目被抓获。武汉当局大概是在报功。可是,亲人,朋友们,还有我的学生们,他们除了关心,就是感到骄傲。记住,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他们认为我是对的。他们都来安慰我的家人,其中有位从武汉市妇联的干部,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认识我们家。但还是不顾风险来到我父母家,安慰他们。

后来我知道,在抓我的当天,公安当局已经全面控制了我。他们在中南政法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指挥抓捕行动。他们不在白天动手,是怕惊动了学生。事后,校长和党委书记们,还有些处长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和同学,告诉我,他们真想告诉我情况,但苦于无机会。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就真是难得了。再次感谢

1989年6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将我从武汉押送北京。我是乘坐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六号车上。那天我是拖着鞋子(我被抓的时候是赤脚从床上带走的,后来家里人给我带双鞋子,看守所为了安全,将鞋扣子去掉),双手带上手铐,右手还挽着一包衣服。为了不至于引起别人注意,警察将我的外套脱下,盖在我的手铐上。碰巧在武昌火车站碰上了我过去中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也是同事,胖子李绥安。他看到我的情景,含着眼泪,立刻离开了。他一会而返回来,通过车站的公安将一听上等饮料交给押送我的警察,给我安慰。多么昂贵的饮料啊。可是,公安人员为了安全起见就是不给我喝那听饮料。他们还问我那个人是谁,他们怕饮料有毒,或我被劫持。我安全地被押到了北京,他们才放下一棵悬着的心,没有人劫持我。这是他们的职业,可以理解。可是对我来看,在这听饮料的背后,有友爱还有同情和支持。那位同学已经抱孙子了,退休了。他入学时已经30多岁了,他应当是46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红军。我这一辈子也还不起那听饮料了。

火车开往北京的路上,不停的下着雨。湖北下雨,河南下雨。河北也下雨。上天是有情的。押送我的那两个警察为了缓和气氛,对我非常客气。我也是装着大方,和他们坦坦而谈。但是,我心里一直琢磨着有没有机会逃跑。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消,我一直在设想跳车后如何,还有些电影的镜头从脑海里过过。可是历史没有给我任何机会,即便有,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抓住。在这种逃跑的幻想中,我们到了北京车站。

文章来源:李进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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