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以举国之力规划、实施大工程的做法,就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实验室或车间严密地管理、控制的思路。我们要摆脱社会工程的心态和做法尚需时日。

《国家的视角》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二版

493页,59.00元

詹姆斯·C.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早在七年前就出版了中译本第一版,今年第二版的发行说明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是巨大而持久的。该书的主题是“解释二十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特别契合中国的历史经验,虽然奇怪和遗憾的是,此书没有谈及中国的情况作为例证。

二十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的一大实验场所无疑是改革前的中国,缴付“学费”最高的也是中国。不过,我们从此书可以得知,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实施社会工程的国家,它的推行和失败范围很广,历时很长,支撑它的逻辑十分顽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相当诱人,因此,当我们借助此书把目光投向世界和历史时,会对它造成的悲剧有更深刻的理解。

斯科特提出,社会工程产生巨大灾害,源于以下四个因素的结合。第一,对自然、社会的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国家企图限制人群流动,人口易于统计、管理,人们的生活、行为都要规范化、标准化,使得政府和官员用征税、征兵的眼光来看是清晰的;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认为人类一定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从而征服自然,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第三,独裁主义国家,它有愿望有能力用强制权力使自己的计划成为现实;第四,公民社会软弱,无力抵制国家计划的强制施行。

社会工程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它的实施按照强制的力度还是可以分为两种。

可以让中国读者开阔眼界和得到参考借鉴的是,《国家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与中国迥异的条件下推行社会工程的故事。

社会工程的典范之一是建设极端现代主义的大城市,为此提供设计理念的人是勒布库西耶。为了达到形式上强烈的美感和视觉冲击,他对一座城市原有的环境与布局不屑一顾,要通过大拆大建达到整齐划一,几何学的简单、标准,体现权威、等级、中心,井然有序。

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体现了以上理念,整个城市在一块空地上从头兴建,住房、娱乐、工作、交通、公共管理在空间上是相互分开的,整座城市没有用作市民生活、交往、聚集、庆祝、示威的街道和广场,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广场空旷得像沙漠,毫无人气,周围全是政府机关,不具备居住、商业、娱乐等功能。为了促进集体生活,这里的居民楼呈完全相同的几何形状,形成方形居住区,每个方形居住区配备托儿所和小学,每四个正方区域配一所中学、电影院,等等。每家人的住所不带个人特征,整座城市的每一片区域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规划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建筑工人建起了临时住房并一直保卫自己的地盘,政府不是专制的,没有采取驱赶行动。结果,大多数巴西利亚居民并没有生活在事先规划的定居点上,不论是富人区还是穷人区都在复制传统的格局和生活方式,原来想要通过建一座新城来建立一种新生活的计划没有实现。

印度旁遮普邦的新首府昌迪加尔是另一个例子,其规划是城市朝线性方向发展,建筑则是巨型化。本来聚集人群和货物的集市变成了空旷无人的巨大广场,原本公众聚集的街头和十字路口变成宽阔的水泥路面,禁止各色小贩进入市中心,自发的活动大多被禁止。

坦桑尼亚在1973-1976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将全国大部分人口永久定居的运动——乌贾玛村庄(即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要把分散的农民搬迁进村庄,以便于管理、教育、合作、实施医疗,使用拖拉机耕作,以至于实现电气化。定居点的选择不是按照已有的生活、生产条件和习惯,而是由官员、专家根据自己想象的未来发展远景在地图上寻找“空白地点”。作物的种植按照统一命令,不执行定居计划的官员靠边站,不愿迁居的农民得不到应得的救济。党和政府实行强制时理直气壮:因为这是为了农民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过上富裕生活。

坦桑尼亚人不愿意进入国家计划的新村庄,那些地方干旱、不适宜耕作、缺乏柴草,人口的密集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对农民的抵制,政府动员警察和民兵强制拆迁,为了防止回流,搬空的房屋被烧毁。在三年之内,一千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的70%)搬了家,共同生活在七千多个村庄中。搬迁运动终于在农业产量下降和食品短缺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埃塞俄比亚学习坦桑尼亚大力推行强制村庄化,其指导思想也一样:分散居住的农民不可能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初计划要迁移三千三百万埃塞俄比亚农村人口,村庄的设计在首都作出,各地必须严格实施,不允许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以至于农民必须将已经建成的大房屋搬离一段距离,以便和其他建筑排在一条直线上。原来的房屋被拆掉,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建造:方形,有铁皮屋顶。私人商店、茶馆等被禁止,公众聚会只能在国有空间比如办公室、文化室中进行。移民以军事化的方式强制执行,伴随着饥饿、死刑、毁灭树林和歉收,最终引起造反和政权被推翻。

现代社会工程最早、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员,这是把普遍计划,在运输、原材料、价格、人员调配和社会控制各个方面做到极致和完满结合的典范,是工程师和计划专家发挥作用的顶峰时期。德国工业动员的成就给予列宁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生产社会化的最好形式。

有趣的是,斯科特这位美国教授似乎对列宁的重要著作《怎么办?》做过深入研究,他指出这部著作包含了列宁进行强制性社会工程的理论来源。列宁在《怎么办?》中使用了大量比喻来说明作为先锋队的党和群众的不同性质、作用及其关系:他们像教师和学生、军官和士兵,更像头脑和身体。从事革命或建设的党就像建造房屋的工匠一样,随时需要拉一根帮助找准砌石头位置的基准线,这根线相当于党的纲领和蓝图。

俄国从1929年起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这起因于两点考虑,一是方便从农村征集粮食,二是实现工业化的农业。列宁和斯大林都相信,现代农业应该是大规模的,规模越大越好,也应该是高度机械化的,要按照在工厂中行之有效的泰勒制来运作;还有,现代农业的耕作者不再是原来的农民,而是有高度技能和纪律的无产阶级。

兴办集体农庄在计划层面是乌托邦抽象的幻想,在实践层面是疯狂的不切实际的强迫命令。在乌拉尔的某县,十二个农学家足不出户制定规划,根本不作实地考察;在另一个地方,规划者将八万公顷土地分成三十二个相等的正方形,每个正方形两千五百公顷,每一个正方形就是一个集体农庄。正方形是在地图上画出来的,根本不管大地上的村庄、定居点、河流、小山、沼泽、人口分布等实际情况。

集体农庄把农村的传统、农民习惯的生活方式打得粉碎,小客栈、农村集市、教堂和本地磨坊都消失了,原来的地方新矗立的是集体农庄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学校,非国家的空间荡然无存。过去每个家庭决定种植、收获与出售,现在一切由国家说了算;过去农民是自耕农,现在他们要依赖国家提供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化肥和种子。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看,集体化的好处是国家可以控制每种作物的播种和收成,国家需要多少粮食、肉和奶制品,它就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变成对集体农场的指令。从国家计划人员的角度看,生产单一作物以及在生产中实行广泛而严格的劳动分工,对他们的行政管理是可取的,集体农庄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每个农场最好只生产一种作物。

很多集体农庄庄员感到,他们连沙皇在1861年解放农奴之后农民享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对生产劳动没有积极性,对当局消极抵抗。与此同时,这样集权的行政结构和这样计划的强制命令使得农业官员、农场领导也没有积极性、自主性,使得生产没有效率。苏联的农业是落后的,粮食产量还不如沙皇时代,政府要花大量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外汇从外国进口粮食。苏联的解体证明它的农业社会工程彻底失败了。

苏联的集体农庄化运动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相比可能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两国社会工程的广度、狂热程度和灾难性后果实在难分伯仲。中国人民接受的最伟大教导之一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人吃的苦大概只有自己清楚,像斯科特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都没有讨论中国的经验教训,怪不得现在西方学者中对于“中国模式”情有独钟者大有人在。所谓“中国模式”,按很多人的解释就是以举国之力规划、实施大工程的做法,就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实验室或车间严密地管理、控制的思路,就是想让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如蚂蚁、蜜蜂王国一般的企图。中国人要摆脱社会工程的心态和做法尚需时日。

本书译者在再版后记中指出,相对于对斯科特分析的高度赞扬,批评的声音比较弱。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斯科特用一种简单化来批评另一种简单化,把国家都说成是简单的,把基层社会都说成是复杂多样的,断言两者总是处于冲突中。我的批评与此类似但侧重点不同,我认为,斯科特在理论构思方面犯了他所批评的社会工程论者或极端现代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力图制造一个严密、完整、没有缺口的思想体系,他一开始是要描述、分析二十世纪某些政党、领袖把活生生的、充满自发活力和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当成可以实施工程的工场造成的失败和经验,但他的理论抱负太大,不加节制地要在最高层次进行概括和抽象,要把自己的观点发展成一套坚固、完整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书的理论和逻辑固然是圆融的,但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罅隙却随处可见。

被斯科特正当反对的社会工程是掌权者倡导和强制执行的,它离不开计划专家的设计与论证,但斯科特对社会工程的穷追猛打只集中于后者,他把火力倾泻在专家、科学家身上,把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和只有实践技能的群众截然对立,并把这种对立说成是善与恶的对立。更进一步,他把专家、科学家拥有的知识说成是抽象、无用的,真正管用的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知识。到最后,他干脆从古希腊说起,认为人类生活的进化史就是这两种知识对立、竞争的历史。

在《国家的视角》中有这样的话:“直到最近,农业上所有的进步实际上都来自于田间,而不是来自于工业和科学。”“解决农业问题的途径必须要从农田中,而不是从实验室中寻找。”这种看法是片面和偏激的,任何具有现代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现代生物学、农学的革命性进展与突破离不开实验室的工作、技术与知识,那些借助于高精尖仪器与设备的实验成果与大田作业绝非无关,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作者说:“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是专家及其机构争夺制度霸权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认为,许多农业专家对地方能力的有意识轻蔑是偏见,受过教育的、城市的、西方化的精英对农民是瞧不起的,农业专家声称他们是中立的技术家,对其结果毫无制度上的利害关系,我们不能被这种表面现象蒙蔽,实际上,专家与农民越平等,越不利于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这是赤裸裸的极端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以及过度的泛政治化。这种言论不值一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记得在那个“知识无用论”时代曾经泛滥全国的口号“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在那个时代,专家、知识分子被说成是依附于统治者的“臭老九”,而手上有茧、脚上沾了牛粪的农民才是革命和可靠的。

斯科特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他得自古希腊神话的“米提斯”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实际的、技巧性的、本土经验的知识,与理论性的知识相对立,当人们要学会开车、驾船、打拳等活动时,不是从书本上学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学。把人类知识区分为“是什么”和“怎么做”是能成立的,但他一味强调两种知识的对立,强调“米提斯”优越于正规科学知识就难以成立。举例来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各种奖项的知识不但对于认识世界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改善人类生活也是有用的。斯科特对两种知识的一褒一贬还表现在他用“地方性”、“当地民众的”来形容“米提斯”(这使人想起“实践出真知”这句政治正确的话,如果斯科特熟悉中国语境,他更应该说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知识”),而把另一种说成是“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的更一般和抽象的知识”。他的用意很明显,把一类知识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想暗示它与“人民群众”对立,与统治阶级有瓜葛,是空洞无用的。但这样的认定显然不成立,在现代社会,“米提斯”也可能甚至需要与国家机构发生关系,比如那些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寻求保护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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