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孟浪：
你们托黄峰转达的意思我知道了，能不能办好只有试试看。
我一直在民间边写作、边吹箫卖艺，同所谓的诗坛不通往来。两年前到北京，遇见过王家新和肖开愚，知道浮在上面的诗人们都把自己操作得挺好。他们早把国境线当作自家的门槛。89之后，先是草木皆兵，然后是草木皆商，进入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交媾。从精神上，诗人全死光了，或者说现在的诗人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阴谋家。倒是一些学人的文章写得愤世嫉俗，接近于诗。
不少人为自己寻得了“外国教父”。因为语言的隔阂致使中国文人在西方成名难。但谁要说他是中国的但丁、中国的艾略特或叶芝、里尔克，成名就要顺畅得多。这样，至少为吃汉语饭的汉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套用）方向。
近年来，前苏联被迫害的大师之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于是，俄籍教父、教母一天天多起来。因为，俄籍教父、教母们多半具有旧俄贵族血统，能使不少模仿者沾光高贵起来。
况且（除了索尔仁尼琴），这种美学姿态上的模仿，既有利于国际成名的炒作，又不需要冒任何风险。帕斯切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与当局的冲突，说穿了不过是个人的艺术原则、人生态度同国家主流文化的冲突。抽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这种冲突也是可模仿的。过去掉脑袋的事，今天谁都敢做，例如骂骂斯大林、毛泽东，听听《美国之音》等等。但对冲突的模仿，绝对有一个当权者能够容忍的尺度。国内许多令不了解中共文化策略的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而声名鹊起的文化人，就是按照这种“尺度”进行运作，或个人形象塑造的。这些人沾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光，把国内外、东西方的好处捞了个尽。象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等人，完全是按照公众人物或明星方式组装自己的。他们是大学里后现代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群众诗歌活动的嘉宾和主持人；在中央电视台或其它电台、电视台的读书里接受采访、普及诗歌；并且接二连三地出书、签名售书，并利 用传媒的宣传开作品讨论会。但就是这样的诗坛明星，还自印一些诗歌民间刊物，标榜自己是受压制、受迫害的一群。唐晓渡曾对我讲，他之所以要停掉《现代汉诗》，是因为上面的许多作品也能在公开的官方刊物上发表。
我曾读过刘丽安女士为刘丽安诗歌奖得主诗选写的序，感情很纯洁，趣味很纯粹，心地很善良。但老太太上当了。她出钱支助的人并不是她想象的那般清澈透明。
一位四处哭穷的诗人拿着她的钱，今天上海、明天黑龙江、后天广州，把飞机都坐腻了；而某人自写了代表作《帕斯切尔纳克》之后，就成天穿着帕氏长风衣，写自己在异国风景旅游点所面临的过客的悲愁、过客情怀与冥冥中的文化大师的对应；在精神旅游生活的另一面，这位中国的帕氏忙着与汉学家对话，在北京大学主持“中国魂”诗歌音乐朗诵会，成为殷之光等主旋律文化人与群众的桥梁。
在今天，没有比做诗人更厚颜无耻的了。但是《倾向》在接连几期里，让这些纯艺术家占了作品版面的上风。人们从中看不见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文化处境。这些人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死人中间写作，与中国的血腥现实没任何关系。
《倾向》登载这种作品，大陆的文学刊物也登载这种作品。而中共默认，甚至通过某些较宽松的文化节目肯定这种作品。因为让知识份子更加圈子化、书斋化、文化功能萎缩化，令其形不成一个阶层、一股势力，一种象以哈维尔为首的捷克知识界那样，从精神、人道的层面上关注全社会的对抗（至少是不合作）运动，是中共对文化的主要策略。
你尽可以个人化、更个人化，尽可以搞钱、搞女人、搞文学阴谋争得“历史地位”，只要你不与周边世界搅在一块就行。除了春节联欢晚会那种肤浅的歌功颂德，后改革时期的共产党最反感“诗言志”、“诗言情”。人人都要言志、言情，还要一党专制干嘛？遍地干柴烈火，统治者都不愿意谁再添乱。先锋诗人、作家能够在“6．4”过去几年之后迅速占据国内各大杂志，形成压倒优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局下意识欢迎文人多写老百姓看不懂的作品。
贝岭，你还在同北岛较劲吗？在我的《黑道》中，北岛只是匆匆过客。你是以现在的贝岭和《倾向》在同过去的北岛和《今天》较劲。现实和历史一旦错位，就容易混乱。许多随心所欲的翻案文章就在《倾向》主编的意识指向中乘虚而入。
其实，每个人只能活在自己的一段历史中。近读王希哲的《走向黑暗》，不禁将一系列民主老战士的思想历程串起来想，感到他们中大多数仍活在当年的历史定位里。刘宾雁曾感叹89学运中，知道魏京生、徐文立的人很少。刘把这种群众的无知归结为对民运领袖缺乏宣传，及国民民主意识的普遍淡漠。我认为这是监狱的隔离作用。狱中的魏京生只能活在自己的历史，或对历史的追忆、想象里。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能把个人苦难史拔高、夸大，涵盖整个时代，象毛泽东那样，剥夺掉成千上万人的历史存在，来构成个人永恒的强权。
现在魏京生声名远播，但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老百姓来说，民运也是一种活法，就象他们要终日奔波、养家糊口一样。他们不想过问魏京生的命运。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命运也说不准。话到此，你该明白北岛的故事在大陆已经褪色多年了吧。
贝岭、孟浪，你们都是活在今天的、生机勃勃的人，应该从纠缠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中解脱。哈维尔给了我如此信心。他走出自身的牢狱，写出了《无权势者的权力》、《致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成为捷克现实的代言人。不，他也是中国现实的代言人。因为，他描述的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现状，同89后的中国现状何其相似！“人民因恐惧，由对政治的失望转向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逐”。
还有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也是一位现实舞台上的杰出戏子。他的政治讽刺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突然死亡》正是从当时妇孺皆知的黑幕事件中提炼而出，并通过愤怒的笑声解构强权。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危机四伏的舞台更大，冲突更多。比如说监狱，我至今没看见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笔下的监狱比我的经历更撼动人心。许多人在处理监狱素材的同时，急于肯定自身的历史地位，不由自主地塑造某类形象；比如说陈希同事件；再比如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长城特殊钢公司的经济黑洞。此公司一年亏损几个亿，几万工人4个月不发工资，而公司经理一年有200多天不在单位，董事长是诗人，竟花公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品讨论会。还有下岗、股市、两极分化等等。谁要想做中国的达里奥，供他利用、提升的素材太丰富了。而这些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热点。他们对历史无所谓，却迫切需要现实的代言人。
专制社会要毁灭的是人类和种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已经受够了极左和极右的折腾。一个作家或哭、或笑、或冷眼旁观，总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或毁灭过程的见证人。贝岭、孟浪，我们的血已被抽干了！你们要象保存根子和血脉一样保存《倾向》。再别用血汗钱换来的版面去刊登那些可有可无的童话，象“一个金丝雀死了，全镇子的人都去为它送葬”之类。
好好活着。
你们的同行 廖亦武，2000年春节
文章来源：廖亦武作品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