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我看到了王逸舟博士,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当时,他正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内容大概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贵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博士面容带有一丝忧虑,在电视上四平八稳地讲叙着一些现象、理论、评述。我没在意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反正能够在我们的好政府严控下的媒体上言说,所说内容应当可想而知,再灵巧的百灵鸟一旦被在咽喉里缝上几针,大概也唱不出什么好听的歌来。因此,王博士讲了些什么实际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王博士坐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贵宾席上,他在言说,他有话语权。

我知道王博士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十七八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喜欢政治哲学理论的文学青年时,我在当时的《理论信息报》认识了王博士。那时,他是与他的老师苏绍智先生在一起做研究的。思想贫乏的我为博士所写出的那些论述全面精当倾向前瞻的文章所吸引,并且不能不为之叫好。我们的博士在以他卓著的理论才华在宣扬民主自由的理论呵,这真能不吸引人且让人尊敬呢。在专制的中国敢于大胆地言说民主追求自由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王博士就是这样了不起的理论新锐。后来,《理论信息报》停刊了,很多的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这其中包括王博士的老师苏绍智教授。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说的:“美丽的飞禽远逝,远走他乡。”看来,王博士应当也是一只美丽的飞禽,只是这只飞禽没有飞走,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王博士留了下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做着我的诗人之梦,写着我想写的那些文章。大概王博士后来一直在做着理论研究,并且因为一些研究成果或其它原因担任了官方的重要研究机构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因学问而致仕,王博士在大陆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仅有的一个。比如他的同姓的更为著名的王沪宁先生,已经官至很有影响力的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位置了。据说王沪宁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招牌式的政治理论:“三个代表”。

自从那次在电视上见到王逸舟博士之后,我不免又大发了一番感慨,请原谅我是一个好发感慨的人,这可能也是一个文人酸性的表现之一吧,好在我并不在意我的酸性。我发了一番什么感慨呢?我的感慨是象王逸舟这样有着可说是丰盛理论才华的学者也成了政府的一个话筒了,至少他在电视上讲着那些外交方面的评论的时候是一个话筒,无论他多么优秀,只要他站到那个讲台上,他就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就必然不能发出真正的自由之声,他所说所言就必然要被打上共产党专制话语的印记。我不怀疑王博士的才华与良知,他一定与某些无良的学者不一样,比如那个在悲惨的六四事件刚结束就急切地为中共作辩护的何新,王逸舟山博士一定是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位有品格的学者。可是,他在那一刻的形象在我的眼中不免变形。我当然不认为凡是在官方的媒体上露面发言的人们都应受指责,但是,在自由言说的量度很小的官方媒体上发言的人们,我们难以从他们的发言中听到金石般的真理之音也是事实,尤其是在涉及政治与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论中,我们更难发现真理的踪迹。由此,王博士在电视上讲评的行为只能更多地让人理解为一种职业行为,他在履行他的职业所要求他做的事情,他的职业要求他所说所言不能不符合官方的统一标准,而这已与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当做的相去很远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应以他对世界卓尔不凡的理解,以他的良知与知识服务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上的王博士是有些可怜。当然,或许我是说错了,或许,可怜的不是王博士而是我。谁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很多问题没有定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可怜的王博士并没有失去我的尊敬,我的质疑与怜悯始终指向那剥夺了人们自由言说权利的可恶的强盗体制。我相信,人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正是它正在沉重地压迫着中国与中国人民。

文章来源:川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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